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閱讀提示:「五四」運動的關鍵詞:學生運動、《新青年》、陳獨秀、新文化。《新青年》從一「普通刊物」發展成為全國新文化的一塊「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都經歷了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對「新文化」的內涵亦未形成統一的看法。後來史家們卻一致認同了陳獨秀「擁護德、賽兩先生」的主張。今人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們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出了後來史家的視野。對於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各有不同;對於同一場「新文化運動」,新文化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的言說敘事更有相當的出入。「五四」運動的意義越紀念越宏大,而「五四」運動的本相,則越紀念越模糊。
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掌聲)
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中國知識界就開始紀念「五四」。從此以後,「五四」的紀念幾乎年年進行,不曾間斷。近百年來,中國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從其發生的第二年就開始紀念;也沒有一場運動或事件,像「五四」一樣得到不同黨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共同紀念,並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九十年來,「五四」紀念也確如李大釗所期望的,一直都在與時俱進,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義」。其結果是,紀念越久,追加的「新意義」越多,影響也越來越深遠,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本相,則是越紀念越模糊。
最初紀念的時候,只是紀念學生愛國運動;後來漸漸將「新文化運動」也作為「五四運動」的一部分來紀念;再後來,紀念「五四」,主要紀念新文化;紀念新文化,又主要紀念「民主」與「科學」。
「五四」運動其實是兩場「運動」的組合:一場是政治運動,亦即學生愛國運動;一場是文化運動,習稱「新文化運動」。前者是突發性的,急風驟雨,暴起暴跌,前後持續不過一個多月。後者是漸進性的,其興也緩,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初名《青年》)為開端,1923年左右結束。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張將新文化運動劃分為三個階段:1915~1918年為醞釀期;1919~1923年為鼎盛期;1924~1927年為後續期。
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雜誌的影響還十分有限,或者說,它所提倡的「新文化」,還沒有形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聲勢。
歷史學者在考察《新青年》雜誌的時候,每每看到《新青年》雜誌後期的巨大聲勢,難免會有意無意放大它前期的影響。實際上,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很難說有多麼高遠的理想。最初只是一個面向青年,提倡「德智體」,要青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之類的一般性刊物。魯迅就說過:《新青年》在開始的兩三年里,「不但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張國燾晚年的回憶亦可參證。張說:《新青年》創辦後的一兩年間,北大同學知道者非常少。當時,張國燾正在北大讀書。
雜誌主編陳獨秀,開始也談不上有多大知名度。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陳獨秀與蔡元培很早就認識。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想聘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這件事必須經過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擔心陳獨秀的資歷和學歷不夠,怕教育部通不過。於是在向教育部申報的時候,不但替陳獨秀編造了一個「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還替他編造了「曾經擔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
最初一兩年,《新青年》雜誌的作者大多是陳獨秀的一批安徽老鄉,而且名不見經傳。
既沒有鮮明的特色,主編和作者的名氣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響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賺不到錢,幾次想中止出版。陳獨秀好說歹說才讓出版商繼續維持。
一些學者認為,《新青年》雜誌創刊不久就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一結論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還有的研究者說,《新青年》雜誌有一批很有名氣的作者。實際上,這些作者最初並不有名,是後來才有名的。比如毛澤東在1917年給《新青年》雜誌投過一篇稿。當時毛澤東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
《新青年》雜誌起死回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
那個時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國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雜誌主編被教育部任命為全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廣告」。那時的北大文科學長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適的話為證。胡適後來分析五四文學革命為什麼能夠很快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文學革命的主張,一下就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北大在全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見。
當然,並非陳獨秀一出掌北大文科,雜誌就立即改觀。更為實際的是,陳獨秀到北大以後,拉了一批北大教授為《新青年》寫稿,使雜誌真正以全國最高學府為依託。這樣一來,《新青年》由一個以安徽讀書人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轉變成為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全國性」刊物。以至於「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後來吳宓他們在東南大學辦《學衡》雜誌,想和《新青年》雜誌抗衡,但沒有搞得過《新青年》。他們對《新青年》很不服氣,認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這塊招牌。
除了北大這塊招牌之外,陳獨秀為了擴大雜誌的影響,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講,就是「炒作」。
怎麼「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聳國民」,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罵自己。雜誌編輯部假冒讀者的名義,寫一封罵自己雜誌的「讀者來信」,同時又寫一篇文章加以批駁。兩文同時登出來。虛擬的正方和反方各盡意氣之能事,罵的人百般挑釁,批駁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戲劇性和觀賞效果,激發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釁競爭對手,拿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東方雜誌》開刀。
《東方雜誌》是一份綜合性刊物,創刊於1904年,老闆是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在當時中國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在民國初年,中國的讀書人幾乎人手一冊。《新青年》雜誌要擴大影響,首先面臨與《東方雜誌》競爭。為了打壓《東方雜誌》,陳獨秀一直在尋找機會。機會終於來了。
