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中的六體介紹
1．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這些文字因為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劃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內容，除極少數屬於記事外，大部分是屬於當時王公問卜的記載，故又稱"卜辭"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陽縣(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稱為"殷墟文字"。嚴格地講，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稱得上是書法。因為甲骨文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用筆，結字，章法。而此前的圖畫符號並不全有這三種要素。甲骨文的最早發現時間應該是在清末光緒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莊。村人於耕種時，在土層中掘出一些龜甲獸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奧難辨的文句。當時，村人當作龍骨轉售給藥店為葯村。直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學家王懿榮發現，肯定了它具有珍貴的研究價值，轟動了學術界。復經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葉玉森諸家的先後搜集考究，其中羅振玉更是瘁盡全力以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學」的地位。甲骨學的著述，最早見於劉鶚的《鐵雲藏龜》，清光緒二十九年（1902）出版，續有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待問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纂》、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王襄的《室殷契類纂》、葉玉森的《殷契鉤沉》、《說契》、《研契譚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編》、孫海波的《甲骨文編》、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釋》、金恆祥的《續甲骨文編》、嚴一萍的《殷商編》、《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繞宗頤的《甲骨文續編》、《殷墟文字甲乙編》。還有歐美傳教士及日本學者等，亦先後於1928年中央研究院繼續發掘時，在我國搜購甲骨甚豐，並多有專著發表。近三十年來，對甲骨學最有貢獻的，當推董作賓先生。董氏曾親自參與發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據殷代卜辭，將過去甲骨學的研究階段，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光緒二十五年（1899），到民國十六年（1927），共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國十七年（1928），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甲骨文字大體上有契刻體與筆寫體兩種書體，文字風格衍變可以說是由契刻體向筆寫體方面發展的。董作賓據殷代卜辭，把占卜人群，分為五個時期。以甲骨文字變化，書體變遷，追溯時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為例，闡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變化過程中，發現了各期甲骨文書寫風格不同，各有其特徵。第一期（武丁時）的書法風格，宏放雄偉，以甲骨大版大字為代表作。此類大字是用大力刻鑿而成的，筆劃粗壯，並填有朱墨（硃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麗的小字，極為精彩。這些都是承受中興英主武丁時代風格，其氣魄之宏放，技術的熟練，頗為驚人。其書家有韋、永、賓。第二期（祖甲、祖庚時代）書風較為謹飭。祖甲、祖庚是繼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賢君，所以當時的卜師，嚴守規則而少變化。其書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廩辛、庚丁時）書風轉變，陷於頹靡，前期老書家已經作古，豪放書風掃地，當時的書家，筆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筆誤頗多。此期書者，皆未署。第四期（武乙、文丁時）的卜人，卜辭上不署書契者的名字，這一時期新興的書家，盡去前期筆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動、勁峭、時逞放逸不羈之趣。此期署名之書家，僅狄一人，其餘尚未發現。第五期（帝乙、帝辛時代）的書風、除少數獸頭大字刻辭外，其餘的都異常嚴肅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項，王必躬親，卜辭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蠅頭小楷，文風乍變，製作一新。其書家有泳、黃。2．篆書中國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銘刻在銅器上面的文字。因銅器為金屬物，故稱為「金文」，「吉金文字「。銅器中以鐘鼎為國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稱為「鐘鼎文」。銅器的種類繁多，現存者即有數百種，大部分為宗廟禮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學者，如羅振玉、容庚、蘇瑩輝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類法。其中蘇瑩輝氏在五十年中國藝術品赴美展的銅器一文，根據容氏分類法，加以闡釋，條理分明，其分類如下：食器類有：鬲、鼎（圓形的兩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盧類（主要的熟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酒器類有：爵、角、尊、觶、觚、卣、觥、方彝、壺、鳥獸形尊、缶（以上盛酒、飲酒器）禁、勺諸類。