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德國人眼裡的陌生中國

06-02

當前，歐洲各國正在進行一場拉近與中國關係的比賽。

德國駐華使館透露，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2015年10月28日至30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次將是默克爾年內的第二次訪華，同時將是她個人任期內的第八次訪華。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示，這樣高頻次的訪華創了西方國家政府首腦訪華頻次的記錄，默克爾總理是來中國次數最多的，也是最了解中國的西方國家元首。

默克爾此次訪華的時機很微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從英國出訪回來，兩國之間在各領域的合作急劇升溫;同時，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中國經濟增長逐漸降溫，產業結構面臨調整改革。

由於默克爾頻繁訪問中國，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默克爾的聲望高於歐洲任何一位政治家。在2005年上任後，她已先後七次訪華，2012年還兩次到中國。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中國對德國來說有多重要。

在默克爾擔任總理的這十年，德國對華出口急速攀升，其中2008年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是重要拐點，當德國對歐洲其他國家出口下降時，崛起的中國市場對德國來說越來越重要。

事實上，當今中國與德國在崛起之路上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

首先，兩國周邊都是敵意國家。二戰前的德國，法國是直接且強大的敵意國家，以法國而言，被摧毀的德國才是安全的德國。

英、蘇是潛在的敵對國家，好英國認為德國危險，但可以牽制蘇聯甚至法國，蘇聯意識形態上敵視德國，但是希望以其牽製法德；波蘭是直接有一定力量的敵意國家，其佔有但澤，且具有一定軍事實力。

對比如今中國，日本是直接而強大的敵意國家，美、俄是潛在敵意國家，印度、越南是具有一定實力的敵意國家。

總的來說，納粹德國和現今的中國都被敵意國家在戰略上包圍。

其次，德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與中國有相似之處。由於英美的貸款，二戰前德國的經濟並未受2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相反還有所受益，到了二戰爆發前德國工業產值僅次於美國。

而高速發展的經濟也是希特勒政權在民間的統治基礎，但是這種戰爭導向型經濟也有其體制性的隱患，即無法持久，終究需要戰爭。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達到世界第一指日可待，經濟發展同時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但是這種經濟發展面臨體制性的瓶頸，屆時轉移社會矛盾的最佳方式仍然是戰爭。

再次，民族感情的相似之處。德國歷經一戰失敗，割地賠款，而中國自1840以來也是備受屈辱。二戰前德國之仇視法國，與現今中國之仇視日本，如出一轍，民族主義在國內都是極為盛行。而兩國對美國的態度也很相似，視其為最終對手，卻不想與之過早交手。

中國變得強大起來，如果中國和西方保持和平共處，那麼21世紀就會避免20世紀的恐怖事件。如果中國和西方爆發戰爭，就會出現超出想像的可怕災難。

當年的德國和如今的中國一樣，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但是，在德國人眼中，「陌生」是描述中國見聞的一個高頻辭彙。

「陌生」在他們的語境里有什麼含義？在「陌生」的背後隱藏著哪些文化態度？

大多數德國人來中國之前，都認為中國是個陌生的國度。它遠在千里之外，有著和西方迥然不同的傳統，而且在西方輿論中被異化了。

建築師揚（化名）說他和妻子的共同願望是去國外工作、生活，體驗不同的文化。他們曾在舊金山、悉尼和迪拜工作過，這些地方的異國風情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中國卻不在他們的計劃之內。

揚曾出差到中國，看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完全不同，生活質量不如西方高，而且英語不是通行的語言，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揚夫婦是不會主動來「陌生的」中國的。

「陌生」和它的近義詞「不同」的差別在於，並非所有的「不同」都被歸為「陌生」。美國、澳大利亞和阿聯酋，同樣是外國，唯獨中國被揚標記為「陌生」，讓他敬而遠之。

這一區別體現了揚對「不同」的接受程度：他樂於了解和西方文化相近的不同文化，和與西方差別較大的東方文化則保持距離。

由此可見，「陌生」這一表述體現的是一種態度，是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關係。同樣的東西，在一些人看來是陌生的，在另一些人看來就不是。

比如對於在德國鄉下長大、小城市工作的機械製造師弗里茨（化名）來說，北京太大了，德國的大城市與北京相比都成了小縣城。這個超大城市的喧囂擁擠、空氣不好、人情冷淡讓他十分不適應。

