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熱 紅樓里的思想

 

第一節　「男泥女水」思想 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頭腦中固有的，只能產生於後天實踐。其實毛澤東只說了問題的一半，豈只是正確思想，就是不太正確的乃至錯誤的思想，也不會憑空產生，凡是現實的思想，都有其社會根源。

　　《紅樓夢》一書，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過於書中表現的奇特的女性觀。紅學界的諸多大師，在連篇累牘的考證研究文章中，都把這一奇特的女性觀的產生，歸因於曹雪芹的天才，似乎是作者頭腦里固有的；也有人歸因於曹家特殊的織造家庭的風月繁華，其實這同天上掉下來也沒有多大差別。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品，文學是人類社會的心靈史，任何文學作品，都必然反映其創作時代的社會背景和文學背景，《紅樓夢》當然不會例外。畫鬼容易畫人難，《紅樓夢》刻畫的當然不是鬼，而是一系列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者的思想，必然打著深深的時代印記。

　　《紅樓夢》作者曾申明：創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閨閣昭傳」，清代學者也曾判定，此書純屬「扯老婆舌頭」。凡是熟讀《紅樓夢》的讀者，都會承認，該書確實是一部主要描寫家庭中女人生活的書，極其生動地刻畫了女人的痛苦和歡樂，女人的希冀和絕望，女人的成功和失敗，女人的輝煌和黯淡，女人的高雅和庸俗，女人的超脫和魔障，如此等等。

　　《紅樓夢》書中幾乎每一個女人，都有著鮮明的個性。作者擺脫了傳統文學描寫女性的慣常手法，很少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一類辭彙去刻畫女人的外觀容貌，而是側重描寫女性的內在氣質，從而使女性美達到了從內到外的高度統一。這種重在氣質的創作手法，更加鮮明突出地表達了作者的女性觀。從書中描寫的大量女性生活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作者四個方面的獨特視角：

　　其一，「女清男濁」說。作者通過男主人公寶玉之口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就感到清爽，見了男人就感到濁臭逼人。」書中眾多男女的形象也確實說明了這一點。迎、探、惜賈府三艷，釵、黛、湘三表姐妹，襲、晴、鴛、棋、釧等眾多女婢，一個個形象確實清純可愛；主人公寶玉雖是男性，但有性別倒錯之嫌，愛以女性自居；而賈珍、賈璉、賈蓉、賈瑞、賈芹等哥們爺們，一個個都顯得可憎可厭可憐可笑，就連主人公寶玉的父親，和一眾清客相公，也全部顯得委瑣無聊，令人避之不及。

　　其二，女子勝男說。在封建社會，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來是男兒的責任，可是作者在書中卻沉痛地感嘆道：「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書中在「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敏探春興利除宿弊」等篇章中，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女性的膽識、韜略、氣魄、手段；就是在平兒、鴛鴦、襲人等女性婢僕身上，也展現了治家理事的高超才能。而書中的敬、赦、政、珍、蓉等應該承擔治家職責的男人，則統統是一派庸碌無能的形象。

　　其三，「才女有德」說。中國封建社會評價女人的通行標準是「郎才女貌」，是「德容工貌」，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紅樓夢》一反傳統觀念，把年輕女子一個個都描寫為德才兼備的光輝形象。寶釵、黛玉、湘雲等表姐妹，詩做得比寶玉好，字寫得比寶玉強，知識比寶玉淵博，道理比寶玉透徹，就是參禪論道也比寶玉來得深刻。不要說一幹才女，連那個從小被拐賣的香菱，也通過「苦吟」成為一個很不錯的女詩人。這些才女不僅有豐富的個人文化生活，還結桃花社、海棠社，詠菊花、諷螃蟹，品名茶，啖鹿肉，雪晴聯詩，月夜對句，撫琴繪畫，燈謎酒令，一派「是真名士自風流」的形象，頗似現代人的文學沙龍，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

　　其四，「千紅一哭」說。《紅樓夢》中的所有才女，因為生逢「末世」的同樣原因，下場都十分悲慘凄涼，正所謂「千紅一哭，萬艷同悲」！「金簪雪裡埋」、「冷月葬詩魂」、「寒塘渡鶴影」、「終陷泥淖中」、「誤嫁中山狼」、「東風一夢遙」、「青燈古佛旁」、「淫喪天香樓」等等，無一好下場。就連女奴們，金釧投井、晴雯被逐、鴛鴦上吊、司棋撞牆、芳官出家、襲人別嫁、二姐吞金、三姐自刎等等，也無一得善果。

　　其五，「魚眼睛」說。《紅樓夢》作者不是歌頌所有的女人，而只歌頌閨中的純情少女。對於婚後的女人，則視為珍珠變成的「魚眼睛」，令人可憎可厭。什麼趙姨娘、邢夫人、馬道婆、多姑娘、秦顯家的、璜姑奶奶、林之孝老婆、鴛鴦嫂子等等，統統是一堆死魚眼睛形象。就連主人公寶玉的母親王夫人，嫂子兼表姐王熙鳳，作者雖然筆下留情，但其心狠手辣的種種惡行，也令人齒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妒婦」持強烈的批判觀念，在夏金桂虐待香菱、王熙鳳虐待二姐兩件事情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以至寶玉去尋什麼「妒婦方」，欲治療婦女嫉妒病。

　　《紅樓夢》的女性觀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社會現實。明末清初的時間界定，大約是從明萬曆後期到清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公曆17世紀的一百年間。這一百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不平常的一個世紀！農民戰爭，清兵入關，平定三藩，整整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社會大動蕩！痛苦造文化，憤怒出詩人，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帶來了文化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觀念上的激烈變革和文學上的獨特創新，因而呈現出了一個需要巨人併產生巨人的輝煌局面！《紅樓夢》所反映的女性觀，正是這一時期的客觀現實。

