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閱讀提示：「五四」運動的關鍵詞：學生運動、《新青年》、陳獨秀、新文化。《新青年》從一「普通刊物」發展成為全國新文化的一塊「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都經歷了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對「新文化」的內涵亦未形成統一的看法。後來史家們卻一致認同了陳獨秀「擁護德、賽兩先生」的主張。今人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們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出了後來史家的視野。對於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各有不同；對於同一場「新文化運動」，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的言說敘事更有相當的出入。「五四」運動的意義越紀念越宏大，而「五四」運動的本相，則越紀念越模糊。

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掌聲）

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中國知識界就開始紀念「五四」。從此以後，「五四」的紀念幾乎年年進行，不曾間斷。近百年來，中國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從其發生的第二年就開始紀念；也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並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九十年來，「五四」紀念也確如李大釗所期望的，一直都在與時俱進，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義」。其結果是，紀念越久，追加的「新意義」越多，影響也越來越深遠，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本相，則是越紀念越模糊。

最初紀念的時候，只是紀念學生愛國運動；後來漸漸將「新文化運動」也作為「五四運動」的一部分來紀念；再後來，紀念「五四」，主要紀念新文化；紀念新文化，又主要紀念「民主」與「科學」。

「五四」運動其實是兩場「運動」的組合：一場是政治運動，亦即學生愛國運動；一場是文化運動，習稱「新文化運動」。前者是突發性的，急風驟雨，暴起暴跌，前後持續不過一個多月。後者是漸進性的，其興也緩，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初名《青年》）為開端，1923年左右結束。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張將新文化運動劃分為三個階段：1915~1918年為醞釀期；1919~1923年為鼎盛期；1924~1927年為後續期。

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雜誌的影響還十分有限，或者說，它所提倡的「新文化」，還沒有形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聲勢。

歷史學者在考察《新青年》雜誌的時候，每每看到《新青年》雜誌後期的巨大聲勢，難免會有意無意放大它前期的影響。實際上，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很難說有多麼高遠的理想。最初只是一個面向青年，提倡「德智體」，要青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之類的一般性刊物。魯迅就說過：《新青年》在開始的兩三年里，「不但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張國燾晚年的回憶亦可參證。張說：《新青年》創辦後的一兩年間，北大同學知道者非常少。當時，張國燾正在北大讀書。

雜誌主編陳獨秀，開始也談不上有多大知名度。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陳獨秀與蔡元培很早就認識。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想聘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這件事必須經過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擔心陳獨秀的資歷和學歷不夠，怕教育部通不過。於是在向教育部申報的時候，不但替陳獨秀編造了一個「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還替他編造了「曾經擔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

最初一兩年，《新青年》雜誌的作者大多是陳獨秀的一批安徽老鄉，而且名不見經傳。

既沒有鮮明的特色，主編和作者的名氣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響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賺不到錢，幾次想中止出版。陳獨秀好說歹說才讓出版商繼續維持。

一些學者認為，《新青年》雜誌創刊不久就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一結論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還有的研究者說，《新青年》雜誌有一批很有名氣的作者。實際上，這些作者最初並不有名，是後來才有名的。比如毛澤東在1917年給《新青年》雜誌投過一篇稿。當時毛澤東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

《新青年》雜誌起死回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

那個時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國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雜誌主編被教育部任命為全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廣告」。那時的北大文科學長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適的話為證。胡適後來分析五四文學革命為什麼能夠很快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文學革命的主張，一下就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北大在全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見。

當然，並非陳獨秀一出掌北大文科，雜誌就立即改觀。更為實際的是，陳獨秀到北大以後，拉了一批北大教授為《新青年》寫稿，使雜誌真正以全國最高學府為依託。這樣一來，《新青年》由一個以安徽讀書人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轉變成為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全國性」刊物。以至於「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後來吳宓他們在東南大學辦《學衡》雜誌，想和《新青年》雜誌抗衡，但沒有搞得過《新青年》。他們對《新青年》很不服氣，認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這塊招牌。

除了北大這塊招牌之外，陳獨秀為了擴大雜誌的影響，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講，就是「炒作」。

怎麼「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聳國民」，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罵自己。雜誌編輯部假冒讀者的名義，寫一封罵自己雜誌的「讀者來信」，同時又寫一篇文章加以批駁。兩文同時登出來。虛擬的正方和反方各盡意氣之能事，罵的人百般挑釁，批駁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戲劇性和觀賞效果，激發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釁競爭對手，拿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東方雜誌》開刀。

