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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陶陶

本文將以馬基雅維利的視角看待此次美國大選。

我曾見過很多不同見解的人談論過美國。在他們中間，有的人將美國奉之為山巔，視以「民主燈塔」；有的人將美國恨之為霸權屠夫，目以「世界土匪」。但實際上，這些人對美國的看法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無論是對美國不加掩飾的崇拜，還是對美國赤裸裸的憎恨，都離不開對美利堅共和國「無可匹敵」這一現實的認可。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真實的情況就是，美利堅早已遠非二戰期間的世界工廠（這一點人所共知），也不是冷戰期間團結如一的超級大國。今天的新羅馬早已不再強健，她分崩離析的前景已經在此次大選中得以浮現。

這一結論並非危言聳聽，因為事實表明，美國正在緊步羅馬崩潰的腳步，並迅速滑向不可控的深淵。

過去白人為主的美國人口穩定結構，即將全面瓦解。2016年6月，《華爾街日報》報紙援引最近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稱，按人口年齡來看，在5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3/4為白人，在18至34歲美國人中白人僅佔56%，在未成年中甚至低於50%；從地域來看，全美36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370個縣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這些地區包括德克薩斯州沃思堡和奧斯汀市、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喬治亞州的薩凡納市、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市等大型城市。

任何國家的政治是以人為基礎的，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改變，必然引發政治結構的重構。美國也不例外，這個國家的政治氛圍正緊隨人口結構的變化迅速變異，或者說毒化。

首先，美國包括整個西方的「選票政治」已經嚴重毒化。

作為一個選票政治下維生的政客或者政黨，它唯一在乎的就是如何汲取更多的選票以延續自身的政治生命。在傳統時代，西方政客主要靠為社區民眾爭取更多的福利，做更多的好事來爭取民眾的認可。這種刺激機制雖然也會造成一些負面社會效應，但總體來說是可控且偏正面的。然而，隨著70年代後左翼思潮的壯大，選票政治的氛圍發生了變異，部分政客逐漸意識到移民政治在選戰中的威力——永恆的選戰鐵盤。

1981年，法國社會黨總統密特朗上台，他打著當時盛行的「自由」、「博愛」等旗幟，下令特赦境內約13萬非法移民以合法公民身份，同一時期，密特朗政府還接納了大量其他地區的難民——這些被容留的新選民，幾代人都是社會黨的忠實支持者，源源不斷地為社會黨提供政治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生育率極高——這意味著社會黨的政治土壤將愈來愈壯大。

上世紀70年代，民主黨卡特總統消除了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閡，這使得黑人成為民主黨的鐵盤；1992年，美國民主黨柯林頓想方設法維持並加強了「平權法令」，這使得黑人族群成為柯林頓家族的選戰鐵盤，並屢屢在關鍵時刻中支撐著柯林頓家族的政治生命——萊溫斯基醜聞案、2016年民主黨初選等。

2000年，普京征服車臣，他任命卡德羅夫家族統治車臣穆斯林，並給予他獨斷專行的特權和對車臣的巨額財政支持，作為交換，車臣新領袖則保證治下高生育率臣民的全部選票將永遠支持普京。在達吉斯坦、韃靼斯坦等邊疆地區，類似的契約同樣支撐著新沙皇的權力寶[0.00%]帳。

普京與卡德羅夫各取所需，一個提供特權，一個提供選票，雙贏

2015年，默克爾以「人道」為名下令德國無限制吸收來自敘利亞、利比亞和阿富汗的穆斯林移民。同樣，精明的她不但抗拒了各種壓力，還努力確保對新移民的照料，政治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只要能使移民們合法入籍，這個舉措將確保默克爾和基民盟在往後的選戰中擁有永恆的鐵盤。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以來，不斷放寬針對外來非法移民的限制，並採取措施討好具有人口潛力的少數族裔。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奧巴馬無疑試圖通過這些措施鞏固民主黨和奧巴馬家族的長遠政治優勢。

正如美國民主黨泄密郵件中所言：「外國移民都是忠誠的，並且能夠幾代人積極投票。」其實，所謂「自由、平等、人道、愛國」，這些常常讓知識分子和平民們陷入自我感動的虛幻假象，對權力動物吸引相當有限。政客實行政治決策的唯一考量就是否有利於自身政治權力的延生，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就像觀察到的那樣，在西方，大量政客通過幫助當地阿訇獲得超出法律的教權從而與當地清真寺結盟，最終確保彼此在政治上實現雙贏。

事實上，法國社會黨、俄國普京、德國默克爾、美國柯林頓和奧巴馬家族，藉助外來移民攫取鞏固權力的政治策略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只不過鬥爭的方式略有不同。