　　其一，順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廣大人民，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不僅政治上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陣痛，經濟上經受了兵匪雙方的洗劫，在身心上還經受了一次剔發蓄辨的奇恥大辱！按照當時的通行說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現實。女人可以繼續著「民裝」，裹小腳，插戴傳統釵釧，而男人則必須剃掉前額頭髮，腦後拖一條豬尾巴辮子，並改穿旗人裝束。

　　清庭為了強制推行在江南的剃髮易服措施，實行了殘酷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高壓政策。今天的人們看易服剃髮行為，似乎並非什麼原則問題，但在當時與封建正統觀念卻發生了嚴重衝突，更何況還使亡國滅種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這種社會現實面前，堂堂男子漢不可避免地會羨慕女人的傳統裝束，併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從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濁」，見了女人「清爽」，見了男人「濁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當時文人的筆下，就記載了流行於杭州、蘇州、南京一帶的民間諺語：「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紅樓夢》這樣描寫，不是什麼作者獨出心裁，更不是什麼新創造，而是對當時江南男人、特別是士大夫階層屈辱心態的忠實記錄。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躍，確實湧現出來一大批女性作家。他們主要由兩類人物組成：一類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門閨秀，她們由於家學深厚，所以在文學領域多所建樹。如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三姐妹，她們的母親沈宜修本身就是當時吳江一帶女性作家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學士陳之遴的妻子徐燦，與顧太清、吳藻合稱為清代閨秀詞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黃媛貞兩姐妹、商景蘭母女、金聖嘆之女金法筵、夏允彝之女夏淑吉等，都是轟動一時的著名才女。為保護全城百姓而英勇獻身的吳絳雪，也是一個著名才女，《桃花雪傳奇》就是根據她的事迹創作的。

　　另一類才女是出身青樓的歌女或名妓。如馬湘蘭、柳如是、寇白門、顧橫波、卞玉京、王微等人，她們都是工詩善畫，多才多藝，並與當時的名士如錢謙益、吳偉業、侯方域、冒辟疆等經常酬唱往來。她們的名氣，固然有自身學習歷練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揚的結果。在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對她們的事迹多有記載。

　　其三，女性文人結社、出版作品，是明末清初獨特的文化現象。才女歷代皆有，但女性的文學生涯成為社會活動，以至於公開結社、出版，則是名末清初獨有的社會現象。

　　由於女性文學活動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女性勝於男子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以至當時出現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屬女青蓮」，「舊日鳳凰池故在，而今已屬女相如」的說法。女性文學活動的普遍化、公開化，必然帶來結社、出版等社會要求，女詩社、女詩集就應運而生了。

　　當時最著名的女詩社，就是以徐燦為首的「蕉園五子」，其成員有柴靜儀、林以寧、朱柔則、錢鳳綸等。她們經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考較文藝，在當時傳為佳話。其中林以寧是當時著名文人洪昇的表妹，也是洪昇表弟錢肇修的妻子。在當時創作的小說《兩交婚》、《女開科傳》等作品中，都有對才女們結詩社情景的描寫，可見已是風靡天下的雅事了。

　　以上列名的才女，大多數有自己的作品集，其中詩集、詞集、文集、傳奇都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陳維崧《婦人集》、葉紹袁《午夢堂集》中，都收錄記載了許多才女的作品。

　　其四，明末清初的女才子，大多下場悲慘、英年早逝，可謂「萬艷同悲」。出身於名門貴胄家庭的女才子，很多由於婚姻不良、家庭不幸而鬱郁以終；有些雖然獲得了郎才女貌、夫唱婦隨的美滿家庭，但由於改朝換代的原因，士大夫階層多屬不合作者，也必然落得悲慘的結局。在夏咸淳的《九天亦復稱才乏，獨向人間索女郎》文中，就記載了葉小鸞過人的才華、家庭父母子女間獨特的文學氛圍以及最後三姐妹全部英年早逝的痛苦遭遇。

　　出身妓女的才女們，命運往往更加悲慘，她們從良後多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們的命運是註定不得善終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們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兩朝名士錢謙益為妾，當時錢已是高齡，錢死後，受家庭中子侄排擠，不得已自經身亡。《紅樓夢》中在黛玉身上寄託的馮小青的影子，也是一代名妓為人做妾，被大婦虐待，年輕輕抑鬱而死的。

　　不止《紅樓夢》，明末清初的文學作品普遍反映類似的女性觀。《紅樓夢》中在第一回和第五十四回中，借石頭和賈母口吻，批評了「近日」的才子佳人小說，「千部一套」、「涉於淫亂」、「非文即理」、「不近情理」。才子佳人小說濫觴於順康年間，乾隆時代已禁絕殆盡。所以，《紅樓夢》批評的這些現象，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事情。

　　其實，《紅樓夢》自身就不是什麼憑空出世的奇葩，她的作者雖然不滿當時艷情小說的濫觴，但作品還是明末清初艷情小說和世情小說的延續，還有同類傳奇作品的影響，在《紅樓夢》中，能明顯看出因襲《金瓶梅》、《牡丹亭》、《長生殿》等同時期稍早的文學作品的痕迹。反過來說，乾隆朝的道學風氣下，是不可能產生此類表現獨特女性觀的文學作品的。我們可以從明末清初的文學作品中，找出大量的與《紅樓夢》女性觀相同或近似的作品。