樂器類有：鐃、鉦、（口皆向上、執而擊。）鍾（皆懸而擊之）鈴、鐸（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於、鼓諸類。兵器類有：戈、矛、戟、劍、刀、鏃、 諸類。尋常用器類有：盤、監、盂、盆、科、（以上水器）奩、區、 皿、錠、行鐙（以上雜類）。（在商周時代的主要尋常用器，為盤、監，皆用於盥洗，但盤亦用於盛食物，監可以照臉，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溫器）。殷代金文，極為簡單，一器一字或數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個圖形，全然沒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圖畫的，只好說為圖象文字了。這些金文，有用以表現動物的，有關戰爭與經濟的，有關軍事的，有表現器物的，有王子與舉事的，有表現生活的，有以亞字形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學家呂大臨，說這種金文中的圖畫文字，就是漢字的原始字體。（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鍾、比干銅盤、散氏盤銘等。其中以商太巳卣為最，章法茂密，周之無專鼎即仿其體。總之殷代金文，樸質、鮮活，書法亦極流動。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著殷代多子族卜辭特徵，書體有流麗的曲線，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筆劃銳利，始終一貫，其中有肥筆的、粗筆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機勃發、筆力強軔的特點。字形整齊，結體和諧，流露特有的儼然之勢。由成王入康王時代，字形雖仍整齊，但其氣魄已失。且進於形式化。獨其中的大盂鼎（下圖）文字，則發揮了獨特的雄健筆意。它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儘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齊，筆劃減瘦，大體上纖細而缺少變化。西周后期金文，則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書體整飭，有條不紊，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應為此時期的代表傑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雛形。至於春秋戰國金文，則大多體長畫細，形成小篆的風格了。這一時期還有一件偉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盤》----這是西周后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鍊，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 盤》而已。」大篆，從漢代以來，一般人都認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如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註：「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許慎也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古文或異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損而成，故大篆又稱為「籀文」。因此後人都認為大篆是古文之後的一種形體了。大篆字體，在傳世的石刻文字，當以石鼓文(左圖)最具代表性。此種石器，無疑是中國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遺物。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石鼓共有十個，原高約三尺余，文字刻於鼓的四圍，以其形狀似鼓，故有此俗稱。實際上，應稱之為碣。再者石鼓的內容，多與狩獵有關，學者也有稱之為獵碣的。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軾，都有詠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來，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稱。石鼓文的文章，為記述遊獵之事，全文原有七百餘字，屬四言體，極類諸經體裁，深奧難解，而且文字磨滅之處也很多。像韓愈之流的學者，也嘆其「辭嚴義密，讀之難曉」。自從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訓》以來，大體上已經能夠解讀，它是歌狩獵的一種韻文。本來，十個石鼓的前後次序，是一定的，可是這也在各家之間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可謂繁瑣之至。石鼓文最古的拓本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寧波的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清阮元於嘉慶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學，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於揚州府學。惟天一閣本，於咸豐十年（1862）焚毀。現存宋拓本，為明代安國（字民泰，號桂坡，江蘇錫山）舊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愛石鼓文，因自號十鼓齋，收藏有古拓本十種。其中北宋拓三種，稱之為前鋒、中權、後勁本。現流傳入日本者，即後勁本，末尾有安國親筆篆書跋文。可為現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問世。石鼓文的字體，大致介於周金文與秦小篆之間。可知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應當是屬於籀書的系統。