《東方雜誌》是一份綜合性刊物，創刊於1904年，老闆是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在當時中國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在民國初年，中國的讀書人幾乎人手一冊。《新青年》雜誌要擴大影響，首先面臨與《東方雜誌》競爭。為了打壓《東方雜誌》，陳獨秀一直在尋找機會。機會終於來了。

1918年的某一期《東方雜誌》轉載了日本雜誌中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引用了辜鴻銘的大量言論。而就在前一年，辜鴻銘參與了張勳復辟活動。於是陳獨秀以此為借口，發表文章攻擊《東方雜誌》為「復辟」張目。當時中國人對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帝制記憶猶新而且深惡痛絕。在這個時候，陳獨秀將「復辟」這頂沉重的「黑帽子」扣在《東方雜誌》頭上，具有極大的殺傷力。

陳獨秀的文章一出，《東方雜誌》的聲望大跌，銷量也大受影響。《東方雜誌》的很多老讀者，老訂戶，不再訂閱了，轉過來訂閱《新青年》。商務印書館只好降價促銷，最後不得不撤換主編。在這一過程中，《新青年》雜誌很快取代了《東方雜誌》在全國知識界獨佔鰲頭的地位。

除了陳獨秀「自我炒作」外，還有一件事，也大大擴大了《新青年》的影響。

這件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前夕。當時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這個人到晚年，思想相當保守。他對《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激進言論十分看不順眼，於是就想方設法攻擊《新青年》。最初寫小說諷刺，後來直接寫信責罵。由於林琴南名氣很大，他這一罵可不得了，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新聞媒體競相報道的結果是，《新青年》越挨罵，越出名，銷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新青年》影響擴大，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趕上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

為什麼說「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對《新青年》擴大影響有很大的幫助呢？這裡不說別的，僅舉白話文為例。

胡適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新青年》雜誌自1916年就有意主張白話文，但白話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勢傳播，是1919年以後。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大有關係。因為「五四」運動發生後，各地的學生團體忽然辦了約四百種白話報刊。這樣一來，《新青年》提倡的白話文，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並且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

上面我說了這麼多，意思是新文化運動的形成，有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並不象我們過去所說的那樣，1915年《新青年》雜誌一創刊，新文化運動就開始了。事實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雜誌基本上是孤軍奮戰，還沒有形成為一場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形成，應該是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以後的事。

當「新文化」真正被「運動」起來後，「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才應運而生。「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大約在五四運動之後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

對於這一名詞的來歷，魯迅曾有過解釋。1925年11月，他在《熱風·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後，革新運動表面上「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個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依照魯迅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最初實出自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之口。雖然如此，陳獨秀顯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適最初稱「新文化運動」為「新思潮運動」，是否有意迴避「新文化運動」這一稱呼則不得而知。

我另外想談的一點是，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各地的進展，有很大的差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當然不用說。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運動比較先進的地區。其他地區就要滯後一些。

比如福建。據鄭超麟回憶，1920年春，福建的學生才開始鬧「五四運動」，開始接觸新思潮。1919年11月，剛從福建省立第九中學畢業的鄭超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運動有愛國以外的意義」。在船上，他第一次與「外江」學生接觸，發現那些「外江」學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雜誌，而此前他只熟悉禮拜六派的雜誌，對《新青年》一類雜誌聞所未聞。與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學生也都是到法國以後，才開始閱讀從國內寄來的《新青年》等雜誌，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後，才學會寫白話文，學會談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學考試，國文題目共有兩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題為《述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所得之教訓》，沒想到有不少中學畢業生竟然不知「五四運動」為何事而繳了白卷。

作家艾蕪、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蕪的家鄉新繁縣,距離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讀的新繁縣立高等小學，校長吳六如是吳虞的侄子,五四運動前,學校圖書館就訂閱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蕪較早接觸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鄉是安縣，地處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還不知陳獨秀、胡適、魯迅是何許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才開始接觸新思潮和新文學。與沙汀比，何其芳接觸新思潮的時間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萬縣上中學的何其芳還不知道五四運動，當地教育界依然視白話文為異端邪說。

最後，我想談一下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雜誌的電子版。這套電子版的一個最大優點，是可以進行主題詞檢索。我拿到這套光碟後，試著進行主題詞檢索。檢索什麼呢，長期以來，我們談論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雜誌，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民主」與「科學」。於是我首先想到檢索一下「民主」與「科學」這對主題詞。

但是檢索的結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雜誌自1915年9月創刊，至1926年7月終刊，總計發表各類文章1529篇。其中專門討論「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專門討論「科學」的文章多一點，但也不過五六篇。

