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儒、儒學」

一說「儒」，便有人聯想到「儒學」，也有人聯想到「儒家」，還有人聯想到「儒教」，等等。那麼，「儒」到底是什麼呢？儒字，首見於《周禮·天官》、《論語·雍也》、又見於《管子》，後見於《孟子》、《荀子》等，也就是說，始見於春秋時期。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人，儒者，人需也，需人也，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是儒者，儒者因此可稱為有文化知識的人。

在《論語·雍也》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意思是說，你要成為一個君子之儒者，不要成為一個小人式的儒者。在人類社會中，人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有文化知識的人，都可以成為儒者，但由於每個人的思想意識不同，所以要分成君子與小人之儒。冉求跟從孔子學習，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可以稱為儒者了，但如果他安於貧窮，那就成了小人之儒。孔子為什麼要分君子之儒與小人之儒呢？君子之儒與小人之儒又有什麼區別呢？冉求如果不前進，就是一個小人之儒；所謂小人之儒，就是這個人考慮得最多的是他自己，只想著自己而不想到國家，不想到別人。而君子之儒者，其所考慮的大多是國家之事，別人之事，較少想到自己。這兩種人立場不同，出發點不同，思想意識不同，所以不能混為一談。也就是說，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並不代表就能成為一個儒者；如果學了很多很多文化知識，而不為國家、不為人民服務，只考慮自己；這種人，國家不需要他，人們也不需要他，他就不是儒者，充其量也只是個小人之儒。

弄清楚了儒者，我們再來看「儒學」。「儒學」是墨子提出的，他把推崇「仁義禮智信」的人們劃為儒家，把含有「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劃為「儒學」。後來的荀子也承認這種說法，一直到現在，基本上都是這樣。「儒教」是從南北朝時期興起，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儒教」把「儒學」宗教化、神聖化，把孔子推崇為教主，力圖使人們按宗教崇拜方式來信仰儒學。

嚴格說來，「儒學」本不是一個艱深的學術問題，而只是一個常識問題。可是，就是對於這樣一個常識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許多分歧甚至混亂，這是由於人們對儒學的態度不同造成的，而實際上則是「文化斷層」造成的。

在一般意義上，儒學是由孔子開創的一個思潮，其基本主張如按孔子原話似可概括為「仁」、「禮」、「誠」、「孝」、「忠」、「恕」、「中庸」等。孔子歿後，儒學逐漸分化為八派，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互相批評的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其焦點便是「性善」、「性惡」之爭。此後，雖然儒學在西漢被定為一尊，但卻是被董仲舒篡改和歪曲了的「儒學」，「以後在各朝各代都有著相當複雜的演變和內外滲透及紛爭。從邏輯上說，一個學說是不是儒學、是不是儒學正宗應該由是否符合孔子思想而論。但是，春秋之後歷朝歷代的儒學都是結合自己的時代立論，結合統治階級的思想立論，這樣，人們就只好退一步來討論後世的學說是不是符合孔子的真精神或思想本質，是不是在純正方向上對孔子思想的發展。可是，首先大家對於什麼是孔子真精神或思想本質就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說在不同學者的眼中有不同的孔子。其次，大家對於如何發展孔子思想也有不同看法，或者說，大家對於孔子思想在自己所處時代應該展現的形態有不同理解。這雙重的「不同看法」實際上就將儒學置於一個極大的發展空間中（如果我們不說是一個近乎無限的發展空間的話），這實際上就是由不同思想家結合各自社會現實和知識背景對儒學進行重新闡釋。由於不同思想家時代、立場和學識的巨大差異，由於闡釋過程的相對任意性和主觀性，在思想史實際中會造成這樣一種結果：似乎和儒學沾上點邊的都可以說是儒學了。這個結論看起來有些荒謬，實際上卻在相當程度上與歷史事實相合。西漢至晚清中國歷史上除掉釋道二教之外的思想學說絕大部分都可以被視為儒學，這就是明證（劉東超《試論儒學的現存狀態和未來命運》）。」

