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華人女經濟學家懟李稻葵：與西方經濟學分庭抗禮你理論依據是啥

本文作者傅曉嵐教授，牛津大學社會科學領域首位大陸華人終身教授，牛津大學技術管理髮展中心創始主任，國際發展系教授。

與稻葵教授商榷： 

說好中國故事，道理不錯。可是早提出這個問題了，沒有什麼新意。有一些重要的細節，我覺得值得商榷。核心問題是是理論是解釋實踐的，還是指導實踐的？

第一，英國出了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到凱恩斯，他們的理論前行於實踐，是用來指導實踐。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在英國作為小的島國，如何推動其經濟發展的大問題大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國富論推崇自由市場同時提出貿易給一個國家的剩餘生產能力提供了一個泄出口Vent for Surplus。而這種本來沒有價值的剩餘生產能力，通過貿易交換給需要它的國家/人，從而實現了價值。凱恩斯的理論的提出也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不是用來解釋政策的。

第二，該文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哲學的思考，因此比經濟理論要高一個層次。哲學就比經濟學高一個層次？這個比較的理論根據和實證依據在哪裡？

第三，關於日本，確實日本經濟發展上沒有自己的理論，而是跟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但是日本近三十年的衰退不是沒有發明出新的經濟理論來解釋他們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是沒有經濟政治上的自信，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匯率大幅升值。這個問題我和時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現任日本銀行總裁的黑田東彥交流過。因此日本的教訓在美對華匯率壓力問題上中方不能重蹈覆轍，人民幣大幅升值。而中國政府自2005年以來的漸進式的升值策略明顯優於短時間內的大幅升值。

當然，我不反對一些文章基於實踐案例總結經驗。但是這個不是大方向。還是中級水平。

《李稻葵：中國經濟學界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 與西方經濟學分庭抗禮》

本文為經濟學家圈2018年3月2日發布

作者李稻葵，清華大學教授

中國發展起來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不適應、不理解，有的甚至覺得中國人偷跑、搶跑、耍賴，佔了西方人的便宜。怎麼辦？需要講好中國故事。要有中國的理論，理論上不去、講不圓，咱們在國際上、在政策發展問題上永遠吃虧。這方面有很多前車之鑒。 

1775年英國開始搞工業革命，同一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被認為是經濟學的《聖經》。《國富論》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場經濟，人人都受益。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讓勞動分工很細，每個人都發揮效率。亞當·斯密給英國時代創造了一種理論、一種思想，影響了無數人，大家都覺得英國工業革命是世界的福音。亞當·斯密的繼任者大衛·李嘉圖，當了英國的國會議員，後來到大學當教授，也為當時英國的經濟搖旗吶喊，自由貿易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貿易的各國都發揮比較優勢。英國當時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國家，他們的經濟發展在學者那裡找到了理論的、思想的根據。

馬克思雖然不是英國人，但他研究的是當時興起的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方式。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奮鬥了幾十年，他的結論有鮮明的鬥爭性、實踐性，充滿了哲學的思考。他說資本主義的制度是暫時的，不是永恆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理論是誤導，讓人誤以為那個制度永遠會存在。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制度有它潛在的本質性矛盾，這個理論給當時的工人運動提供了思想指導。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哲學的思考，比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高一個層次，這麼多年指導了很多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

凱恩斯，又是英國人，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衝突、矛盾，包括1929年的大蕭條，工人大規模失業，有人想買東西，但是工廠又不能開工，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凱恩斯提出政府必須干預，政府發債券，僱工人在地上挖個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錢了，市場就可以運轉起來，他在哲學層面實際上是繼承了馬克思。一戰結束時，凱恩斯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經濟學思想者，倡導不應該死磕德國，英國跟法國應該給德國留出生路，可惜他們沒有聽凱恩斯的。英國和法國拚命地擠德國，把德國推向了極權主義的、極端主義獨裁的死路。二戰結束前夕的1944年，凱恩斯帶領英國的團隊應邀到美國去構想1945年戰後世界的經濟大格局。講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國已經是明日黃花了，美國掌握了世界霸權。堂堂的凱恩斯說不過美國的國務卿懷特，懷特方案最後被採納。

