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聖」杜甫的佛緣詩情

前  言

杜甫以沉鬱頓挫的寫實詩風而被號為「詩聖」，在唐代與李白齊名。《新唐書·杜甫傳》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杜甫的一生是一個平民化的一生，其15歲時，作《百憂集行》曰：「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幹回。」讓我們看到青春活潑而生氣勃勃的杜甫!詩人25歲游東都洛陽時作《游龍門奉先寺》中有句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於寺院「聞晨鐘」而醒睡魔、深有省悟。無疑，杜甫是深具宿世佛緣和靈明善根的。在以後現實人生的悲歌中，一步步走近佛法，參禮寺院、親近大德、聞思經教，感悟思辨，憂國愛民的慈心悲願為其人生主旋律，乃至於晚年漸漸趨於平淡。大味則淡，斯言極矣!杜甫流傳至今的1400多首詩中，與佛教有關的約有50首左右。現在就讓我們追尋一代詩聖的佛緣人生，在其悲歌的行履中重拾「詩聖」的佛緣詩情。

一、杜甫與佛教的因緣淺析

盛唐三大詩人是李白、杜甫與王維。過去人們把他們的思想分屬於道儒釋三家。李白屬道家思想，杜甫屬儒家思想，王維屬佛家思想，實不盡然。人唐以來，隨著佛教禪宗的廣泛傳播，更由於「安史之亂」和杜甫個人遭遇，使杜甫的思想介於人世與出世、崇儒與近禪之間。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市），生於鞏縣（今屬河南），自幼好學，知識淵博，但舉進士不第。安史之亂髮生後，陷於賊中，顛沛流離，逃至鳳翔（今屬陝西），任左拾遺，後移家成都，築草堂於浣花溪上。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參謀，經嚴武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世稱為杜工部，晚年攜家出四川，病逝在湘江旅途中，終年59歲。他的詩反映社會動亂，對人民的疾苦，具有深厚的同情心。他的詩語言精練，沉鬱頓挫，被稱為「詩史」。他的詩不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還具有豐富的佛教思想。。

在大多數人眼裡，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他的人生觀是積極進步的。著名學者肖滌非先生就說，在杜甫的詩中，我們幾乎讀不到那種「人生如夢」一類消極頹廢的東西。他是頑強的，他是不知疲倦的，他是「死而後已」的。他富有犧牲精神、利他精神。這是他之所以偉大，超過一切詩人之處。為了天下窮人，他曾有「自比稷與契」的詩句。他可以「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推己及人的慈悲之心是十分可貴的。在儒家為仁，在佛家為悲，而佛的悲比儒家的仁更徹底。「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杜甫的政治觀，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觀。然而，杜甫晚年詩歌中卻蘊涵著豐富的禪宗意趣。這與他的禪宗信仰密切相關。他在《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中明確道出：「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的禪宗信仰。在這裡，「粲」指禪宗三祖僧粲，「可」指禪宗二祖慧可，「禪寂」就是禪者的身心感受。

（一）杜甫所處的歷史背景

杜甫所處的文化背景是佛教興盛的唐代。從大的環境來看，自唐玄宗以來，儒、釋、道三家並重，杜甫的佛學觀與其儒學思想並不矛盾，其慈悲觀念與儒家的仁愛意識有相融之處。而「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士大夫階層，要想不受佛教的影響，那是很難辦到的」。杜甫跟佛教的因緣很深，而且他對於佛教的接受有一個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佛教歷史最興盛的時期就是唐代，作為一種大的社會文化環境，杜甫沒有排斥佛教，這是當時大多數人的主要心態。特別是在安史之亂這場浩劫的影響之下，杜甫等大批盛唐文人對儒家理想產生懷疑甚至感到失望，迫切需要尋求新的人生參照系。禪宗在這時期廣泛傳播，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但是，杜甫也沒有很快被這種環境同化，而是藉由心靈的指引，一步步親近佛教。

