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分鐘，講清楚香港何以成為香港｜陳冠中
講香港的社會文化史，並且把90分鐘的時間長度寫在標題上，表示這個題目長有長講，短有短講，是帶著選擇性的。有人會問，這麼大的題目在90分鐘內能講得清楚嗎？確實會掛一漏萬。不過，換個角度想，大部分人，包括許多香港人在內，一生中恐怕也沒有花過幾十分鐘去聽聽香港社會文化史，故此如果我能夠一次性用幾十分鐘講一下這個題目，大概有些讀者還是會覺得有價值的。本文中的歷史資料並不是我發掘出來的，而是別的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及過來人留給我們的文字記錄，我只是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選擇性地把它們串起來而已。只是到了最後幾節，談到20世紀70、80年代以後的事時，我才把自身的一些經歷加進去。我想解答的問題是：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是如何演變出來的？為此有必要從頭細說。
「 荒島乎？漁村乎？現在我們所說的香港，包括香港島、新界、九龍半島及約200多個大大小小離岸的島嶼岩礁。
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漢化的越人。從出土文物看，越、楚、漢文化在秦漢年代已在這個地區有所交流。唐朝曾在今日屯門設鎮駐軍，而宋朝曾在此建立最後帝都，這些都不說了。
香港最早的書院是鄧符協在錦田創建的力瀛書院, 建於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設立的書院、書室計有40多所。這一點已能很好地說明，香港雖處於內地南端，卻並非中華文化的化外之地。
單說香港島，那又是什麼狀況？《穿鼻草約》簽訂後，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義律率眾於1841年1月佔領香港島。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很生氣，他本來叫義律在舟山群島搶一個島，但義律卻自作主張佔了香港島，一個在巴麥尊眼中「幾乎了無一屋的荒島」。這句話後來被不斷引用，但我們不要把這句話當真，這是一個英國人用來罵另一個英國人的氣話，並不是對事實的描述。
查理·義律，英國軍人和殖民地官員，1836年至1841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後因鴉片貿易問題，使得英國對清廷宣戰，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外，並率先在1841年1月26日派兵佔領香港。
英人佔領香港島後，義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
為什麼要安民？因為當時香港島已經有5 000~7 000名居民，並不是荒島。
另外一個常見的說法是，香港在鴉片戰爭前只是個漁村。這個說法也稍有誤導，因為不是只有一個村，而是有很多村或定居點，如石排灣、黃泥涌、鶴嘴、柴灣、大潭、田灣、灣仔、大潭篤、掃桿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不一定是漁村，更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點已經有相當規模，譬如在石排灣，即現在的香港仔一帶約有200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將該地改個他們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國傳教士發現赤柱有580戶居民，分本地（廣府）、客家、鶴佬（福佬、潮州）三系，另有商戶145家。
當時，香港島還有疍家艇民。不過島上居民除以捕魚為業者外，很多是務農的，說不定還有植香樹及制香出口的手工業，更有已形成市集的小鎮和貿易港口，如赤柱、筲箕灣、石排灣。
我們以前常以「開埠」來說殖民地的開始，這個說法有點兒以英國殖民者的眼光來看香港。其實在鴉片戰爭前，香港已經是個中式的埠。這包括水域里的海盜。
當時一些在赤柱、石排灣、鴨脷洲、銅鑼灣等地的廟宇，都藏有18世紀的鐘鼎，顯示它們的建立已有一段日子。
1838年，在離島大嶼山的大澳有119家商戶捐款重修天后廟。1841年，又有98家捐助洪勝廟。可見離島在鴉片戰爭前也不是化外之地。
更有英人在1841年4月記載說，他們在石排灣發現一所學校，讓他們想起家鄉的村校。稍後的記載說該校校長除留了辮子外，神態舉止都像英國學校的校長。原來香港島在英國人到來前也有學校。其實，1841年香港島已有9家私塾。
從本文的主旨而言，我這裡想說明的是，香港包括香港島在成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的。
「 很西化同時很傳統的香港
英人佔領香港島後，義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義律的檄文很有預言意義，他說島上居民及華人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除了一條：不準使用酷刑。另外，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
義律的檄文很有預言意義，他說島上居民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除了一條：不準使用酷刑。
另外，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
不久後，因為維多利亞女王的不滿，義律被調走。他的想法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日後香港的現實。
這裡必須說明一下，英國式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就是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納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英國在印度採用的是所謂間接統治，英人從18世紀中葉開始控制印度，卻要到19世紀中葉以後才承認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奈及利亞，英國殖民者把一片居住著超過250個部族的土地劃為一個殖民地。在西非的迦納，當地的阿散蒂王朝已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部落社會，而是接近當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組織，因此當英人入侵時，有組織的反抗也特別激烈。後來英國人不只把阿散蒂王朝顛覆掉，並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華、媲美同期歐洲城市的庫馬西城整個兒毀滅。
