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瞻

中國前瞻

（中國）《瞭望新聞周刊》   (2009-09-30)

fieldset {width: 309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體";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世界已經面臨著一個整體轉變的潮流，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實習生王旭光

　　一本美國人預測中國發展趨勢的書最近風靡中國，出版不到一周，首印的20萬冊就已售罄。這本書是世界聞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的最新作品：《中國大趨勢》。

　　9月4日，80歲的奈斯比特出席了《中國大趨勢》中文版首發式，他說：「人們以為我預言的都是未來，其實我只是把現狀寫下來，20年來我所寫的都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我所要分析的就是哪些事情會長久地影響社會。」

　　27年前奈斯比特撰寫了《大趨勢》，這本書在全世界至少已賣出了1400萬冊。1984年，此書被譯成中文，這讓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得以從一個全新角度來觀察世界。25年後，《中國大趨勢》又為中國人提供了從世界角度看中國的機遇。

　　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認為，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許可證明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歷史之終結」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的又一個階段而已。

　　書中預期的未來是一個還未曾發生的事實，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在回首與總結過去60年的經驗之後，前瞻與勾勒中國後30年的未來圖景成為公眾的心理期待。

　　為解答疑問，探尋中國的未來圖景。《瞭望》新聞周刊專訪了曾引起收視熱潮的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學術總顧問、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錢乘旦，中國未來學會常務理事與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羅肇鴻，原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楯。

　　受訪專家們認為預測未來很難，他們更願意麵對中國現實，思考未來中國發展進步的可能空間。他們謹慎樂觀，強調憂患意識：中國的改革還在進程當中，中國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中國人應該有憂患意識」

　　《瞭望》：歷史的發展總是超出人的預期。今天，人們已看到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中國。你認為今後30年，又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錢乘旦：對未來預測可能是歷史學者最不擅長的事情。歷史學者是研究過去，與之相比，預測未來將是一個大的挑戰。我只能按照歷史學者的思維方式力圖作出回答。

　　未來30年的中國，我覺得各種可能都會出現。我們做得好，前景就會很好，做得不好，令人擔憂的情況也會出現。同時，外部世界還有一些不可抗拒因素有可能發生。我的意思是說，新中國60年已經取得巨大成績，但那是過去的成績。如果展望未來，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的大國，中國人應該有憂患意識。

　　我認為，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還處於中間階段，現代化任務還沒有最終完成，所以還要像小平同志所說，要保持「韜光養晦」的態度。

　　《瞭望》：未來學研究中有這樣的劃分，研究未來的學者可以從總體上分成兩派：一種是對未來持悲觀態度，一種是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對於中國的未來，你是樂觀還是悲觀？

　　羅肇鴻：我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未來30年，中國發展的核心任務有兩項。在經濟改革方面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使得絕大多數人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因為人們開始認識到「增長未必等於發展」，隨著經濟的增長，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改革也要跟上，讓生活在這一國度的人們都得以安居樂業，在經濟上有「安全港」。現在中國人的收入差距較大，財富分配不均衡，這些問題應該在未來加以解決。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要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即通過協商、選拔加選舉的民主制度，在利益多元化的空間下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今天中國的制度越來越完善了，所以我持比較樂觀的態度。理由有四：第一，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第二，可以看到目前經濟的發展勢頭較好；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明確要發展自己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第四，中國的民主建設會有所推進。

　　《瞭望》：中國的發展道路有其自身的特點，有人提出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概念，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有人認為現實已經證明中國發展路徑的優越性，未來中國會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人類發展新路嗎？

　　錢乘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是有可能的。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探索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不斷摸索，起初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後來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現在是在採用改革的方式，推動國家與社會進步。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中國領導人與中國人民是非常明確、有意識地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我相信中國最終能夠走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羅肇鴻：我認為中國模式這個提法可以商榷。事實上我們的發展經驗集中總結了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當然還包括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教訓，是在繼承了人類眾多優秀成果，吸收了全世界人類文明基礎上加以創造並且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所以，中國模式的提法顯然不太準確。