殷商時期到西周，文字書寫不便，再加上文字使用權主要掌握在統治階層，所以著書立說的人不多，即使有著書立說之人，其傳播範圍也不大，而春秋時期以後，由於姬姓子孫分封各地，周朝的典章制度也被用「文牘」帶到各地。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及各個諸侯國統治的需要，「文牘」就發展得越多，再加上平民百姓的可受教育及可參與統治與管理，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掌握了使用文字的權力，因此許多人就想用自己的思想來統一人民百姓的思想，使得社會能夠發展。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是這其中卻有一個問題，即孔子的「述而不作」。從現在來看，孔子的「述而不作」有非常深刻的意義。自孔子以後，著書立說的越來越多，都以為自己是最正確的，都希望用自己「正確」的思想說服統治者，說服人民百姓。最典型的是荀子的學生李斯，以及漢朝的董仲舒，他們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了統治者，從而使自己的思想佔據了統治以及壟斷地位，因而排斥了其它思想，因而也就導致了某些文化的斷裂。

周朝的典型文牘----《周禮》，就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統治地位的安穩，為了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而製作出來的，這在當時來說是好事，是為了社會的安定，但是許多好為人師的人，覺得意猶未盡，又創造出《禮記》之類的東西，想使人們的社會行為更加規範，於是，類似於《禮記》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詳細，越來越繁瑣，從而越來越不符合民心民意。關於這一點，荀子在《大略》里有個說明：「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這個意思是說，社會行為規範是以順從人心為本。所以，在《禮經》上看不到的但只要順從民心的，都屬於社會行為規範。在荀子之時，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這二三百年里，除了孔子述而不作外，大多數人作而又述，述而又作，好為人師，尤其是把本來很簡單的東西繞來繞去弄得越來越複雜。而統治者由於學識與智慧的原因，往往不能全面兼顧，因此就使得某一家思想佔了統治地位，從而導致壟斷的形成。而思想上的壟斷，則就造成了文化的「斷層」。

其實，我在解釋完《論語》後發現，孔子的思想並不複雜，就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這五個字用現代白話翻譯，就是：人與人要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仁）；就必須要選擇最佳行為方式（義）；而要選擇最佳行為方式，就必須要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禮）；而要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就必須要有智慧（智）；有智慧還不夠，還要有誠信（信）。如此，用誠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選擇到最佳行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那麼，什麼叫最佳行為方式呢？就是「本來如此的」行為方式（誠）。人本來就要吃飯拉屎，人本來就喜歡異性，人與人本來就要相互親愛，相互幫助，人類社會本來就需要和諧相處，人們本來就不需要欺騙，這就是本來如此的行為方式。我們平時里經常說，摸著良心，憑著良心，這良心是什麼？就是本來如此！這便是《論語》一書的重點，也是儒學的重點。

《論語》之所以說了那麼多，大部分都是在舉例，用一個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仁、義、禮、智、信」的道理。因為只有遵守了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才能是最佳行為方式，而只有選擇到最佳行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所以，人們感到最困難的便是「選擇」。「選擇」需要智慧，而智慧便來源於學習。這便是「儒學」！

再用現代白話來說，儒學便是做人的學問，便是人際關係學、心理學、行為學、執政學、管理學。以《論語》第一句話為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為調節之意（詳見「中國傳統文化」網chinactwh.com，《字意辨析-「習字辨」》）。學，便是一種「調節」，學了就要調節，否則等於不學；我學會了一樣東西，也就是調節了我自己對社會、對大自然、對周圍環境的認識，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心理學。「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亦是心理學上的問題。「里仁」講的是內心的仁愛，亦是心理學上的問題。而《論語》一書從頭到尾都貫徹了這個「調節」的思想，因為只有內心調節了，行為上才能調節，「正名」也好，「過猶不及」也好，其實都是講「調節」。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講「調節」呢？《詩經·風》主要描寫的就是西周、春秋時期中國各地的風俗習慣，這個風俗習慣用文雅的語詞表達，就是社會行為規範。「入鄉隨俗」，就是要求人們知道、懂得各地的風俗習慣，從而調節自己的心理和行為，以期能與當地的人們的行為趨於一致，而不致於被誤解、被曲解。「社會角色」是現代社會學家們提出的，其宗旨就是說明人們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便擔任不同的角色，如果這個角色用在另一個環境，那就會引出若干麻煩。這與孔子提出的「君子不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同一個道理。

所以，孔子強調社會行為規範，強調最佳行為方式，強調智慧，強調本來如此，強調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係，實際上就是人際關係學、心理學、行為學，而所有這些，都是怎樣做人的學問。因為只有首先做好一個人，才能成為什麼師、什麼家、什麼星，如果連做一個人都不夠格，還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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