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之一：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當龔自珍(1792-184年，號定庵)在凄風苦雨中向著蒼天大聲呼喊：「我勸天公重抖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候，在歐洲的大地上正在奔騰著十八世紀的風暴。這一場影響久遠的狂飆，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與當年猿人離開他們存身的樹木意義相當。

一）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是法國人為美洲送去了自由女神。雖然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受到美國獨立運動的激勵和示範，但是引起人類大變革的思想是在法國醞釀。

法蘭西共和國同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雖然與中國相比差多了。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走向衰落，住在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的日耳曼人向羅馬帝國侵徙。到了10世紀構成了近代法蘭西民族的部族已基本齊全。他們大都保持著自己的法律、語言和風俗習慣，形成了不同特點的文化傳統，融合於一片古老的土地。

法蘭西帝國不僅僅有巴黎聖母院、凱旋門、埃菲爾鐵塔、凡爾賽宮。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曾經發生在那裡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十八世紀的大革命。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關注它們呢？難道我們還想如同龔自珍式地問蒼天？

法國的文藝復興始於15世紀末，盛於16世紀。（1）新興的商品貨幣經濟及其受益者的政治要求與基督教會的神學、經院哲學格格不入。在復興古典文化的旗號下新的思想文化出現了。文藝復興運動包含了複雜的階級內容，是歐洲歷史上出現的第一次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這個時期的發端可追溯於12世紀的義大利人但丁，不過，使其影響不斷擴大並且成為潮流的是一群16世紀的法國人。

蒙台涅（1533—1592）是法國文藝復興最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出身穿袍貴族家庭。主要著作為《隨筆集》，主題是討論「人」，通過研究自我而研究人類。他的書房裡掛著古羅馬作家泰倫修的箴言：「我是人，我認為人類的一切都與我血肉相關。」早期的人文主義者用古代的權威代替基督教會的權威，這是一個否定。但蒙台涅卻從「人」的角度懷疑一切，這是一個再否定。

他問到：「我懂得什麼？」蒙台涅搞不懂的是基督教會和封建制度。

他的回答是：「我們的信仰並不是我們自己獲得的，它純粹是別人恩賜的禮物」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接受它呢？

他的回答是：這些信仰「是由外來權威和命令取得的」，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他的回答是：「無知是我們的宗教推薦給我們的，運用於信仰與服從」。

蒙台涅式的提問並非大家能夠效仿，那怕是現代。

與蒙台涅同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博丹（1530—1596）是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當過律師和檢查官，後來又成為三級會議中的第三等級代表。

1577年，博丹發表了《論共和國》。博丹反對政治上的黨派傾軋和宗教上的新舊教紛爭。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君權，但又博丹反對絕對的君主專制。因為他認為，國家權力應受到「上帝法」和「自然法」的制約。

在博丹看來，自然法體現為道德法。博丹對司法管轄權與財產所有權作過區分，認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他承認財產分配關係與政治權力分配緊密聯繫，意識到公民財富太懸殊是危險的，但反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平等理論；他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主張自由貿易。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同樣耐人尋味。博丹的國家主權理論對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歷史的奧秘在於思考，思考的樂趣在開放。誰也沒有理由說他代表歷史，歷史總能推出自己的代表。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們在古典中尋覓，尋覓否定現實的依據，啟蒙時代的人們從前人的否定中感知，創造人類的新生。歷史有其發展的脈絡，就象人體的血管、大地的山川，就象人們心中不滅的神靈――不是掠奪者的神權。

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歷經一個世紀，是人類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啟蒙是啟迪和開導，告訴禁錮中的人們：封建意識是沉淪；啟蒙是火炬，為黑暗中的人們帶來光明與希望。啟蒙是鞭斥蒙昧、專制和迷信，讓舊的傳統觀念破滅；啟蒙是傳播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告別過去走向未來。

啟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藝術、史學、美學和教育等各個領域。涉及如此之廣，如同席捲大地的春風，喚醒一切生命。

普遍認同的是啟蒙運動的中心在法國，探索其成因有四：

其一、事實上，從十三世紀開始，法帝國就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其中的兩次戰爭動搖著封建統治的基礎。

公元1337—1453年發生了「英法百年戰爭」。英、法兩國為王位繼承問題展開爭權奪利，繼而演變為英國對法國的入侵，戰爭性質從封建王朝混戰轉變為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持續了116年，這是深重的國家災難；

