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述議之二（據德篇）

據德篇述：「志仁」乃是「死而後已」之重任。君子效法天道而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者，如四時往複，如陰陽消息，君子與時偕行而已。君子效法地道而厚德載物，德厚而後方可載物。合天道方可行翼庇之德，合地道方可有承容之用。議：《尚書·堯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在此說得很清楚，「克明俊德」是「修齊治平」的開端，而其最終目的則是「黎民於變時雍」，可見「德」的重要性。「德」由「道」而來，就要要效法天地之道。《周易·乾·象傳》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自強不息」，「是象天之運行，無時或息，非至健不能也，君子以之而自強不息。純乎天德之剛，無人慾之累，則在我之健，一如天行之健矣。」（《周易說略》，第9頁）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第一，「無時或息」不是「知進不知退」，不是「與時俱進」，而是「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與時偕行」；第二，「自強不息」不是直接指越來越強大，而是隨時隨地做好自己的事、不斷地完善自我。「知進不知退」，則有「亢龍有悔」之嫌，《周易》中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周易說略》，第19頁）「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同上，第330頁）「與時偕行」，就像陽氣隨四時而消息一樣，不能春行夏令，也不能夏行春令，亦即「與時偕行」這樣才是「生生不息」之道。但是，如今所說的「與時俱進」，一般都是理解為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創新，其弊端至少有二，其一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二是過分重視創新發展而輕視了繼承，因此，這是需要注意的。「自強不息」的理解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強」字。在正體字中，「強」字可以寫為「強」、「彊」。前者由「弘」與「蟲」構成，其意為像龍、蟲一樣能屈能伸、能大能小，這與「與時偕行」相一致；後者由「弓」與「畺」構成，其意為用弓箭之類的武器保衛疆土。「自強不息」的「強」只能用前者，而不能用後者。當今世界，就像大道崩裂、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一樣，追求「富國強兵」，而不顧道義，而且以強欺弱、以大欺小，必須提倡中國文化的「國泰民安」來解決這個問題。《周易·坤·象傳》中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謂「厚德載物」，是指「君子體坤之象，知萬民之託乎君猶萬物之託乎地，其德之積於中與含弘者同體，其德之發於外與廣大者同用，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使天下之物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斯其為應地而無疆也乎。」（《周易說略》，第22頁）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坤之德在於順，但是，這個「順」是建立在堅守本性基礎之上的「順」，而不是毫無原則、失去自我的「順從」；第二，「厚德載物」是「推己及人」而至於像大地無私地承載萬物一樣寬容博大。德厚才能載物無窮，德不厚則雖能載也不會多。據此而論，在中國與外國之間，中國人不能失去自我而一味地學習外國——全盤西化，那將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是我們對不起我們的祖先，對不起我們的聖賢。因此，全盤西化是一種錯誤。同時，將中國與外國完全同等地看待，是第二種錯誤，因為那是違背「推己及人」原則的。還有第三種錯誤，那就是只顧自己、自己的父母子孫、自己的國家，卻不能推及他人、祖先與後代、其他國家。述：據者，可據可立可成者也。德在人身，如日月在天；明德本明，如日月光輝。明德顯明，則能自知而知人。能自知者能自立自成，能知人者能立人成人。德之積也不厚，則不足以為據，以其載萬物也無力。至聖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議：在《春秋》之中有「張三世」之旨，其中涉及到「內外」的問題。在據亂世時代，在此階段，「用心不宜過細，治法不宜過嚴，並且應內外有別，詳內略外，即應把負有治理亂世使命的國家，即代表王道王化的國家（魯）與其他率亂的國家（諸夏）區別開來，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把自己的事做好，以自己為一治世的榜樣，再去治理其他國家。在治理其他國家時，亦因是亂世，宜薄責於人，故只治大國，不治小國，自己有小惡要譴責，別國有小惡不譴責。總之，孔子認為治世必須先正己才能正人，王化只能由內到外，由近及遠，所，在落實王者治世之法只能詳內略外，先己後人。」