杜甫是我國中古時代偉大的寫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無疑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忠實記錄。在他的兩千多首古、近體詩中，寫自己極少有歡娛之言，多半窮愁苦悶之語，佛法所言有漏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苦）他都嘗盡了。在玄宗天寶十三年（754），作《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云：「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在第二年冬，作《自京赴奉先縣詠五百字》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吾棕舍一哀，里巷也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促。」窮得使兒子都餓死了，秋禾雖登，而也無救於貧。所以唐肅宗至德二年（757），作《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見兩肘。」同年九月作《北征》云：「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迥，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綴才過膝。……」肅宗乾元元年（758）《贈畢四曜》詩云：「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次年在華州《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云：「何日卻憶窮愁日，日日愁隨一線長。」這年，他白東都回華州，經歷道途，所見所聞，悲慘萬狀，作「三吏」、「三別」，以紀其事。

以上詩句說明，杜甫因戰亂攜妻子而到處奔走流浪，所到之處皆因一家老小無衣、無食、無住而窮愁，因衰老多病窮愁而怨天尤人。如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又云：「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皆封侯」，充滿憤憤不平之氣。甚至厭惡一切，詛咒一切。桃紅柳綠，象徵春日佳境，而杜甫詩云：「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尤其是杜甫晚年的詩歌，充分表達了他對生命的理解，記錄下最切身的體驗。所以，杜甫接受佛教思想的影響，一點也不奇怪。

（二）杜甫自幼深受佛教熏陶

眾人在關注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在杜甫成長過程中還有佛教思想的陪伴。

杜甫幼年喪母，其父杜閑，時任兗州（今山東滋陽）司馬，便將童年的杜甫送到洛陽的姑媽（即杜閑的姐姐）家寄養。杜甫一直住到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元年（742）姑媽去世，此時杜甫已屆而立之年。

杜甫的姑媽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其父杜審言（即杜甫祖父，約645--708）是初唐有名的詩人，曾與數名僧人交往，官至膳部員外郎、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並且長齋茹素，精通佛經。

天寶元年（742），杜甫在三十一歲時為其姑媽撰寫墓志銘《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文中說其姑媽：「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由此可知其姑母信佛，且全家上下奉行。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銘還提到杜甫早年寄居姑母家中的事實：「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杜甫自幼體弱多病，四歲時，與姑媽親子同時罹疾，姑媽求醫於女巫，女巫暗示：「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姑媽，「遂易（親）子之地（楹之東南隅）以安（杜甫）」。在她的精心護理下，杜甫痊癒了，而她的親子卻夭折了。杜甫長大後得知此事，感動得涕淚俱下，並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中，把姑媽比做《列女傳》里魯義姑式的人物，評價極高，並說自己要「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以致當時一般人還誤以為杜甫是其親子。

杜甫在姑媽家居住的二十餘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開元盛世」，佛教，尤其是禪宗空前繁榮，洛陽有舉世聞名的龍門石窟和白馬寺，如此濃厚的佛教氛圍，對杜甫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杜甫仕途失意，傾心於佛教

杜甫的文化心態結構中，存在著兩種人生價值取向：一是「竊比稷與契」（自比稷與契這兩位虞舜的賢臣）、「致君堯舜上」的人生抱負和政治理想，這代表了人的社會性的一面，是他集體情感和社會責任感的體現；二是「江海志」、「獨往之願」。代表了人的自然性的一面，是他個體意識和獨立人格的反映。前者早年表現得較突出，後者系晚年的主要心態，從而使杜甫的思想與創作出現矛盾的痛苦狀態。杜甫《上牛頭寺》詩云：「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杜甫此時的心情是空寂自由的，因為他已經從官場退出，擺脫了世俗拘束，獲得了心靈的解放。

杜甫本是儒家詩聖，出身官宦之家，執著於功名富貴，在長安苦求十年，理想破滅，失望而歸。在生活的重負之下，漸漸感悟到人生無常、有求必應的佛禪真諦。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表達了苦悶的心情：「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時，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他負載著儒家的政治理想，活得很痛苦。尤其是到了晚年，遭受重重挫折之後，將退隱人禪作為新的人生目標，他在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寫的一首《謁文公上方》詩中表現得尤為真切：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