　　其一，描寫女性崇拜的作品。明末清初以前的文學作品，描寫男女情事，多表現一見鍾情、始亂終棄的負心故事，男女之間的地位並不平等，如《西廂記》、《白蛇傳》等。但到了明末清初創作的才子佳人小說或傳奇，男女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品中不但表現女子同樣有才華和能力，而且勝過男子，男子往往受女子的擺布，成為女性的附庸。這是既往的文學作品中不敢想像的。

　　這一時期的作品，如《平山冷燕》、《玉嬌梨》、《定情人》、《飛花詠》等，表現的女子都遠勝於男子，尤其是才華，男子絕不能望其項背。她們不僅能與男子相抗衡，多數情況下似乎更優越，使男人成為女子的陪襯。作品創作的目的，似乎根本不是讚揚才子，而是更多地讚美佳人，表現出了一種毫不含糊的女性崇拜傾向。此時期最著名的《聊齋志異》，描寫的雖然是鬼狐故事，但作品吹捧揄揚的，都是化為女性的鬼狐。在這些女性鬼狐面前，男人都是陪襯，都是受到憐憫照顧的可憐蟲！

　　其二，描寫「情痴」、「情種」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文學作品，有著極為濃郁的女性化傾向，作品中的「情痴」、「情種」，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子的鐘情則更勝於男子。杜麗娘、楊玉環、馮小青、林四娘、林黛玉以及《聊齋志異》中的眾多女狐女鬼，都表現出這種前人絕不敢形諸筆下的品格。無須諱言，這些鍾情女子，往往表現出一種對淫蕩生活嚮往的縱慾傾向，《紅樓夢》對釵、黛、湘、晴、襲等人的描寫，不過隱晦一些罷了。

　　這一時期的艷情作品，有明顯的言情化傾向，對女性的認識，不僅要有貌，更要有才，除此之外，還必須有「情」，並特殊強調「情」的碰撞和溝通。《玉嬌梨》中的才子這樣表達自己的佳人觀：「有才無色，算不得佳人；有色無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與我蘇有白無一段脈脈相關之情，亦算不得我蘇有白的佳人！」這同《紅樓夢》的女性觀是完全一致的。寶釵可謂才貌雙全，但與寶玉之間缺乏的，就是這樣一段「脈脈相關之情」，因而，在寶玉心中，她的位置始終不及黛玉。

　　其三，描寫男女感情夢幻經歷的作品。明末清初，用夢幻手法描寫男女感情生活的作品蔚然成風。其始作俑者，當是湯顯祖，他的《牡丹亭》描寫柳、杜二人的感情，由生到死，再由死復生，可謂歷盡波折、九死不悔。吳偉業刻畫的徐適和黃展娘的愛情，在一個玉杯中，如夢如幻，亟盡纏綿悱惻。洪昇的《長生殿》，描寫的李楊愛情，由天上到地下，由地下再回到天上，夢魂牽掛，生死相依，這同《紅樓夢》中的寶黛愛情，如出一轍。

　　明末清初之所以出現這種描寫夢幻般愛情的獨特創作方法，與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是息息相關的。一方面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小市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的衰落、王陸心學的興起，文人生活較少拘束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因為改朝換代，男女感情受特定歷史動亂撥弄，往往事與願違，只好藉助夢幻在虛擬中表達。《聊齋志異》中的好多人鬼戀，就是這種現實生活的折射。

　　其四、描寫才女和妒婦交織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有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就是才女往往和妒婦、悍婦交織描寫，造成對女性的讚美和詆毀共存於一部作品的怪現象。《醋葫蘆》、《療妒羹》、《小青傳》、《河東獅吼》等，表現的都是這種獨特的女性觀。就連《聊齋志異》也未能免俗，書中多有丈夫懲治妒婦、悍婦的故事。《紅樓夢》中對夏金桂等悍妒婦人的描寫，不見得比以上作品高明多少。

　　文學作品中這種獨特現象的出現，自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明末清初，士大夫階層的生活都有其虛偽的兩面性，道貌岸然的同時又極度浮華，男女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腐朽糜爛。正像《紅樓夢》中的賈珍、賈璉、孫紹祖一樣，專門「在女人身上下工夫」，家庭中妻妾成群，對丫鬟僕婦也「將次淫遍」。這種家庭關係，才女和妒婦並存，就是社會現實的必然反映了。

　　四、明末清初的小說評點與女性批書

　　明末清初，由於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不僅文學創作高潮迭起，文學批評也出現了一個黃金時代。當時不僅是古典小說、傳奇、詩詞、筆記創作出版最多的時代，而且最流行的文學版本，幾乎都是評點本，成為十七世紀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其一，評點大家輩出，經典作品評點將遍。這一時期的評點大家，有李贄、葉晝、毛宗崗、張竹坡、汪象旭、吳儀一等。其他如馮夢龍、李漁等，雖然夠不上評點大家，但其評點作品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出現了一批女性評點大家，如吳吳山三婦、洪之則等。她們對《西廂記》等作品的點評，在所有的評點者中，是最受後人稱道的。

　　此時期，不僅本時代創作的文學作品被普遍評點，以前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也幾乎被評點殆盡。這些著名的評點家在評點時，不僅「發作者寓意」，而且還大膽改定原稿，《水滸傳》就是被金聖嘆「腰斬」後定稿的。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著名古典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西廂記》等，都是這個時期評點後的定稿。

　　其二，評點大家評點文字盡情宣洩內心的情緒。如李贄在評點《水滸傳》時，認為該書為「發憤之作」，讀後「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勢極久，勢不能遏」所以不得不「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金聖嘆更認為，《水滸傳》是「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聞其聲」；「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如夜潮之一漲一落」。