（）在昇平世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推行王道之國（魯）與其他國家（諸夏）之間不再有區別，王化已經普及到周圍的許多國家，只是未開化的邊遠民族（夷狄）還未被王化，與魯及諸夏有區別。」（同上，第254頁）在太平世時代，「王道大明，王化普被，是一天下歸仁，萬國崇義的世界。」（《公羊學引論》，第253、254、255頁）無論我們現在處於據亂世還是昇平世，共同目標都是要臻於太平世，其中有一點相同的，那就是必須先端正自己，而且端正自己的目的都是要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而使其他國家最終也能端正自己；所不同的是，在據亂世和昇平世時代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程度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大學》中在「明明德」之後就是「親民（或新民）」，《尚書·堯典》中說了「克明俊德」之後就是「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都是在強調有德而後德及於人、正己而後能正人。然而，「正己」與「正人」並非兩件事，而是一件事。有德者必有其言行，言能正、行能正，「正人」的過程就在其中。《周易·繫辭下傳》中說：「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周易說略》，第320頁）因此，「修身」在「修齊治平」之中，「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也只是「修身」之後的正言正行而已。子路轉述孔子的話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一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自己的國家尚未「一統」於聖王大道，無法使天下「一統」於聖王大道；自己的國家尚未自正，難以使天下回歸正道。所謂學禮以自立，是知自己所處之時與位，然後「思不出其位」。如果是致力於「富國強兵」，那麼，自己的國家富強了，即使也能使其他國家富強，也必然是使自己國家的富強程度領先於其他國家，以便能夠「稱霸」。只有致力於「自正正人」、「國泰民安」，才能使天下一起向太平世界、大同社會邁進。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也，本性之顯現也，能合於道也。其德愈明，其能明者愈廣。明德不彰而自蔽，則是自暴自棄。德不棄人，人不可自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離婁上》）議：朱子說：「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同上）個人的自暴自棄和時代的自暴自棄，都不能使聖王大道通曉於天下。天下之人眾多，必然有立志於君子之道之士，也必然有「拒之以不信」之人；必然有「以善自治」而不斷進德之士，也必然有「絕之以不為」之人。這好比大道之顯現必然有陰也有陽一樣，很正常。但是，儒教復興，需要的是有越來越多的立志於君子之道之士，越來越多的不斷進德之士。這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修養，用自己的言行去「繼往聖之絕學」，去「傳道弘道」，化解因為誤解而形式上像「自暴自棄」的人。孔子、孟子有道德，天下人自然而尊之敬之，雖然仍然會有「自暴自棄」之人卻不足為患。如果自身無德，則得不到尊敬，更難以「傳道弘道」。任何地方的人，本來都會因為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國家出了某些聖賢、名人而驕傲自豪，由此也自然而然地使其心靈與自己的家鄉、國家聯繫在一起，因此，這是凝聚中華民族的重要紐帶。但是，如果我們打著聖賢、名人的幌子，而無絲毫敬意地藉此招徠生意、提高經濟效益，那麼，所傷害的是人的道德良心！對國人來說，這種做法使國人只見功利而不知聖賢，只見效率而不知道德；對前來投資的海外華人、華僑來說，這種做法使他們感到被侮辱、被利用，使他們對祖國的向心力受到傷害！我們有意地利用他人的時候，終究難免自己被人利用；我們對聖賢名人沒有敬意的時候，還有誰相信我們的誠意？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湧現出不知多少聖賢俊傑英雄，他們遍佈於中華大地上的每個地方，他們的事迹載於史冊。從國內的現實情況來看，各地不是不重視這些聖賢俊傑英雄，但是，為什麼重視呢？怎麼重視的呢？是借用名人來牟利，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其中所缺乏的恰恰是最為重要的敬意！作為聖賢的黃帝、孔子、孟子成了被炒作、被利用的對象，趙高、秦檜、和珅也是被炒作、被利用的對象；屈原、李白、杜甫成了被炒作、被利用的對象，李斯、蘭陵笑笑生同樣被當成被炒作、被利用的對象。沒有了敬意而去宣傳名人，便是利用，便是不顧善惡是非。一切都是為了經濟服務，便談不到敬意！述：道行於人，顯於仁禮義智。仁為德之本，禮為德之成，義為德之行，智為德之府，而信為德之中基。《易·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議：「仁義禮智信」被稱為「五常」。何謂「常」？《玉篇》：「恆也」，《正韻》：「久也」。因此，「常」就是永恆不可變、無可替代的信條。「五常」是天地之道的體現，來自於人的本性，而不是人為杜撰和規定出來的，猶如四季只是陰陽的消長而已，而且陰陽也只是一氣之轉而已。