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周末舞會及其風波

作者：黃正林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5年09月29日 星期二 

    □黃正林

    史沫特萊教中共領導人跳舞

    1937年1月底，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訪問延安，毛澤東、朱德等中共和紅軍領導會見了他，她和彭德懷、賀龍、左權等紅軍高級將領。她決心寫一本關於朱德的書，為此她在延安採訪朱德和搜集素材，直到9月初離開。

    史沫特萊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非常喜歡跳舞。在延安採訪期間，看到中共領導人單調的生活，就有了教他們學習跳舞的想法，她認為舞蹈可以使緊張的神經放鬆。她說：「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她因陋就簡，把自己喜歡聽的唱片拿出來放留聲機伴舞。

    埃德加·斯諾回憶說：「因為她從小生活在美國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萊喜歡像《在老護林熊頭上》、《紅河谷》、《她從山那邊來》這類民歌。她常用這類民歌的唱片教跳舞」。史沫特萊最初是拿這些唱片教大家跳弗吉尼亞土風舞，後來在朱德的要求下讓她教交際舞。她這樣寫道：「在這歡樂友好的悠閑時刻里，我經常邀請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弗吉尼亞土風舞。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著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土風舞傾囊相授後，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際舞，我也教了。」交際舞比弗吉尼亞風土舞更難教，「跳了交誼舞后，她覺得她的腳好像被整整一個師的人踩過似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對交際舞很有興趣，「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

    在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中，除了毛澤東、彭德懷、賀龍沒有出過國，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在歐洲留過學，對西方交際舞並不陌生。紅軍總司令朱德有很高的熱情，「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除彭德懷外，其他高級領導人跳舞的熱情很高，賀龍舞姿似乎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領導人的舞姿各有特點，史沫特萊評價毛澤東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樣」，毛對跳舞有獨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他常常一邊跳舞，一邊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師或是女學生聊天，還喜歡開玩笑。」她說朱德跳舞很認真，「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樣，孜孜不倦，似乎覺得這也是打破舊中國封建傳統的方法之一。雖然很喜歡跳，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像他的屬下賀龍將軍那樣，沒有那種與生俱來的跳舞家的才華」。周恩來的「舞姿格外瀟洒、優雅、嫻熟，堪稱『舞會王子』，魯藝的師生們都對之傾慕。他和請他跳舞的女學生緩步進入舞場時，總是風度翩翩，面帶微笑。在魯藝的師生中，舞姿能與周恩來想比美的，只有周揚一個人。」

    關於延安高層領導人的跳舞，毛澤東曾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自從交際舞在延安興起後，周末舞會就成為中共領袖經常性的娛樂生活。

    舞會與周末生活

    隨著交際舞會在延安的興起，部分中共中央的高級領導人和八路軍將領十分熱衷於跳交際舞，一些年輕的女同志則被邀請作為舞伴，交際舞會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活動就變得另有所圖了。「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了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這樣，延安交際舞會的意義就不同凡響，「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的軍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這一結局也實現了創辦者的最初意圖。

    當然，為大齡將軍和革命者尋找伴侶只是延安交際舞會的一個插曲，這個插曲有了完美的結局後，交際舞會依然是周末比較高雅的娛樂生活，而且逐漸超出了「上流」社會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個角落。如齊肅說：「近來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會。」說明整風運動前，周末舞會在延安比較普遍，是延安周末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

    新華社每逢周六都組織舞會，社長博古常來參加。跳舞時沒有樂隊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一次，不小心把整套柴可夫斯基交響樂中的一張唱片弄壞了，博古笑眯眯地說：「這算什麼呢！碰壞了就算了嘛！」

    魯藝女學生比較多，是延安舞會最盛行的地方。王培元的《延安魯藝風雲錄》這樣寫道：「魯藝是文學藝術家和文藝青年最集中的單位，自然而然地成為延安最有名的舞場之一。每周六魯藝都有舞會，有時還舉辦化裝舞會。藝術家們把作為舞場的教室的環境布置得很優雅，為舞會伴奏的以音樂係為主力樂隊，在延安也是一流的。據統計，當時延安幹部、學生的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女性為數很少，所以在舞會上，魯藝的女學生是最受歡迎的女舞伴。因而，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中央領導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國際友人，也時常來魯藝跳舞。」