他說自己十五歲的小兒子也同樣厭惡大城市的生活，並把自己的不適應歸結為對中國文化的不滿，把城鄉生活的不同歸結為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從而對中國這個「陌生的」文化產生了抗拒的心理。

但80後的建築師盧卡斯（化名）認為，與小城市相比，大都市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選擇，是他一直嚮往的。北京年輕人多，休閑娛樂生活也格外豐富多彩，他在這裡如魚得水，玩得十分痛快。

他甚至覺得，世界上所有的國際化大都市都差不多，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他在北京沒有感到什麼不適應。對比弗里茨和盧卡斯對於北京的態度，我們發現，陌生不是事物固有的特徵，而是一種詮釋事物的方式。

隨著在中國生活、工作時間的增加，接受採訪的德國人慢慢發現，「陌生」和它的反義詞「熟悉」是辯證的關係。

兩者相互依存，把其他的文化定義為「陌生的」「別人的」，就要先知道什麼是「熟悉的」「自己的」，所以與陌生文化碰撞的過程，也是反思、了解自己文化的過程。

弗里茨說，在與外國顧客、供貨商打交道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德國式工作理念不是理所應當的，比如對於合同的看法。

他說，德國商人認為合同是一成不變的契約，約定一旦變成了白紙黑字，就要嚴格執行。而中國商人認為合同只是行動的大概框架，條款的落實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有所變動。

之前，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德國特色的，接觸到其他的文化才知道，同一個目標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到達。

文化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不知不覺地給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塑形。只有接觸了不同的文化，自己文化的束縛力才會浮出水面。

另外，「陌生」與「熟悉」之間的界限是流動的。再陌生的文化，一旦真正了解了，陌生感就會瓦解，原來陌生的就變成了熟悉的。

德企高管迪特里希（化名）在採訪中說道，在他決定來中國之前，他身邊的朋友告訴他不少有關中國的負面信息，這讓他們一家人在做決定時十分為難。

最後，他們相信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要親自來感受中國。來了才發現，中國變化之快，使大家之前的刻板印象都失去了準確性。

比如在他來中國之前，他和親人朋友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上個世紀，以為中國人都穿統一的藍色中山服，自行車大軍佔滿大街小巷。

來了他才發現，現在的中國人也能充分展現自己的個性，而且中國與德國無異，已經是一個汽車王國了。

他說，雖然在中國的生活不如在德國舒適，但讓他欣慰的是，他沒有錯過見證中國發展奇蹟的寶貴機會。

迪特里希還說，在中國這三年里最遺憾的是語言不通，他不能讀中文的書報，也不能和當地人交流。沒有語言，就沒有打開文化大門的鑰匙。

比如他曾兩次去戲院看戲，因為聽不懂台詞，也沒有找到介紹中國戲曲常識的英語資料，他始終沒有明白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沒有交流與理解，陌生始終是陌生的，匆匆經過的人成了浮光掠影的看客。有人失望之下，乾脆重回自己熟悉的文化，和陌生文化劃清界限。

德國駐京記者沃爾夫岡（化名）說，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很多在北京生活的德國人不能融入中國人的圈子，便只和德國人或歐美人交朋友，慢慢地形成了「德國人團體」。

雖身在北京，但他們吃的是西餐，說的是德語，參加的是西式娛樂活動，一有機會就回德國度假，他們冰箱里甚至還有從德國帶過來的牛奶、乳酪等食品。

對他們來說，中國只是出差目的地，而家始終在德國。不主動適應他國文化，就只能徘徊在陌生文化的門外。

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孫進撰文稱，在二戰中，德國是法西斯軸心國之首，戰後又因為認真反省歷史的態度而贏得世界的諒解。德國人知道中國在二戰期間的歷史與貢獻嗎？

在德國「好問題網站」（gutefrage.de）上，一位網友問：「今天在歷史課上看到一個資料說，二戰中國死亡人數是1000萬。中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死亡？中國有參加二戰嗎？我的老師也不知道答案。你們能回答這個問題嗎？」

另一位網友問：「中國為什麼會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因為中國人口很多嗎？」

還有一位叫馬克西米利安的網友問：「我的政治教育書上說，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美國）是二戰的戰勝國。別的國家都好說，唯有中國我不理解，中國怎麼會是二戰的戰勝國呢？」

