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面對難民的情懷與現實

2015-09-22 17:06:12  來源：劉仰博客  作者：劉仰 點擊：364   評論：0（查看） 分享到： 0

　　由於一張三歲男童在地中海溺水死亡的照片，世界輿論突然開始關注難民。歐美國家對待難民態度不一。由於難民似乎沒有盡頭，數以百萬計，歐美所有國家都難以繼續淡定。漂亮話少了，人道救援弱了。腳下使絆子不說，催淚瓦斯、高壓水槍開始朝向難民。有些人宣稱要擊沉滿載難民的渡船，有些國家開始封閉國境邊界。而難民潮依然如水銀瀉地一般尋找進入歐洲的縫隙。這一事件為何讓歐洲坦然與驚慌共存，高尚與自私並現?歐洲乃至世界會因此而發生重大改變嗎?

　　一、

　　難民自古就有，其中有一類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巨大的自然災害使人們失去家園，不得不逃往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們為這類難民提供幫助是人之常情，例如，中國古代就有允許受災的難民到其他地方「就食」的習慣做法。自然災害一般延續的時間不會很長，因此，這一類難民大多最終都會返回原居住地，其他地方的人們幫助難民也符合中國人「救急不救窮」的傳統。日本以前有一個電影叫《日本沉沒》，說的是由於地震、火山爆發等原因，日本列島徹底沉沒，倖存的日本民眾不得不尋找新的生存之地。也就是說，自然災害也可能導致部分難民長期甚至永遠不能回到原居住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其他地方提供幫助，安置這些難民也是應該的。

　　還有一類難民是戰爭造成的，古代與現代，這類難民的處境不太一樣。古代社會的戰爭難民很多時候是進攻方故意造成的，進攻方故意製造大量難民並將他們驅趕到敵方範圍，一方面會給敵方全社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和輿論攻勢，另一方面會加劇敵方物資供應的困難，從而影響戰爭進程。古代戰爭不用太擔心難民問題，例如蒙古人當年發動戰爭時會將俘獲的敵方民眾驅趕在陣前或進攻的第一線，從心理和作戰能力上迫使敵方投降或消耗敵方戰爭能力。難民成為戰術手段，因而借敵方的之手「消滅」了很多難民。此外，為了搶劫財富的屠城，也會清除和減少大量難民。再有剩下的「難民」，一般都成為勝利方的奴隸，從古希臘到蒙古人都如此。奴隸是勝利方的財富，無需人道和公平地對待。簡單來說，古代社會對於各種難民較少唱道德情懷的高調，更多是現實的解決方案。

　　二、

　　當今世界的難民定義和針對難民的原則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聯合國制定的，這一政策的制定與猶太人的遭遇密切相關，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的死亡成為西方文明的巨大恥辱。當納粹大肆迫害猶太人時，幾乎所有歐美國家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即便沒關，也只有很小的門縫。1951年聯合國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甚至可以看成是對猶太人的贖罪。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歐洲各國都有難民，都需要解決難民問題。因此，注重人道和人權的原則在戰後難民政策中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歐洲各國都給難民提供平等的人道待遇，實際上更像是歐洲內部的共同規則。

　　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中提到對待難民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信仰、保護財產等，在我看來，主要是針對猶太人和歐洲境內的原住民。二戰期間亞非國家也有難民，但是，由於當時歐洲本身就是重要戰場，戰爭期間，亞非國家的難民也不會進入歐洲，相反，難民一般都是離開歐洲。戰後，亞非國家的難民進入歐洲也很少，一方面，歐洲因為戰爭的破壞而滿目瘡痍，另一方面，聯合國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對於難民的定義非常明確具體：

　　《公約》第一條稱：「本公約所用『難民』一詞適用於以下任何人：……由於1951年1月1日以前發生的事情……不能或不願返回該國的人。」《公約》第二條再次強化第一條：「本公約第一條『1951年1月1日以前發生的事情』一語，應了解為『1951年1月1日以前在歐洲發生的事情』;……」