相對小篆而言，可稱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體類小篆而較繁複，似宗周彝器而較端整，堪稱為典重嚴整。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可謂讚賞之至。石鼓文向為藝林所寶，但北宋以後，帖學大興，少人臨之，直至清代中葉以後，考古尊碑之風復熾，石鼓文字，尤為書家推重。吳大 ，能得其典重嚴整韻致。吳昌碩則發其遒古為雄拔之氣。兩人書法，皆雄視當代為後世所重。何謂小篆：據後漢初期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中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秦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傳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謂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簡化，整齊而造成的。小篆與各體書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隸」的說法，因為隸法源出於篆，習篆也正是習隸。隸書與楷書字體，首先講求橫平豎直，正合乎篆書的基本筆法，篆書結體貴勻整，隸、楷書也講究勻整，篆書寫得准、熟練，再寫隸書、楷書，也就自然勻整。寫行書草書要活潑生動，需有善於畫圓的工夫，篆書多半圓或圓形的筆畫，到了婉通的火候，寫行書草書，格外活潑生動，曲盡圓轉之妙。是知篆書筆法，為各體書法的基礎。如漢隸中的夏承碑，筆法介乎篆隸之間，仍多圓轉之處，是可證篆通於隸。顏楷合篆籀之理，得書壇最高妙境，所書麻姑仙壇記，肉骨停勻，筆力平衡，有人說顏出於篆，是可證篆通於楷。黃山谷的行書，長筆畫，與篆書用力無異，康有為有「山谷行書與篆通」之句，是可證篆通於行。懷素的狂草，筆筆中鋒，瘦勁婉通，飛動中見圓轉之妙，包世臣有「醉僧聖母、律公二帖，導源篆籀，渾雄鷙健，是為草篆」之說，是可證篆通於草。學隸、楷、行、草各種書法，本來並不一定要先寫篆書，不過倘是能夠先寫篆書再寫隸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筆法。弘一大師教寫字方法：「須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寫五百個，再學隸， 入楷；楷成，學草」，其順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臨好之後，才可以臨鐘鼎，寫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筆法和筆力，氣韻和神味。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線圓寫，筆畫統一勻稱，結體謹嚴，遒勁莊重，兼而有之（圖右為秦《泰山刻石》）。在中國文字及書法藝術上，都有極大的影響，許慎編《說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為主要文字依據。故知小篆是一切篆體的正軌，學書法者，不可輕之。3.隸書隸書是由古文篆文漸次演變而來，據說是秦人程邈所創。隸書又分"秦隸"與"漢隸"。"秦隸"結體渾圓，相近與篆文，多用方筆，又稱之為"古隸"。"漢隸"世人又稱為"八分"體,變圓曲為方直，結體寬扁，逆筆突進，波磔呈露，此種字體，因演變成於漢，故稱為"漢隸"。古隸,自秦至西漢，乃至東漢初，為"古隸"通用時期，傳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權、漢代陶陵鼎蓋銘、魯靈光殿走刻、五鳳二年刻、萊子侯刻、祀二公山碑、開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下圖），震驚了考古學界和書法界。它的出土，使現代書法家們眼界大開，亦為書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隸的資料。秦隸在結體上有自己特殊的時代特徵，既有後世隸書的特徵，又包含了篆書的特點。古人說：「篆之捷隸也」，這是很有道理的。從「快」這一意義上說，秦簡為毛筆墨書，只有毛筆的運用，篆書的快寫，才真正把中國書法向 隸書的方向推進。漢代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一代。漢代分為西漢和東漢，兩漢四百餘年間，書法由籀篆變隸分，由隸分變為章草、真書、行書，至漢末，我國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因此，兩漢是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由不斷變革而趨於定型的關鍵時期。隸書是漢代普遍使用的書體。漢代隸書又稱分書或八分，筆法不但日臻純熟，而且書體風格多樣。劉勰《文心雕龍· 碑》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因此，東漢隸書進入了型體嫻熟，流派紛呈的階段，目前所留下的百餘種漢碑中，表現出琳琅滿目，輝煌競秀的風貌。在隸書成熟的同時，又出現了破體的隸變，發展而成為章草，行書，真書也已萌芽。書法藝術的不斷變化發展，為以後晉代流暢的行草及筆勢飛動的狂草開闢了道路。後漢二百多年間，是"八分"體的全盛時，在此期間，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體，數不勝數。傳世的拓本約有一百餘種，東漢年間的碑碣。如石門頌、乙瑛、禮器、孔宙、華山、史晨、西狹頌、熹平石經、韓仁、尹宙、曹全、張遷諸碑，這些碑的字體，有縱長茂密者、有寬平疏落者、有朴茂雄萬者、有駿爽疏宕者、有高渾凝整者、有華艷秀麗者、有豐厚 溫潤者，無不各極其態，琳螂滿目，蔚為大觀。但如僅就"八分"規矩來說，應以乙瑛、史晨、曹全諸碑較為嚴謹,西狹、張遷（下圖）、石門頌為隸中的篆、楷、行三體代表作。以上諸碑，皆為世人所愛臨習。4.草書草書是中國文字最為簡約的書體。草書的起源，亦如行書，或其他書體，無法確指始於何時。史記說：「戰國時，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蓋草書之祖起於。」據此故有草書緣起於草稿之話，可見戰國時即已有草書的形成。因為起於草稿的字體，為了發揮速寫功能，較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寫成，顧名思義 而為草書。但此種草書，僅能說是古篆（當時使用的字體）的草稿，真正草書的開始發現，則始自漢初，其演變過程，自應是先有「章草」，而後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體了。章草 是隸書速寫而成，故源出於隸。傳說為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所創。