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孟子曾說過，益友有三，直、諒、多聞是益友。那麼，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橋，缺乏有終極關懷的生命體悟，那麼中國文化的深層價值意義就沒有辦法公諸於世；陳瑞獻的慨切陳詞，一定要通過頂峰經驗，有開悟的心靈，才能夠創發文化的生機，達到真正的東西對話；高希均則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考察傳統文化價值的利弊，特別突出開放社會的重要性，不僅是要有儲蓄，有危機意識，而且要特別重視教育，強調倫理價值和人文精神。他們的講話使我獲得很大的啟發，因此我在考慮我的發言時，自覺頗有教益，也改動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觀點。

公眾智識分子須接受通識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參加國立大學中文系所主辦的儒學與世界文明的國際學術會議，我的報告環繞著《從儒家的人文精神來看文明對話和全球倫理》的課題而展開，並提出了一個觀念，就是公眾智識分子的觀念。所謂公眾智識分子，是指一群關切政治、參與社會，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對文化有興趣，也有研究的讀書人。我可以肯定地說，今天在場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眾智識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眾智識分子能夠為文化中國——就是廣義的中華文化——的精神資源注入養分，使它從薄到厚，同時使文化中國的價值領域，從稀少到多元。這要靠所有公眾智識分子的共同努力，當然也要配合全社會，甚至散布在世界各個地方的華人。這些工作必須同時開展，才能夠為「第四座橋」的建構創造條件。在我們做這些工作的過程中，即使沒有「頂峰經驗」，我們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發展我們積極的作用。如果有「頂峰經驗」，因有了寬廣的價值基礎，也不會走火入魔。

因為這原因，我覺得公眾智識分子和人文學，就是傳統所謂的文史哲，現代學術分工較細，應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宗教及文化研究等項目。雖然不是從事人文學專業，我們可以研究科學、研究企管、研究建築、研究心理，也應該和人文學有關。人文學是認識和了解人本身（包括個人和群體）最貼切，而且最直接的學問。其實不必是人文學者，所有智識分子都應有人文關懷。正因如此，從公眾智識分子的角度，我們必須強調接受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和發展成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應該是繼續的、持久的，而且是永遠向前推進的，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僅是專業知識方面的訓練，還要關注怎樣做人，要設法了解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心與天道的關係。如何把「學做人」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但又無法一窺全豹的課題擺在跨世紀的文化脈絡中來作進一步的討論，是我今天的主要議題。

文化也可以是一種「添加價值」

首先，讓我釐清一個觀念，就是文化對話中的文化，到底應該怎麼理解？文化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根據一位文化人類學者的統計，至少有一百三十多種定義，因此文化是個不能一目了然的觀念，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了兩個層次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文化觀念，我們有時不加以分疏，混為一談。一個是通義，就是文化代表各種不同的價值，這是綜合的理解；另外一種是專義，就是集中討論，可和其他領域區分開來的文化。何謂通義呢？如果說中國文化，說新加坡文化，說《聯合早報》文化，或《聯合早報》編輯部的文化，從這方面來講，是一種綜合的，是要了解某一社團的總體氣質或風貌。這裡所指的文化不僅無法精確定義而且必有模糊性，但是我們對這類文化確有感知，有體知，能夠綜合理解。所以提美國文化，儒家文化，東方文化時，我們總有心知其意的熟悉感。

文化也有專義，專義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課題比較集中文化層面，而不是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層面。這個意義上的文化，包括文學、藝術、音樂、哲學之類，也就是中國大陸通常所說的上層結構，但我不接受上層結構的提法。我認為，如從這意義上來講文化，它是有滲透性的，就是談經濟有經濟文化，談政治有政治文化，談社會有社會文化，另外有一些精緻的文化不能完全歸約到經濟、政治、社會的層面，但它是滲透在其他領域的內部。所以，討論文化在我看來，可以是一種addedvalue，就是經濟學所謂的「添加價值」。就是說，談文化不是把其他東西都排除掉，單談文化，而是在其他的問題都考慮了，卻不夠周全，還要把文化價值這一類軟體的東西加進來。