　　由此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幾乎就是為歐洲量身定製的，它似乎充滿人道主義精神，體現了對人權的尊重、對平等的關懷，但它基本上只針對歐洲境內的原住民或者在二戰以前就以歐洲為原居住地的人。簡單說，這一時期西方出現的難民政策，由於面對猶太人遭遇的負疚、負罪感，敞開懷抱友善對待所有難民的崇高情懷開始佔據上風。但是，一些具體的技術細節限制了這種情懷的擴大，使它不容易超出歐洲範圍，因而與現實的衝突不明顯。

　　三、

　　因政治原因而在別國尋求庇護古已有之，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有案例，歐洲歷史上也有。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提到了因「政治見解的原因」而導致的難民，使得「政治難民」開始正式出現。政治難民在歷史上很少，古代的政治庇護並不等於政治難民。簡單說，政治庇護一般針對個別有才能的政治犯或重要人物，而政治難民則面對大量普通人，只要他因政治原因而畏懼、害怕回本國，就能得到庇護，從而使得政治庇護的範圍大為擴展。

　　歐洲歷史上的異教徒與現代政治難民有些類似，但實際上相差較大。歐洲歷史上會將異教徒驅逐出境，恰似冷戰時期驅逐「執不同政見者」一樣。中國唐朝出現的「景教徒」(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就是因為受到天主教的迫害而從西方逃到東方的。唐朝不存在「政治難民」一說，景教徒在西方是否遭遇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中國人懶得關心。景教徒與其他進入中國的外國人一樣受中國法律約束，享受信仰自由，唐朝對外國人的政策不會因為他們是否在本國受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而改變。當歐洲境內某一種宗教勢力獨大，異教徒之類的宗教難民便不太需要歐洲提供複雜的解決方案，統統殺死或趕到歐洲之外了事。當歐洲出現了多種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後在一個宗教內部出現了多種教派，又互相指為異教徒時，宗教難民才成為歐洲內部需要面對的複雜事務，例如逃往美洲的清教徒。由於政教分離的緣故，歐洲歷史上因宗教信仰而導致的宗教難民沒有成為長久的問題，漸漸都成為日後的政治難民。

　　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涉及到政治難民，一方面有歐洲歷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現實原因，即東西方冷戰已經開始。在冷戰背景下，政治難民如何定義不重要，它可以簡單理解為在對方陣營中遭遇政治迫害的一群人。但在50年代初，政治難民還不突出，進入60年代以後，政治難民在西方日益受到重視。我們現在看到的對於政治難民的協議、決議、條約等，絕大多數都是二十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期間出現和制定的。其中，關於難民的一項重要原則，即「不推回」或「不驅回」原則，幾乎成為國際難民問題的首要原則。專家學者論述這一原則的演化與先進性時，常常忽略了「不推回」原則之所以得到強化的歷史背景，即愈演愈烈的東西方冷戰。

　　冷戰就是意識形態的戰爭和較量。為了證明己方的意識形態是正確的、對方的意識形態是錯誤的，冷戰必須接受對方陣營的意識形態叛逆者，就好比熱戰中接受對方軍隊中反戈一擊的部隊投誠、起義一樣。冷戰使得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超越於一切，成為最優先的原則。因而，對於政治難民便幾乎不加區分地全部接受，基於政治立場而敞開懷抱接受政治難民的原則成為意識形態的符號和自我標榜的旗幟。於是，對於政治難民無差別化的來者不拒，甚至鼓動和引誘政治難民「投奔自由」，在冷戰氛圍中不斷擴大。意識形態的政治情懷導致對政治難民的慷慨、包容、接納，同時模糊了政治難民與其他難民的理論界限，彷彿成為對待一切難民的原則。對於難民的政治情懷大大超越解決難民問題的現實考量，就是在冷戰時期出現的，只不過，冷戰時期由於政治難民數量並不多，現實矛盾也就不太突出。