　　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是別國所沒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照搬。我倒認為，應該強調中國經驗的另一特點，就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來發展經濟的作用很大，這一特點與方式當然是可以被學習的。中國人現在最好不要過多地宣揚「中國模式」，可以總結中國經驗。因為它還不完善，還沒有被普遍接受。

　　李楯：中國與別國不同，既不是發達國家，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因為一般發展中國家沒有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經歷。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在19世紀中葉被從外部打開國門，開始自己的被現代化進程後，又在20世紀中葉關上國門，於封閉中形成獨特的制度文明質態，我們現在面臨著化解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遺產（如城鄉分治等）的難題，我們必須探尋自己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沒有別國的經驗可以借鑒，誰也教不了我們，就看我們能不能靠自己的智慧，走出一條路。

　　面臨建設現代社會的第三步任務

　　《瞭望》：1981年，學術型刊物《世界歷史》發表你的一篇論文，提出改革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模式，這在當時引起了爭議，時過境遷，你還堅持這一觀點嗎？

　　錢乘旦：我仍然堅持這一觀點。近30年來，我做的學術研究與觀點闡釋都是以此出發的。改革是世界現代化的一種模式，這也是被歷史證明了的事實。

　　那時提出這一觀點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中國剛從「文革」陰影中走出。當時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認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唯一方式是革命，要用革命打破舊世界並且創造出新世界，如果不革命，社會不可能進步。

　　但我從對英國歷史的研究中發現：英國的發展基本上走的是改革之路，英國通過改革而完成現代化。改革是英國近代以後歷史發展的最大特色，而我們不應忘記：英國是世界上最早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後來我又注意到：像英國這樣走改革之路的國家還有很多。所以我提出：改革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可能的模式。

　　《瞭望》：在1986年出版的《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一書中，你提出了三種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

　　錢乘旦：是的。其中之一就是英國和平、漸進的改革方式；第二種是法國式的跳躍、革命的發展方式；第三種是德國的方式，它的特點是國家現代化是在舊有社會力量主導下推進。德國由此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內在的問題沒有解決，後來德國走上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德國在發展道路上犯過很多錯誤，充滿曲折。

　　《瞭望》：與以上的三種發展道路相比，中國的發展道路有什麼同與不同？

　　錢乘旦：每個國家的現實不同，道路本身也是發展變化的，並不是說一個國家所走的現代化道路一成不變，也並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可以簡單照搬。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為救亡圖存，追趕世界的現代化潮流，曾嘗試過不同的方式，探尋過不同的發展路徑。起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然後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通過革命最終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又不斷摸索前進的方向，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到今天，中國走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之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曲折、複雜，中國人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瞭望》：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總結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你認為現代化的實現過程可以劃分為哪些階段？

　　錢乘旦：從世界各國的歷史來看，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三個階段，有三項任務需要完成：一是建立現代國家，二是發展現代經濟，三是建設現代社會。

　　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第一項任務的完成，同時也是第二項任務的開始，第二項任務從1949年建國之日起就開始了，改革開放後則飛速進展。現在我們處在繼續完成第二項任務，同時要開始執行第三項任務的關鍵時刻。

　　中國人應該意識到在現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必然面臨建設現代社會的第三步任務。現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程度還相當不夠。建設現代社會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公正，實現社會公正，才能達到「社會和諧」。國家領導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表明中國已經看清楚了未來發展的方向。

　　建立現代社會，一般情況下都是在現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意識到僅僅發展經濟遠遠不夠，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全部的問題。現在，許多人認為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可依靠經濟發展，這是不對的。不把建設現代社會當作是國家現代化發展三步驟中的一步，僅把發展現代經濟看作是任務，未來發展就會面臨更大的問題。

　　單純的經濟發展不能解決諸如財富合理分配、滿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等重要問題。中國是否能自然地過渡到這一階段？首先中國社會要達成共識，發展經濟的目標是什麼？要明確最終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還是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現在提出的很多問題，包括醫保、教育、環保、收入分配等很多問題，其實都是建立現代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世界發展模式到了轉型期