不過，對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爾他、塞普勒斯、海峽定居點（檳城、馬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有的也是做貿易轉口的自由港，目的是藉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或掠奪資源，本身既不是重點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產地，或英國工業製成品的消費市場。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而它同化（英化）當地人的意願，不如法國式甚至荷蘭式殖民主義強。因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被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多元文化主義局面。
當然，這些港口殖民地後來的發展並不相同，譬如塞普勒斯，至今還有龐大的英軍基地，而且在「二戰」後受英國人的蓄意挑撥，出現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衝突。因此，這裡不存在替英國殖民主義說好話的問題，而是想如實理解一些歷史。
如同在牙買加、模里西斯，英國在香港也實行總督制。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修改了義律完全依靠中國法律來管治在港華人居民的承諾，認為如果在港華人不遵從英國法律，香港便無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後香港以英國法律治理，同時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
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檢察長休姆說，香港華人最大的特權是公平享受英國法律。這是香港式法治的開始。
其實並不是完全公平，華人判刑一般比歐洲人重，另外打藤體罰的笞刑一般也只施及華人。
不過，相對於當時的中國內地，香港的法治還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海外的名臣如劉錫鴻、張德彝、郭嵩燾都到過香港，見證了殖民地法治，並特別讚揚香港的監獄——不用說，以今天的眼光看，當時的法治、當時的監獄，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維斯說，香港靠著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他這話將逐漸應驗，尤其到了20世紀。
法治的自由港，這個傳統可以說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一個早期定下來的政策影響深遠，就是華人可以自由地進出香港與內地，不管他是否是香港原居民。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漲潮退潮——多少內地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離香港——拉上關係。
至於華人的社會，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僅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反而搞了點兒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南區不準華人進住，並在1888年和1910年分別制定了《歐人住區保護法》《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規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著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而後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遊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逐步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而不會在政策上一成不變。
殖民地在1871年立法除賭馬外禁賭，但並不太有效。
英國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制，從19世紀80年代拉扯到1929年才立法，直到50年代才有效杜絕妹仔買賣。
殖民地為了管治也曾制定了一些違反英國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擔保，集會要取得政府許可，後來更有政策限制工會活動。
不過總的來說，英人沒有大力改造華人社會，因此鄉規民約仍被遵從，如特區至今的鄉鎮，原居民土地仍然是傳子不傳女，豁免於其他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內地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要到1971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辦西式學堂，如從馬六甲搬到香港的英華書院，從廣州來的摩利臣書院及聖保祿書院、聖保羅書院、聖約瑟書院、嘉諾撒聖心書院、拔萃女校、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等，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同時，殖民地政府在1847年已開始選擇性地資助一些本地華人學校。另外華人私校也迅速發展，到20世紀初有300多家私校。漢語教育在香港從沒有中斷過。
在19世紀，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13種語言的刊物，包括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
這裡要說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後，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一個亞系統嶺南或廣東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式殖民地文化。當然，這裡還小規模出現過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中國國學！
當時的中國內地，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地批判傳統、引進西學——部分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地區作為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等多次罷工事件。這時候殖民地政府卻想與前代的遺老遺少聯手反對白話文，並提倡振興國粹、整理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魯迅於1927年在香港島青年會的一次演講及其後一篇名為「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里都對此加以諷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國老調子。
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陳特說：「五四運動從沒有到過廣東，尤其是香港。」?
