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這麼亂,究其根本還是西方造的孽
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似乎進入了另一種混亂狀態,尤其以地區衝突和恐怖主義為重。近十幾年來,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敵人。隨著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強勢崛起,及其製造的不計其數的恐怖襲擊事件,關於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根源的討論也是進入到了一個空前激烈的階段。小編在本文中試圖提供一個新的解釋,只作學術討論,無情感傾向。
一、伊斯蘭世界的困境
2016年的夏天註定是不平靜的。在小編赴伊斯坦布爾學習的一個半月里,不僅親身經歷了伊斯坦布爾機場的特大恐怖襲擊,而且在之後兩周的新聞中相繼看到了發生於巴格達、尼斯、孟加拉國等地一系列震驚世界的襲擊。這些襲擊的始作俑者竟無一例外的是「伊斯蘭國」,一個自稱為伊斯蘭教進行聖戰的恐怖組織。這些恐怖襲擊和中東戰火與席捲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一道,讓各國政府和許多民眾對伊斯蘭教充滿了警惕,許多政客和媒體甚至將伊斯蘭教稱之為恐怖主義的代名詞。
許多人可能會捫心自問:難道伊斯蘭教的存在真的是對世界的威脅嗎? 恐怖主義的產生是否來源於伊斯蘭教本身的「劣根性」?如果說伊斯蘭教不是恐怖主義的溫床,那麼為什麼我們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席捲全球的恐怖組織,無論是車臣、「基地」組織、真主黨、「伊斯蘭國」組織、還是位於中國西部的東突厥斯坦,絕大多數都聲稱其是為伊斯蘭教而戰呢?
在闡述小編個人觀點之前,有幾個問題希望大家能去思考:如果說恐怖主義是產生於伊斯蘭教的劣根性,那麼為什麼伊斯蘭教誕生1400年來世界沒有誕生恐怖主義的概念,然而只有冷戰之後的這二十餘年世界才逐漸被恐怖主義所滲透呢?
如果恐怖主義是建立在伊斯蘭教教義之上的,那麼為什麼近年來「伊斯蘭國」策劃的恐怖襲擊和武裝戰鬥殺害的大多數是他們自己的穆斯林同胞,而不是所謂的「伊斯蘭的敵人」?
如果恐怖組織是為伊斯蘭教而戰,那麼為什麼他們會在一年中最神聖的齋月期間襲擊穆斯林的朝聖地麥迪納?如果說伊斯蘭教是恐怖主義的源泉,那麼為什麼世界上其他的穆斯林國家,如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尼、北非的摩洛哥、海灣地區的卡達和阿聯酋等國既沒有所謂的恐怖主義蔓延傾向,也不是恐怖主義的輸出國,有的甚至即將舉辦世界盃,有的已經成為了和平世界的商業中心?
為什麼中東,一個在20世紀之前的近代不受世人矚目的地區,在一戰之後突然成為了世界大國競相爭奪博弈的戰略要地和戰亂與恐怖主義的代名詞?
二、 伊斯蘭教義是否鼓勵了極端主義的產生?