    馬列學院在藍家坪，那裡的「周末舞會是別具特色的，校園裡沙平草軟，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場。同學們在這裡跳交際舞、集體舞、秧歌舞。有音樂小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樂器伴奏。更別緻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著草鞋，打著綁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還綴著兩個鮮紅耀眼的絨球。」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之餘，周末舞會成為人們放鬆的主要生活方式。

    周末舞會風波

    流行在延安各種場合的舞會也給延安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帶來了不愉快。在一些共產黨人的眼裡，交際舞是表現現代小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東西，因此，交際舞在延安剛興起就遭到了抵制，中共高層領導人夫人對交際舞有著強烈的不滿，在她們看來，「這種一男一女摟抱著緩慢移動的舞蹈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

    隨著抗日戰爭艱苦環境的到來，對延安交際舞會的不滿從夫人們延伸到知識分子。性格開朗的女作家丁玲由於看不慣當時有的女同志熱衷於周末舞會的行為，也看不慣年齡大的領導幹部找女學生結婚。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她主持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三八節有感》。她寫道：「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裡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地傳播著，然而只要她走到那裡，那裡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的眼睛都會望著她。」丁玲批評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她後來回憶說：「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說這話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對跳舞，但看這些人不順眼，就順便捎了她們幾句。」

    如果說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帶」地批評了熱衷於舞會的幾個「舞星」，那麼王實味批評的不僅僅是幾個「舞星」，而針對的是整個延安的周末舞會，他的批評十分激烈。他嚴厲批評延安舞會是一種歌舞昇平，與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是不和諧的，「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野百合花》)

    在整風運動期間，王實味的觀點很快成為眾矢之的，有人說「想來想去，倒覺得今天延安的玉堂春與草鞋舞，並不是紙醉金迷，更不是人肉買賣，只要今天並不是直接的身處於戰場之上，則即使是前方的同志們，也得有工作之餘的娛樂的。因此談不上是什麼歌舞昇平。」後來，隨著對王實味鬥爭的升級和對其問題性質的定性，他對交際舞會和延安其他問題的批評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瀾、李伯釗等對王實味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的話語進行了徹底的和無限上綱的批判。儘管王實味遭到了上綱上線的批判，但至少說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對舉辦周末舞會這樣的娛樂活動的，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基層社會的交際舞會則比較少了。

    舞會回歸上層

    經歷了「王實味風波」後，加之1943年延安興起了「新秧歌運動」，普通幹部娛樂就被秧歌舞圍住了。周末交際舞會仍然回到了「上層」社會，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楊家嶺、棗園、王家坪成為整風運動後交際舞會的主要場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共產國際駐中共聯絡員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在1944年6月14日的日記里寫道：「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舉行舞會，江青和愉快的葉劍英是舞會的中心人物。朱德是個跳舞能手。」1945年2月18日，作家蕭軍去棗園參加舞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都來參加了。

    一位在延安從事機要工作的人員回憶說：「不論在楊家嶺，還是棗園，中央書記處和機關舉行周末舞會的時候，都是我們機要科的同志擔任樂隊伴奏，所以能比較多地見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些青年女學生仍然是最主要的舞伴，一位西北黨校學習的學員回憶說：「每周六我們都要到西北局禮堂參加友誼舞會。有件事使我終身難忘。有一次，我們去參加周末舞會，看到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也都參加了，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踏著節拍，跳得很嫻熟，而毛主席則邁著穩健緩慢的舞步，他每邁一步伴舞的女同志就得跳兩三步。」這些都說明，在延安的上層社會中，交際舞會還是有著相當的魅力，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周末休閑娛樂的主要方式。

    ◎黃正林，學者，陝西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