宋趙彥衛雲漫鈔說：「宣和，陝古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發夫討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也。」此說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說較為可信。「章草」字體，雖已「隸書」簡約，但仍略帶波磔，若從漢初木簡書跡（上圖），可見初期的「章草」，實際上就是應急的粗率「隸書」變體。故其筆法與結體，無一定規範可循，一直到了東漢的張芝，章草字體，才臻成熟，至魏晉而登峰造極。其中著名的書家，如魏時的韋誕、吳時的皇象、晉時的索靖，都稱為一代章草的宗匠。「章草」傳世的法帖，計有史游《出師頌》、《淳化閣帖》中張芝書、皇象所書《急救章》、索靖的《月儀帖》等。雖傳刻至今，但法度端凝，體勢堅勁，有獨立自強之特，仍足供為後人臨摹研究的最佳資料。「章草」的筆畫略帶隸書的波磔，而字字獨立不相連帶；利用符號，一筆萬同，是漢隸行書之變體。今草 即現今所通行的草書，通稱為草書，傳說為後漢張芝（伯英）所創始。韋誕說：「芝學杜度，轉精其功，可謂草 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張懷 《書斷》說：「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筆脈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未，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又說：「章草之書，字字別。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或上字之末，而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與「章草」不同之處：章草字字獨之，系速寫隸書而成，而「今草」則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牽連，是速寫「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標準草書自序說：「其為法：重形聯，去波磔，符號之用加，使轉之運益；大令所謂窮偽略之理，極草之致者，最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語，可說是「今草」的特徵，也是「今草」益趨簡捷的所在「今草」書體由後漢張芝創起，至東晉而達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體，其姿態之美，變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達到登峰造極之絕妙佳境。「今草」傳世的法帖，自後漢的張芝，東晉的王羲之及歷代的大書家，兼擅草書，故法帖書跡，流傳極多，指不勝屈。初學草書者，幾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圖為唐孫過庭〈書譜〉卷上。今草雖出自二王，但到張旭、懷素卻能擺脫魏晉傳統的草法，創出新面目，於今草體格之外，益加狂肆，將今草進入一種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於世。「狂草」的得名，據傳是由於張旭，他每次作書前，多酒引發情緒，或助自然界的現象來觸發靈感，醉後呼叫狂走，再下筆作書。世人以張顛呼之。而懷素在他所書的《自敘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於所書時的疾速與詭奇，一方面是張旭、懷素所表現出來的顛狂態度而得。本來草書是足以表現個人的性靈、氣度、學養與創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詭奇疾速、姿意縱橫、用筆之活、變化之能，於意境更多所啟發，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中形容張旭草書說：「喜怒、困窮、憂悲、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欲草書焉發之。於物，見於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草書到此境界，己經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脫離了實用意義，是一種純粹的高度的藝術形式。歷代狂草大家還有黃庭堅、祝允明、王鐸、傅山等。草書對一般人是難以辨認的，對於書寫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從欣賞？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漢字以點線組合，各種形態的點線，結合成千變萬化的圖形，以不同速度書寫的點線，猶如一串音符，高低轉折，抑揚頓挫，欣賞書法，就如聆聽樂曲中的旋律與節奏。草書比起其它字體，書寫空間的排列、點線的對應，更能自由的發揮，也就是草書最能表現書法藝術的精神。5.楷書楷書又稱正書，或稱真書。宋宣和書譜：「漢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書」認為楷書是由古隸演變而成的。據傳：「孔子墓上，子貢植的一株楷樹，枝幹挺直而不屈曲。」楷書本筆畫簡爽，必須如楷樹之枝幹也。初期「楷書」，仍殘留極少的隸筆，結體略寬，橫畫長而直畫短，在傳世的魏晉帖中，如鍾繇的《宣示表》（左圖）、《薦季直表》、王羲之的樂毅論 黃庭經等，可為代表作。觀其特點，誠如翁方綱所說：「變隸書之波畫，加以點啄挑，仍存古隸之橫直」。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蘊藉，各臻其妙，無分上下，而包世臣與康有為，卻極力推崇兩朝書，尤重北魏碑體。康氏舉十美，以強調魏碑的優點。唐代的楷書，亦如唐代國勢的興盛局面，真所謂空前。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在楷書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模範。古人學書法有這一種說法：「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顏為法，中楷以歐為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為小楷，以鍾王為法」。然根據多年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初學寫字，不宜先學太大的字，中楷比較適合。初唐三大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書，都最適宜作中楷的臨摹範本。