1918年的某一期《東方雜誌》轉載了日本雜誌中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引用了辜鴻銘的大量言論。而就在前一年,辜鴻銘參與了張勳復辟活動。於是陳獨秀以此為借口,發表文章攻擊《東方雜誌》為「復辟」張目。當時中國人對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帝制記憶猶新而且深惡痛絕。在這個時候,陳獨秀將「復辟」這頂沉重的「黑帽子」扣在《東方雜誌》頭上,具有極大的殺傷力。
陳獨秀的文章一出,《東方雜誌》的聲望大跌,銷量也大受影響。《東方雜誌》的很多老讀者,老訂戶,不再訂閱了,轉過來訂閱《新青年》。商務印書館只好降價促銷,最後不得不撤換主編。在這一過程中,《新青年》雜誌很快取代了《東方雜誌》在全國知識界獨佔鰲頭的地位。
除了陳獨秀「自我炒作」外,還有一件事,也大大擴大了《新青年》的影響。
這件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前夕。當時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這個人到晚年,思想相當保守。他對《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激進言論十分看不順眼,於是就想方設法攻擊《新青年》。最初寫小說諷刺,後來直接寫信責罵。由於林琴南名氣很大,他這一罵可不得了,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新聞媒體競相報道的結果是,《新青年》越挨罵,越出名,銷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新青年》影響擴大,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趕上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
為什麼說「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對《新青年》擴大影響有很大的幫助呢?這裡不說別的,僅舉白話文為例。
胡適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新青年》雜誌自1916年就有意主張白話文,但白話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勢傳播,是1919年以後。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大有關係。因為「五四」運動發生後,各地的學生團體忽然辦了約四百種白話報刊。這樣一來,《新青年》提倡的白話文,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並且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
上面我說了這麼多,意思是新文化運動的形成,有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並不象我們過去所說的那樣,1915年《新青年》雜誌一創刊,新文化運動就開始了。事實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雜誌基本上是孤軍奮戰,還沒有形成為一場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形成,應該是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以後的事。
當「新文化」真正被「運動」起來後,「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才應運而生。「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大約在五四運動之後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
對於這一名詞的來歷,魯迅曾有過解釋。1925年11月,他在《熱風·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後,革新運動表面上「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個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依照魯迅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最初實出自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之口。雖然如此,陳獨秀顯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適最初稱「新文化運動」為「新思潮運動」,是否有意迴避「新文化運動」這一稱呼則不得而知。
我另外想談的一點是,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各地的進展,有很大的差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當然不用說。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運動比較先進的地區。其他地區就要滯後一些。
比如福建。據鄭超麟回憶,1920年春,福建的學生才開始鬧「五四運動」,開始接觸新思潮。1919年11月,剛從福建省立第九中學畢業的鄭超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運動有愛國以外的意義」。在船上,他第一次與「外江」學生接觸,發現那些「外江」學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雜誌,而此前他只熟悉禮拜六派的雜誌,對《新青年》一類雜誌聞所未聞。與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學生也都是到法國以後,才開始閱讀從國內寄來的《新青年》等雜誌,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後,才學會寫白話文,學會談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學考試,國文題目共有兩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題為《述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所得之教訓》,沒想到有不少中學畢業生竟然不知「五四運動」為何事而繳了白卷。
作家艾蕪、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蕪的家鄉新繁縣,距離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讀的新繁縣立高等小學,校長吳六如是吳虞的侄子,五四運動前,學校圖書館就訂閱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蕪較早接觸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鄉是安縣,地處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還不知陳獨秀、胡適、魯迅是何許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才開始接觸新思潮和新文學。與沙汀比,何其芳接觸新思潮的時間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萬縣上中學的何其芳還不知道五四運動,當地教育界依然視白話文為異端邪說。
最後,我想談一下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雜誌的電子版。這套電子版的一個最大優點,是可以進行主題詞檢索。我拿到這套光碟後,試著進行主題詞檢索。檢索什麼呢,長期以來,我們談論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雜誌,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民主」與「科學」。於是我首先想到檢索一下「民主」與「科學」這對主題詞。
但是檢索的結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雜誌自1915年9月創刊,至1926年7月終刊,總計發表各類文章1529篇。其中專門討論「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專門討論「科學」的文章多一點,但也不過五六篇。
考慮到談論民主和科學的文章,不一定標明在標題上。於是我又檢索了《新青年》雜誌中「民主」、「科學」兩個主題詞出現的頻度。檢索的結果是,民主僅出現了260次,「科學」一詞的頻度高一些,但也只出現1907次。在總字數多達540萬字的《新青年》雜誌中,「民主」和「科學」這兩個系列的主題詞,出現的頻度都相當低。
當然,我也檢索了「民主」和「科學」的同義詞、近義詞。檢索的結果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檢索以後,我很納悶:為什麼學術界一直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思想主題呢?