　　張竹坡在分析《金瓶梅》作者創作動因時說：「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藉此以自泄」，「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騷不平之言，以為後有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負才淪落於污泥也」。這些評點大家的話，不僅對於理解《紅樓夢》創作緣起，多所啟迪，對於理解脂批，也甚有幫助。

　　其三，評點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明末清初小說評點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序跋類、眉評類和回評類。序跋類是為作品作序、跋、引言、凡例、品題等；眉評類則是在作品中間撰寫批語，其中在每頁上方的批語稱眉批，在作品行中的小字批語稱夾批，在行側的批語稱側批；回評類又分為回前評與回後評。有回評和眉評的作品稱為評本，《紅樓夢》脂本即評本，而程高本雖有序跋，但無評語，故不是評點本。

　　此時期批點小說的常用方法有：「因文生事」和「以文運事」，這是金聖嘆提出的；「十年格物」與「一朝物格」，這也是金聖嘆首先使用的；「同而不同處有辨」，這是李贄首創的；「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這是毛宗崗發端的。

　　這些大家評點小說的常用術語有：金聖嘆提出的「草蛇灰線法」，「綿針刺泥法」，「橫山斷雲法」，「特犯不犯法」，「背面鋪粉法」，「弄引法」，「獺尾法」，毛宗崗提出的「笙簫夾鼓、琴瑟間鍾」法，等等。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紅樓夢》的脂評，與明末清初的評點大家手法基本一致，而與康嘉道咸時代的評點，從形式到方法都有很大的區別，只要比較一下「三家評本」和「脂本」的異同，就會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節 「意淫」思想究竟什麼是「意淫」，僅憑《紅樓夢》書中的某段隻言片語去推測，都有盲人摸象之嫌，正確的研究方法，應該是把《紅樓夢》中關於「意淫」的表述綜合起來，加以歸類分析，從總體上對「意淫」加以全景式地把握。

　　１．「意淫」首先是「淫」，《紅樓夢》作品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作者首先借「警幻仙姑」之口，說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所謂「好色不淫」、「情而不淫」，都是「輕薄浪子」「掩非飾丑之語」。所謂「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也就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對所有「淫人」加以比較，《紅樓夢》作品的主人公最「好色」，最「知情」。

　　２．「意淫」不是「皮膚濫淫」，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間肉體上的結合，不是《紅樓夢》書中賈珍、孫紹祖、多姑娘等人的淫蕩行為。作者告訴我們，「淫雖一理，意則有別」，「意淫」是精神層面的「淫」，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同「世之好淫者」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對那些「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性」者，作者統統斥之為「皮膚濫淫之蠢物耳」！

　　３．「意淫」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奧妙所在，存乎一心。由於「意淫」是精神層面的一種生活態度，所以作者告訴我們，「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這裡所說的「心會」、「神通」，就是內心對「好色」、「知情」的一種領悟。這種領悟只存留於精神層面，而不可應用到肉體上，一旦付諸肉體實踐，則變成了「皮膚濫淫之輩」。

　　４．持「意淫」生活態度者，是女人的朋友，但又為社會所排斥。作者明確告訴我們，「獨得」「意淫」二字之真諦者，在「閨閣中」「可為良友」，可以「獨為我閨閣增光」。但一入此道，便「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為社會（主要是上流社會）所不容，終不免「見棄於世道」。

　　５．社會上持「意淫」生活態度者，不是「情痴情種」、「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優」。他們既非「應運而生」的「大仁」，亦非「應劫而生」的「大惡」，「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作者通過賈雨村之口，開列了一大堆此類人名單，如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龜年，卓文君，薛濤，崔鶯等。

　　從以上五個層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推斷：所謂「意淫」，就是文學作品中的「情」，戲劇舞台上的「淫」！這種「情」和「淫」，就是文學生涯中的「情痴」、「情種」，體現的是作者精神層面上的一種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體活動；這種「意淫」作品，當然為市井小民、閨閣紅樓所歡迎，但同時又必然與以程朱「理學」、王陸「心學」為正宗封建正統倫理道德發生衝突。

　　有人可能要問，既然是文學作品，不論小說還是戲劇，都是「口傳」、「語達」的，出自作者之手，入於讀者（觀者）之目，為什麼說不可「口傳」、「語達」呢？這裡說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創作態度。作者把心中的「情」和「淫」，用什麼方式表達，表達到什麼程度，表達出何種境界，確實是只能「心會」、「神通」的精神活動，無法為外人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創作時心中激蕩的那種「情」，誰說得清楚？

　　我們知道了「意淫」就是言情文學創作的一種態度或精神，對於作者在《紅樓夢》中公然宣稱，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當會大吃一驚！什麼樣的作者，什麼樣的作品，可以自稱壓倒所有言情文學作品作家，位居「天下古今第一」呢？

　　中國的古典言情文學，肇始於唐宋元三代，而濫觴於明末清初。描寫張生崔鶯鶯戀愛的《會真記》，以及由此改編的《西廂記》，應該是較有影響的言情作品發端。而真正掀起言情文學狂潮的開路先鋒，大概非明代後期的湯顯祖莫屬！他的以《牡丹亭》為代表的「臨川四夢」，用夢幻交織的手法，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描寫生死不渝的愛情，對後來出現的眾多言情經典作品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小說《紅樓夢》、《聊齋志異》中，隨處皆可見到《牡丹亭》影響的痕迹。

　　清初的一百年間，大概同元代彷彿，由於同是異族統治，文網又相對較寬鬆，雜劇傳奇曾大行其道，尤其是言情主題的戲劇，充斥著大江南北的舞台。一大批以創作言情戲劇為生涯的專業作家應運而生，如以李玉為代表的蘇州派文人，以李漁為代表的杭州風流文人等。此一時期，就是封建正統文人，也多數熱中於言情作品創作，如吳梅村、尤西堂、曹雪樵等，都曾創作過言情傳奇作品。