自從1920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及小說都很少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1929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及色情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
現居香港的內地學者黃子平作過總結：香港的「文言寫作未如內地一般受到新文藝的毀滅性打擊」。黃子平還指出：香港文人的舊體文藝唱和之風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
香港大學中文系創辦之初，也是請前朝太史、秀才講經，要到1935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等南來掌系後才有所改變。
我年輕時看香港的武俠小說或楊天成的色情小說，學到很多成語及文言文風，另外也能毫無障礙、很過癮地看高雄（三蘇）的「三及第」都市小說及趣怪評論。「三及第」，是文言、白話、廣東方言的統稱。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書面語的寫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迹仍明顯多過同代內地人的寫作。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這裡想突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地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內地同等程度的新文化運動及1949年前後由國家帶動的大力清洗。
後來因為市場的驅動、英語教育的普及、社會的勢利及年輕人旨趣的轉變，加上一直要到1973年中文才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中國傳統文化出現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的現象，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很中國化的城市。
在此期間，一種新生文化還是無可阻擋地在香港茁壯生長，就是包括民族主義等西方文化在內的民國新文化。
「 香港思想的脈絡
這裡我簡單地談一下曾經參與共構當代中國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會問：香港有思想嗎？下文是一種解答。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140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22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迹就不用說了。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伍廷芳曾在聖保羅書院求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從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及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於香港大學。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
1925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會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有10名及共青團員30名。
全港725 000人口中，約有250 000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4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16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傭也參加罷工，以致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取走糞便。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第一，政治自由；第二，法律平等；第三，普遍選舉；第四，勞動立法；第五，減少房租；第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他都是本地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這次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但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19世紀中葉至1925年間，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出現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既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但當年也有思想家嚮往蘇式計劃經濟。他們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沒有機會去走的一條路。
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於1941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1947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分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1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受到短暫禮遇，被譽為共和國的催生者，賦予新生的共和國很大的正當性。
但是也有第三勢力的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在50年代初辦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1958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維持到今天。
1949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的發展在內地都受到影響，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香港，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像著挽狂瀾於既倒。
140多年前的王韜模式一再重現：不容於內地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內地。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期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從王韜模式到省港大罷工，我們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現代化及國族訴求之外還有兩條常被忽略的脈絡，一是響應世界潮流如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二是針對本地狀況的改良訴求。
「 太平洋戰爭前的移民與文化
殖民地的頭100年，香港是廣東人的城市。但是在內地特別是廣東地區沒有太大動蕩的情況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內地與香港之間，廣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後，早年人口增長不算快，1847年才23000多人。1854年太平軍逼近廣州，香港人口才跳躍增長，到1860年為90000人，1856年九龍半島被英國人佔據後納入了當地的120000人，而到了1901年連新界在內人口才只有281 000人。
不過從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000人，大概是跟那20年間內地特別是廣東地區一再出現不穩定局面有關。
當時廣東以外地區的華人似乎還沒有考慮大規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個數據，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 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實行入境管制，各國人士都要有簽證才能入境，但是華人依然可以免簽自由進出香港與內地。
