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是會說普通話的

06-02

一個被遺忘的年代：1950-60年代香港國語流行文化

　　先問讀者一個問題：由古典美人林黛主演的著名黃梅調電影《江山美人》（主題曲即《戲鳳》）是哪裡的電影？相信有不少人會回答中國大陸或台灣，因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國語片，片中所有演員及歌曲是以國語（普通話）來發音的。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由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與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主辦的一個講座中，主講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林泉忠即是以這個問題開場，來問現場的出席者。

　　調查結果是除了張鳳女士和本報記者這兩個四十歲以上的女性外，其他較年輕的與會者都想不到答案是香港，因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講廣東話的社會，電影、音樂都是用廣東話來創作。由此，林教授帶出了他當天的主題：「『不了情』與『江山美人』所投射的文化空間；一個被遺忘的年代：1950至1960年代香港國語文化的建構」。

　　一九四九年後，大陸與台灣剛形成對立，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很強，文化也被政治化，如中國大陸出現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形態（如樣板戲），台灣則是反共文化帆濫。香港適逢兩岸非政治性文化正處低潮，又由於接收了大批從上海逃出的文化菁英，在此前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化活動，遂由上海搬到了香港。

　　從上海南來的菁英，開始掌控香港文化產業，他們包括：創立明報的查良鏞（金庸）；著名作家：倪匡、劉以鬯、卜少夫、司馬長風；創建「東方好萊塢」的邵氏電影公司老闆邵逸夫及旗下四大導演（拍黃梅調、宮廷戲及風月片的李瀚祥、拍「新派武俠片」的胡金銓和張徹、拍「超現實俠片」的楚原）等。

　　另外，「國語時代曲」製作中心-百代唱片公司（即後來的ＥＭＩ），在上海被新政府接收後，也於1952年到香港重張旗鼓（林泉忠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讓聽者來思考：百代唱片當時為何沒有到台灣去？），許多「海派時代曲」名家，如姚敏、陳蝶衣、王福齡、姚莉、張露等也紛紛南下香港。（編按：張露為港星杜德偉的母親，她剛於今年大年初一去世，唱紅的名曲包括《給我一個吻》、《小小羊兒要回家》、《蘋菓花》、《迎春花》等）。

　　這些上海文藝界人才的到來，讓香港從原本以粵劇、粵曲為代表的單一廣東文藝形態，變成了以國語為主的多元文化。林泉忠指出，香港國語片在三十年代僅有八部，到了1973年全盛期，國語片高達93部，與粵語片的比例為93:1。另外他也舉 1963年3月12日《香港早報》上的香港電台節目時間表為例，上面列出的新聞播放，要分為國語、粵語、潮州語等時段；而「時代曲」節目數量比粵曲還多，由此可見一斑。

　　在香港本身，1967年，以粵語為主的香港無線電視啟播，為新到來的「香港文化」時代開啟了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和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就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這個熱潮到了八十年代，更由於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追求，以及第二代文化菁英在繼承國語文化上的困難（如國語片導演王天林的兒子王晶就只拍粵語片），讓國語文化在香港完全失去了地位。

　　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林教授認為是：一、上海文化菁英雖掌控各領域的文化產業業，卻未掌控教育界；二、1966這一年﹐香港出生的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半﹐而新生代都以講粵語為主；三、許多國語文化的內容離香港人的生活很遠，如電影中常有風雪中的大陸，卻鮮有颱風中的香港，難以讓港人同感身受；四、文革及67年暴動後，港英政府開始積極收納本土菁英，許多新成長起來的菁英們也因文革而不再北望中國，開始認定「香港是我家」；五、鄧小平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也給港人渴望一種自我定義。

　　雖然1950至1960年代在香港所建構的國語文化如此重要，不但兩岸很多人不曉得有這樣的一個年代。自以為是中國文化繼承者的兩岸人民自然不認為殖民地的香港會是傳承中國文化的重要基地，就連現在的香港人自己也都幾乎忘了那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