　　把此一時期言情文學創作推向高峰的，是「南洪北孔」雙子星座！「南洪」是杭州文人洪，他的代表作是《長生殿》；「北孔」是山東文人孔尚任，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長生殿》問世之後，不僅轟動宮廷，轟動士大夫階層，更轟動了市井百姓，「旗亭市上紅樓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茶座舞台、青樓楚館，「莫不知有洪先生者」。當時的文人，都把《長生殿》視為言情傳奇的登峰造極之作，把洪昇視為天下古今創作言情傳奇的第一人，不僅戲劇界尊重，市井小民尊重，就是封建士大夫階層也禮敬有加。史料記載江南提督張雲翼、江寧織造曹寅等大官僚，在演出《長生殿》時，都把作者洪昇奉為上賓，坐在首坐觀演。

　　《紅樓夢》中所隱寫的「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應是洪老先生的夫子自道！在清初歷史上，除了洪昇以外，大概沒有第二人當得起此稱呼。我們知道，《紅樓夢》是中國言情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她應該孕育和誕生於言情文學的創作高峰期，也就是清初。到了雍正、乾隆年間，已是清代中期，此時的文壇，已經充斥著宣揚封建倫理的正統文學作品，這一時期的文壇土壤和氣候，是不適於《紅樓夢》這樣作品問世的。就好像「文革」期間，能出現上個世紀30年代「鴛鴦蝴蝶派」作品么？硬說乾隆朝的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是明顯有悖於歷史唯物論的，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紅樓夢》小說的初創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紅樓夢》和《長生殿》兩部言情文學的抗鼎之作，作者是同一人。這些在筆者的系列考證文章中已做過詳細論述，此不贅述，讀者諸君可自去查閱。

　　《紅樓夢》中最莫名其妙的人物，當屬秦可卿。這個人物被作者描寫得撲朔迷離，亦幻亦真。她的相貌風情，兼具作者心愛的寶釵、黛玉二人的特點；她在「太虛幻境」，居然引導小叔叔寶玉做「兒女」之事；她年輕輕就死了，死得「眾人納罕」；她死後大出殯，北靜王居然親自「路祭」。說作者熱愛她，又明顯有點糟蹋她；說作者在她身上塗污穢，書中的主人公又為她的死而口吐鮮血。秦可卿身上的一系列謎團，從《紅樓夢》問世起，就引起讀者紛紛猜測。脂硯齋評點她同老公公賈珍不幹凈，有「淫喪天香樓」的醜事；劉心武先生推斷她是「廢太子的女兒」，是雍正奪嫡的犧牲品；等等。這些都屬於姑妄言之式的猜測而已，當不得真。如果說脂硯齋的「笨謎」猜得對，作者如何讓她囑託家族後事？如何讓寶玉為她吐血？如果說劉心武先生探佚有道理，《紅樓夢》就不是一篇小說，而是魔咒了！

　　其實，《紅樓夢》中的秦可卿，並非一個真實的人物，而是一個象徵性人物。《紅樓夢》的初創者是洪昇，《紅樓夢》從主題、內容、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脫胎於《長生殿》，秦可卿就是洪昇代表作《長生殿》主人公「楊貴妃」的象徵。

　　書中對秦可卿房間中妖冶環境的描寫，對秦可卿死了寶玉居然吐血的描寫，好多讀者感到不可理解，明白了她是楊玉環的象徵，就順理成章了。寶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間中進入「太虛幻境」，秦可卿在「太虛幻景」為寶玉「導淫」，象徵的就是洪昇的言情文學創作生活，是從研究「李楊愛情」、創作《長生殿》開始的。秦可卿縊死「天香樓」的暗寫，就象徵著楊玉環在「天香雲外飄」的「太虛月宮」纏綿，而終不免縊死馬嵬坡的結局。

　　洪昇成名於《長生殿》，也罹禍於《長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國喪」期間「聚演《長生殿》」被逮捕下獄，革去功名，洪家「百年望族」因此失去了復興的最後一線希望。難怪《紅樓夢》中秦可卿死了寶玉要吐一口鮮血！《紅樓夢》在秦可卿的「判詞」和「曲子」中，說「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把「萁裘頹墜」、「家事消亡」的罪名歸於秦可卿，隱指的就是自己「宿業總因情」，因留戀《長生殿》而「敗家」的事實。曲中的「擅」、「秉」等詞，表示的應是文學創作中的描寫活動，而不是女人的相貌刻畫。作品中一個女人的相貌和風情，只能由作者描寫，自己怎麼「擅」和「秉」？

　　《紅樓夢》書中「警幻仙姑」是受「榮寧二公」的囑託，用仙曲佳釀、女人迷津來規勸主人公「留意孔孟之間，委身經濟之道」的；書中那個「秦鍾」，臨死前也勸寶玉回歸「仕途經濟」正道。這些描寫都是象徵性的。象徵作者洪昇因言情文學創作而「耽擱花箋彩紙」（洪昇的老師毛先舒語），無意仕途功名，辜負家族重託，最終墜落「迷津」而不能自拔的慘痛經歷。

　　據史籍記載，洪昇與庄親王世子的關係過從甚密，他之所以創作並推出《長生殿》，都是在庄親王世子的慫恿和贊助下進行的。洪昇因《長生殿》罹禍，庄親王世子做如何想，是可以想見的。《紅樓夢》中對大出殯和北靜王「路祭」的描寫，隱指的應是這段隱情。