在我看來,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產生和其近年來的瘋狂蔓延之勢其實是地緣政治和資源爭端的結果,而這些爭端的多方試圖通過伊斯蘭教,一個在當地存在了1400多年並被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所信仰的宗教,來渲染自身的政治意圖,從而為自身的政治資本增加權威性。可以說,伊斯蘭教是表象,而地緣政治的博弈才是根本。或者換言之,如果中東人有史以來信奉的是基督教,如今我們看到的恐怖主義很可能就是以基督教的教義為旗號的恐怖主義了。
那麼為什麼有些政客和學者會將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畫上等號呢?他們的想法其實並非沒有事實依據。比如古蘭經里所說的:
「不能去殺人,因為真主安拉創造了人的神聖的生命,除非他是為了正義而殺」。-古蘭經第17章33節
「對那些拒絕信仰的人,我會用這世間的痛苦來懲罰他,即使他向人求助也沒有人會來幫助他。」-古蘭經第3章56節
每個時代和地區的信徒對正義的詮釋不同,所以這也導致了不同的信徒會對這些不同的詮釋付諸行動。在古蘭經里這樣的話語數不勝數,並不幸地成為了很多聖戰者證明其屠殺正當性的工具,也成為了許多人對伊斯蘭教教義充滿疑慮的原因。但是我們要意識到這不是伊斯蘭教所獨有的 ,基督教的聖經里也有著一些非常類似的章節:
「凡不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無論大小,男女,必被致死。」 –歷代志下15章13節
「祭祀別神,不單單祭祀耶和華的,那人必要滅絕。」—出埃及記22章19節
這些聖經里與宗教寬容背道而馳的語句成為了當年十字軍東征者的座右銘,與古蘭經里那些被極端聖戰者利用的經文其實並無二致。無論是在聖經還是古蘭經里,都有著許多類似的反對異教徒的經文,但也同時有著許多鼓勵宗教寬容的經文。
比如古蘭經第二章256節里先知默罕默德所說的:「絕對不可逼迫他人接受對安拉的信仰」。比如聖經格林多前書第十章三十二節保羅對眾弟子的告誡:「不可去觸犯猶太人和異教徒,亦或是你的主」。
我們如果細讀經文就會發現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的教義都是有著多面性的,這也給了信徒們很大的空間去選擇。正因為如此,在歷史和今天才會有各種不同的群體為了政治或其它目的而對經文斷章取義,卻打著教義的旗號開路。穆斯林如此,基督徒也是如此。
三、中東亂局:資源與大國博弈的產物?
但是為什麼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恐怖組織都是打著伊斯蘭教的旗號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追溯到1919年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普利策文學獎得主大衛·弗洛金曾經把凡爾賽和約描述為「一個終結了所有和平的和平條約」,這麼說其實絕無誇張的成分。在一戰結束之後,戰勝國英國和法國佔領了「西亞病夫」奧斯曼帝國東南部的所有領土,包括中東的絕大部分地區與北非的利比亞和埃及。此時,英國的石油勘探公司在伊朗以及中東其它地區逐漸發現了巨大的原油儲備。
而在那時,第二次工業革命正接近其尾聲,西方各國的工業能源使用也逐漸由煤炭轉為油氣和電力,各國的運輸貿易以及軍工製造業對石油的需求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峰。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之下,中東的石油開採、運輸、及主導權成為了各國競相爭奪的目標。而要控制石油的開採必然需要支持跨國石油公司的親西方政權,於是英國和法國重新劃定了中東北非的版圖,成立了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一批「人工國家」,並扶持一批統治家族上位。
而在劃分版圖時,英國的顧問馬克·希克斯和法國的顧問喬治·皮克後來承認,當初他們是直接在英國首相辦公室的一張地圖上用尺子畫出邊界的,這也是為什麼當今的中東和北非的國家邊界都是直線的原因。而這樣的人工邊界完全沒有考慮到中東的教派和民族複雜性:或將相互敵視的不同教派的信仰者分在了同一個國家 (比如敘利亞的什葉阿拉維派和遜尼派),或把同一個民族分隔在數個不同的國家(比如土耳其東南部、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這些當年的權宜之計加深了中東持久的教派民族爭端和政權的不穩定,而這些爭端又被資源的影響力無限放大,促成了中東各國相互之間的不合與其底層民眾對西方的敵意,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中後期中東的一批政權交替,促成了卡扎菲、薩達姆、霍梅尼、阿薩德等一批人的上位,將中東數國從王室專治轉變為強人獨裁。
四、牛頓定義的詮釋:以宗教為表象的政治博弈?
