近代中日維新變法之差異

06-02

近代中日都經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晚清維新派的變法因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之阻撓而最終歸於失敗，我們的近鄰，古稱扶桑或東瀛今稱日本領土不及我國十分之一的日本在一明治天皇為首的改新派的努力下，最終成功，學界自來對這個歷史問題縱說紛紜，雖然各大家的說法均有其難以駁倒的根據與理由，但晚輩斗膽也在此說一下自己的一些拙見，以博各方家一粲。

晚輩以為，若問二者成敗的主要原因應當有如下幾點：

（1）地理環境

（2）傳統思想，日本與中國對於吸納外來先進文化的態度尤其重要

（3）守舊派與改新派之間的力量對比，又尤其是兵權

（4）民族成分與結構，這個可以與第一個原因一起討論

（5）時代背景的不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原因雖然不能說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也應該是影響成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原因中為何沒有把中日當時的經濟與階級狀況列入其中呢，因為筆者認為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所謂的本民族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經濟從很大的意義上講尚未形成大的氣候，對於當時的時局並不能起多大的左右作用，充其量可以當作是潛在的後備力量來使用，但那都是在將來的事情，儘管階級與經濟狀況確實屬於左右歷史的根本力量之一，但是根據兩國當時的特殊性來講，把經濟與階級狀況當作共同的主要原因來討論的話就實在過於牽強。對於這個，我會在後面的文章中論及，此處不復贅言。

無法迴避的必然與偶然——中日變法先天條件之對比

從先天條件上講，中日變法成敗的原因之中，有一點根本就無法忽視，那就是中國那幅員遼闊的疆域和日本狹小的國土之間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竟然成了中國維新變法失敗而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看到這裡，也許就有人要問了，這中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么？我在這裡只能這麼說，不但有，而且相當之大。疆域的幅員遼闊那是歷史沿襲下來由一個個偶然的因素而組合起來的必然，說起來根本就不能算是原因，只能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向心裡相當大，歷經千年的洗禮，依然還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可問題也就出在這裡了。日本國土狹小，民族成分相對單一，國內的矛盾基本上只有個可憐的下層貧苦人民和封建領主之間的矛盾而已，雖然在變法之前經由美國培里艦隊叩關而被迫打開國門從而和各列強簽訂了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但損害一時還顯現不出來，而且這些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壓力經由封建領主自然而然地就加到了處於下層的農民身上，在那民智未開的時代，站在那時的角度，又有幾個人能夠明確地看到這些壓力的根源，那些封建領主就很不幸地當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替罪羊，從而更加激化了下層人民與封建領主之間的矛盾，反過來說西方列強實際上是充當了為後來明治維新開路的工具了。尤其是其中的民族成分單一和疆域狹小的先天條件更是當時的中國無法相比的優勢條件，為什麼呢？這個就是我下面要講的問題

當我們反觀中國當時的狀況就可以發現這些個問題，首先，滿清王室乃是以少數民族趁明王朝內部變亂而入主中原的，皇太極曾說：「我大清之所以能得天下，非賴他力，實得之於闖賊！」闖賊也就是明末的農民領袖李自成，可見其統治基礎並不那麼穩固，自順治而至康乾盛世以降，民間的反清活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天理教和天地會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兩個組織，既然在清朝盛世的狀況下都不穩固，更何況是在風雨飄搖的晚清？以少數的滿人統治著占絕大多數的漢人，怎麼看都不會說這個國家基礎是穩固的，更不用說清朝一直以來的重滿輕漢的民族壓迫政策了，漢人會服那才叫做奇怪。這個還不止，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生活著的何止區區兩個民族，現在都有56個民族，那個時候的民族關係之複雜那是難以想像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與打算，利益的衝突就成為必然，漢人的反清復明的口號可是響透了半邊天啊。如此複雜尖銳的利益衝突很難想像變法會順利，僅僅憑几個知識分子的奔走呼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這個是不言而喻的。在晚清維新變法之時，光緒帝所使用的主要人物之中，我倒看不出來誰不是漢人，這樣自前代以來所積壓的民族矛盾自然而然的就會出來作怪，其他各民族對這個或者說不知道，或者是持觀望態度，對於那些維新志士的最後下場這個時候都已經昭然若揭了，如此一來，只要一變法，不可迴避的就會冒出滿漢矛盾，身為統治階級的滿清皇族自然不樂意了，而且就算變法成功那康梁的處境同樣堪憂，因為誰叫他們是漢人？日本變法這個民族矛盾這個關口就根本不必考慮，變了統治者也還是大和民族的，沒什麼兩樣。