　　以上這些對《紅樓夢》中象徵性人物情節的分析推論，與《紅樓夢》通篇另一些暗示影射也是完全一致的。書中「紅樓夢曲子」的開篇，就交代了此書的創作緣起：「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洪昇創作《紅樓夢》，是在因《長生殿》罹禍的「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的。導致「無可奈何」的「傷懷」境地的原因，說到底，「都只為風月情濃」。

　　其實，《紅樓夢》小說「開卷第一回」中，那塊自怨自艾的「石頭」，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風塵碌碌，一事無成」之際，創作《紅樓夢》的。創作時間和創作時的心情是「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為什麼愧悔呢？因為自己在「錦衣紈絝之時，飴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作者創作《紅樓夢》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自己「之罪」，「編述一記，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說到底就是迷戀《長生殿》等言情文學作品創作，而導致了「敗家」的結果，所以，用秦可卿這個形象作為「敗家根本」，作為自己創作生涯的象徵，是最貼切不過的。

　　《紅樓夢》中的寶玉，有個十分令人費解的「愛紅毛病」，就是愛舔食女兒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動的表現，以寶玉的身份地位，要哪個女兒不可得？如果僅僅是異食癖，奩中盒內，胭脂盡多，何必舔食女兒嘴上那點可憐的胭脂？其實，《紅樓夢》中關於「愛紅毛病」的描寫，也是象徵性的。象徵的就是從事言情傳奇的創作活動。當時的言情戲劇，都是以描寫女人為主的。從事這一行，正所謂「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當。

　　《紅樓夢》主人公寶玉自命「絳洞花主」（一說「花王」），讀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寶玉自命「鬚眉濁物」，連說「女兒」兩個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時為姐妹們甘充廝役，如何以「花主」自居？眾女兒又如何肯承認他的「花主」地位？其實，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紅樓夢》中對《長生殿》的象徵性描寫，這些不可理喻的描寫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傳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頂峰是《長生殿》，洪昇在傳奇界自然有「花主」的無上地位，因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紅樓夢》確實不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並不十分乾淨。其中對寶玉「初試雲雨情」的描寫，對賈璉與燈姑娘的床上動作描寫，對賈珍父子兄弟與二尤鬼混的描寫，對秦鍾和智能、茗煙和萬兒幽會的描寫，都屬宣淫而非言情。《紅樓夢》的言情宣淫寫法，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都是驚世駭俗之舉，特別是宋代以降，隨著理學統治地位的鞏固，對「臟唐臭漢」社會風氣的否定，對婦女貞節觀念的強化，使封建知識分子都虛偽地表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學形象。元代雖然文學管制偏松，屢有言情作品出現，但公然宣淫的作品並不多見。只有在17世紀，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環境下，文壇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紀，雍乾以降，隨著文化管制的加強，文字獄的震懾，對淫書的禁毀，這股文壇淫風才銷聲匿跡。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個源頭。一是由於不滿理學統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會風氣，市民階層自發地要求個性解放、思想活躍，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對寬鬆，因而出現的社會文化現象。二是社會上盛行奢侈之風，官僚貴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貴人家，「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需」；飽暖思淫慾，致使淫穢放縱之風盛行。三是理學思想異化造成的，產生於明代的陸王心學，在明末清初產生了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題而使理學墜入空疏空談；另一方面由於重視內心體悟促成了重個性、重性情的浪漫主義思潮。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心學」的副產品，是「理學」異化的過程和結果。

　　17世紀的文學作品，大致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在內容上追求香艷，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說《金瓶梅》和傳奇《牡丹亭》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說《聊齋志異》、《紅樓夢》和傳奇《長生殿》、《桃花扇》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話本集、長篇小說、傳奇雜劇，則多如牛毛，不可勝舉。雍乾時代禁毀的書籍，絕大多數產生於這一時期。這些文學作品的共性是追求個性解放，宣揚女性意識，表現出一種背離儒家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紅樓夢》中「女水男泥」的怪論，就是明末大儒陸九淵的學生謝希孟首先發明的。據《西湖遊覽志余》記載，謝認為「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可見與《紅樓夢》的思想承繼關係。在當時的文壇，無論是名滿天下的巨匠還是初出茅廬的黃口，都竟相吟艷詞淫詩，作春宮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讀《西廂》為榮，《紅樓夢》描寫的寶黛讀《西廂》場景，並非作者新創。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現實，寫夢寫幻。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臨川四夢」、《聊齋志異》、《長生殿》、《紅樓夢》，都是此類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時代查禁的所謂「淫書」，也不乏用夢幻手法表現的作品。採用這種手法的目的大概不僅僅在於規避文網，重要的在於這是一種浪漫主義手法，與個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時空更廣闊，更靈活，更能夠生動充分地表現愛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語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話。從小說界看，這一時期的作品除《聊齋志異》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東方言，《紅樓夢》用的「假語村言」是純正的北京方言。當時眾多的「淫書」、話本，用的也都是白話，浙江方言、吳儂軟語、粵語、河南話、四川話、陝西方言都有。從傳奇界看，這一時期傳奇作品的唱詞和念白，也自覺做到「明白如話」。人們常把「白話運動」歸功於「五四」，其實，17世紀思想解放運動時期，就開始了白話的普及。由於雍乾以降「乾佳學派」的興起，市民文學的相對沉寂，才使兩次白話運動之間出現了二百年間隔。

第三節　「除明明德外無書」思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需要催生文學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時代才能產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時代才能產生名著，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時代需要，沒有天才也能創造天才；時代沒有產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產生名著。因此，研究《紅樓夢》首先必須研究《紅樓夢》產生的文學背景、文學底蘊，研究那個時代對產生《紅樓夢》的社會需要。