春夏秋冬分別對應著元亨利貞、仁禮義智，而信在其中。董子說：「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翻開五四以後所編寫的教材，看看近些年來的專著、論文，幾乎千篇一律地寫著：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不符合孔子學說的。說「仁」是「核心」，其目的是為了說明「仁」在孔子學說中的重要性，這一點沒有錯，錯在「核心」二字上。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道德之計在於仁。按夏曆，四時以春為始，春季是萬物播種、發生的季節，在孟子所說的「四端」之中也是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為始，因此，人的道德也是以仁為根本，而不應說以仁為「核心」。以仁為本，那麼，由本而生干、枝、花、葉、果，由此而「一貫」，生氣通貫於其中；以仁為核心，那麼，禮義智信便成了外表、邊緣的東西。「五常」是一個整體，有仁為本，而「君子務本」。「務本」並非「棄末」，而是由本而達末。一棵樹木，由本達末的過程，中間如果出了問題也同樣難以成為棟樑之材，因此，君子「務本」，也絕不能輕視其它，也無法替代其它。冬季與「貞」相對應，冬季藏陽，使陽得以休養生息，如果冬季不能保養好生機，就好比將一年的糧食全部吃光而不留種子，來年無法再生。因此，能否在嚴峻的考驗面前經受住考驗，是檢驗是否君子的關鍵。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論語·子罕》）世界性的金融（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發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根本原因卻在於鼓勵消費，甚至超前消費、借貸消費，這與冬季不存種子相似，若不能節制消費，注重積蓄，就無法避免它的繼續發生。述：至聖曰：「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克己復禮，即是據德之事。克己為去除私慾，復禮為回歸禮義。至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復聖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禮之用，大矣哉！議：因為對「克己」二字的誤解，再加上近百年來對「禮教」持續至今的批判，很多人對「復禮」產生了恐懼、厭惡之情，「仁心」因此而無法正常生長，「禮」也因此而變異乃至被否定了。「克己復禮」本來是說：「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於人慾。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四書章句集注》，第131頁）因此，「克己」是為了使自己復歸本性而保全自己之德，使自己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符合禮義、區別於禽獸的「人」，其實踐的途徑是去除自己的「私慾」。人們的誤解表現在哪裡呢？第一，接受了西方人的「人性」之說，在批判「禮教」的時候，說「禮」是「扼殺人性」的，卻不知華夏經典中所說的「人性」是人的「至善」的「本性」，西方人所說的「人性」實際上是「本能」與「情感」以及「慾望」，所以，「克己」正是要使人「回歸人性」而不是「扼殺人性」。第二，接受了西方人的「自由」之說，在批判「禮教」的時候，說「禮」是「束縛自由」的，卻不知百餘年前的中國人都把「自由」解釋為由著自己的意願而不顧其他，「自由」是「自私自利」的一種表現，假如是一個明心見性的人由著心性去做還可以，未能明心見性的人由著自己的意願去做只能是「任情」、「縱慾」。西方人大多數有「宗教信仰」，再加上有眾多的法律作為底線，還多少能夠使「任情」、「縱慾」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即使有嚴苛的法律，也難以避免情慾泛濫成災。第三，「克己」是針對每個人自己的，而不是針對別人的，所以，「禮」是對自己道德修養的追求，而不是對他人的強制。「克己復禮」是通過自己的修養完善去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法律形式」去強制、制裁他人。「禮教」是「教化」人的方式，不是「強制」人的手段。第四，很多人對「人慾」、「私慾」有很大誤解。錯誤地把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求生而怕死、男女要結婚等等都歸於「人慾」、「私慾」。朱子說：「天理人慾，正當於其交屆處理會，不是兩個。」又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錢穆先生解釋說：「同是飲食，一為饑渴，一為美味，求美味，其先還是從求解饑渴來，故曰人慾即隱在天理中，又說人慾中自有天理。惟為求美味，往往易於把飲食一事安頓得不恰好。若飲食兼求美味，而又能把來安頓得恰好，則亦無所謂人慾。」（《朱子學提綱》，第84頁）第五，人們把「禮」誤解或歪曲為「等級制度」，「禮」本來就是來自「天地之序」，是用來確立合理的秩序的，要有合理的秩序則必然有不同的分工來擔當起各自的職責，分工和職責不同也就必然有等級。沒有等級，也就不會有秩序，但是，「四書」、「六經」所說的「禮」是從各個職位上的人的責任而言的，而不是從權力而言的，如今人們常常從權力的角度來理解「禮」的秩序與等級，那還是西方觀念作怪。