其二，中國遼闊的疆域自然也就意味著遼闊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日本是島國，能有多大市場，誰會放著西瓜不要去撿芝麻呢，說中國是日本的擋箭牌從這點上講也還真的沒什麼反駁的餘地，只能說誰叫中國幾千年積累的財富那麼多，國土又那麼大呢，無奈的偶然和必然，偶然的幅員遼闊，然後必然的富裕；偶然的落後，那就必然挨打。日本偶然地那麼小，必然沒中國的財富多，列強搜刮一下也沒什麼油水，轉手就來收拾有錢的了。而且從歷史事實上看，美國等國只是在對付完中國後順便到日本溜達的，剛簽訂完幾個不平等條約後就開始忙於自己的工業革命再加上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鬧得不可開交，誰還來顧及它小日本，也正是它小，那它才有優勢，這邊不是還有個中國做榜樣么？中國大嘛，正好拿來做商品銷售市場和廉價的原料產地。伊藤博文在看了鴉片戰爭後的上海後不是給本國天皇寫信叫「萬萬提防我國亦遭同等事例」么？

其三，日本是島國，戰略迴旋餘地不大，只要政府真心想要保衛國土，那麼日本那多山的地形的特徵就成了天然的堡壘，再加日本人天生的好戰，打敗外來的侵略在當時是相當可能的，因為地形複雜，不便於兵力的展開，且氣候潮濕多雨，列強的火器並不那麼容易發揮威力，在有艦炮支援的狀況下還好，但一失去了這個支援只怕那些侵略者就只能看著漫天的忍者而徒呼負負了，後來日本剛剛變法完成國立並沒有多大變化的時候那些列強不是干涉過么，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因而日本那奇特的多山的地形就成了鞏固維新成果的天然堡壘。而中國就不同了，海岸線漫長也就罷了，偏偏一登陸就一馬平川，無遮無擋的，而且風和日麗正好發揮火器的長處，這個還不要緊，但是登陸就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區，那就了不得了，沒錢那政府還打什麼仗來？那些列強不就是為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來得么？正好了，想怎麼搶怎麼搶。要武裝干涉變法，那簡直比什麼都容易。

只能說一句，豬羊肥大了還真的不是什麼好兆頭，小也有小的好處，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而且還是落後的文明大國，這個本來只是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所促成，但是也成了挨打的勾頭，「日本國小，人少，資源少」那挨打自然也就沒那麼重，好比是同樣是被搶劫被搶了一百萬的和被搶了一千的看起來都是被搶劫了但損失卻不能同日而語一樣。

傳統對傳統，時機對時機的尷尬 ——中日變法成敗背景的對比

時機背景指的有兩個，一個是國際環境背景，一個是本國政治經濟背景。先說國際背景。

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正是處於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風潮風起雲湧的時候，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印度民族大起義等等鬧得列強是手忙腳亂，誰還會來注意在中國東部海中的小日本，而列強聯手鎮壓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等於是為明治維新當了擋箭牌，好了，這個時機簡直絕妙，又沒有誰來干涉，等列強幹涉的時候已經是既成事實且政府也決心反抗侵略，打未必打得過，就算打過了也沒什麼賺的，試想二戰的時候盟軍要準備攻入日本本土預想的傷亡率居然高達100萬的數字，而明治維新的時候可沒有什麼原子彈來扔，在搶灘登陸的戰役中有個奇特的1：10的法則，也就是海灘上有一個人防守的話，那麼往往十個人之中只能有一個人可以登陸，當時的列強想必也拿不出那麼多人來，自然就不了了之（當時的日軍基本完成近代化，擁有著相當的先進武器），而中國就不同了，那個時候的列強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誰會願意看到多出一個強勁的對手來和自己搶飯碗呢，一個如此古老文明的大國一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來說的話，無疑將是一場災難，干涉中國的變法那就成了必然，這下子中國那些未成氣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就不僅僅是本國守舊勢力了，那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干涉，相信就算那個時候的民族資產階級再怎麼強大，最後也是會失敗的吧。