　　四、

　　意識形態的對立普遍導致對政治難民的特殊待遇，例如，在各種移民要求和壓力面前，政治難民比較容易被接受為移民。一般來說，歐美國家解決難民問題有三種方式，一是遣返原居住地，二是本國消化吸納，三是第三國安置。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接受難民最多的國家，這與美國地廣人稀，自建國以前就形成的移民傳統有關，因為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然而，二戰之後美國的移民政策明顯地體現出雙重標準。例如，50年代時，美國國內因麥卡錫主義而防範和限制社會主義國家的難民和移民，但在國際上卻鼓勵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叛逃，而叛逃出來的難民大都由歐洲，尤其是當時的西德吸收解決。進入60年代，由於古巴革命，導致美國對所有古巴難民都給予永久居留權。與之相比，90年代初，海地政局動蕩，大量海地難民逃往美國，美國最終出兵海地扶植親美政權，但還是將海地難民全部遣返。換句話說，政治對立的古巴，所有難民都因為政治而可以變成移民被美國接納，身為美國附庸國的海地，卻不能讓美國接納它的難民。政治難民的特殊性以及對待各種難民的雙重標準非常明顯。

　　所謂冷戰就是沒有熱戰，即不真的開戰。所以，冷戰時期沒有多少戰爭難民，在媒體和輿論中頻繁出現的主要都是政治難民。基於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至上的原則，對於政治難民的意識形態說辭取代了處理難民問題的現實考慮。同時由於政治難民數量並不很多，西方在政治難民問題上自我標榜的高尚原則才很少遭遇現實挑戰。在文字和演講的表述上，政治情懷的高尚表演掩蓋了現實中對於難民的雙重標準，使得歐美國家內部外部都對那些道德口號、政治情懷信以為真。冷戰結束後，熱戰反而比冷戰時期更多。因此，冷戰結束以後的戰爭難民數量大大超過了以前的政治難民，與此同時，冷戰結束後，伴隨著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又出現了大量經濟難民。

　　冷戰初期，東西方的經濟富裕程度除美國外，其他國家由於遭受戰爭破壞，差別不大。從理論上說，哪種方式更能發展經濟，冷戰雙方還長期各執己見，例如赫魯曉夫與尼克松的「廚房爭論」。因此，冷戰時期人們對經濟富裕的追求退居意識形態之後，不太容易引發純粹的經濟難民。當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的選擇沒有了，世界一體化力圖打破政治、宗教等一切壁壘，富裕成為唯一的優劣評判標準，東西方之間的貧富差距在冷戰之後迅速擴大。雖然政治難民在冷戰後大幅減少，但除了自然災害造成的難民、戰爭難民之外，又大量出現了純粹因為嚮往西方富裕生活的經濟難民，他們在本國徹底破產，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而富裕國家的最低社會保障對於他們都是夢寐以求的天堂，於是，破產國家的大量破產民眾紛紛湧向西方。

　　但是，西方的難民政策還沒來得及改變，還擺出一副意識形態絕對正確的華麗姿態。我曾經在其他文章里說過：如同天堂沒有慈善一樣，一個美好的社會不需要慈善。因此，西方基於意識形態絕對正確的自我標榜，其實也不承認在西方內部會產生難民，自然災害造成的難民都是臨時的。由此造成上一節提到的結果——由於古巴是西方政治的對立面，所以古巴會產生難民，需要美國的仁慈來解決;而海地是自己人，理論上就不會產生難民，所以，海地的「難民」都要遣返，言下之意海地可以用先進的西方制度自己解決臨時困難。當大量的經濟難民源源不斷地湧進美國，美國為維護自身的政治正確，並不將他們稱為經濟難民，而是稱為「非法移民」。於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所領導的西方世界，一邊繼續在難民問題上唱冷戰時期的高調，一邊在美墨邊界、巴以邊界修建隔離牆，防止經濟難民越境。

　　與此同時，美國又享受著4000萬非法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好處，在美國民眾埋怨非法移民搶走他們飯碗的同時，美國既不驅逐非法移民，也不讓非法移民成為美國的正式公民。這種狀況並非只有美國如此，很多歐洲國家不同程度上都一樣。世界經濟一體化導致難民與移民問題交織在一起，窮國與富國之間貧富差距的加大導致在富國的非法移民處境好於在窮國的正式公民;而富國對於非法移民的矛盾態度又導致大量非法移民能夠在富國維持相對穩定的地下生存狀態，這又促使窮國更多的經濟難民前往西方。西方社會面對難民、移民的現實兩難與政治高調同時存在，突然遭遇了三歲難民男童溺亡的照片。