窈窕入風磴，長蘆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

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又，迴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詩的末尾敘述自己謁文公之意：「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據此，蘇東坡和王嗣二人皆言是杜甫「見道之作」。見的是什麼道?不是別的道，是菩提道，是當時最盛行的佛道。

仕途的跋涉、世態的冷暖、人生的起伏給了杜甫太多的傷痛、太多的困惑，而這些傷痛、困惑已經遠遠超出了儒家學說所能調節的範疇，唯有指向「心地初」、朝向彼岸的佛教可以承擔這樣的人生境界。所以，嚮往佛教，追求「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的想法跟杜甫的稷契之志同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

二、淺析杜甫詩歌里的佛教思想

本文選取了杜甫有關佛教的詩歌加以研讀，力圖窺見其佛教信仰的主要行跡。每一類詩歌中，盡量依據作者作詩時間的先後為序排列列舉。並權且劃分為以下三類：

（一）登臨、遊歷、參禮寺院，聽經聞法——親近佛教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只有25歲，作《游龍門奉先寺》，有「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之詩句。詩人夜宿寺院，置身於寺院中清幽的夜景，聞晨鐘而令人內心產生深深的思索而有所醒悟。據趙清獻《玉壘記》說：「他到成都，寓沙門復空所居。」據《成都記》云：「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極宏偉。僧復空居其中，與杜員外居處近。」

杜甫還在浣花溪寺里聽復空大師說法。當時他的朋友著名詩人高適為彭州刺史，寫一首五律《贈杜二拾遺》給他。「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人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從詩意來看，高適知道他在寺里聽高僧說法，鼓勵他聽法要提出問題，向講經者詰難。

杜甫在成都時，曾游過大雲寺、兜率寺、真諦寺、新津寺、牛頭寺、惠義寺、始興寺。認識的高僧有巳上人、贊公、上人、復空、閶丘師兄等。反映與僧人交往的詩歌有《巳上人茅齋》、《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因許八奉寄江寧曼上人》、《寄贊上人》、《贈蜀僧間丘師兄》等共約10餘首。其中最重要的人是贊上人，《宿贊公房》詩云：「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據詩自注，贊公是「京中大雲寺主」，說「相逢」是因為二人是故友。詩人在這之前曾經寫過《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有句：「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其四有句：「晤語契深心，哪能總箝口。」由此可見，詩人和贊公上人「把臂有多日，晤語契深心」的情誼之深。《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中也有句：「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

（二）反映禪凈修持——偏重於「出世」的行願

現將杜甫所作有關佛教修持的重要詩句摘錄出來，簡釋其義，以管窺其佛教信仰的主要行跡。

1．「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由禪修向凈土轉化

杜甫於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44歲時，在長安作《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有句云：

許生五台賓，業白出石壁。

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

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言許生自凈土宗聖地曇鸞大師弘化過的凈宗祖庭五台山石壁玄中寺（今山西交城縣）學佛歸來，身口意三業清凈；而自己雖也以禪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粲為師，但未得慧解方便，身心尤為禪寂所縛。現在受到許生的啟發而轉向凈土宗。「何階子方便」的「階」是憑藉的意思，「謬引為匹敵」的「謬引」是指上文「身猶縛禪寂」的感受，指身心為「禪寂」所縛，不得自在。這兩句的大意是在許生的方便開導下，我得以茅塞頓開。詩里「離索」一句，點明了作詩是在他晚年居蜀感到孤寂之時。因而他慶幸衰暮時有此殊勝因緣，得遇許生，使他心開慧解，修持凈業。

2．「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長養菩提之心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時。

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

——摘自（《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這首詩是唐肅宗至德二年（757），作者46歲，被陷在長安時作。時作者處於亂世，去大雲寺親近贊公上人，因吃齋而想到醍醐。「醍醐」是從牛乳中反覆提煉而得到的甘美食品。印度人不但視為「世間第一上味」，而且認為它有較高的藥用價值，善治眾生熱惱亂心。「發性」言發戒定慧之性。在此，詩人用飲食能滋養日漸衰老的色身與醍醐能長養菩提之心作類比，表達了作者髮長遠心修持的心愿。