到1937年，香港已是個擁有100萬人口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19世紀起步，到20世紀30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地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推廣到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
就在這時候，1937年，內地出現了比前30年更大的動蕩——抗日戰爭爆發，廣東地區淪陷，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間，香港人口增至160多萬。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國範圍內大增。作家薩空了寫道：上海人到港十幾萬。
香港第一次有這麼多廣東以外的「外省人」。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里，徐太太對住在上海租界孤島的白家所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當時在香港的作家穆時英宣稱，香港是「全國唯一的、最安全的現代城市」。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香港，應與上海孤島，大後方的重慶、昆明，淪陷區的北平和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同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級的文化中心城市，雖然在1937年前它已經跟廣州一起成為廣東文化的兩大中心。
薩空了甚至說：「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他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這個文化中心，應較上海更為輝煌，因為它將是上海舊有文化和華南文化的合流，兩種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會濺出奇異的浪花。」 可惜這次合流的時間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們會談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異的文化新浪花。
「 「二戰」後為什麼沒有收回香港：國共各自的考量
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國人佔領。1841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港島，1856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九龍半島，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離島，但用了10個月才佔領。1941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佔香港，1945年英國人可以說又是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體一般稱日本統治的結束為香港的「重光」，這真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恭維，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殖民者比日本軍國主義者好。
不過那時候差一點兒香港就已經回歸中國了——這對香港之後的幾十年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1941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2年曾取得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同意，戰後將香港交還給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道：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是丘吉爾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丘吉爾為此鬧得不愉快。開羅會議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定論，但中英雙方的意圖卻明確了。後來丘吉爾還說了重話：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得在我的屍體上踩過去。
日本宣布投降後，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很自覺，立即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也在日本投降當日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即中國戰區的日方要向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投降。
當時，蔣介石裝備精良的新一軍及第二方面軍的第13軍，也到了廣東的寶安縣（現深圳市）。如果國軍比英軍更早登陸香港島，歷史大概要改寫。
可是，最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羅斯福總統已去世，杜魯門總統改為支持英軍佔領香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還告訴蔣介石，英軍是不惜一戰的。蔣介石終於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為形勢所迫，而他要顧慮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東北被蘇聯軍隊佔領這種影響中國大局的事。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態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驅逐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化。19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了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太平洋戰爭期間，共產黨的東江縱隊曾英勇抗日。在戰爭結束那刻，這支縱隊應是除日方之外在香港及東江地區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不過當時共產黨尚未成為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夾在英軍與國軍之間，共產黨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還是要再交出去。當時，共產黨選擇了跟英方談判。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達成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這等於接受英國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這個默契，毛澤東於1946年在延安對英國記者說，共產黨現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1948年共產黨在內地已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共產黨不會收回香港。可以看到，共產黨這個決定，的確並不是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才定下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
1949年至1951年，中央領導還多次向香港的共產黨解釋為什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戰略想法，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
英國在「二戰」後的國策仍是堅定地重占殖民地。蔣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共產黨則沒有急著要收回香港，這才成就了1945年至1997年的香港，真正體現了長期居港的英國新聞工作者理查德·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 1949年及以後的移民史
上文說1941年香港人口已達到160萬，但經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到19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萬人。