其二國內：同中國比較，日本本國的矛盾主要是被激化了的下層民眾與封建領主間的矛盾，而最大的領主相反不是最高統治者天皇，而是大權獨攬的幕府將軍，在日本，天皇就是神，神當然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那麼錯誤的是誰呢？自然就是那些個幕府將軍了，因而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幕府將軍而非天皇，反倒是相當擁護天皇，希望在組成一個以天皇為首的政府，推翻幕府的統治，而其中那些掌握地方兵權的大名為最，因為幕府與列強簽訂了系列的不平等的條約，導致外國商品大量湧入日本的市場，擠垮了當地的手工業，這麼以來那些地方藩主就成了直接受害者，因為他們靠的就是這些來維持自己的奢靡生活，更加不說那些已經有所資產階級化的大名了，對幕府將軍更是憤恨，在尖銳的利益衝突下，大名們開始帶兵造反了，而且在造反之前還得到天皇密詔，討伐幕府，如此，那倒真成了「造反有理」了。注意有一點，以那些大名為首的革新派手中是掌握著兵權的，毛主席說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個是中國的維新派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的維新派手中根本就沒有一兵一卒的軍權，只有個有名無實的皇帝，一聽說慈禧太后要到天津閱兵就整日惶惶，最後還不得不跑去找那個並不可靠的袁世凱，結果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刑場。二者相較，雖不同者多，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二者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為了爭奪最高統治權所發生的爭鬥，雖然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帶上了新舊交替的特徵，但是還不能就說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交鋒，而把兩國當時的政治原因考慮進去的話，也只能說是改新派實力基礎是否厚實和誰的實力更加強橫一些而已，雖然土地問題，自然經濟的被衝擊等問題確實很重要，但是完全可以把它叢屬於利益衝突尖銳的矛盾之下，英國曾經有個首相叫做本傑明·迪斯雷利說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只要自身根本利益受到衝擊的時候，誰都會想到保護自己的利益，中國的維新變法如此，日本明治維新同樣如此，這兩次變法日本之所以成功，那就是因為日本的改新派手中握有相當的武裝力量，而中國維新派有的只是那個虛飄飄的皇帝和幾個名不副實的頭銜而已，在面對頑固派強大的武力的時候，根本找不到維持自身的手段，不失敗那才叫奇怪。

其三：兩國的傳統尤其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上，那簡直就不是一個世界的，日本文化是一種相當奇特的文化，因為他們本民族的風格文化幾乎被他們所吸收的外來文化給淹沒盡凈，不留痕迹，但也促成了這個文化的優勢特徵，不以敗為恥，將吸收外來文化又特別是強者的文化視做理所當然的餓事情，如經歷了白江口之戰領教了唐朝的厲害之後，立即與唐朝修好，並派遣留學生幾十次，全面學習唐朝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軍事，科技等等，，有了這個傳統，在近代敗於各歐洲列強後便派遣大量留學生前往歐洲取經，並如獲至寶地以歐洲政治經濟制度，軍事，科技來改造自己的國家，甚至連風俗習慣都照搬過來消化。也就是說，管你什麼制度，只要能夠讓國家富強，我就吸收，這和當年的遣唐使遣隋使何其相似，而且還是有區別地吸收，否則明治天皇時期天皇權利的極度膨脹就無法理解了。中國就不同了，幾千年的華夷觀念蒙蔽了統治者的雙眼，還在那裡做天朝上國的迷夢，極度地排外，就連到了後來洋務運動的時候，大學士倭仁都還在高唱：「以忠信為甲胄，以禮儀為干擼」來抵禦外侮，虛驕自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特別是放不下那天朝上國的架子，其實這個也很好理解，當某人一天被自己一直蔑視的人打倒的時候，和這個狀態幾乎一樣，如此一來，維新變法想不失敗都難，因為維新變法的內容盡皆學自「外夷」。還有那脫離了群眾的說法我覺得也不妥，那個時候的維新派，應該說他們不是不想發動群眾，而是根本就不知道群眾為何物

思考

綜上所述，中日維新一成一敗固然有著不可抗拒的原因，但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深思，尤其是在這場變法之中，兵權那左右全局的力量可以說是觸目驚心，如果說什麼是直接導致這兩場變法一成一敗的話，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兵權。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無論是在第一部分的先天條件中，還是第二部分的背景之中，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是左右之力，對付頑固派維新派因為無兵無權，最後落得個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日本的改新派因為兵力雄厚，很輕易地就取得了勝利並藉此擊退了外來得干涉，由此可見，軍隊的重要，也只有擁有了強大的軍隊，才能夠真正為變革提供堅實的後盾。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是中日變法失敗的原因乃是因為二者一個掌握有相當的軍隊而一個根本沒有，於是在應對守舊勢力的進攻之下，一個從容應付一個手足無措，而其他的所有原因最終都要體現到這個上面來，畢竟在對付守舊勢力的進攻之時，槍杆子才是道理。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陞官之路。