3．「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只有佛法才能凈化社會

肅宗上元元年（760）秋天，杜甫49歲，在成都草堂作了《贈蜀僧閶丘師兄》，有句雲——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這裡的「軟語」指在寺院里與僧人親切交談，系借用《維摩詰所說經》「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爭訟」。詩末四句是說，這個世界太黑暗了，爭奪殘殺太頻繁了，到處你爭我奪，製造惡業。唯有弘揚佛法使人心凈，息滅鬥爭。如摩尼珠之能使水清凈，才能普度眾生，凈化濁世。

4．「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以觀照般若直契佛心，住無住處

牛頭見鶴林，梯徑繞幽深。

****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

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

此《望牛頭寺》詩為杜甫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作，是年詩人52歲。這首五律近體詩，非常重要。詩眼在末後二句：「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狂歌老」之「狂」即狂慧，據《觀音玄義》卷上載，定而無慧者，稱為痴定，譬如盲人騎瞎馬，必定墮坑落塹；慧而無定者，稱為狂慧，譬如在風中燃燈，搖揚不定，則照物不明。「不住心」，即「無住心」，為《金剛經》中金剛般若大旨。若能生無所住心，便離一切垢染纏縛，便是清凈心，即是妙明真心。

5．「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永泰元年（765），杜甫的好友、成都尹嚴武死去，使杜甫失去了依託，杜甫帶著家人離開成都草堂，乘舟東下，在岷江、長江漂泊。下面這首《旅夜書懷》五言律詩大概是他舟經渝州（今重慶市）、忠州（今重慶忠縣）一帶時寫的，時作者54歲。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杜甫在最後兩句「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表達了悲壯沉鬱、蒼茫浩渺的情懷，不正是那「萬古長空，一朝風月」的境界嗎?

6．「勇猛為心極，清蠃任體孱。」——發大勇猛，以凈土為皈命

杜甫晚年過著荒涼潦倒的村居生活，面臨垂暮飄零之窘境，可說是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他在56歲時寫的《詠懷》里說：

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

眾香深黯黯，凡地肅芊芊。

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

金篦空刮目，鏡象未離銓。

詩句意思是說：信佛的人們，用「顧畫」般的美術來做功德也好，用「王碑」般的文章來做功德也好，乃至建寺造舍作諸功德也好，但最究竟的修持還是拼得苦行，精進凈心。假使心無分別，就能轉變濁世為凈土，不勞再尋方便來開慧眼，也能很容易悟人染凈平等的不二法門。「勇猛」一詞，出自《楞嚴經》「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杜甫借用此，顯然是表示自己發大勇猛心，不顧體弱多病，追求究竟的清凈自在，即以得生極樂世界為終極目標。「心極」即是精神抖擻的意思。「清嬴」即清瘦羸弱，「任」，由著；孱，軟弱、弱小。至於「金篦空刮目」，出自《大般涅盤經》「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抉其眼膜」（金篦是治眼病用的似箭鏃的手術刀）。最後一句的大意是：如良醫為盲人刮眼，即使治療好了眼疾，所能看到的外在事相及權衡之心，仍然會給人帶來煩惱，成為人往生極樂世界的業障，不能得到究竟解脫自在。表明作者晚年信仰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心歸命凈土。

（三）杜甫晚年回歸平淡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人蜀後的杜甫，經歷了數年的輾轉流離、貧病折磨，身體衰弱，最後成了「卧病愁廢腳」、「牙齒半落左耳聾」的又病又殘的老人。在這種情況下，詩人對佛教產生心理依賴，棲身佛門，也是必然。

杜甫不以山水詩見稱，卻在兩個時期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詩：一是壯年時期。此時期山水詩數量較多，也有名篇佳作，但景物描寫缺乏個性，感情未與理趣融合；二是人蜀之後。此時不僅山水詩數量巨大，而且內容充實，風格多樣。後一現象的出現，跟詩人經過長期流離而終於獲得暫時的安定，以及蜀中秀麗山水的撫慰啟迪有很大的關係。除此之外，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禪宗的影響，反映了杜甫晚年歸於平淡的生活情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棄官歸隱