不過，下一個人口的漲潮更猛烈。除了迴流外，更多新移民湧進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過220萬人，光是1949年就來了超過80萬人。
這是個事實：歷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內地的社會變故而來到這個相對自由安定的法治殖民地，然後求發展。因此，說法治、自由、安定、繁榮為香港人主觀上最核心的傳統價值，是可以成立的。
這一輪移民潮的另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內地政權的易手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逃到香港。1949年之前的土地改革還不見得太多地主富農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因此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共產黨的態度上，較接近同期遷往台灣的外省新移民，而和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因為內地人大量湧進，殖民地政府放棄了實行超過100年的政策，即華人，不管是內地人還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與內地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設立了邊界，沒有合法簽證的內地人不得進入香港。
不過殖民地還留了一條，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內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過關。因此，很多內地人偷渡到香港，有些人甚至冒險從廣東遊泳到香港。
1962年內地三年困難時期的後期，大批廣東人及12個鄰近地區的內地人，漫山遍野地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地帶著乾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遣送回內地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己也曾是移民。
這個心態不到20年就已經改變。「文革」結束後，在1977年至1980年間，又有40萬內地人湧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以後不管他們到了香港的什麼地方都將立即遣送回內地。
自此在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香港居民眼中，內地來客不再是難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給了內地來的新移民一個別稱，叫阿燦——阿燦是當時一部收視率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里，一名行為好笑的內地客的名字。
這時期香港人口500多萬，居民的分別心和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別於內地人及其他地方的人。下文會再談到這點。
在70年代末有一個移民群體，在關於香港的論述中常被忽略。他們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華僑，50年代因為愛國回到了中國參加建設或求學，「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容許他們帶著家人離開內地，先到香港，等待簽證。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部分人發現原居住國家不讓他們回去，唯有在香港定居。他們中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只好屈就，進入工廠，擔任技工或中層管理人員，充實了香港工業的技術含量。到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有一部分人憑多年在內地建立的關係，轉營內地貿易。這個群體對香港8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過，我們比較多談到1949年前後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較少突出1962年難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體對香港的貢獻。
「 在內地與世界之間：香港的微妙位置在談到1949年後香港文化和社會心態的新發展前，我想先簡單地說一下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這是時運，也是因為它所處的微妙位置，讓它竟能在冷戰期間左右逢源。
「二戰」結束後，香港與英國一樣，加入了以美國為首、以布雷頓森林協議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復的是作為中國與世界貿易的轉口港的中介角色。
但朝鮮戰爭爆發後，冷戰加劇，中國遭禁運，香港轉口貿易亦受衝擊。幸好，「二戰」後製造業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剛好啟動，香港得以分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出來的部分低附加價值、勞動力密集的輕工業，因為當時香港有的是廉價勞動力，那幾年間的人口暴升成了優勢。
這裡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全世界擁有豐富廉價勞動力資源的發展中地區很多，但大多數地區並沒有擠上頭班車，只有極少數地區能靠著「二戰」後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價製成品出口而脫貧。這裡面原因太複雜，香港雖然碰上這個機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當時全球分工和世界貿易的規模遠沒有現在大，僧多粥少，訂單很可能過門而不入，誰都不會無故施捨給香港人。這時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緊了現在看起來是當時唯一能讓這個地方在一代內集體脫貧的機會。
香港不像其他一些發展中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採，也不能依賴農作物的種植出口業，只能靠勞動力密集而且有競爭性的小製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扶助工業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二戰」前的工商業基礎、華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功夫、移民資本家的資金，在艱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can-do」精神大概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此外，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及澳門的一些走私者將禁運物資偷運回內地，參與走私者除了現在知名的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1949年前後剛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徵——在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香港在冷戰期間，雖然總的來說站在以美國為首的一方，不過，隔在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內地方面並沒有因此懲罰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應日常必需品，而且價格相對於其他進口貨是低廉的。如果沒有內地的低廉食品和後來的飲用水供應，香港是無以為繼的。就算在內地最困難和動亂的時期，內地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央對香港的工作，在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的領導下，一路以來都很務實，讓香港自尋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致富之路——在讓香港先富起來這一點上，當時的內地只能幫上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這都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大背景，雖然香港人太習以為常，反而往往遺忘了。