　　五、

　　本來，冷戰結束應該使得西方的政治高調降降溫，冷靜地考慮一下諸如難民、移民等問題的現實處境，擺脫理論脫離實際的矛盾。但是，所謂「冷戰的勝利」沖昏了西方的頭腦，意識形態的自豪感如蘑菇雲般冉冉升起，伴隨著「歷史終結」的豪言壯語，誕生了西方空前絕後的唯我獨尊。普世價值喧囂塵上，「人權高於主權」成為干涉別國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冷戰雖然結束了，但是，冷戰造成的意識形態戰爭並沒有結束，以至於福山之流的意識形態狂妄可以在思想界領銜幾十年，在學術界貫穿幾十年。西方在理論上成為擁有靈丹妙藥的巫師、魔術師，人類社會所有問題到了西方那裡，都手到病除、迎刃而解。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狂妄與現實的差距正越來越大，兩者之間的裂痕開始吞噬一切。

　　既然普世價值強調「平等」，為何平等只能是一國內部的要求，而不能成為全球範圍的要求?平等是否應該包含各國公民之間的平等?那麼，難民、移民、非法移民等，難道不是對於平等的追求?既然普世價值強調「自由」，為何要阻擋窮國民眾邁向富裕西方的腳步?為何要阻礙窮國民眾改變身份、成為西方富裕國家公民的願望?既然普世價值強調「民主」，為何窮國民眾不能做富國的「主」?民主既然是靈丹妙藥，為何要區分甲國之民、乙國之民?全世界統統合併成一個國家，全世界所有民眾一起享受同樣的民主權利為何不行?既然「人權高於主權」可以讓西方不顧及其他國家的主權，隨時將手臂伸入別國，那麼，非西方的民眾如果不幸福、缺乏人權保障，為何不能直接到西方的客廳、卧室享受普遍人權?全世界窮人聽過了「歷史終結」美妙的天籟之音，看到了「歷史終結」炫目的天堂景象，於是，全世界的窮人大聲地問——既然歷史在你們家終結了，既然天堂和伊甸園就在你家，我為何不能直接住到你家?平等、自由、民主、人權並不是錯誤的概念，但是過猶不及，絕對化就是災難。「歷史終結論」使西方意識形態的意淫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如今，這個高潮的後果正從天而降，眼看要將西方自己埋葬。

　　所謂難民、移民、非法移民，換一個角度看就是，全世界窮人的「人權」正在向歐美髮達國家的「主權」發起進攻!源源不斷湧入歐美的難民似乎像蒙古人當年驅趕難民用於進攻的戰術手段，歐美主權正日益感到難以招架。而發動這場戰爭的，就是歐美自身，就是他們高唱普世價值、世界一體化、人權高於主權的美妙歌聲。自古以來，從來都是勝利者佔領失敗者的土地，但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狂妄和雙重標準不斷製造著失敗國家，形成望不到頭的難民潮，作為失敗者的難民眼看就要佔領西方這個自以為是的勝利者的土地。這個神奇的結局正在發生，令當今世界瞠目結舌。

　　西方要保持它意識形態的道德優勢，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不再製造難民，或者盡量少地製造難民。否則，一面高舉自己「歷史終結」的巔峰旗幟，一面又大量製造難民，最終只能擺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然而，西方當今標榜的意識形態並不真正具有道德高度，他們奉若神明的普世價值不可能不製造難民。那麼，西方如果不想被難民、移民佔領和吞沒，還剩下另一種選擇——放棄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意淫和狂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承認人類還在路上，承認當今西方並不是歷史的終點。從今以後，西方應該像鄧小平說的那樣「摸著石子過河」，西方也要「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要再死守著西方几百年來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教條，要大膽解放思想，向全世界非西方的先進思想虛心學習，才可能與非西方世界一起找到共同出路。難民對西方發出了嚴峻的挑戰，我認為，道德情懷與現實處境的重新考量是西方的唯一出路，但我不知道西方未來發生這種改變的可能性會有多大。

　　劉仰(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 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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