杜甫《秦州雜詩》之十四：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

神魚今不見，神地語真傳。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

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公元759年，為避戰亂，杜甫攜眷西行，離開華州到秦州，投奔在秦州的從侄杜佐和舊友贊公。在秦州的日子裡，杜甫遊歷古剎名寺，走親串友，訪談作詩，且留下了千古絕唱。這就是著名的《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中的「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的詩句，反映出杜甫棄官歸隱思想的端倪。

2．「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閑適背後的憂患情結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上元元年（760），杜甫卜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飽經離亂之後，開始有了安身的處所，詩人為此感到欣慰。春暖花開的時節，他獨自沿江畔散步，情隨景生，一連成詩七首。此為組詩之二。這首絕句，表現了詩人走在成都郊外那條通往「黃四娘家」的路上，享受著沒有戰爭的春光、鳥語、花香、蝶舞的同時，在內心深處的憂患情結。

3．「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小家，怡情悅性

《江村》作於上元元年（760），自然地袒露了杜甫怡情於江村及小家庭的恬淡心境。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粱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4．「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曠天低樹，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這首詩寫於上元二年（761）春。此時杜甫因陝西旱災來到四川定居成都已兩年。他親自耕作，種菜養花，與農民交往，因而對春雨之情很深，寫下了這首詩描寫春夜降雨、潤澤萬物的美景，抒發了詩人的喜悅之情。

5．「水流心不竟，雲在意俱遲。」——對境無心，一切隨緣

杜甫在成都逗留八年，生活安定，寫了許多五言山水田園詩，都具恬靜淡泊、與世無爭的遺世出塵之風。如上元二年（761）暮春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6．「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恬淡自在，物我兩忘

《水檻遣心》二首，是杜甫作於公元761年的閑情詩歌，記錄了詩人離開塵囂的閑適心情，其一云：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

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7．「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閑適、恬淡，回歸自然

杜甫在廣德二年（764）於成都草堂作五言絕句，就是極富詩情畫意的「以詩為畫」的佳作，反映了詩人閑適、恬淡、回歸自然的雅興。如：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8．「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王維風格

杜甫的田園山水詩歌表現了作者在漂泊與困頓後息心於寧靜，有許多詩歌蘊涵著禪悅的優美意境，具有王維詩的風格。如大曆二年（767）年所作的《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霧嶂幾重?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黃白山評比說：「三、四句景中見時，與王右丞（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同一句法。然彼工在『咽』字、『冷』字，此工在『凍』字、『晴』字。」（見《杜詩鏡銓·卷十七》）另一首《大覺高僧蘭若》，楊倫也認為「風調頗似摩詰（王維）」。

9．「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山村日暮

「淡」，是指杜甫晚年詩歌走向自然，追求自然恬淡的境界。杜甫受禪宗無住思想的影響，在詠物寫景的詩歌中，塑造出自然平和、恬靜淡雅的意境。如《日暮》云：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

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

頭白燈明裡，何須花燼繁。

三、結    語

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和李白齊名，世稱「李杜」。但杜甫秉具殊勝的佛緣，其一生傾心於佛教。杜甫在崇儒之時，傾心於佛，他的詩蘊涵著般若思想。杜甫的詩現實主義的情感很突出，但在塵世生活的困苦、煩惱中，也時常萌發出世的感情。杜甫好似一隻在深沉天幕上搏擊翱翔的蒼鷹，展擊著出世和人世的雙翼，始終遊歷在現實世界，以積極的人世精神，勇敢、忠實、深刻地反映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現實。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杜甫無論處於何種險惡的形勢下，他都沒有對祖國和人民失去信心，被稱為「詩聖」。全唐詩收其詩1445首，有《杜工部集》，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永遠綻放著奇光異彩，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為振興中華而奮勇拼搏!

參考文獻：

[1]  朱學壽：（杜甫詩論與佛禪宗風》。

[2]  惕忱：《杜甫：中國傳統文化的完美符號——對杜甫文化意義的深入思考》，《佛教研究》1998年第7期。

[3]  姜玉芳：《我詩故我在——杜甫與唐代文化》。

[4]  呂瀲：《杜甫的佛教信仰》。

(釋慧伯：《寒山寺》季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