公元1562－1598年發生了「宗教戰爭 」。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兩派勢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間進行了慘烈、血腥的八次戰爭。1572年的聖巴多羅謬慘案，在巴黎約有２７００人遭屠殺，在法國其他城市，死難者超過二萬人。直到波旁（Bourbons）王朝的創立，才平息了兩教派的戰亂之後，當然這種平息常常只是鎮壓，或者說是矛盾的掩蓋。

十八世紀，也就是戰爭之後的法國實行了典型的君主專制，封建統治的堡壘極為頑固，留存的社會矛盾轉化為第三等級與特權等級之間的尖銳鬥爭，經濟的困難促使封建制度固有的危機更加深重，這一切為啟蒙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

其二、在近代法國社會的發展中，新興資產者形成了既有經濟實力，又有文化教養和號召力的新興階級，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階級基礎。法國啟蒙運動的先驅比埃爾·貝爾（1647—1706）首先把笛卡爾的理性主義用於宗教和神學，以懷疑論為武器，提倡理性，懷疑宗教，對宗教神學發起衝擊，撕裂了教會蒙昧主義的黑幕。

當啟蒙運動進入高潮，主要的啟蒙思想家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和以狄德羅為首的百科全書派。啟蒙思想家的鋒芒所向，即反對王權、神權和特權，也力圖改變舊制度、建立新體制。他們從不同研究的領域，高舉理性與科學的旗幟，把摧毀專制王朝與天主教會視為已任。以理性衡量一切、判斷一切，懷疑論、自然神論和無神論盛行。哲學從神學的婢女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了，它所體現的智慧成了啟蒙運動的行動綱領，也擔當了政治革命的先導。

其三，作為天主教的世俗中心，教權勢力頑固而又瘋狂。這種固執可以上溯至公元11－13世紀，當時的法國政權加入十字軍行列，據說是為了搶救淪陷在異教徒手中的聖地，路易九世甚至因十字軍而死。在教皇支持下，法國極盛時期，其國王的統治從北至南貫穿於地中海地區，哥特式的教堂建築成為歐洲的象徵。特別是後來發生於16世紀的宗教戰爭，更促使了政教的聯姻。

盛與衰本來就是互為依存的轉化，教權勢力的頑固和瘋狂迫使處於絕境中的啟蒙思想家們拋開了宗教外衣，赤裸裸的、理性的宣傳更加激昂和動人。更何妨近代科學已經興起，克倫威爾式的英國革命也撞響了鐘聲，啟蒙運動的興起即獲得科學依據，又有了實踐經驗。

其四、法國啟蒙者們對於人類的啟蒙運動無疑有巨大的貢獻。盧梭提倡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說，成為抨擊和否定封建王權的理論，也成為建設新社會的基礎；

美國的憲法將三權分立奉為立國之本，而這一理論的發明者是法國的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國思想家、法學家），正是孟德斯指出：「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分別應該由議會、內閣（或總統）和法院掌握，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又相互制衡的制度。」（2）

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年）是18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他認為：「憑藉暴力取得的權務只不過是一種篡奪，只能維護在支配者的實力勝過服從者的實力之際；因此，如果後者反過來變得十分有力，使人屈服，他們就跟壓制他們的人一樣有權、一樣有理做這種事。就是造成權威的那個法則，這時將權威破壞。這是最強有力的法則。」（3）這個觀點同樣成為反對威權，民主建國的原則。

當然，這僅僅是從思想的形成和傳播的角度來說，事實上啟蒙運動的影響是相互的。正如恩格斯談到的（4），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鬥爭，經歷三次大決戰。

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對教會的戰鬥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性的起義：首先是弗蘭茨·馮·濟金根領導的下層貴族的起義(1523年)，然後是1525年偉大的農民戰爭；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發現加爾文教就是現成的戰鬥理論。這次起義是在英國發生的。發動者是城市中間階級，完成者是農村地區的自耕農；

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主要來自英、美。

1640年英國開始的「長期議會」導致了國王與議會間戰爭，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然而共和國並沒有帶來民主與自由，克倫威爾的護國主嚴厲的專制導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1689年初，王室與議會妥協，君主立憲制度確立起來。在英國發生的革命並不徹底，它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

而法蘭西大革命顯然受到美國獨立運動的深刻影響，人們常常把它與美國獨立相提並論，它們的相關性甚至可以追溯到16世紀發生在法國的宗教戰爭。把它們稱之為「姐妹革命」，無論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部過程看，這種評論顯然是難以辯駁的。　

壺公評論2006-1-15完成於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