設想如果內地對港政策是由「四人幫」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導，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算在回歸後，1967年的社會騷動，即香港左派所說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該受肯定的。騷動雖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民怨，但為什麼之前及之後那麼多次重大工潮，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級，而只有在1967年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進行誓不兩立的對抗？因為那是「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層受文革鼓動，在港領導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中央文革小組暫「奪了」周、陳、廖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用長期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共產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面的事，香港左派實在不宜用前者來替1967年的極端路線開脫。
現在內地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 他們因此也會試圖肯定1967年的「反英抗暴」。不過，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實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的長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1949年至回歸前對殖民地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就不能同時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這個「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的是，要維繫大多數港人，因為從內地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繫祖國的，至少是心系內地的家鄉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面事件抵消掉，導致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年青一代看到後，對內地印象會好嗎？加上1967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分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歷史轉折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回歸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才逐漸靠近內地。
在這個背景下——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與1992年前內地的現狀——我們可以體會到，跟心繫祖國的上一代不一樣，1949年後出生、成長於50年代到80年代的香港年輕人，除了少數外，為什麼往往不那麼認同內地——不見得是積極反對，更多是不感興趣。
「 香港豈是「文化沙漠」
這裡補談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上文說到魯迅在1927年到香港演講，共作了兩場。當時在場的有一名香港教師叫劉隨，本身也是詩人兼書法家，把演講筆錄下來，留存至今。54年後，即1981年，劉隨寫了一篇演講回憶錄，裡面說到「文化沙漠」：「我們曾向魯迅談及香港在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並且還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
可見「沙漠」一說，在1927年已出現，是那個時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魯迅雖然對香港殖民地的印象並不佳，可他在當年已對「文化沙漠」這種說法不以為然。不過，正如說香港開埠前是個荒島、是個漁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調子事隔多年後還是會煞有介事地被一再複述，反映出說話者對香港的認知，說這話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 「香港人」的誕生至於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歡迎，都已不是限於此時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戰」後美國流行文化更見強勢。對當時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過一點兒英語教育的年輕人來說，向時尚的英美文化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個在香港有象徵意義的英美文化事件，我會挑1964年英國披頭士樂隊第一次出國在美國表演後途經香港演出一場，把籍籍無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時尚文化地圖上。當時在現場看過演出的人不會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駐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過卻引起華人衛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視之為洪水猛獸，中文商業電台甚至禁播披頭士的歌曲。誰知這一潮流一發不可收拾，本地年輕人紛紛組樂隊，唱搖滾民謠，男孩甚至留「長發」蓋著半邊耳朵，這樣一來，離穿超短裙、牛仔褲的日子也不遠了。這事件突顯了香港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是文化話語權世代之爭的揭幕。年輕人不要土氣要洋氣，而香港開始自詡是可以跟上英美時尚的城市。
誰是這些新一代，為什麼聲浪這麼大？他們是「二戰」後特別是1949年後在香港出生或幼年來港的一代。因為當時人口膨脹，所以新生人數也特別多，這個現象由1945年一直維持到60年代後期，以20年為一代的話，是香港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所以叫嬰兒潮。
到60年代末，超過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歲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佔總人口六成以上。
因為人多勢眾，他們的文化取向就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的移動。
首先，他們生長於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內地情懷，而且他們長於楚河漢界的冷戰年代，也即內地令人不安、運動不輟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數人外，大多對內地不但沒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負面印象。
第二，他們長大的年代，香港漸漸富起來，財富水平與內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來的香港讓他們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第四，1967年的左派騷動引起社會動蕩，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數港人接受當時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騷動後也更加重視親民，並開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經過麥理浩總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勵精圖治後，香港幾可說脫胎換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第七，連嬰兒潮一代的父母輩的心態也改變了。香港從一個以過客、僑居者、移民為主的城市，變成一個以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無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嬰兒潮一代普遍受過英語訓練，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時候，可以說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種英美新文化。故此，因為冷戰宣傳、英語教育、財富水平、消費習慣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們跟同代內地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差異很大。
