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楊支柱等：要讓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能生、敢生

【編者按】「50後、60後、70後很多觀念上是一致的，80後是一個分水嶺，到80後、90後是非常有差別的。多子多福觀念已經沒有了，是少生少育的觀念。」 日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北京孕事》作者王羚做客騰訊思享會，探討中國是否需要計劃生育。

李建新認為，80後、90後是當下的生育主體，但這批人總體上是有生育能力而沒有生育意願的，因此要解決人口生育問題，還需要採取多種鼓勵措施，讓他們有意願生、敢生、能生。以下為部分實錄：

活動現場（左起：王羚 李建新 楊支柱）

70年代的人口政策引導順應了人口自身的轉變

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我們大概知道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關於衛生政策的指示。《指示》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隨後農村的衛生醫療制度即赤腳醫生制度廣泛地建立起來了，也因此我國人口的死亡水平迅速下降。

人口變化是這樣的，高死亡會帶來高出生，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育本能首先就是延續後代，比如說我們預期要能夠存活兩三個孩子，至少要有一個男孩，死亡率高我們就要生六七個。高死亡會帶來高出生，死亡率一旦下降了以後，還是那樣的孩子預期的時候，婦女生育意願就開始降低了。這個時候，我們要給她提供避孕選擇的服務就比較容易接受了。

所以7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前提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引導而不是強迫下發生的，是順著人口轉變的路線，還是在人口自身均衡發展的軌道上運行。我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考慮肯定過去的。

「人多是壞事」的觀點在1979年以前就已深入人心

楊支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這個問題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建新老師講後面的計劃生育的時候，是指計生委的政策。而他講的毛澤東時代的時候，用了一個廣義的政策，把醫療進步也算進去了，這個顯然是不對應的。

毛澤東的人口觀點，1958年的時候他說人多力量大，他是為了打氣。但是他同樣又有另外一句話，

人多是好事，但是也是壞事，人多幹活的多是好事，但是人多吃飯的也多。

早在1979年前就已經深入人心了。毛澤東在1957年說要在中學教材中寫節育問題。我所接觸到最早的是1973年的計劃生育和生理衛生教材，這種人口包袱論已經有了。所以不能說毛澤東時代的觀念不講人是負擔。

計劃生育政策背後有一種功利的價值判斷

王羚（《北京孕事》作者）：現在大家反思計劃生育政策，最根本的一點是它完全忽視了人的尊嚴、人的需要和權利，而僅僅是服務於國家或者說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一種非常功利的價值判斷。需要吃飯的時候人最好少一點，需要幹活的時候人最好多一點。總之，沒有考慮人的生育權和生育意願。儘管你從環境資源有限等方面可以找出一大堆限制生育的理由，但是所有這些理由在生命面前、在人的基本權利面前都站不住腳。

尤其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不僅是功利的，而且是急功近利的。事實上，按照人口生產的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避孕技術和服務上的完善、女性教育機會、就業機會的增多，總和生育率自然會出現從高到低的變化。但是我們等不及，所以就以這種嚴苛的方式來控制生育，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從各種調查普查的數據來看，確實已經造成了人口結構的嚴重扭曲，而且是一種不可逆轉、難修復的扭曲。

所以我想，中國需要計劃生育嗎？這個問題可以從反面問，中國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會怎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說不得了，中國人不知道要生多少億了。包括現在極個別人口學者甚至還會擔心，比如說放開二孩會不會大家都來生。我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一方面，現在各個機構做的生育意願調查都顯示，中國人的生育意願已經非常低了，我看了很多調查，沒有超過2的，大概在1.6到1.9。而事實上的生育行為還要明顯低於生育意願，所以可能需要擔心的恰恰是並沒有那麼多人在全面二孩放開之後願意來生。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今天的老齡化、少子化出現這麼嚴峻的局面，確實跟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係，但計劃生育並不是造成目前人口結構問題的唯一原因，它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計劃生育通過強制性的限制，使部分有生育意願的人不能夠再生，從而降低了出生人口。但是導致生育率降低的因素還包括在過去三四十年中的經濟飛速發展、城鎮化快速發展。有一組數據，女孩子的高中入學率和生育率是負相關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越高，農村女性進城務工數量的增加等因素，都是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因素。

計劃生育要回到所謂家庭計劃的原意上

作為一名女性，我認為中國要儘快回到計劃生育所謂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的原意上。

生育行為要不要計劃？我個人認為是需要的。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孩子，要生幾個，間隔幾年，根據你的學習、工作等等，會需要有一個規劃。這是自然的。我並不認為完全沒有計劃的生育對女性是好的，除非你有信心，欣然接受任何一個翩然降臨的小生命，認為那都是給你的祝福。

像過去我們的奶奶輩姥姥輩的女人，有不少生了八九個甚至更多的孩子。如果你去問她們，大部分可能是無奈。因為那個時候，避孕的技術和服務、避孕的意識都很不夠，而且嬰兒的死亡率也比較高。從這個角度，我們說計劃生育就是一個家庭根據自己的情況自由地做出安排，任何外力不應指手畫腳。

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給你的公民提供生育上的服務，幫助他自由地實現他的生育意願。這裡面也包括建立一個孩子友好型的社會，建立一個家庭養孩和國家養孩相結合的體制，讓你的公民想生的時候敢生，而不是擔心孩子的奶粉錢，擔心養不起，種種顧慮。所以我們要回歸到自由生育，生育是一個基本權利。任何機構和個人都沒有權利去踐踏、剝奪別人的生育自由。