茲分別簡介如後：歐陽詢的正楷，源出古隸，以二王體為基礎，參以六朝北派書風，結體特異，獨創一格，權威尤熾，其勢力深入社會，幾為學書的標準本。究其楷書特點，用筆剛勁峻拔，筆畫方潤整齊，結體開朗爽健。他的楷書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碑》碑等。虞世南的楷書，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禪師的遺軌，為王派的嫡系。雖源出魏晉，但其外柔內剛，沉厚安詳之韻，卻一掃魏晉書風之怯懦。其楷書代表作，當以《夫子廟堂碑》為最。褚遂良的楷書，以疏瘦勁練見稱，雖祖右軍，而能得其媚趣。其字體結構看似非常奔放，卻能巧妙的調和著靜謐的風格，開創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書代表作，當以《雁塔聖教序》為最。小楷，顧名思義，是楷書之小者，創始於三國魏時的鍾繇，他原是位隸書最傑出的權威大家，所作楷書的筆意，亦脫胎於漢隸，筆勢恍如飛鴻戲海，極生動之致。惟結體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仍存隸分的遺意，然已備盡楷法，實為正書之祖。到了東晉王羲之，將小楷書法更加以悉心鑽研，使之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國小楷書法優美的欣賞標準。一般說來，寫小字與寫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則上是：寫大字要緊密無間，而寫小字必要使其寬綽有餘。也就是說：寫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寫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謂「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蘇東坡論書有「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有餘」的精語。以上這些話怎麼講呢？因為我們通常寫大字時，以為地位（面積）寬闊，可以任意揮灑，結果字體變成了鬆散空闊。寫小字則正好相反，因為地空間太小，擔心寫不下就越難免要儘力局縮，往往局縮過當，反而變成蜷促。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現象，極易觸犯的毛病。所以蘇公「大小難能」這句話，正是針對這種神情而發，更是經驗老到之談。寫小字的重心與筆畫的配合，則與大字無大差異。至於運筆，則略有不同。小字運筆要圓潤、娟秀、挺拔、整齊；大字要雄壯、厚重。大字下筆時用逆鋒（藏鋒），收筆時用回鋒；小字下筆時則不必用逆鋒，宜用尖鋒，收筆時宜用頓筆或提筆。譬如寫一橫，起筆處或尖而收筆處則圓； 寫一豎，起筆或略頓，收筆則尖；撇筆則起筆或肥而收筆瘦：捺筆則起筆或瘦而收筆肥，同時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筆畫生動而有情致；點欲尖而圓，挑欲尖而銳，彎欲內方而外圓，鉤半曲半直。運筆靈活多變，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筆筆不同，而又協調一致，一行字寫出來，錯落有致，卻又一直在一條線上，如是則行氣自然貫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項鏈，神采飛揚。小字為古代日用必需的書法，以前科舉應試時，閱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後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響。朝考狀元、翰 林，尤注重書法。是故凡狀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讀書，也都善寫小字。如今硬筆盛行，用毛筆寫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筆臨寫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顯進效，因此想寫好硬筆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練習。定能打下堅實基礎，裨益終身，受用不盡。小楷字帖甚多，傳世的墨拓中，要以晉唐小楷的聲名最為顯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時鍾繇的宣示帖，薦季直表，東晉王羲之的樂毅論、曹娥碑、黃庭經，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唐鍾紹京的靈飛經等。還有元趙孟俯、明王寵、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跡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範本。6.行書行書的起源，相傳有兩種說法：一、據張懷 《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由是說而知：「行書」是「正書」轉變而成的。二、據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云：「鍾繇書有三體： 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河東衛凱子 ，采張芝法，以凱法參，更為草稿。草稿是相聞書也。」由是而知行書亦稱行押書，起初當由畫行籤押發展而來。相聞者，系指筆札函牘之類。行書的優點：張懷 《書議》說：「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宣和書譜》亦說：「自隸法掃地，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者之間者，行書有焉。」行書既沒有像正書那樣規矩繁難，也沒有草書那樣狂放難認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認好寫」的優點，所以筆札函牘，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學書，亦特別重視此體。久之已成為在社會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實用的字體。在應用價值上來說，算得是最偉大的。故能自後漢相傳至今，歷久而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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