　　《瞭望》：暢銷全球的中國產品許多缺乏核心技術，不僅利潤稀薄，同時也給中國的環境與資源造成壓力。為什麼聰明的中國人，缺少領先於世界的「中國創造」？

　　李楯：哲學家趙汀陽提出，不要說我們還不是一個真正的物質生產大國，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早已不是一個知識生產大國了；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後發劣勢」，這是指後發國家只學先行發展國家的技術而不能有效建構起技術產生所需的制度空間。鄧小平同志多年前提出的體制改革，現在有些任務還沒有完成。有了良好的制度，社會才能和諧，創造力才能不只在個別方面而在各方面充分表現出來，才得以普遍提升一個一個公民的生存質量，才能拉動內需，改變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留給我們的「大國家、小市場」局面。

　　羅肇鴻：中國在整體上仍然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發達國家利用我們的廉價勞動力，人家拿大頭，我們拿小頭，還被人說成「沒心沒肺」，沒有核心技術。

　　中國人不是沒有創新，而是缺少創新，這說明我們的創新沒有制度保障。制度創新更具有普遍價值。由於在制度上存在障礙，嚴重束縛了創新精神的發揮。在科學研究上，研究者們普遍急於求成，在道德、信用上存在缺失，反映在學術界的就是造假行為大量出現。今天我們要提倡科學自由，讓真正有才華、有創造性成果的人得到認可。

　　《瞭望》：一些中外學者認為，「中國已經摸索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那麼，未來中國還需要向世界學習嗎？

　　錢乘旦：作為中國人，重要的是，總要有一種危機意識、一種緊迫感，總是覺得有一些事要做，以及有一些事沒有做好。我不同意有些人說，「我們現在已經很強大了，我們完全不需要向別人學習，只有別人要向我們學習」、「中國已經摸索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等等。這些說法並不客觀，中國確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不可大意，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大家應該清楚中國的實際，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有的地區剛剛脫貧，只有少部分人達到富裕水平，GDP被13億人口一平均就很小了，人均GDP排在世界的一百多位。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環境問題，教育問題……我們現在連沾沾自喜的資格都沒有。

　　建設現代社會是很困難的，19世紀中葉，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然而建立現代化社會，它花費了100多年時間。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困擾美國的種族問題、婦女問題才得以解決。即便是今天的美國，還有幾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障，因此奧巴馬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向別人學習，過於自信和自滿是不應該的。

　　李楯：我們有著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留給我們的過強的敵情意識，但缺乏憂患意識；我們必須意識到各種危機出現的可能。

　　為了能夠抵禦可能出現的危機，一是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城鄉一體、覆蓋全體國民的，在內容上涵蓋醫療衛生、工傷、失業、最低生活保障、養老等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二是形成權益保障、訴求表達、利益協調、矛盾調處機制，使各種訴求能有制度化的路徑通達於決策者和社會，小可協調利益、化解衝突，大可群策群力，凝聚民心；三是接續文化傳承，修復誠信、道德，形成新的國人認同。

　　《瞭望》：你提出世界已經面臨著一個整體轉變的潮流，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能具體介紹一下嗎？

　　羅肇鴻：是的，世界發展模式到了轉型期。全世界都在討論改革。在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走進了白宮，奧巴馬上台後每天都在講「Change」（改變）。在日本，民主黨領袖鳩山由紀夫戰勝了一直執政的自民黨而上台，表現了日本民眾同樣的心理訴求。全世界都在要求改變，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發出求變的強烈心聲。

　　從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我們可以得到三點啟示。第一，美國的金融霸權受到挑戰，改變規則勢不可免。第二，不受約束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式微。第三，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在加速。在這一世界潮流下，中國面臨著30年後的發展，確實到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時刻。以前講「各領風騷三百年」，資本主義已經300年了。現在，是應該出現一個更合理的發展模式的時候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普遍遭遇危機，個別發達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這是否說明不同發展模式應該更多地相互學習，找出一條人類發展的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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