於是我回過頭去尋找他們的依據。經過反覆尋找之後,我發現,幾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論著中,凡是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必談《新青年》雜誌;談到《新青年》雜誌,必提「民主」與「科學」;提起「民主」與「科學」,必引用陳獨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這篇文章是陳獨秀髮表在《新青年》雜誌1919年1月第6卷第1號上的,題為《本志罪案答辯書》。
這篇文章並不是《新青年》雜誌的創刊詞,也不是雜誌發表的一篇宣言。實際上是陳獨秀為回應當時反對《新青年》雜誌主張的人而寫的一篇答辯書。後來被歷史學家反覆引用的,是下面這段大約200字的話: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和作者),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如何解讀陳獨秀的這段話呢?
自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刊以來,發表了大量批判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還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思想觀念非常激進。這樣一來,遭到一批觀念保守的知識分子的批評。陳獨秀為了回應那些人的批評,就寫了這篇答辯書。答辯書中,陳獨秀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連保守派也無法否認的理論依據,去抵擋對方的攻擊。於是,陳獨秀就將「民主」和「科學」搬出來。在當時的中國,「民主」和「科學」是沒人敢批評,敢反對的。1923年,胡適就說過這樣一段話: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反對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胡適講的雖然只是「科學」。實際上,當時「民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科學」相似。大約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民主」與「科學」就逐漸受到中國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神聖地位已經完全確立。正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下,陳獨秀才敢向那些批評《新青年》的人「叫板」說:
誰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民主與科學,才算是好漢!
所以我說,「民主」與「科學」只不過是陳獨秀的擋箭牌,並不是《新青年》雜誌具體提倡的思想主張。早在清末,「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就得到知識界的反覆倡導,到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話語,得到大多數中國讀書人的認同了。《新青年》雜誌如果僅僅是將「民主」與「科學」老調重彈,就不會驚世駭俗。所以《新青年》雜誌很少發表文章討論「民主」與「科學」,也就在情理之中。
那麼,《新青年》雜誌的哪些主張受到當時人的較大關注呢?
實際上,《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會問題,根本無法一概而論。比如討論過孔教和家族制度,討論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討論過白話文、世界語,討論過婦女問題、青年問題、人口問題、工人問題,討論過俄羅斯、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眾多話題。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事先並沒有一個總體設計,也沒有料想到四五年後將引發一場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所以《新青年》雜誌的很多話題,並非預先設計好的。《新青年》雜誌中的有些主張,在今天看來很有意義,但在當時卻並沒有產生多大反響;相反,有些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主張,在當時卻產生了重大影響。
那麼,《新青年》雜誌的哪些思想主張,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反響呢。考察思想主張的反響,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擁護這種思想主張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這種思想主張最為反對派所攻擊。
當時守舊派對《新青年》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白話文運動;一是反對孔教。
當時中國新聞媒體對《新青年》雜誌的關注,也集中在這兩個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張,很少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當然,五四運動以後,《新青年》雜誌轉向提倡社會主義,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後來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所講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人們眼中的新文化運動,有相當大的差距。後來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所建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形象,幾乎只剩下「民主」與「科學」,白話文運動和反對孔教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總之,《新青年》並非一創刊就名揚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開始就聲勢浩然。《新青年》從一個「普通刊物」發展成為「時代號角」,「新文化」由涓涓細流匯成洪波巨浪,都經歷了一個相當的「運動」過程。過去人們較多關注「運動」的結果,而不太留意「運動」的過程。對「運動家」們的思想主張非常重視,對「運動家」們的文化傳播策略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則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對「新文化」的內涵其實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顧的一些思想主張,在當時未必形成了多大反響,而當時人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卻早已淡出了後來史家的視野。對於同一個《新青年》,辦刊人的出發點,反對方的攻擊點,與局外人的觀察點各有不同;對於同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人的當下詮釋與後來史家的言說敘事更有相當的出入。(2009年3月5日)
主講人簡介:
王奇生:教授,湖南湘鄉人,1963年生,先後就讀於武漢大學(本科、碩士)、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先後任職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9月以「百人計劃」調至北大歷史系,研究領域為中華民國史,中國現代政黨史。主要研究成果專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留學與救國:抗戰時期海外學人群像》,《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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