第九，他們開始出國旅遊，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留學，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畢業後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後往往是迴流，發覺香港反而是個可以給他們機會的地方。
第十，沒錯，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內地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認為是內地人，故此也不自稱中國人。沒選擇，他們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這是「香港人」的出現，不是很遙遠的事。「香港人」是被發明出來的、被想像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央對港政策敏銳地反映了新現實，不是宗主國派總督來直接統治香港，而是中央進行創新性的間接管轄，即回歸中國後「一國兩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舉一個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覺意識濫觴的象徵事件，我會選在1967年9月騷動期間創刊的《香港青年周報》。創辦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個前衛作家，當時還是個青年，卻已創辦過好幾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識也不是嬰兒潮的專利，每個大潮之前總是有先行的弄潮兒）。他在創刊號明言：「我和盧昭靈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而出版《香港青年周報》的。為什麼是中國學生，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嗎？」香港成了主體。
大致來說，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卻同時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說的本地化。他們對中國內地的興趣較弱，但他們的香港意識更強。因為香港是他們唯一理解，也是唯一無條件接受他們居留的生存空間。他們別無選擇。
經過50年代至70年代的醞釀發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識、香港認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心態也開始受到新挑戰。
因為1997年的回歸問題，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現幾十萬人的離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嬰兒潮中產者。他們為了政治保險、子女教育、清新空氣、居住空間等自選的理由，帶著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他們之中，有些為了事業不斷往返香港與移民地，如空中飛人。回歸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總的來說並沒有減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從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迴流到香港或內地發展。但不管在內地哪裡，香港人都會被認出是香港人，可見港人與內地人有差異，偶爾他們會被誤認為是中國台灣人或新加坡人，不過他們會立即糾正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過總的來說，內地的改革開放及對香港回歸的安排，開始逆轉150年以來邊界由松到緊的總趨勢——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後的緊，到80年代的極緊，到回歸後緊中帶選擇性的松，到今後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 香港的雜種本地化香港華人佔香港人口95% 以上，其中廣東人又占絕大多數，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必須學會說流利粵語。除英語系的文化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在香港雖然存在，卻不在主流社會的視野里。這個粵語族群的獨大性有兩個效果：第一，大部分港人對族群問題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興趣，不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台灣地區；第二，獲大多數人認同的本地文化主體性較容易顯現。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這裡作個小總結，就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香港至少已並存著8個可識辨的文化系統或亞系統，是一個多文化而不是單文化的局面，也可說都是當時香港的本地文化資源：
一、中國傳統文化。
二、廣東地方傳統文化。
三、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
四、民國新文化，包括各種已經由中國人過濾後的現代性思想以及民國時期國民的新生活形態、新價值觀和新文藝。不過在1949年後的香港，豐盛的民國新文化往往被偏頗地體會成上海都會摩登文化。
五、中央的政治文化，當時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觸不多。回歸後這方面的認知會加深。
六、英國殖民地文化，特別是在體制、法律、精英的心態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向英語系國家傾斜。「二戰」後唯美國馬首是瞻，意識形態跟隨美英主流，消費和流行文化方面後來偏向法、意、德、日等發達國家。另外還有南洋、南亞（包括尼泊爾）、俄羅斯等少數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變身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節點，許多精英分子成了企業管理人，並接受了里根、撒切爾夫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加上國際化的消費及大都會生活方式，在許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識中，香港的資本主義性格、企業性格、國際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雜種的本地文化。這已超過了上述文化的多元並列或淺度觀摩交流，而是帶著創造性毀滅的、混血的、自主創新的新品種、新傳承。雜種本地化是一個以香港為主體，把上述七個系統的文化拿來糅雜的創新生產過程。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個文化系統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們招手。他們的文化胃口已經很混雜，只差一個可依傍的主體性文化。他們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費上要與歐美新潮同步，然後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費者，更想成為生產者，於是自己動手動腦，哪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為土法鍊鋼般加入了本地元素，一個雜種的本地產品就出現了，就算一時間不能登大雅之堂，卻引起心態相近的年輕人競相加入生產行列，強化了本地特色，持續發展下竟形成市場，併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應，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認同，本身成為一支可辨識的、有主體性的雜種本地文化系統，被稱為港式、港味、港產，或直接稱為香港文化。