從廣義上看來,這些爭端亂局與強人政權的產生無非是牛頓第三定律的再詮釋。牛頓認為,任何作用力都伴隨著同樣程度的反作用力。這從中東局勢解析來說就是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的強制內干預導致了中東地區的不穩定,這些不穩定反之促生了對西方干預充滿敵意的強人政權和日益增長的反西方主義,這些支持反西方主義的群體則希望通過凝聚內部的力量來克外敵。而凝聚群體的方式無非是以社會認知為主導的極端民族主義(希特勒穆索里尼的納粹政權和凱末爾的土耳其共和國政權)或以宗教認知為主導的極端宗教主義,也就是所謂的原教旨主義。
在中東這個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而民族卻多元化的地區,只有通過宗教才能達到凝聚群體而克外敵的目的。於是,伊斯蘭教成為了這些反西方主義群體的旗幟,而正如納粹般極端的民族主義能有效凝聚德國的民眾一樣,這種「反作用力」環境下只有通過極端化的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才能更有效地凝聚一個民族多元化的群體。於是就產生了打著伊斯蘭教旗號的反西方極端組織,也就是西方和世界各國所定義的「恐怖組織」。
而西方的政治力量當然不會任由反西方主義肆意發展,於是以更強的手段回擊了撲面而來的反作用力,比如美國和歐盟對伊朗和中東強人政權的經濟制裁以及北約在中東的增兵。更強的作用力在中東各國又激發了比之更強的反作用力,比如有著沙特貴族血統的恐怖大亨本·拉登對美國世界貿易大樓的襲擊。這種反作用力又促使西方各國用更為劇烈的反應來回擊,比如顛覆政權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及後來的利比亞和敘利亞戰爭。
在這個大背景下,反西方主義逐步壯大,其追隨者也日益增多。戰爭的爆發促進了地區的不穩定,反西方主義群體如「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則利用了強人垮台的權利真空大幅增加了其影響力,西方對此又不得不予以軍事行動來回擊。在這個環境下,將恐怖主義擴散到全球成為了反西方主義對西方軍事打擊的有力的非正面回擊,正如同游擊戰中避實擊虛的戰術一樣。正因為如此,人們目睹了當今打著伊斯蘭教為旗號蔓延全球的恐怖主義浪潮。
與中東類似,俄羅斯高加索地區的車臣和中國西部的維吾爾族東突勢力也可以用牛頓第三定律來解釋。兩個地區的民族和宗教都與其宗主國的主要民族和宗教不同且都與權力中心距離遙遠。
正因如此,地區里的群體都有著尋求獨立的傾向,而宗主國為了國家利益防止其獨立加強了對其控制,導致了戰爭和民族暴動。兩個地區的人民的祖先都同屬中亞地區,都信仰著伊斯蘭教,於是伊斯蘭教成為了他們的領導者反攻的旗號。
而正如牛頓定律里反作用力隨著作用力的增加而增加一樣,由於戰爭和暴亂而不斷增加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促使普通民眾對其宗教更為篤信更為堅持,於是導致了宗教極端主義信徒的增加,使地區走入了民族仇視、政府高壓、和宗教極端化的惡性循環。
五、重新出發,從心出發
錯一步而失千里。在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由於各國政府在地緣政治洗牌的萌芽階段過度追求各自的利益,從而埋下了地區不穩定的禍根。而在全球化的今日,這些禍根成長發芽以恐怖主義的形式席捲全球,為各國人民帶來了惡化的安全局勢和無盡的恐懼。也許是時候讓我們重新出發,從心出發,重新來審視我們世界的價值觀和社會觀,而不是把宗教當成第一個入火坑的替罪羊了。
正如方濟各教皇在尼斯襲擊之後所說的:「所有宗教都希望和平,只有人會去尋覓戰爭」。還記得當時聽到伊斯坦布爾恐怖襲擊的消息時,我正在藍色清真寺旁邊的廣場上與數千土耳其的穆斯林一起同進齋月餐。而那時,主持藍色清真寺的伊瑪目走到廣播前,開始一遍遍吟誦為死難者祈禱的經文。
整個廣場上的數千人同時放下手中的碗筷,鴉雀無聲,我身邊的外國遊客們也和在場的穆斯林們一同駐足聆聽,為去世的人默哀。雖然我不是穆斯林,但是在這一瞬間我彷彿和在場的所有人融為了一體,為世界和平而祈願。
無論是古蘭經還是聖經的書寫者,亦或是當年的奧斯曼帝國和如今的美國,他們都向世人證明了不同宗教是可以和平相處的,而不同的民族利益和世界觀是否能和平相處呢?對此,也許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今日主筆 王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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