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楊渝東 、史建華譯 ，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導讀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楊渝東老師，

《現代性與大屠殺》譯者之一。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波蘭裔社會學家，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早年信奉共產主義，後因猶太人的身份遭到軍隊清洗，1968年又被冠上「毒害青年罪」遭波蘭政府驅逐，流亡英國。1972年成為利茲大學社會學教授。早年從族裔的迫害，信仰的喪失到身體的放逐，賦予鮑曼極其敏感的心靈，讓他對現代性時刻充滿了反思。從1987年到1991年，分別出版了《立法者與闡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性》三本著作，被稱為「現代性三部曲」。

對於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現代世界，鮑曼似乎抱著一種「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批判之心，所思所言都表露著一位「闡釋者」深重的不安定感，就像他所批判的這個世界給芸芸眾生所帶來的體驗一樣，只不過他貌似踏上了祭壇，能夠揮旌揚幡，為萬民掃卻暫時之苦，但這卻讓他自己陷入無窮無盡不可自拔的孤獨自艾的深淵中。

多少年來，每日每夜彷彿喃喃自語一般在內心刻下的軌跡，以不連貫時間片斷串起了一個思想的整體世界。這個整體世界，始終都沒有逃離過對「大屠殺」本身的現代性追問。

當代西方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與「大屠殺」有著切膚之痛，阿倫特、埃利亞斯與鮑曼。他們都是猶太人，都受過法西斯的迫害，都有至親死於集中營和二戰。不過，他們談論大屠殺的方式卻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阿倫特受現象學影響，追問為什麼是「猶太人」；埃利亞斯帶著史學社會學者的風範，似乎要遠遠與當下拉開距離去談論法國的文明化進程，直到晚期才在《德國人》中拷問為什麼「是德國人」；而鮑曼則帶著官僚體系對人類理性的操控而導致現代理想失敗的幻滅感，追問為什麼是「現代」。

「現代」在鮑曼眼中經歷了多種變幻。曾經的現代，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在馬克思為資本主義揭示的「異化」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的基礎上，鮑曼試圖尋找到一種新的社會機制與文化形態，來掃除原有的障礙，從而實現平等、自由與公正。這種目標的達成，並不是依靠政治上的「賦權」，而是一種多主體之間的價值交流過程。

現代的意義就在於能將個人的主體性解放出來，參與到理解與行動中去，並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不斷發現「被扭曲的意涵」，從而為普遍性的人類正義的實現建立規範性的制度保證。馬克思的資本與階級學說被轉化為意義的闡釋學，而意義的溝通則是一個朝向人類進步未來發展的趨勢，個體也會為了一個可指向的將來而不斷奮鬥，並由此構建出一個具有更多共識與公義，更少強制與壓迫的世界。

然而這樣的「烏托邦」很快就在現實生活中崩解。個體的主體性演變為官僚體系制定下的理性化，而這樣的理性化過程恰恰是讓人鑽進韋伯所說的「鐵籠」當中。科學技術越來越發展，人的意義與價值得以實現的空間就顯得越來越局促。而科學技術恰恰是最容易以官僚體系的方式來加以組織起來的，它的運作邏輯完全符合科層組織的程序，而不去關心人的價值，甚至是生命。

於是，科學所代表的進步往往忽視了人類的主觀性與生存意義在此過程中成為犧牲品。而一旦這樣的忽視達到極端，一旦局內人以排斥性的口號，比如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或者宗教主義將局外人排斥在「社會」或國家的法律視野之外，那麼現代的官僚機器就會在科層組織與武力征服的雙重面相上運轉起來，大屠殺就是這一切的必然後果。

而更加可怕的，不在於施暴者的理性化，甚至帶有工具色彩的文明化，而在於受害者也是同樣如此。受害者與施暴者接受了相同的現代理性，他們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而參與到施暴者的滅絕計劃中來。因此，滅絕變成了一種合作，理性成了雙方共同的基礎，而其中的倫理體系竟然沒有絲毫崩潰的跡象。施暴者是在執行任務，受害者是在保護更多的人。

「現代」恰恰就是在所有「人」的事務上，配搭了法律、機構與制度的框架，讓「制度來思考」、「機構來說話」，「法律睡在夫妻之間」，從而使得一切人的倫理都轉換為機器和制度倫理，並由此永遠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屠殺」就在我們身邊，而我們個人自己的選擇只是配合了它不斷演變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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