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責編回憶陳忠實創作細節：一周讓老婆送一次饃

06-02

（鳳凰文化何可人報道）「1973年隆冬季節，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區區委去開會，什麼內容已經毫無記憶了。會議結束散場時，一位陌生人攔住了我，他說他叫何啟治，從北京來，從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來。

他已讀過我在《陝西文藝》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接班以後》，認為這個短篇具備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架式或者說基礎，可以寫成一部20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種茫然。我給老何解釋這幾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卻耐心地給我鼓勵。」

這是陳忠實在其散文《何為益友》中一段回憶。文中提到的主角「老何」，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何啟治。因當年這一面之緣，陳忠實和何啟治從此成為半生的摯友。從此，何啟治見證著陳忠實寫作上每一個重要的步伐。

1992年3月，陳忠實剛剛寫完《白鹿原》，立即寫信給時任《當代》雜誌常務副主編的何啟治。而何啟治迅速決定，將這部尚不為人所知的小說放在《當代》雜誌連載，並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陳忠實後來寫下《何為益友》回憶何啟治對自己創作的鼓勵和支持，也披露了許多《白鹿原》出版過程中和出版後整個過程和諸多細節。

2016年4月29日，在陳忠實去世的這個上午，他的「益友」何啟治，接受了鳳凰文化的採訪。

1998年4月，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後，陳忠實與何啟治合影

以下是何啟治的口述：

「寫長篇小說彷彿『老虎吃天』那麼難」

1973年還是文革期間，我剛從五七幹校恢復工作回到出版社，在出版社的現代文學編輯室——當時叫「現代」不叫「當代」——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小說組當編輯。

當時跑到西安，我也做了一些調查，因為我們要向地方上的一些作家組稿，首先就應該調查有哪些青年作家。當時我就已經注意到西安的一些包括路遙、賈平凹等。陳忠實當時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寫的兩萬字短篇小說叫《接班以後》。

當時叫陝西省文藝工作的什麼機構——不叫因為作協還沒恢復——就叫有關機構吧，也向我推薦了陳忠實，但是我不認識他，我看了這篇《接班以後》，就去找他。

陳忠實當時正在西安的郊區一個叫「小寨」的地方開會。我也沒找到會場，就在那個小寨區委的門口，看見他推著一輛破自行車出來，我就在那裡碰到他。

陳忠實推著破自行車出來，當時刮著風。他當時一聽我說話的口吻——因為我也不會說陝西話，我說的話也不是標準北京話，我是廣東人——所以他聽起來就是說，知道是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高門樓」——他用的就是「高門樓」——是從一個他心裡的文學聖殿來的。他就問我就，為什麼會提出讓他寫長篇？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當時並沒有文學出版社沒有《當代》雜誌這樣的一個陣地、這樣一個園地可以發表這兩篇小說。而我們就是要出書就是沖著未來，所以我向他組稿，就是希望他給我們寫長篇。

他聽完就他用他的原話說就是就彷彿是「老虎吃天」——老虎吃天那麼難——他說聽起來就像老虎吃天那麼難！他覺得是很遙遠的事兒，因為他剛寫短篇，也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繼續不斷的寫一些中短篇，長篇的計劃根本也沒有。但我當時就說，就《當代》雜誌，我向他組稿，請他為文學出版社寫長篇。

而且我還有個理由，當時我正組織兩個北京知青，寫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隊的長篇小說。而陳忠實，根據他寫的短篇內容，和陝西省有關方面的推薦，我了解到他已經在農村摸爬滾打有好長時間了。當時的陳忠實已經三十多歲了，他高中畢業以後因為困難時期，高等學校招生收縮，陳忠實所在的整個班都沒有考上一個大學生，整個年級十個班才有幾個學生能考上大學的。陳忠實沒考上大學當然很遺憾，但是後來他就在農村摸爬滾打，他當時的身份是公社的副書記副社長，人民公社嘛，他還在搞大片修整等等，干這個事兒。這就是陳忠實73年的狀態。