學習語言文化了解民族精神面貌

讓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有一個同事朋友ChalmersJohnson，一般美國媒體把他說成是批判日本的首席專家。我們曾有好幾次在一起參加學術辯難的機會。他總說，帶了幾分幽默的口吻，杜維明教授是個文化論者，所以談的虛無飄渺，都是高層次的東西，大家也聽不懂。我呢？所談的是制度(institution)，制度這東西是非常具體的，所以我可以到華盛頓向參議員遊說，如果美國要向日本學習的話，就要學習日本的制度，像通產省，杜教授從來沒有到華盛頓和政策執行者交談，因為他如果向議員們說你們要認識日本必先了解儒家，那麼所有的參議員都睡著了。所以文化是一種虛無飄渺，而且很難落實的東西，我講的制度卻是非常具體，而且確實可行。後來，他從柏克萊大學提早退休到聖地牙哥參加一個專門研究亞太經濟的學院。那裡面的經濟學家很多，但是不像高希均先生，他們對文化因素不聞不問，掉以輕心。那些經濟學家說：我們很欣賞ChalmersJohnson，因為他討論制度，討論實體的東西，不討論虛無飄渺的價值，所以我們這裡的學生對數學、計量經濟、經濟發展的理論非常熟悉，我們不把資源浪費在培養文化能力方面，因為那種做法是沒有實效的，所以我們要培養一批研究日本經濟的學者，但我們認為他們不需要學習日文。ChalmersJohnson聽了非常生氣，他說你們不學日文怎麼能夠了解日本呢？而且公開申稱他是個文化論者。　

從這裡可以看出，美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經濟專家的傲慢之處。美國在日本駐有70多位第一流的新聞記者，大半都是在東京，百分之七八十嚴格地說，都是文盲，對日文一竅不通。但是，日本有四五百位記者散布在美國各地，每一位都能夠掌握文化資源，都能夠運用英文，因此日本對美國的了解和美國對日本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別。ChalmersJohnson說，無論如何，一定要這批碩士生研究日文。結果，那些經濟學家說，你這樣說豈不是變成一個文化論者。他說，對，我現在改變了。所以，我上次見到他，他坦率地說：「我現在是一個文化論者。」

我堅信，一定要學習語言，學習文化，我們才能真切地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重視文化，絕不排除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價值。可以這樣說，如果在經濟的領域裡面，完全按照經濟的規則解決問題，即可不必考慮到制度問題，也不必提到政治問題；如果不行，則必須涉及政治問題和制度問題，如果把政治和制度因素考慮在內之後，即可把事情講得一清二楚，那就不必要擔憂文化價值的問題；如果還不行，那麼你就要進入文化價值的領域做一個更全面的描述。因此，文化是一種「添加價值」，而不是取代。只談文化而不談經濟、政治或社會，這才是虛無飄渺的。

儒學創新應在多元文化背景中進行

近年來，我常在三個論域中遊走：「啟蒙反思」、「文化中國」和「儒學創新」。這三個基本論域一般是把它們分開來談，我希望在這裡的討論能把它們綜合起來。為什麼呢？1990年，我從哈佛請假到夏威夷的東西中心服務了14個月，開展了文明對話、文化中國，還有啟蒙反思這三個論域。討論這三個論域當然是希望能夠為儒學創新創造條件，但是根據我的理解，儒學創新應該是在一個多元多樣的文化背景中進行，不是一枝獨秀，也不是排斥性的競爭。儒學創新絕不排斥其他傳統文化的創新，因此儒學創新和道家的創新，和大乘佛教的創新，和中國的基督教的創新，伊斯蘭教的創新，都可以配合，在各個不同領域裡面互相發展。