考慮到談論民主和科學的文章，不一定標明在標題上。於是我又檢索了《新青年》雜誌中「民主」、「科學」兩個主題詞出現的頻度。檢索的結果是，民主僅出現了260次，「科學」一詞的頻度高一些，但也只出現1907次。在總字數多達540萬字的《新青年》雜誌中，「民主」和「科學」這兩個系列的主題詞，出現的頻度都相當低。

當然，我也檢索了「民主」和「科學」的同義詞、近義詞。檢索的結果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檢索以後，我很納悶：為什麼學術界一直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思想主題呢？

於是我回過頭去尋找他們的依據。經過反覆尋找之後，我發現，幾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論著中，凡是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必談《新青年》雜誌；談到《新青年》雜誌，必提「民主」與「科學」；提起「民主」與「科學」，必引用陳獨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這篇文章是陳獨秀髮表在《新青年》雜誌1919年1月第6卷第1號上的，題為《本志罪案答辯書》。

這篇文章並不是《新青年》雜誌的創刊詞，也不是雜誌發表的一篇宣言。實際上是陳獨秀為回應當時反對《新青年》雜誌主張的人而寫的一篇答辯書。後來被歷史學家反覆引用的，是下面這段大約200字的話：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和作者），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如何解讀陳獨秀的這段話呢？

自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刊以來，發表了大量批判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還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思想觀念非常激進。這樣一來，遭到一批觀念保守的知識分子的批評。陳獨秀為了回應那些人的批評，就寫了這篇答辯書。答辯書中，陳獨秀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連保守派也無法否認的理論依據，去抵擋對方的攻擊。於是，陳獨秀就將「民主」和「科學」搬出來。在當時的中國，「民主」和「科學」是沒人敢批評，敢反對的。1923年，胡適就說過這樣一段話：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反對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胡適講的雖然只是「科學」。實際上，當時「民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科學」相似。大約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民主」與「科學」就逐漸受到中國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神聖地位已經完全確立。正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下，陳獨秀才敢向那些批評《新青年》的人「叫板」說：

誰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民主與科學，才算是好漢！

所以我說，「民主」與「科學」只不過是陳獨秀的擋箭牌，並不是《新青年》雜誌具體提倡的思想主張。早在清末，「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就得到知識界的反覆倡導，到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話語，得到大多數中國讀書人的認同了。《新青年》雜誌如果僅僅是將「民主」與「科學」老調重彈，就不會驚世駭俗。所以《新青年》雜誌很少發表文章討論「民主」與「科學」，也就在情理之中。

那麼，《新青年》雜誌的哪些主張受到當時人的較大關注呢？

實際上，《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會問題，根本無法一概而論。比如討論過孔教和家族制度，討論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討論過白話文、世界語，討論過婦女問題、青年問題、人口問題、工人問題，討論過俄羅斯、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眾多話題。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事先並沒有一個總體設計，也沒有料想到四五年後將引發一場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所以《新青年》雜誌的很多話題，並非預先設計好的。《新青年》雜誌中的有些主張，在今天看來很有意義，但在當時卻並沒有產生多大反響；相反，有些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主張，在當時卻產生了重大影響。

那麼，《新青年》雜誌的哪些思想主張，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反響呢。考察思想主張的反響，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擁護這種思想主張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這種思想主張最為反對派所攻擊。

當時守舊派對《新青年》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白話文運動；一是反對孔教。

當時中國新聞媒體對《新青年》雜誌的關注，也集中在這兩個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張，很少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當然，五四運動以後，《新青年》雜誌轉向提倡社會主義，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後來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所講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人們眼中的新文化運動，有相當大的差距。後來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所建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形象，幾乎只剩下「民主」與「科學」，白話文運動和反對孔教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總之，《新青年》並非一創刊就名揚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開始就聲勢浩然。《新青年》從一個「普通刊物」發展成為「時代號角」，「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都經歷了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過去人們較多關注「運動」的結果，而不太留意「運動」的過程。對「運動家」們的思想主張非常重視，對「運動家」們的文化傳播策略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則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對「新文化」的內涵其實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了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出了後來史家的視野。對於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各有不同；對於同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的言說敘事更有相當的出入。（2009年3月5日）

主講人簡介：

王奇生：教授，湖南湘鄉人，1963年生，先後就讀於武漢大學（本科、碩士）、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先後任職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9月以「百人計劃」調至北大歷史系，研究領域為中華民國史，中國現代政黨史。主要研究成果專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留學與救國：抗戰時期海外學人群像》，《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