　　17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個世紀。在歐洲，以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標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衝決封建經濟羅網，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已上升到統治地位，資本支配下的帝國主義擴張進程急劇加速。在中國，正處於明末清初社會大動蕩的陣痛之中。明末資本主義的萌芽，使市民階層要求個性解放的意識形態，相對於傳統的封建禮教，特別是窒息人性的理學，產生了強烈的異化。關外新崛起的異族統治者，雖然用鐵蹄扼殺了剛剛萌發的資本主義幼芽，但由於統治機器的不完善和統治者籠絡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卻沒有扼殺掉明末萌生的個性解放意識，反而由於對異族統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階層的個性解放意識在扭曲中繼續發展。總而言之，明末清初的中國的文化界，經歷了一場以個性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上，大體上經歷了四次比較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期間，禮崩樂壞、百家爭鳴，為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疑古諷今，創新風度，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峰巔盛唐時代的到來，掃清了思想障礙；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經辯偽，言情濫觴，為康乾盛世的出現，提供了思想先導；第四次是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開闢了思想先河。這四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會大動蕩條件下出現的，都是在統治階級的正統統治理念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新興意識形態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情況下發生的，因而是時代的必然，歷史的必然，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個顯著特點,就是疑經辯偽。所謂疑經辯偽，就是對統治階級奉為至高無上權威的封建禮教發生了嚴重的懷疑，對宋明兩朝沿襲下來的儒家經典，特別是程朱理學、王陸心學，以辯偽的方式，進行了猛烈抨擊，把除了《論語》、《孟子》之外的幾乎所有儒家經典，都斥之為「偽書」，把朱熹、王陽明對儒學的權威詮釋，一概斥之為「偽學」，提出了「去宋歸漢」的儒學正宗觀念。與此相對應，對沿襲了千年的科舉制度，也進行了激烈的否定；對君權相對於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戰；對文臣武將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懷疑。總之，那是個「懷疑一切」的時代，封建社會奉為圭臬的傳統思想，都發生了動搖。從這個意義上看，17世紀思想解放運動，幾乎可以同先秦諸子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盛況媲美；學術思想的活躍也促進了人才輩出，李贄、金聖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陳確、閻若璩等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猶如群星燦爛，以敏銳的思想、淵博的學識、宏富的著述，推動著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並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筆具有重要影響和地位的文化財富。進入18世紀以後，至雍正朝，隨著清王朝統治的鞏固，以《大義覺迷錄》為代表，最高統治者開始強制推行封建正統觀念，對學術界疑經辯偽的局面開始限制。特別是乾隆朝，文字獄幾乎年年發生，知識界噤若寒蟬，乾嘉學派雖然也熱中考證，但多為純學術性的，從政治角度大膽否定儒家經典的行為基本收斂；乾隆皇帝還通過編撰《四庫全書》，對明末清初的學術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毀，把明末和清初順康年間的學術著作和市井文學作品幾乎一網打盡。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此終結。

　　我們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及其特點之後，再來詳細閱讀《紅樓夢》，就不難發現，《紅樓夢》一書，深深地打著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印記，清楚地反映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特點。凡是熟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發現，書中主人公賈寶玉相對於封建正統觀念的異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為紈絝子弟懶於讀書倒也罷了，竟敢於把父母師長（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讀的儒家經典都視為「杜撰」之書，說什麼「除四書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學章句）外無書」，竟然敢於把「四書」以外的書都一把火燒了。對於《紅樓夢》描寫的這些內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會思想禁錮之嚴酷性的讀者，或階級鬥爭觀念極強的勇敢者，對此一般都很欣賞，認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體現了作者思想觀念的先進性；凡比較熟悉封建社會思想禁錮情況的讀者，又難免會產生懷疑：在那個皇帝老子君臨天下，社會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識分子靠程朱理學答題應試，以求科舉功名的時代，作為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兒賈寶玉，可能有厭世、玩世的舉動，但很難想像有這種類似瘋狂的異端言論和叛逆舉動，因為在他的世界觀形成期間，沒有產生異端思想的社會條件和家庭條件。要回答這兩個問題，用現代階級鬥爭理論或中國封建社會的一般規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紅樓夢》放在創作當時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請紅學同仁認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會得出以下正確的結論：《紅樓夢》表現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其他時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紀，在明末清初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具有遺民思想的知識分子，一個具有異端觀念的士大夫叛逆，這樣寫《紅樓夢》，這樣表現主人公賈寶玉，不僅可能，而且還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想是理學。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學占統治地位，以後則是理學的別派陸王心學占統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後，理學早已失去了創立之初的積極意義，變得僵窒、空泛、不合時宜，因此知識分子普遍開始厭談心性，轉而回到漢學的舊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為治經。此期間，除李贄、金聖嘆的異端思想影響比較大而外，開拓學術思想新境界的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浙東學派和浙西學派的大學者，而在經學辯偽方面貢獻突出的，則是毛奇齡、閻若璩、胡渭、顏元等人。毛奇齡著《四書改錯》一書，從訓詁、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幾乎把宋明以來一直居於儒家學說正宗地位的朱熹《四書集注》批判得體無完膚。閻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書疏證》，通過縝密的考證，把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童子課讀背誦的儒學經典，判定為偽書，把理學的立論基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厥中」判定為偽造的假貨，給了理學最沉重的一擊。胡渭通過對朱熹《易本義》的搜隱發覆，「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一掃廓清」。這真是一個懷疑一切的時代，除《論》、《孟》外，思想學術界對儒家經典特別是朱熹、王陽明的著述，普遍產生了懷疑，對理學從源到流都進行了系統的揭露和批判。須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門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敢於懷疑孔孟的原話，敢於「誣孔」，卻無人敢於懷疑朱熹的「孔門心傳」，無人敢於懷疑理學大師們對儒家經典的講解和注釋。到了此時，輿情竟一變而為「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錢謙益《初學集·新刻十三經註疏序》）後人把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稱為「疑經辯偽」。辯偽所得出的結論，正如，《紅樓夢》主人公賈寶玉所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無書」，也難怪賈寶玉把四書以外的儒學典籍都燒了。疑經辯偽學術思想對當時知識界無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對江南文人，特別是對江浙一帶人文薈萃地區，影響尤為深刻。《紅樓夢》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時期的產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經辯偽」活動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不論是什麼人，不論在何處，給他幾個腦袋，也不敢這麼寫，更不可能這麼寫。只有在順康年間這個獨特的歷史時期，這樣做並非驚世駭俗之舉，在知識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帶遺民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為奇。