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2。戊戌變法和之後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壞(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一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一下我的理由：

至於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這個是教科書的標準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裡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戍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后鎮壓的，慈禧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即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

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血腥政變」的惡果。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有功無過。慈禧當時要是真的要象武則天哪樣有野心，慈禧為什麼後來不稱帝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已經被醜化的不能再醜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在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這裡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的什麼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他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他國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無所謂好壞來評價他們的侵略行為。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採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制中國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制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持續下去。西方對中國的抑制和中國性封，性資或者性社無關的。而日本土地面積小，再怎麼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個強大的日本控制中國的發展。

明治維新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而百日維新卻是失敗的。那麼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了，百日維新又為什麼失敗了？對於這個問題現在的研究總體上有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建構趨向」，所謂「建構趨向」，就是說對這兩個改革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解釋。百日維新我們比較熟悉，它為什麼失敗，大家都說是因為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太大，再一個就是袁世凱背叛了改革派。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袁世凱換作別人的話改革結果也許就不一樣了。這是典型的對百日維新的建構性解釋。所謂建構性解釋就是說有一個明確的解釋。對於明治維新也有一些建構性解釋，說到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好多人認為是因為志士的支持，當時有好多年輕人，過去的武士不怕殺頭，為了現代化奔走，因為他們的努力明治維新成功了。

另外一些學者的趨向我把它稱為「解構趨向」。在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很多當代學者對它們的解釋。解構性解釋就是不對明治維新和百日維新做單一，明確的解釋，一個作者就說它是一個謎。比如說對明治維新來說，有一個現代學者認為它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德川幕府的時候，日本的現代化就已經開始了。另外就是當時民眾的造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究竟是怎樣成功的，不知道，有好多原因，它的結果就是一個謎。這些東西也許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對於百日維新也有很多這樣的解釋，比如說有的學者認為慈禧並不是反對改革，光緒對改革的態度也是支持的，他的意思就是光緒其實並沒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康有為這些人其實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最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沒有一個準確的結論。這是一個解構性的趨向。好多人也認為康有為當時的所作所為是要搞西方化，有一個學者就說其實並不是這樣。解構性趨向的研究的好處是把那些建構性趨向的不完全的一面講了出來，不好的地方是沒有什麼解釋，究竟百日維新失敗是為什麼，沒有什麼解釋。

我這篇文章試圖做出一些貢獻。百日維新和明治維新這些大事的起因必定是多層面的，西方的典型研究方式是每個人從某一方面做一解釋。我這篇文章比這還要多一點，我試圖從方法論上來有所不同。現在對於明治維新和百日維新的解釋大部分都是由歷史學家做出來的。他們用的都是歷史方法。而我是一個政治學家，對政治學的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比較熟悉。我在這裡用了其中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其實比較老了，是19世紀穆勒首先提出來的，當代有些社會學家又把它做得更精一些了。他這些方法用的是些反例。而且這個反例還有所不同，比如說拿明治維新和百日維新比，這兩個例子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只有在一個關鍵的方面非常不同。我在這篇文章里就用了這種方法，我希望我的文章和以往的歷史學家做的稍微有點不同。不單是提出了另外一種說法，而且在方法論上還有所不同。

我覺得在這兩個改革裡邊最不同的就是它們的政治策略以及導致這些政治策略的哲學思想很不同，而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因為中國和日本是兩個非西方國家，在19世紀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同時也面臨著現代化的任務，所以共同點很多。兩國都是非現代化國家，在列強的刺激下要搞現代化，這是兩個國家基本的共同點。從兩國當時面臨的任務上來講也非常相似，都是要搞現代化，要抵禦列強。不同點則在於所採用的政治策略不同，而政治策略的不同又是由於深層次的文化和哲學觀的不同造成的。這就是我的這篇文章想說明的問題。這是第一部分，歷史背景，共同點就是動員國家資源，抵抗列強。

從這兩個國家當時的社會結構上來講還有一些不同，不同點在於當時日本的社會結構被好多歷史學家稱作封建的社會結構，而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我更傾向於認為是一種大一統的社會結構。所以從社會結構上來看雖然兩個國家都不是現代化的社會結構這點是相同的，但是也還是有一些區別的。中國的社會結構為什麼說是大一統呢？它跟封建的還不太一樣。在日本中央政權的力量有限，而且沒有一個很強的全國性的官方意識形態。而中國不僅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而且還有一個由儒生組成的官僚體系。在這個背景下兩個國家開始了改革。

