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現代中國文化確立了「立人」方向

　　魯迅為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立人」的價值方向，目的就是要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精神。

　　在中國國力日漸強盛的今天，他正是未來中國文化發展亟需的源頭活水，為一個在新的起點上建設自身新文化傳統的中國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今年是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今天為什麼還要紀念魯迅？我們覺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魯迅以他的文學和思想成就，構建成一座屹立東方、映照世界的文化歷史坐標。

　　130年前，魯迅誕生在浙江紹興，那是一個「風雨如磐」的時代。魯迅在世的50餘年，正是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過渡時期。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不止是民族的存亡，還有文化的更新和文明的延續。魯迅參與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現代中國面對危機所做出的有力回應。「五四」運動不止是一場喚醒國人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是一場新文化、新思想、新倫理運動，它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化的基石，決定了現代中國文化的走向。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的成績和影響最為卓著。魯迅是新文學的奠基者，他創作了現代中國第一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第一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文獻《中國小說史略》。他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阿Q、孔乙己、祥林嫂、閏土等「老中國的兒女」為國人耳熟能詳。他還獨創了呼籲和論戰性的雜文，並將其發展成一種光彩奪目的文體。而在文學成就之外，魯迅「以筆為旗」，參與到當時的國民革命與思想革命當中，用文學啟蒙大眾，用文學批判社會不公，感召了許許多多的進步青年。

　　在《吶喊》出版之後，魯迅就已經確立了在中國文化界的權威地位，被稱為當時「中國文學界第一人」。1927年，茅盾在《吶喊》、《彷徨》出版後不久就明確指出，魯迅刻畫的阿Q等「老中國的兒女」能夠使讀者看到自己的影子，從中開出反省的道路，從而塑造中國人的精神。1937年，毛澤東發表《論魯迅精神》，稱魯迅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首先是一個偉大的啟蒙者。魯迅的摯友許壽裳曾經說到，他們一起在日本留學時，經常談論三個相關的大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後來就體現在魯迅創造的文學世界中。《狂人日記》發出了憂憤深廣的吶喊，對中國歷史作出了驚人的批判，震動了中國的知識界，也震動了普通的中國民眾。《阿Q正傳》致力於改變中國人精神，沉迷於「精神勝利法」的阿Q，探討的正是中國國民性及其病根的問題。《〈吶喊〉自序》中所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這種看法，是「五四」一代新文化人的共識，也是他們致力于思想革命的動因。他們張揚個性解放，提倡人道主義，正如魯迅所說，是要把一個「沙聚之國」變成一個「人國」。

　　魯迅為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立人」的價值方向，目的就是要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精神。魯迅呼籲「真的人」，批判傳統文化中「瞞和騙」的痼疾，他的「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就是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具有充分自覺與自我意識的主體，由此才能達到「群之大覺」，使中國成為一個「人國」，「屹然獨見於天下」。魯迅給「個體」、「個人」注入了「人道」的內容，把人的主體性與人的解放相聯繫。同時，他也深刻意識到個人主義的不足，力求將「個人」與「害人利己」相區別，將個人的主體性與民族解放、人類解放的前景聯繫起來。

　　正是從這種啟蒙立場出發，魯迅逐漸親近左翼思潮與共產主義運動。他參與發起、領導「左聯」，帶領年輕的進步作家進行文學鬥爭與思想鬥爭。他讚美那些「有確信、不自欺」的「中國的脊樑」，他倡導不畏失敗、不怕孤獨、永遠進擊的「永遠革命」的人。他對於中國社會與歷史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知，不僅不被任何教條所束縛，而且進一步激發了左翼文化內在的活力與張力，增強了左翼文化的深度與廣度。面對現實，他提倡清醒的現實主義和腳踏實地的韌性的戰鬥。魯迅進行文化批評的核心，正在於揭示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和道德背後的歷史關係。他詛咒當奴隸或者想當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心理，他批判現代社會不斷產生的新形式的壓迫和不平等。他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力關係與壓迫，更憎惡一切將這些不平等關係合法化的說教與謊言。

　　他不是職業的革命家，他對那些把革命當作飯碗的人往往保持著警惕。魯迅的「革命」事業是寫文章、建社團、辦刊物，用文化批評與文明批評的「匕首」和「投槍」進行「散兵戰」、「塹壕戰」。作為一個深刻影響中國政治、文化的巨人，魯迅在政治或軍事上沒有一絲一毫的權力，他一生都堅守著文學、文化的崗位。作為批判舊思想、創建新文化的主將，作為開啟現代中國序幕的文化巨人，魯迅做出的獨特的歷史貢獻，至今仍標誌著現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所曾達到的高度。它是屹立東方的文化歷史坐標，一座在地殼運動中升起的高峰。