以上所說的五點，大多數都是因為西方觀念侵入或被引入，然後人們開始習慣於用西方觀念為標準來解說中國經典、歷史、民俗，所以，導致了對中國經典、歷史、民俗的曲解、誤解，甚至歪曲。在此情況下，蔣慶先生提出了「以中國解釋中國」的原則，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何落實「以中國解釋中國」原則呢？首先要根據傳統而正宗的傳注義疏去閱讀理解「四書」、「六經」的原典，儘可能地避免用已嚴重西化的思維方式、學科分類、表達方式、評判標準來審判、批評、妄解中國經典。其次，希望國家政府儘快組織精通中國經典、敬畏聖人之言的人士，去重新撰寫教科書，去掉其中對中國經典、文化的誤解和曲解。再次，呼籲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不要把中國經典僅僅當作研究的「資料」、「對象」，而要通過通讀和有敬意溫情的體悟來學習、探討、應用。述：《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不死何為？」（《詩經·鄘風·相鼠》）禮必存敬心，敬心必顯於體。「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以敬心待人民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敬心自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是敬心發乎至誠也。議：《禮記》的第一篇是《曲禮上》，《曲禮上》的第一句是：「《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因此，禮的第一要義是「敬」，不敬則無禮。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禮樂皆以敬為前提。做人、做事皆當以敬為前提。什麼叫做「敬」？此字由「苟」與「攵」構成，可見，意思是，鞭策自己不要苟且。一旦有苟且之意，便會隨心所欲而不顧原則。如何能做到「敬」？孔子說：「臨之以庄，則敬。」（《論語·為政》）這是說告訴執政者自己先要端莊、莊重，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態對待他人，對待百姓，不能玩忽職守、隨隨便便，不能把任何人不放在心上；自己不希望別人能忠、能敬，就先不要自己不忠、不敬；對國家永無怨恨之心，對家庭也永無怨恨之心，君子所思只在使國能泰，使民能安，假如有人對國家、對家庭有怨恨，君子的職責在於盡心儘力去解決令人怨恨的事情。其實，不僅執政者需要如此，所有學習君子之道的人都需要如此修養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職、分內之事。如今所見所聞，很多人對國家、對家庭有怨恨，學習儒學、研究儒學的一些人也加入到怨恨的行列，這不僅無益於解決問題，甚至可能會助長他人的怨恨之情，因此，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大學》中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述：禮以節文，君子言行必中節。《禮記》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曲禮上》）是知禮則知節也。議：既然「文」是由內心而顯現於外，為什麼「文」還要「節」呢？朱子說：「善惡皆是理，惡是指其過處。如惻隱之心本是善，才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本是善，才過便至於殘忍。」（轉引自《朱子學提綱》，第85頁）因此，人的本性本來就是「至善」的，這是《中庸》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未發」的時候；但是，本性與外在事物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就顯現為善與惡了，怎麼顯現出來的呢？完全符合本性的便是「善」，一偏離本性的時候，「惡」便出來了。在修養君子之道的過程中如何不使自己偏離本性呢？就需要用「禮」來節制，這就是《中庸》所說的「發而皆中節」。人需要有自尊自信，一過分便是傲；人有正言正行而得到名副其實的名利沒有錯，一無節制便成為縱慾；人不應不立志，一旦刻意追求便容易自滿；自然而然的快樂是正常的，一旦不知節制便容易樂極生悲。《中庸》中說：「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在此，所謂「隱惡而揚善」，首先是知善知惡，如此才能「執其兩端」；然後從至誠至善的本性出發，不言惡而揚其善，才是「用其中於民」。對於賢者，「狎」之是為了「思齊」，「敬」之才能「賢賢」；「畏而愛之」，是既能有敬畏之心，又能有「思齊」之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不至於因「愛」或「憎」的無節制而不辨是非善惡。《大學》中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因此，能「積」方能有財可「散」，「能散」方能「民聚」。孔子稱讚顏子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所謂「安安而能遷」，是不論富貴貧賤、得失窮通，都「不改其樂」；能「不改其樂」，才能「貧而樂，富而好禮」。