第二部分，從日本的總策略上來講，我把它叫做慢三步。都是三步，中國也是三步，但是這兩個三步的順序正好相反。日本的慢三步是怎麼回事呢？日本當時的社會精英，特別是以福澤為代表的這些人認為搞現代化絕對不能性急。他們的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變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談到政治改革，最後才搞別的東西。當時從主觀上來講，不光是福澤這麼想，而且其他的主要知識分子，包括官方領導層也比較同意這種做法。當時日本的領導人對這個改革極沒有信心，所以認為一定不能性急。於是採用了慢三步。而中國從總的策略上來講是快三步，急於求成。第一步先搞技術，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們想要馬上能見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馬上見效，所以先買進大炮，建現代化工廠。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實際上失敗了，中日甲午戰爭時中國北洋水師的艦船總噸位比日本差不多，但是戰爭失敗了。所以說技術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才開始政治改革，百日維新失敗以後，20世紀初才開始了新文化運動。這就是快三步。從改革總策略上來講和日本是不一樣的，一個是快三步，一個是慢三步。從具體策略上來講日本也是慢、緩，福澤說過：「我不贊成儘快的搞憲政，現在老百姓的覺悟達不到。」他覺得急於求成只能適得其反。福澤的這種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學界，日本的官方大體上也是這麼想的，對改革極沒有信心。在這裡我想談一點有關的題外話。美國革命時期的領導人的心態和日本明治維新時領導人的心態差不多，像華盛頓這些人當時對美國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極沒有信心，想過來想過去，這樣行不行，那樣行不行，這是他們的共同點。但是結果是明治維新成功了，美國革命也成功了。我覺得這裡邊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中國正相反，在剛開始的時候是不願意改，一旦改革起來大家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為對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緒也一樣。當時在百日維新的時候改革派提供了200多條建議，其中採用了100多條。康有為說：「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這種說法應該說已經很極端了。但是當時大部分人都認為康有為並不屬於激進派，還很保守，也就是說有很多人比康有為還要急。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報紙《志林新報》比較明治維新和百日維新，就認為百日維新這些人的改革是很極端的，中國改革派的這種激進在當時使得整個世界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維新根本就沒辦法和百日維新比。中國人的這種激進不光是在當時被注意到了，到了當代日本人也認為中國人的性子比較急。這是一個當代日本作家說的：「中國民族和我們日本民族很不一樣，他們干任何事情很有能量，一旦幹起來任何人都擋不住。中國人乾的任何事情都很極端。」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目標，一個階段，一個決策，就是西方化。當時以福澤為代表的知識界也知道西方社會有西方社會的問題，並不是完美的。但是當時日本改革就一個目的—西方化。而中國當時是兩個階段，這個很清楚地反映在了康有為的著作裡邊。在中國第一階段的改革和日本差不多，學習西方的東西，但是當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中國知識界都知道第一個階段改革根本就不夠，實行第一個階段改革的目的是要實行第二個階段改革。第二階段改革是要達到世界大同。從這點上中國和日本當時是很不一樣的。當代中國的政治裡邊也有階段論的問題。在50年代中國的領導人就意識到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步是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1956年寫的《論十大關係》，裡邊寫得比較清楚，民主革命是一個比較長的階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我們都知道兩年以後就搞起了集體化、大躍進。我覺得這時候提出的兩個階段和百日維新時的兩個階段有相通的地方。

後來改革出現了問題就是因為對兩個階段的分界線的認識有問題。百日維新的時候就是因為對第一個階段在哪停，第二個階段在哪開始的問題模糊了，所以才搞得不太好。中國政府在50年代走了一些彎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兩個階段的分界不清楚。歷史有時候會出現驚人的相似。關於總策略快三步慢三步的問題歷史經常會出現重複，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也走了一個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剛開始的時候，先引進西方技術，然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政治改革以後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問題，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快三步又重複了一下。晚清的時候走了一個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個快三步，歷史經常是相通的。這是不是和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一些關係呢？

第三部分，哲學理念。為什麼兩國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會採取不同的方式呢？我覺得這跟兩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哲學理念有些關係。總的來講，日本當時的主導思想很簡單就是救日本，而中國不僅是想救中國，而且要救世界。這是一個根本的區別。首先，中國的大同世界觀。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和中國古代的《禮記》裡邊的大同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國深層的政治文化跟中國的改革是有關係的。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是在世界範圍內要消除國界、消除家界以達到世界大同。有很多人對當時康有為有大同思想很不理解，西方學者包括一些中國學者都很不理解，當時中國情況那麼差，國家危亡，還提出了什麼大同世界。但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中國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甚至政治精英都同意這種大同思想。這裡邊包括孫中山，他的三民主義也是這麼回事。

