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品般的人生》(米蘭·昆德拉)
藝術作品般的人生
○【捷克】米蘭·昆德拉
選自《懶惰哲學趣話(外國名家人生美文66篇)》
歌德曰:人生應該像一件藝術品。對此高論,我向來特別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藝術,正是因為生活畸形醜陋,與藝術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於中歐的年邁的祖國正穿越的偉大日子裡,我無比欣喜地獲悉,瓦茨拉夫·哈韋爾大有希望於不久的將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想到他,我不禁對自己說:在某種情況下(但極少),將人生比作藝術作品也還不無道理。
哈韋爾的人生確實完全建立在一個偉大主題上:它既未迷失過方向,也未改變過方向(哈韋爾從未被共產主義抒情詩般的幻想所觸動,因而並不需要如其前任那樣從這些幻想中擺脫出來);這樣的人生連貫有序,使人感到它就像一個完美無缺的統一體。再說,哈韋爾本人,在我看來,一直以藝術家的興緻在雕琢人生,就像雕塑家在雕琢石頭,逐步地賦予它越來越明確的內涵和造型。他最近一個月來搏鬥的方式,不僅從政治角度而且從美學角度來看,都頗具魅力。猶如大師所作的奏鳴曲中最後那最快的速度。
一件藝術作品的使命便是為別人所感知。變人生為藝術作品者同時也將人生呈現給了所有視線,使它充滿光芒。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倘若如此光彩奪目的人同時又是位藝術家,那麼他將承擔一個風險:他那成了藝術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過忘卻而使其藝術作品黯然失色。就哈韋爾的情況而言,那將是令人遺憾的。他的最早的劇本《遊園會》和《通告》在布拉格上演時,他還不到三十歲。這兩部劇作充滿智慧、富於挑戰精神、奇特無比(我曾在一篇序言談過它們。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非常近似的程度上可以被劃入荒誕派戲劇),而且還有著難以抗拒的幽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對這兩部劇作倍感親切,這是因為當時我還能在布拉格的劇院里觀看它們,導演上乘,完全忠實於作者的意圖。我可以在「欄杆」劇院觀看它們,當時哈韋爾便在那裡工作。這座劇院對於捷克知識分子來說,已然成為六十年代和他們那自由奔放的精神的象徵。
即便對於全世界的公眾來說,哈韋爾首先(合情合理)是「七七憲章」的締造者,是一位度過多年鐵窗生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他的國家的第一道德代表,本質上,他卻始終是一位劇作家,一位戲劇詩人。忽視這一事實就等於沒有理解他。就意味著首先沒有理解在民族傳統特色方面他是多麼根深蒂固:十九世紀捷克的民族復興運動並非在教堂,也並非在軍隊和在某個政黨內部,而是在整個文化界,尤其是在戲劇界組織開展的。那時,捷克最偉大的政治風雲人物都是作家:帕拉茨基,歷史編撰學家;哈夫利切克(奇怪的是他的名字恰好是哈韋爾的愛稱),諷刺詩人;然後是馬薩里克,哲學家。
作為一名造詣頗深的藝術家,哈韋爾將不同於當今所有的大政治家。別忘了他最早的劇作總是令觀眾笑聲不斷。不錯,在哈韋爾事業的開端充滿笑聲,幽默。而幽默意味著:懷疑。而幽默意味著:自嘲。兩年前我在巴黎觀看了《凄涼的廣板》一劇。哈韋爾在嘲諷中映照出了自身的處境:一個人一旦投身於政治,便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所有的人都企圖主宰他的生活。在最後一幕中,當警察前來逮捕主人公時,他甚至很高興自己終於重又孤身一人,可以完全屬於自己了。這位持不同政見者,這個現代主人公,並不視自己的命運為一種令人欣快的榮耀,而更多地把它當作一個荒唐的負擔。他更愛做其他的事(比如寫戲或寫詩),他試圖掙脫自己的命運,但顯然已力不從心。在此期間,某種更強有力的東西主宰了他,他無法越過它,哈韋爾稱之為責任。
瞧,在他看來,這就是持不同政見者的道德觀。這一道德觀的基礎是確信(惟有劇作家或小說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在一個人的性格和命運之間並不存在統一體,這一個總是另一個的犧牲品(將人生轉變成藝術作品並不與人生相同,它甚至會與人生敵對)。這種以譏諷看待自己處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在中歐我們稱之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稱為智慧。在我們時代的所有傑出人物中,具備這種智慧的人,我一個也沒看到。因為這是一種詩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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