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文獻通考馬端臨卷七十三 郊社考六明堂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卷七十三 郊社考六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

右黃帝明當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後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概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樸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樸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後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曰：「雲『夏度以步』者，下文雲『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雲『令堂修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雲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為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為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曰：「雲『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楊氏曰：「注四室皆三步，六尺為步，三步一丈八尺也，其廣益之以三尺，為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也，其廣益之以四尺，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為三丈六尺，及堂二丈四尺為六丈。合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為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窗。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蜃，常軫反。堊，烏路反。）；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則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復笮也。放，方往反。複音福。笮，側白反。疏曰：「雖言放夏、周，《經》雲『堂修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後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雲『四阿若今四注屋』者，《燕禮》雲，『設洗當東ニ』，則此四阿，四ニ者也。雲『重屋復笮』也者，若《明堂位》雲『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復笮亦重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雲『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曰：「『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幾，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幾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塗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廟門容大扃七個（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個，七個，二丈一尺。疏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闈門容小扃三個（廟中之門曰闈門。小扃，鄉鼎之扃，長二尺。三個，六尺。疏曰：「雲『廟中之門曰闈門』者，《爾雅》文，此即《雜記》雲『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鄉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鄉鼎，據陪鼎三鄉熏曉而說也。」鄉音香。《冬官·考工記》）。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問，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方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來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明堂位》。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楊氏曰：「此章雲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注家雲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此說舛謬，故削去之。」）。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青陽左個，大寢東堂北偏）；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個（青陽右個，東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個（明堂左個，大寢南堂東偏也）；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個（明堂右個，南堂西偏也）；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個（總章左個，大寢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個（總章右個，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個（元堂左個，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元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個（元堂右個，北堂東偏。《月令》）。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圓方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莢孳，嘉禾成，Ψ莆生。」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為此制。《明堂位》疏曰：「《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雲，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後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雲「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後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尊崇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凈，鬼神所居，而使學眾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准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見《辟ń門》）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個，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時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復，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複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個，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強國篇》曰：「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漢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岳，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郎ダ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個，東之北為青陽左個；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個；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個；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個；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個、右個，則青陽之右個乃明堂之左個，明堂右個乃總章之左個也；總章之右個乃元堂之左個，元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謂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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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個　　廟　　個　　　　　　　　　

　　　　　左　　太　　右　　　　　　　　　

　　　　　章　　章　　章　　　　王者隨月所

　個右堂元總　　總　　總元堂左個　　　　　

　├─────┼─────┼─────┤居則分而為

堂廟太堂明　室太廟太　元堂太廟　九室祀上帝

　├─────┼─────┼─────┤則通而為一

　個左堂元青　　青　　青元堂右個　　　　　

　　　　　陽　　陽　　陽　　　　堂　　　　

　　　　　左　　太　　右　　　　　　　　　

圖　　　　個　　廟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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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雲『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雲五室，或雲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個乃明堂之左個，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個乃總章之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個乃元堂之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元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雲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郊及祠高注，引《王居明堂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李謐傳》載謐著《明堂制度論》甚詳）。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謂敬也，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謂諸侯修其職，來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疏曰：「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時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己。後又復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異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祀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祭之。』蓋謂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於後，並列諸儒議論以明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ダ頊，其神元冥。」

疏曰：「雲『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俱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雲，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雲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雲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肅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於上；武王為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意為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雲『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毋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詞。」）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於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祭明堂（禮，五年一。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台，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製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群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台，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糹句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台，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令，敕群後。事畢，升靈台，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群僚藩輔，宗室子孫，眾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ウ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群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昔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王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台，望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祀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台，望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台，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黃門朱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帝誅之。」既殺武等，詔太官給塞具（塞，報祀也，賽通用）。

東漢制：明堂及靈台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台，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晉明堂，裴議立，只為一殿。

太康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晉傅元制《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明堂饗神歌》一。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時孫耆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議，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雲，清廟、明堂、路寢司制。鄭元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雲，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法》，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議：「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況垂尊若，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五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郎朱異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太樽。』鄭元云：『太樽，瓦也。』有虞氏瓦樽。此皆是宗廟，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樽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需終，禮畢，太祝取俎上祭肉，當御前以授。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按郊用繭栗，《詩》雲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從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無室。」朱異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個、右個」，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鄭元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雲左、右個者，謂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瞬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於是毀宋太極殿，為明堂十二間）。

梁《明堂送神П雅》一曲，四言。《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羹、果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雲五室，或雲九室。至明帝神龜中，複議之。元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采《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采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樣，重檐復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寢）。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丘行事。

《新唐書·禮樂志》：「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製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仿象，而眾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圜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等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穎達大略謂：「六藝群書，皆訓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明堂。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今若飛樓架道，浮閣凌空，不合古言。又古者，敬重大事，與祭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在於廟。若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經誥，全無此理。」）。侍中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個，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禮高，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有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信哉？且門有皋、庫，豈知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徵及師古皆當時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宗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遂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之。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製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

乾封初，詔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鄭元義。

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碩奏曰：「明堂大饗，准古禮鄭元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義祀五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祀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召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準。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帝依兩議，以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卒不能立。

上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其作司約准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並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檐，或為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闥、八窗，檢與古合，請依為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並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雲『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並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閫，四角造三重巍闕。」自後群儒分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自暗，五室自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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