這一波香港製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粵語。
所謂港式粵語，口語包括港腔廣府方言、新的俚語流行語以及夾在粵語句法里的英語單詞短語。書面語則由「舊三及第」（白話文、文言文、粵語方言）轉向「新三及第」（仍帶文言風的白話文為主構，加上粵語詞句，偶然出現英文）。
1949年後香港在英美文化與國語文化的衝擊下，粵語的文化產業一度頗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部粵語片，1972年完全停拍，1973年也只有一部《七十二家房客》是粵語的。誰知道該片成為票房冠軍，粵語片一下子復活，港產片在原產地香港從此是說粵語的。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流行樂壇。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國語歌壓倒了粵語歌。但到70年代，幾年間港式粵語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產國語歌，並在流行程度上遠超過英美流行曲。電視方面，60年代有中文電視之初，港人愛看配了粵語的美日影片，70年代初還看台灣拍的古裝連續劇，但到1976年之後，中文台黃金時段大都是粵語的港產節目，特別是粵語連續劇。
80年代的粵語流行曲很能說明情況。當時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編的是居港的外籍編曲家，樂手混音師是菲律賓音樂人。中文歌詞的填詞者固然是香港華人，但他們除部分作品純以方言俚語入詞外，更多是用較雅的「三及第」書面語填詞，而歌手以華人占多數，其中不少是從唱英文歌、國語歌轉到唱粵語歌的。這是典型的雜種本地產品，多方挪用混合，卻有很強的主體性，成就了香港的文化身份。現在世人一般所說的香港文化，可說是這一輪雜種本地化的結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進口強勢文化的消費地，但光消費是無法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文化的。一個消費城市要跨越成為創新型生產（不是加工）城市，才可能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個後發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創新型文化產業，就免不了一場雜種化加上本地化的過程，或叫自主創新。
香港的雜種本地化由來已久，見諸大排檔奶茶和20世紀30年代的西裝粵劇。1949年後，香港也是國際和國語文化的消費城市，然後才出現本地化或應該說是再度本地化的現象。因為有了嬰兒潮這股本地生力大軍，這次再度本地化大潮規模比以前任何階段更大。
無可避免的是，後發大城市的再度本地化，一定是要混雜多方文化的，故稱之為雜種，意思是這些新本地品種是不能還原為源頭的「純種」的。還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損，也是這個新文化品種的死亡。
「 回歸：文化的再融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安排，決定性地影響了近20多年的香港發展。而回歸前後的情況，本書另有多篇文章談到，大家也比較熟悉，這裡不談了。
只說一點文化狀況。
從嬰兒潮時期到今天，香港又多了兩代土生土長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地性更強，更認同香港，更有當家做主的意願及行動力，對本地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對內地更開放，所以普通話日趨普及，對說普通話人士的態度也比以前友善。80年代及以後來到香港的內地移民，再次豐富充實了香港文化的內地成分，有點兒像回到國語佔一席位的50年代。
回顧上文我們談到，香港民間因為沒有受到民國新文化運動和1949年後唯物史觀以至「文革」的強力衝擊，某些方面比內地保留了更多的中國傳統元素，特別是社會習俗、語言及民間「小傳統」。譬如說，香港的黑社會就比內地更有傳承。
1949年後，由於實質和心理邊界的出現，香港年輕人對內地的風土歷史地理的認識，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齡的內地人。
同時，內地的政治文化，回歸前也不為多數港人熟悉。
政治文化在中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第三國際指導的一刻就開始了，並在各革命根據地發酵。到延安整風後這種變化更加成型，到1949年後，通過政權推廣成為全國性的普及文化。內地人將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實現簡稱為體制，又稱它的衍生狀況為國情，裡面有制式化的行為模式、自成一套的話語套句、不容挑戰的近代史論述、不可逾越的意識形態禁區和大量的潛規則。這文化雖深受蘇聯影響，後來也發展了中國的特色，可說是一種由官方推動的內地新雜種本地文化，不能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強的持續性，到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今天並沒有中斷，但確也在不斷地演變。
這種政治文化曾經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歸後獲得更大的伸展空間，在特區的政界、商界與專業界如律師界都已看到比較明顯的體現。
回歸後，特別是曾蔭權當特首後，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影響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來沒有過的。
近年，特區政府也像20世紀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動宣揚中國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學習內地風土歷史地理常識，還是想讓香港人接受內地的政治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來也不缺的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到底是指魯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評的中國老調子，還是具有當代甚至普世意義的中華價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養生術、生活藝術，抑或是強調中國特殊論的文明沙文主義？
20世紀2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國國故，是為了抗衡民國新文化新風氣，因此帶有愚民性質。現在特區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國文化的時候，要有更大的氣度，既學習也批判傳統文化及政治文化，同時包納內地民間的各種新思維、新文化，這樣才對得起有100多年自由傳統的香港。
「 香港人：一種多層次多向度的身份
通過以上的論述，大家或許會對香港的發展多了一些了解。我比較多說了一些歷史轉折點、一些影響深遠的政治決策及人口的變遷，以便讓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並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歸屬感、香港意識、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說法是這幾十年才有的，可以說是帶有歷史的偶然性的。
不過，「香港人」這個身份一旦出現後，以後的香港發展就必須正視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願。
19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個身份，國籍（中國人）、省籍（廣東人）、地籍（佛山人），甚至鄉籍，並有宗親氏族的身份、行業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階級身份、政黨身份等等。
他們進出香港內地，往往反而並不以「香港人」自居。
1949年後，很多人把國與族拆開，不認國籍（中國人），只認族籍（中華民族、華人、華裔），其他身份照認不誤。
他們在香港留下來，並漸漸以香港人自居。
回歸後，國與族再歸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這是事實，不是問題。
作者: 陳冠中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1
因原文篇幅過長，刊載時有少量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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