計劃生育在農村的反抗力度更大

當我們探討資源的承受能力如何，怎麼樣把分母做得小一點，人均GDP變得大一些，這個時候完全忽視了人的自由權利被侵犯這個事實。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三四十年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很多悲劇，說血淚斑斑，一點都不誇張。農村和城市，誰受害最重？有人說農村最重，因為很多強制墮胎、很多血淚故事發生在農村。在我看來，農村和城市是一樣的，只不過農村反抗的力度更大。在城市，尤其是公職人員，由於擔心失去工作，失去工作上附著的各種福利，更多人選擇了默默接受，雖然很不情願，一旦意外懷孕自己主動去墮胎，沒有演化成直接的矛盾衝突，但是事實上受害程度都是一樣的，這是我的觀點。

全面二孩放開之後，我相信大家也能夠聽到很多說法，很多80後、90後在我們做生育意願調查的時候，他是不願意生兩個的，放開了也不生。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擔心，會不會幾十年的生育堆積一下子就釋放出來。二孩放開之後會對中國人口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的觀點。

生育觀轉變，過半80後90後受訪者不願生二孩（來源中國青年報，漫畫：朱慧卿）

2019年以後每年新生兒的數量可能會急劇下降

楊支柱：不要說全面放開二孩，哪怕是鼓勵也生不了多少孩子。生育意願是很強勁的意願，過去用非常嚴厲的措施強制節育，整個80年代的生育率還是差不多2.4。今天的生育意願，即使鼓勵也不可能達到1.5。目前政策有一點效果，過去的獨生子女父母，生育意願相對比較高的人，等到這個機會會有一些補生，但是補生也不會像我們想像的多到八九千萬。人35歲以後生育能力就明顯下降了，45歲以後基本上就沒有生育能力了。有意願補生的人大部分生不出來了，能生出來的人又沒有多少補生的意願，所以補生的數量有限。大概最近的兩年，比以前多生幾百萬，但是再往後就會回到一種正常的狀態，我認為能達到1.5的生育率就不錯了。

另外一個嚴峻的事實是，1996年以後，每年出生的女孩從來沒有超過700萬。而在80年代基本上是1200萬以上，減了接近一半。再過幾年，1996年以後出生的女孩，第一孩的母親也不見得生第二孩。母親人數就下降了那麼多，你能生多少孩子？所以說中國每年出生的孩子數，我認為可能2019年以後會急劇下降。

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是數量和結構的統一

李建新：關於政策到位了以後能不能展現出它的效果，過去我們都有一定的判斷。調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實際上是針對我們人口形勢，包括決策層也意識到我們講的人口內部結構失衡問題十分嚴峻。如果這樣看我們的政策，為什麼說我們要否定？因為即便是我們不提生育權利，不提生育政策背後的價值判斷，僅回到人口自身的規律上看，政策也沒有到位，回到規律上我們的目標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長期均衡發展是什麼意思？實際上就是數量和結構的統一，內部結構要均衡。現在少子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衡都是結構問題的表現。我們是要通過調整生育率來促進這個結構均衡發展。我們說政策有沒有效果，實際上未達到預期。2014年初「單獨兩孩」政策落地，衛計委預計跟過去一年相比會多生100多萬，最初說了200萬，後來實際只多出生了47萬，這一結果也被硬說是符合預期。與此同時他們對2015年進行了展望，到2015整個政策充分地落地，才會開花結果。預計2015年應該比2014年至少多生出100多萬，2014年是1687萬，多生出100萬的話，2015年應該是接近1800萬。但是我們知道2016年1月新數據已經出來了是1655萬，還減少了32萬，大大低於預期。

80後90後的生育觀念是少生少育

為什麼政策放開效果還達不到？我們看一下誰是生育的主體，按照人口學講是有這個生育能力的人。誰有這個能力？應該是20到35歲，這是最有能力的一批人。這部分人是什麼人口呢？是80後、90後。這個生育的主體又是什麼樣的特徵呢？首先從生育觀念上講和他們的父母輩完全不一樣。改革開放以後，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發生變化，觀念的變化是最明顯的。50後、60後、70後很多觀念上是一致的，80後是一個分水嶺，到80後、90後是非常有差別的。多子多福觀念已經沒有了，是少生少育的觀念。

1974年國際人發大會上印度代表提出「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口號，當時我們已經悄悄實行計劃生育了，我們還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的一面。事實上，我國70年代末改革開放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以後人們的觀念就開始發生變化了，而如今婚育機會成本和養育孩子成本更是都大大增高。

比如在婚育機會成本上，若年輕人面臨兩種選擇，結婚生孩子還是繼續上學工作，有條件的多數肯定首選後者。像高校的女大學生，碩士研究生讀出來25歲了，如果繼續讀博肯定不會結婚生孩子，畢業以後首選是什麼？也不一定是結婚生孩子，可能先要工作，工作一二年，還想著往上升，這就是機會成本大大提高了。

要讓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願意生、敢生、能生

再細分一下，可能真正有意願想生的，多是70後尾巴這些人，她們保持著這種觀念，但是她們中的不孕率比較高許多人已經不能生了。更年輕的人，比如說現在的80後、90後，90年出生的孩子都25歲了，過去都應該是兩個孩子他媽的年齡了。他（她）們有能力卻沒有想多生的意願，或者有些想生卻因為養育成本高而不敢生，總體上這部分人群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不僅要歸還這個生育權利，自主生育，還要採取多種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使不願生、不敢生、不能生的轉變為想生敢生能生，唯有這樣，才能實現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有了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才有後續協調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解決。（編輯：陳菲 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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