（《論語·學而》）以上這些都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體現，以下的「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也都是如此。如此則能言行合於禮而漸進於道。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禮記·曲禮上》）「自卑而尊人」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也。（《論語·憲問》）忠必自正，恕以待人，是自卑而尊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自卑而尊人。孝於父母尊長，悌於兄弟朋友，是自卑而尊人。議：所謂「自卑而尊人」，是在與他人相處時，先要注意不損害他人，更不損人利己；再進一步來說，把自己分內之事盡心儘力做好，而對他人不求全責備。君子以仁為己任，能夠「修身以敬」，則寡尤寡悔，不至於壞事損人。能夠「修己以安人」，則能解怨平亂，使他人安寧。「修己」是前提，以敬心為人處世而不悖禮為「忠」，以己之本心推及他人本心、知他人得失之所由則能「恕」。君子以道德修己安人，以智力處理事務，而不能以道德自傲，不能以智力自傲。我們知道盛氣凌人、剛愎自用則不得人心，那麼，我們就應該先使自己避免，避免的方法在於「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下》）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卑而尊人」誤解為貶低自己、壓抑自己，甚至誤解為捨己為人、犧牲自我。正因為這種誤解不符合禮的原則，所以才是誤解。「自卑而尊人」不是貶低自己、壓抑自己，而是不傲慢待人、不侵侮他人而已。失去自尊自信，為了私利而低聲下氣地求人，無原則地遷就別人，用西方學說觀念審視評判甚至取代中國文化，那都不是「自卑而尊人」。君子「殺身成仁」，是不計其身之利害生死，卻不是以殺身的方式去成仁；君子「捨生取義」，是忘記生死，而不是為「取義」而有意送死；「殺身」與「捨生」，都是為了仁義，而不是為了某一個人。劉備如果為私利而三顧茅廬，下令派人去請諸葛亮而不親自「三顧」，三顧茅廬之後請來諸葛亮卻不信任他，都不能說「尊」諸葛亮。述：「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是以禮必知位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守其分，各盡其責，敬進賢能，退避不肖，則位序各安、各正性命。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禮為序，和必有序也。議：如今，既有「以德治國」之說，又有「以法治國」之論，而且「法治」之聲遠勝於「德治」之言。何以如此？第一，不知「德」為本、「法」為末。以德為先是治本，以法為先是治標。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缺少剛柔兩個方面的措施，只是其表現形式有或先後的順序不同。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第二，不知「六經」兼通「道德禮樂政刑」，是以「道德」指導「禮樂政刑」。《禮記·樂記》中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第三，不知「德治」可以防微杜漸、減少犯罪，而「法治」雖能懲罰犯罪卻總是亡羊補牢，而且可能導致「罔民」。孟子說：「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茍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第四，不知「四書」「六經」中的「刑」首先是「型」之義，其次是有「罰」之用。《春秋》立「型」以使人知王道仁政應當如何做，其次是有「型」之後使人知得失而自我糾正，再次是依「型」而知錯罪，使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有「型」之義，所以，是為後世製法；因為有「罰」之用，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第五，不知《易經》《春秋》為天道的體現、《禮經》《樂經》為人道的體現、《詩經》《書經》為地道的體現，孔子重視以禮樂治國，可以通過「盡人事」而導下向上。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如今，提倡建設「和諧社會」，須防「知和而合，不以禮節之」。「和諧社會」的建設應該從何入手？應該從「復禮」入手。從個人修養來說，「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記·曲禮上》）從治國平天下來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同上）雖然《樂經》失傳，但是，有《周禮·大司樂》、《禮記·樂記》以及《周易·乾》，禮樂治國的原則不能說失傳了。僅從《周易·乾》的卦象來說，乾卦六陽為表，而以坤卦六陰為里，陽在陽之位而陰在陰之位，各自守分盡責，表裡分明而合一；乾卦六爻各在其位、各盡其責，因此，群龍協洽，和諧因此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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