第四節　「仕途經濟渾話」思想紅樓夢》除毀謗儒家典籍外，還不時流露出異端思想，把走「仕途經濟」道路的封建知識分子統統斥為「祿蠹國賊」；把「文死諫、武死戰」等傳統封建倫理道德批駁得一文不值。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運動中形成的獨特思想。

　　隨著理學和心學的衰落，經世致用學說的興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階層和普通知識分子，對由偽經典儒學演繹而來的一些傳統行為、傳統信念、傳統理論、傳統思想，也必然發生懷疑和動搖。思想學術界開始探討科舉取士制度的弊端，認識到「修齊治平」（讀書做官的別稱而已）不是體現人生價值的惟一途徑，各行各業，凡性之所好，專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樂趣，自有其社會價值。明末的李贄、袁宏道都說過類似的話，清初幾乎所有拒絕與新王朝合作、拒絕出仕做官的知識分子，都必然產生這種理念。順康年間，由於封建正統觀念的影響，南明小朝廷的影響和延平郡王長期抗清的影響，加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創痛巨深，多數江南知識分子與清王朝持不合作態度。他們首先是對君權神授、封建專制提出了挑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深刻揭露了封建專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識的改革動議。他反對把君臣比父子，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並進而指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唐鑄萬甚至在《潛書》中公然宣稱：「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其次是對明朝舊官僚「一對夷齊下首陽」，跨朝代的士人舉子投靠新主子，謀求做新貴的舉動十分鄙夷，斥之為「祿蠹」、「國賊」。當時學校廢弛，文教日衰，「師不立，經訓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經典義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舉業、訓練八股文法上。知識分子中瀰漫著厭薄舉業的情緒，當時好多江南學子，自己主動註銷了學籍。有見地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別是顧炎武的《生員論》，鞭辟入裡地揭示了生員制度的弊端，他認為「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才出」。《聊齋志異》中描寫的那些痴情者，獲得幸福多不以科舉功名為前提，其情人也極少以科舉功名相勸勉。由此可見，《紅樓夢》書中主人公賈寶玉厭惡舉業的思想，應屬來源有自。寶玉就讀並大鬧的學堂，正是17世紀學校廢弛情景的真實寫照；寶玉厭薄舉業，正是當時江南知識分子的一般心理；寶玉斥罵祿蠹國賊，正是具有遺民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寶玉對封建正統倫理觀念的批駁，也正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研究課題。據此可以推論，《紅樓夢》反映的正是17世紀思想解放運動的真實情況。

第五節　「文死諫武死戰濁氣」思想賈寶玉反對「文死諫武死戰」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普遍思想。明朝後期，東林黨人出身的文臣，在朝廷以「敢諫」著稱，海瑞罷官的故事就說明了這一點，敢於抬著棺材上朝，真是「濁氣上涌」的極端表現。明朝皇帝，大概是殺諫臣最多的皇帝，東林黨領袖就曾經把自己屁股上被「庭杖」打爛的肉風乾後，掛在家中正堂上，以示光榮。明末近半個世紀時間內，東林黨人前赴後繼，仍然屢屢苦諫，「濁氣」浩蕩，轟動天下。文臣如此，那麼武將呢？面對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和關外建州女真鐵騎，一籌莫展，屢戰屢敗，只好「濁氣」一涌，用戰死報效朝廷，表示忠貞。

　　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士大夫中，普遍對三百年大明何以亡國，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們認為，不是皇帝昏庸，而是文臣武將誤國，他們以死博得虛名，卻把大好江山斷送了，害得崇禎皇帝上了吊。就連推翻崇禎皇帝的義軍領袖李自成也說，明廷「君非甚黯」，文臣武將不能公忠體國，導致朝廷滅亡。這些反思，正如《紅樓夢》中賈寶玉說的那樣：「置君父於何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確實十分活躍，封建知識分子對傳統思想意識進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許多比較先進的思想觀念，集中體現在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等大家的著作中。後人把這一時期稱為中國歷史上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深刻的，它的許多觀念為後來康梁變法、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五四運動所接受，開啟了中國近代思想的先河。

　　《紅樓夢》作為這一時期的作品，作者洪昇又生活在當時思想極其活躍的浙江，在《紅樓夢》中表現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痕迹，是必然的。不過，對《紅樓夢》中表現出的這些思想，也不能無限上綱、任意拔高，他們仍然不脫封建正統思想範疇，不是什麼摩登的現代思想。《紅樓夢》中出現這些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作者頭腦中固有的，和作者是不是天才沒有關係，建議紅學權威們辦一個學習班，集體重學毛主席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這篇文章，然後再談《紅樓夢》思想。實話說，看了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你會感到，《紅樓夢》對當時的思想體現得是很不夠的。這也難怪，《紅樓夢》畢竟是小說，不是政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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