為了實現儒學創新，我認為除了精英的學術研究，譬如學術界裡面對經史子集等經典進行的研究，這個工作當然早已展開了，還有媒體，到底儒家的核心價值在媒體裡面還能不能起作用？媒體是不是有公眾性？儒家的核心基本價值能不能夠通過媒體而廣為流傳？還有企業，企業界能不能通過儒家的價值來發展創業精神？譬如說關係資本主義，是不是現在所謂的朋黨資本主義？是狼狽為奸，政府和企業界的互相勾結，還是真正的團隊精神？像日本、韓國乃至東亞各地，都碰到這類課題。當然還有政府，到底在東亞社會的政府，講清廉的政府，講有信譽的政府，政府的官員應該以身作則，這些儒家價值是不是還可以起作用？還是說在這些社會中已經不能起任何作用了？再有即是職業團體，聯繫到各種職業團體的信譽問題。職業團體是不是只是一種私利集團，是不是只關注職業本身的利益，比如說律師集團、醫療集團，或者銀行集團，究竟它們只是為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壓力集團，還是它有更高的公眾性，這也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課題。即使是宗教，到底佛教或者基督教有沒有入世的精神？譬如說台灣發展得非常好的佛教，多半是自稱為人間佛教，或者是入世佛教。我曾到過佛教寺院聽講，為大眾弘法所講的佛理常和儒家的核心價值如出一轍，比如說提倡愛心，要了解並關切他人，既要努力創造自己的事業，又不要忘記和他人分享，要推己及人，要為社會創造好的業報，為社會播下善種，為社會的千秋萬世創造美好的未來。不管是證嚴的慈濟功德會，或者是星雲的佛光山，還是聖嚴的法鼓山，都有入世的一面，並且強調從入世到轉世，並不只是做個自了漢而已。另外，還有社會運動，包括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及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運動，這些運動之中是否也體現了儒家的核心價值？換句話說，應該從各種不同的領域來了解儒家，看看到底它的發展前景如何。

傳統和現代不是絕然分割的兩極

要想進一步理解啟蒙心態、文化中國和儒學創新這三大論域的健康互動，我們必須打破傳統和現代的絕然二分，不能把傳統和現代認為是互相衝突甚至互相矛盾的東西，正好相反，我認為應該把它們融合在一起來考慮問題。如何融合，當然必須針對具體問題進行思考。我突然想起了方東美先生很欣賞的，就是趙孟¤的妻子管夫人在一首詞里表露的意願。管夫人這首詞純粹是寫來表達她的愛情的，就是說一對男女最相親的情況，等於兩個泥塑人，一個是男的泥塑人，另一個是女的泥塑人，把這兩個乾的泥塑人丟在地上，把它們打破、打碎，然後用水把它們混合起來，再重新塑兩個泥塑人，一男一女。這兩個新的泥塑人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夠完全分割。希望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形象。如有這樣一個形象，就可了解傳統和現代交互影響的複雜情況。傳統和現代不是兩個分割的觀點，而是一個互動的連續體，甚至我們可說現代性中的傳統。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性，美國的現代性，英國的現代性，法國的現代性，新加坡的現代性，東亞社會的現代性，和這些地區的傳統能夠絕然分開來觀察的，因為它們之間有難分難解的糾葛。剛剛高希均教授也提到了兩個日本的說法，這兩個日本在很多地方是糾結在一起的，如果兩個日本分得非常清楚，我們就發展那個現代健康的日本，那個落伍傳統的日本我們就棄之不顧。可是實際情況並不那麼涇渭分明，因為現代健康的日本中間又有那個傳統不健康的日本，而傳統不健康的日本又有很多現代的因素。更麻煩的是，表面看來健康的現代性未必真的健康，而不健康的傳統也未必真不健康。那麼到底中間的情況怎麼樣，要怎樣分疏，這問題錯綜複雜。

杜維明

男，1940年生於中國昆明，祖籍廣東南海。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會名譽院士（代表中國），中華文化促進會學術諮詢委員。

來源：免費論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