但是日本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福澤當時說過：「中國這個民族很可憐，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負過中國人，但是中國人反過來對人家還是那麼好。日本千萬不能學中國。」看到福澤這段話，使我想起二戰後中國乾的一些事情。二戰的時候日本佔領了中國和其他的一些亞洲國家。戰後中國是亞洲唯一沒有從日本得到任何戰爭賠款的國家。這不光是指北京政府，同時還包括了台北政府。北京政府方面當時周恩來總理說，中日兩國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戰爭賠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這麼說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以德報怨。日本人欺負了我們，但是我們不記仇，我們反而會對你好，中國是亞洲國家中唯一一個這麼做的。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賠款，只有中國沒有，而且是主動放棄的。這個問題我在美國、在西方也經常講，當時人家都認為中國政府放棄賠款是因為策略上的原因。我的一個對中國不了解美國同事甚至講，中國人沒有要對日賠款是因為太忙了，共產黨和國民黨正忙著互相廝殺，沒有工夫去要戰爭賠款。也就是說在西方沒有人是按照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解釋去接受的，沒有人相信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話。政治學家則認為當時70年代中國不要戰爭賠款是想利用日本。所以說中國政府這種做法只有中國人能理解，西方人沒辦法理解。日本人就沒有這種大同思想。福澤也說千萬不能學中國。

另外從哲學觀上還有一點不同是，中國人有一種一元論思想。中國人的意識形態里認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個源泉，一個根源。也就是說有一個真理。與此相應的權力也有一個，持有真理就應該有權力。而從福澤的作品裡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沒有這種一元論的思想。福澤講：「日本的歷史跟中國不太一樣，人們害怕有權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們並不怕。」意思就是說，人們尊敬天皇但是並不害怕天皇，天皇並沒有權力。人們害怕的是將軍們，但是將軍們並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說在領導層裡邊，有的領導人令人害怕，有的領導人被人尊敬，而沒有什麼領導人是人們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說不是一元思想。而中國不是這樣，作為領導人必須是讓人既尊敬又害怕。我覺得這跟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有關係。中國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樣。日本天皇沒有權力。而中國的皇帝不僅代表了權力，而且代表了真理，一個好的皇帝既要讓人尊敬也要讓人害怕。而這種文化在日本是沒有的。

還有一點，日本古代從中國學到了好多東西，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它沒有學到，就是科舉考試。中國的科舉考試，不管你出身多麼貧寒，你只要熟讀經書，文章寫得好，照樣可以當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鮮恐怕只有貴族才被允許。也就是說中國有這種民粹思想，中國的貴族概念和日本、西方的貴族概念都不太一樣，中國的貴族是指皇帝的近親，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西方，貴族是一個社會層。從康有為和中國其他的知識分子的言論裡邊，看不到對老百姓的貶低。而在日本，福澤這些人的文章里，對老百姓的貶低是顯而易見的，認為「絕對不能對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氣」。當時就是「表揚政府，貶低人民」。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區別。在這裡我想到了當代中國政治的一些東西，比如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麼發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哪些事情？挨斗的是哪些人？在台下喊口號的又是哪些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事情。蘇聯就沒有文化大革命。還有大躍進，發動全國人民大鍊鋼鐵，文化大革命則是發動全國人民去批評領導，這些是不是和中國深層次的文化有一些關聯呢？蘇聯當時的社會結構、社會狀況和中國是差不多的，但是蘇聯就從來沒有過文化大革命，也沒有過大躍進。

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言論裡邊，還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觀念。不管說什麼都是道德。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澤為代表的這些人道德中心論並不嚴重，他們認為道德這種東西沒什麼用處。用不著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冠冕堂皇的包裝一下。

另外關於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從他們的言論里可以看出，在日本基本上是一種精英政治，認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里，沒有對老百姓的貶低。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點關係，孟子認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後的才是君主。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以福澤為代表的這些人對西方的理性比較重視，對實證科學和經驗主義都是大加讚賞。而從康有為這些人的著作中，卻似乎還是延續著儒家的一種思維方式。李澤厚就講過：「中國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康有為這些人是繼承了這種思維方式。福澤這些人卻是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想和經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