五胡亂華前夕，成都王司馬穎通過武裝五部匈奴移民來掃除對手，而東海王司馬越和王浚則通過賄賂鮮卑人消滅強敵；羅馬帝國崩潰前夕，帝國的權臣或者皇帝們爭先恐後地與入侵的蠻族的結盟，並對蠻人對羅馬境內合法居民的侵蝕聽之任之；蘇聯滅亡前夕，戈爾巴喬夫也曾放權於蘇共內部的少數民族地方領袖，依靠他們對抗黨內保守派。今天，美國或者西方的選票政治以一種獨特的新形式，完成了歷史的重複。

其次，美國的選舉政治議題已經從複雜難解的經濟問題，蛻變成族群議題。

過去，美國政客們在選戰中爭執的議題，不過是些內容上令人昏昏欲睡、邏輯上複雜難解的經濟社會議題。羅斯福與胡佛斗得面紅耳赤，但聽眾往往莫名其妙；卡特和里根相互駁斥對方，但選民也無法判定誰更高明。

這些傳統選舉策略下催生的支持力量，不但效率低而且容易動搖。不過，隨著族群結構的變化，精明的政客們逐漸發現了選戰取勝的捷徑——簡單高效、方便牢靠的族群政治成為政客們爭取選票的利器——只需要坐穩屁股就會催生無窮的選票（公平地說，這並非政客的不負責任，而是族群結構變化後的必然結果）。

在2008年、2012年的大選中，政治新人奧巴馬憑藉自帶的「族群政治」牌掃蕩了對手；在2016年中，備受厭憎的希拉里憑藉黑人鐵盤最終制服桑德斯；政治新人特朗普則通過炒作族群政治輕而易舉地打垮了共和黨內的老古董們。

2016年3月11日芝加哥反特朗普遊行中，拉丁族裔抗議者高舉墨西哥國旗並踐踏美國國旗，標榜對母國的忠誠和美國的否定。這些行為都獲得了部分美國政客的支持和吹捧。

不過，族群政治並非沒有負面效應，它需要政客不斷扮演族群利益的維護者。在美國的黑人衝突事件中，總統奧巴馬需要時刻為黑人發聲，這刺激了BLM激進組織的壯大；為了爭取拉丁移民的選票，民主黨則需要不斷破除非法移民入籍的底線；同樣，共和黨則需要儘可能地扮演一個反對針對少數族裔「平權」的政治團體。這些，不但會極大地激化美國的族群矛盾（此次大選過程中的族群殺戮只是一個開始），也會迫使兩大政黨發生蛻變：民主黨逐漸成為少數族裔代言人，而共和黨不得不靠白人力量維持生存。

民主黨黨代會，以黑人拉丁人少數族裔居多

共和黨的聚會，全部是白人面孔

最終，美國的兩大政黨逐漸蛻變為不同族群的代言人，他們之間的分歧，也漸漸從同一國家目標下的不同道路，而轉變為不同族群目標下的互不相容。

過去，美國的政客們也曾在選戰中相互爭執，但他們之間的分歧是有限的。羅斯福與胡佛、卡特和里根之間在具體事宜上雖然存在著很大分歧，但他們政策的奮鬥終點是相同的，不同的僅僅是彼此的策略。

相比之下，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間的互不相讓，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他們的支持度甚至需要彼此之間的仇恨來維持。在希拉里所代表的民意看來，非法移民的轉正無疑是最大的正義，但對於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意來看，非法移民的入境簡直無異於災難；在希拉里所代表的選民利益看來，對黑人拉丁族裔「平權」是無可置疑的進步之舉，但對特朗普所代表的選民利益看來，這屬於不能容忍的政治操弄。雙方嚴重分歧的背後，折射出彼此族群利益的對峙。

更重要的是，兩黨目標和基本盤的不相容，使得彼此愈來愈難以達成妥協。在美國的國會裡，越來越多的議員通過閱讀冗長的小說阻止對方政黨發言，甚至政黨間拒絕合作以至於政府停擺屢現——這些實際上得到所屬民意的支持，因為任何政客都絕不敢輕易去做有損支持率的蠢行。

這也意味著，美國的決策效率將愈來愈低，甚至很可能出現矛盾不可調和的局面。

美國人是自傲的，70年超級大國的地位積累了足夠的幻覺讓他們陷入一種慷慨的自負之中，使之誤以為偉大的新羅馬能夠掙脫興衰的鐵籠、跳出歷史的循環，憑藉上帝的眷顧創造出一個永恆的帝國。

不過，羅馬人也曾自信過帝國不墜；拜占庭人也曾自視上帝之國；蘇聯人也曾堅信「聯盟牢不可破」。世人只看到美利堅強橫的軍威，卻不知其龐大的身軀已經開始衰朽。要知道，崩潰前的羅馬掃蕩過萊茵河；五胡亂華前的中原征服了江南；安史之亂前的盛唐耀兵四夷；曼奇刻爾特災難前的拜占庭屠戮了保加利亞；解體前的蘇聯看上去無可匹敵。但是，這些外在的輝煌，在內部的痼疾面前從來毫無意義。

超級帝國的滅亡，從來都是源於自身的衰朽。這是歷史的鐵律，今天的新羅馬，同樣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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