所以我當時為什麼跟他約稿約寫長篇的，有這麼個道理。八十年代後他才調上來當專業作家。

當然，雖然陳忠實覺得這件事像「老虎吃天」那麼難，但是他也說感覺到我代表出版社向他約稿有很真誠的這一面，就是非常誠懇的向他約稿，所以他從那以後他就記住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一個老何這個人。他以後一直叫我老何，我比他大6歲，他當時33歲嘛，1973年33歲，他是1940年生的。

「他在西安老屋安靜的寫作，靠妻子每個禮拜跑一趟，送饃」

從那以後我們就一直保持著聯繫。文革以後我回到出版社，恢復工作，唯一離開出版社的就是當了兩年援藏教師，這中間陳忠實一直跟我有聯繫。

1989年6月到90年6月，我到美國探親一年，就連這個我們中間都沒有中斷聯繫。當時我沒有怎麼催促他，知道他在寫中短篇。《當代》雜誌不是1979年創刊嘛，他在《當代》的發稿編輯裡面看到我的名字，然後就跟我聯繫。我現在手頭有他的13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信，不是那個《白鹿原》交稿的那個信，90年的10月份他給我一封信，那時候《白鹿原》已經有了初稿了他想好好靜下心來修改。但後來因為89年兩件事，他說要搞清查，清查了四個月，本來想靜下來改了，又要搞黨員登機，搞了兩個月。所以我認為中國作家確實在過去搞政治運動的期間，有時候真的是很難有靜下心來好好寫作品的時間。

1990年10月，一直到1992年的2、3月間，他就已經在進行《白鹿原》的修訂，定稿了。他給我郵信，就說《白鹿原》寫完了。他在1990年10月就講「這個稿子有了我一定給你們《當代》和你們人民文學出版社，你放心，你不要催我。」他叫我不要催他，他說我要靜下心來好好去修改。

他在他的老屋裡頭——在西安灞橋他父親留下的老房子，在那裡——非常安靜的寫作，靠他妻子每個禮拜跑一趟，送饃。當然，他也有奢侈的時候，就到了高興的時候，想要休息的時候他是在外頭，用收音機聽秦腔，喝西鳳酒，我還記得這樣的事。

陳忠實一直說不要催他。到了1992年的2、3月間就跟我聯繫。我當時任《當代》雜誌常務副主編。忠實在信里談到《白鹿原》的創作情況，他說他很看重這部作品，也很看重《當代》雜誌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態度，在我們表態之前，他不會把這部小說交給別的雜誌社和出版社，看他是來送稿還是我們派人去收稿？當時我們正好有人要去西安，從成都過去，先到成都，就高賢均跟洪清波兩個人，到了西安就把稿子拿來了。這是1992年3月間的事。

「我連命都交給你們了！」

拿到稿子以後，最早跟陳忠實反饋的就是,當時叫當代文學一編室負責人高賢均。

他當時是出版社的副總編。我見到陳忠實是10月23號。後來高賢均第一個反饋給他，就說收到了這個《白鹿原》。陳忠實自己就說，我把稿子交到他那的是複印稿，一摞稿子很厚，接近50萬字了，交給了高賢均他們。

據陳忠實自己回憶說，在作家協會招待所的客房裡，把書稿從兜里取出來，當時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命都交給你們了！」他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

高賢均和洪清波兩個人在回北京的火車上，從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火車上讀完了書稿。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並輪換著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就看完了。等他們回到出版社，我們便按三級審稿制由《當代》雜誌和當代文學一編室好幾個同志流水作業地快速看完。

回到北京當天高賢均就給陳忠實寫信。這封信陳忠實看了之後，他說自己當時噢噢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哭了。

《當代》1992.06 1993.01 兩期連載《白鹿原》

然後我也趕緊寫信給他。《白鹿原》先在《當代》雜誌分兩期連載，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當時稿費是千字30元。開出的首印量，我剛剛又查了一下，具體是14800冊，稿費按照當時最高的標準，千字30元——直到後來盜版書蜂擁而起起，我們才手忙腳亂地加印，到同年10月已進入第七次印刷，共印56萬多冊——所以當時陳忠實拿到不到一萬元。

他當時很高興，說自己也算是個萬元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