美國非常有意思，建國二百多年的時間，絕大部分時間是搞貿易保護的，美國內戰的結果是，搞貿易保護的北方戰勝了支持自由貿易的南方，這是完全背離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基本原則的。很有意思，美國從內戰結束以後一直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原則上講，沒有出思想家、經濟學的大家，沒有思想家為自己辯護。美國推行大陸經濟，搞貿易保護，不需要提倡自由貿易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美國沒有出自己的思想家為自己辯護。直到二戰結束，美國要主導國際秩序了，蹦出來一位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經濟的領軍人物，他是一個很好的傳播者，作為猶太人非常會辯論、非常會利用電視媒體的傳播渠道在美國到處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符合那個時代的精神，符合當時美國所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應該說不能算原創。

接著，二戰之後哈佛大學當時最有名的、最有影響的阿爾文·漢森教授，他的貢獻是把凱恩斯主義引到了美國。他的學生保羅·薩繆爾森跑到麻省理工學院創辦了經濟系，技術層面非常強大，建立了現代整個經濟學的技術體系。還有一位是薩繆爾森的侄兒薩默斯，當過美國財政部部長，後來又當過哈佛大學校長，以前是為自由貿易搖旗吶喊，最近一段時間開始轉向，說自由貿易對美國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說，美國搞經濟學的人多，技術完備，非常強大，但是思想層面有點土，重大思想都是來自於歐洲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還有後來的熊彼特等。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將近三十年的經濟衰退怎麼來的？我認為是經濟學沒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奮，技術上精益求精，做一個汽車、做一個產品，幾十年如一日，但經濟學不是這麼玩的。日本人的缺點是什麼呢？一是學外語太慢、嘴笨，中國人總的來說學外語比日本人快一點。二是思想層面，沒有學到西方的精髓，沒有創新。這麼多年日本的財政部、央行找不出幾個能夠跟美國人吵架的、在理論上能夠講得圓的高級學者或者官員。日本財政部裡面的博士非常少，這麼多年一碰到匯率問題、貨幣政策問題、具體的體制問題，包括日本特殊體制問題，他們講不清楚。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倒霉的是日本，因為日本借了很多錢給東南亞國家，日本非常希望東南亞國家能夠緩一口氣，然後把這個錢還回來。日本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錢不夠，我們出錢搞一個亞洲貨幣基金來營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機的國家，把他們扶起來之後給我還錢，就像美國扶持墨西哥一樣。美國人說不行，一定要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一步伐行動，日本人什麼都不敢講。

必須把中國成功經驗講出來

所以，中國未來到2035年、2050年的發展，不光要解決具體問題，還要把中國的理論講出來。為什麼我們要市場跟政府同時使勁？過去我們成功的經驗是什麼？未來為什麼要堅持這些經驗？為什麼今天的美國、歐洲會出問題？要把這個理論上講清楚，講不清楚一定會吃虧，這是我們的責任。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在經濟理論上的「貿易逆差」一定會帶來經濟政策層面的被動甚至敗仗，而經濟政策層面的敗仗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的倒退。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而廣場協議之所以簽訂是因為日本經濟學研究長期落後於實踐，在日本經濟騰飛的年代，鮮有日本經濟學家能夠與美國同行針鋒相對、從學理上反駁美國政府強勢要求，沒能給一線經濟政策團隊應有的支持。最終，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經濟政策界毫無還手之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戰結束前夜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多虧了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沒落的「大英帝國」爭得了超額的話語權和利益。日本的例子為我們敲起了警鐘，凱恩斯的故事警醒著我們。因此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有緊迫感，必須把我們偉大的經濟實踐和思想，轉化為國際上有廣泛說服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與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分庭抗禮的經濟學理論，為中國經濟的重大決策，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