　　魯迅不僅屬於他的家庭、家族，更屬於中國，屬於世界。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它終日流淌，從未停歇，無時無刻不在滋養我們。  

　　魯迅在世的時候，就受到廣大民眾尤其是進步青年的尊崇與熱愛，即使是論敵，也不能不向他表示尊敬。魯迅逝世以後，他的作品更是成為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在魯迅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愛國主義，他的硬骨頭氣概，他的韌性戰鬥的品質。可以說，魯迅的精神是由魯迅的人格與筆力體現出來的風骨。馮雪峰說過，魯迅與中國文學史上壯烈不朽的屈原、陶潛、杜甫等「連成了一個精神上的系統」。當然，他更為這種風骨注入了現代內容。這種風骨作為華夏大地的精神脊樑，一直到今天還在影響、塑造著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的氣質。

　　新中國成立之後，魯迅成為一面引導我們前進的旗幟。在上世紀50、60年代，我們學習魯迅的「革命硬骨頭精神」。在70年代，我們學習魯迅的「孺子牛」精神。在80、90年代，我們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立人」思想以及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到了21世紀，中國國力日漸強盛，對文化發展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在塑造現代中國文化上魯迅不可置疑的重要性，他正是未來中國文化發展亟需的源頭活水。魯迅的豐富性、深刻性及其強大的思想力量，魯迅的文學、魯迅的精神、魯迅的品格，為一個在新的起點上建設自身新文化傳統的中國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從魯迅逝世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魯迅一直享有崇高的聲望，魯迅研究一直是一門顯學。現在，情況似乎有所變化，魯迅研究顯得有些沉寂，社會上對於魯迅的評價也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比如，有人認為魯迅的一生以「破」為主，以反傳統為己任，但是在「立」的一面缺乏建樹，魯迅的偉大隻屬於過去。也有人認為，魯迅的反傳統是偏激的，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一代人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還有人完全脫離歷史語境，對魯迅的一生加以種種妄測甚至攻擊。這一切只能證明，魯迅在當下仍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魯迅當然不是完人，但是魯迅的價值是不容抹殺的，魯迅的精神遺產永遠需要後人不帶成見地去發掘和繼承。

　　魯迅思想主要是以文化批判的形態呈現的。他著眼於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和日常生活的批判，這顯然是一種「破」的姿態。魯迅的確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凝固成某種主義或者學說，他從來不拿某種現成的「新觀念」來稱量中國的各種「舊傳統」，他堅持在自己的文學道路上進行卓絕的文化實踐。魯迅正是試圖從批判中建構起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範式，塑造新的國民人格和生活倫理。同樣地，後人閱讀、理解魯迅，也要用「魯迅的方式」，而不是用某種僵化的教條來批評魯迅的所謂「狹隘」或「偏至」。這樣，我們才能從魯迅那裡找到他以文化批判形式構建起來的主要價值體系。比如，魯迅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家。

　　就個人層面，魯迅「立人」的觀念已經為國人熟知。魯迅相信，「人立而後凡事舉」。他希望中國人能夠生存，繼而達到溫飽，再而得以發展，在各方面都能有正常的「人」的認知、情感和意志（知、情、意），過上健康有尊嚴的生活。

　　就社會層面，魯迅充滿對底層社會的關懷，他一向站在被壓迫者被奴役者的一邊，從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來看問題，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傾注了很大熱情翻譯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因為這些民族和中華民族同樣飽受苦難，並且在苦難中逐漸形成鬥爭的光榮傳統。

　　就國家層面，我們熟悉魯迅提倡的「拿來主義」，這是一種自信的面向世界的開放意識。面對歷史，他讚賞「漢唐魄力雄大」；面對異域文化，他博採眾長，為我所用，主張「不必問西洋風和中國風」。魯迅在《破惡聲論》中說，「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已立」。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得到保障，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確信，那麼中國也就自立而強大。這種由個人到國族的認知，在今天風雲變幻的國際格局當中，依舊可以當作我們的立足之本。

　　魯迅畢生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活得有尊嚴，中國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們再一次紀念魯迅，再一次感受魯迅的氣息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脈動，我們更加深信，那個長眠於地下的魯迅是不朽的。作為一座文化雕像，他曾經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化的塑形。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它終日流淌，從未停歇，它緩緩而行，它濺起浪花，它奔騰而去，它無時無刻不在滋養我們。

　　高山流水，魯迅必將繼續為當下和今後的中國文化發展，提供意義深遠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