從學生和網友提出的這些問題來看，他們顯然不知道中國參加了二戰，更別提了解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了。

要回答「德國人為什麼不知道」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一下德國人歷史知識的來源。

首先看德國中學的歷史教育。查閱北威州、黑森州、巴登-符騰堡州、巴伐利亞州等幾個州的歷史教學大綱或教育標準，發現：二戰歷史雖然是德國學生必修的知識點，但側重點是歐洲，而且在內容上偏重於對納粹政權和種族屠殺的認識和反省，並沒有提及中日戰爭。

例如，黑森州歷史教學大綱列出學生必修的二戰知識點是：希特勒奪權與納粹集權統治，納粹的外交政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種族滅絕戰爭與種族屠殺，反對納粹統治的抗爭，反希特勒聯盟與摧毀納粹獨裁，對二戰的總結與反思。

德國歷史研究者孟鍾捷對德國歷史教科書的分析也表明，大部分德國歷史教科書，要麼完全不提中國戰場，要麼只是寥寥數語帶過。

一些德國中學的歷史教材將德國入侵波蘭視為二戰的開端，將二戰的起止時間定為1939年~1945年。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認識，致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和中國抗戰的歷史均被排除在外。

當然，也要避免一概而論，因為並非所有德國學生都不學習中國歷史。對於那些將歷史選為中學畢業考試科目或高級課程的學生，他們的歷史課學時和學習的內容會更多一些，這部分學生有可能會選修中國或日本的歷史。

例如，根據黑森州的歷史教學大綱，選修20世紀中國歷史的學生會學習以下內容：毛澤東與共產黨的崛起，長征，中日戰爭，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至毛澤東去世期間的國內發展，鄧小平時代的現代化進程，等等。

這部分學生應該知道中國在二戰期間的歷史。可惜的是，這部分學生只佔少數。

另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德國學者或大學生，自然也會熟悉那段歷史，但他們也是少數。在大多數德國人的歷史記憶中，二戰開始於1939年9月1日，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德國。

如果現在有人告訴他，二戰其實開始於1937年7月7日，發動戰爭的是日本，很可能會影響到他對德國歷史罪責的認識。

除了學校的歷史教育之外，大眾傳媒也是國民歷史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德國媒體倒是有一些有關中國和二戰的報道（例如德國之聲在2005年8月12日的報道「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也有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戰爭暴行的專門報道（如世界報在2013年11月4日的報道「中日之間超乎想像的放縱」）。

不過，這樣的媒體報道總的來說數量很少，而且並沒有引起公眾的普遍關注，不足以影響德國公眾的歷史認識。

無論是德國歷史教科書對中國戰場的遺忘，還是德國公眾的不關注，其深層的原因，都是德國及西方對中國在二戰中作用的一種低估。

德國學者迪特·庫恩（Dieter Kuhn）在其專著《中國的二戰》（Der zweite Weltkrieg in China）中指出：「在德國人以及德語區歷史學者的意識中，與歐洲戰場相比，中國的抗戰只是一個不重要的邊緣事件。」

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其專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中也表示：「幾十年來，我們關於那場全球性戰爭的理解，一直未能對中國的角色給出恰如其分的說法。即使在中國被考慮在內的時候，它也只是一個次要角色，一個在一場讓美國、蘇聯和英國出盡風頭的戰爭中跑龍套的小演員。」

孫進認為，中國已是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一舉一動都受到世界的關注。如果其他國家的公眾不了解中國的那段歷史，也就無法理解和支持中國的立場和主張。

例如，不了解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暴行，就不理解為何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會激起中國的憤怒，會在東亞引發外交風波。

不了解日本政要否認或粉飾侵略戰爭的態度，就很難理解中國為何在停戰70年後仍然對這個歷史問題念念不忘。

不了解中國抗戰的艱辛和苦難，就容易把中國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視為炫耀武力。

不了解中國曾忍受西方列強百年凌辱的歷史，就不能理解中國為何那麼看重國際認可，卻又不願接受西方對中國的指手畫腳。

在中國崛起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們不能忽視德國及西方民眾的看法。他們代表著所在國家的民意，影響甚至決定著其政府的說法和做法。

因此，只有讓他們了解中國的過去，才能讓他們摒棄偏見，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