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夢葬一世英名：袁世凱時期的中國最開明？

06-02

2006-10-12 08:07:00　　來源：中國思維網　　編輯：文慶　　進入社區論壇

　　作者:草翅膀

　　一

　　滿清貴族察存耆對袁世凱的社交風度有過這麼一段繪聲繪色的描述：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有一次袁世凱拜訪我父親。我因為平日在報上見過不少關於袁宮保的故事，想見識一下，遂進客廳上前請安。

　　轉瞬間，只見袁世凱閃電般離開座位，也搶前幾步，一邊對我還安如禮，一邊口中說：不敢不敢。他這樣的舉動，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父親忙說：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氣了。袁世凱雙手緊拉著我的雙手，連聲說：老弟好！老弟好！半側臉用炯炯的目光看著我，同時又半側著臉看著我父親說：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過頭去對我父親說：讓我們先談一談。我父親便不再言語，原來那時的習俗，尤其在官場里，若要同人家的子侄說話，並不直接問本人，而要先向其長輩說明。這時袁世凱便問我說：經書都讀了吧？我說：現在才讀了周禮，易經還未讀。袁世凱說：讀經是要慢慢讀，不可太快。又說：老弟需要什麼書，我可以送過來。又很鄭重地對我父親說：世兄真聰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擾老弟用功。於是，父親對我說，你回書房去吧！我便退了出來。第二天的中午，我剛下早學，就看見門房的院里擺著五個木板箱子，門房的人對我說：袁大人差人給少爺送書。 …………

　　袁世凱籠絡人的功夫就是如此爐火純青！

　　袁世凱，字慰庭，號容庵，一八五九年出生於河南項城的一個官僚世家，早年兩次鄉試未中，或許也就因此他一生厭惡科舉。棄文從武以後，他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八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由於當時朝鮮與清朝有宗藩關係，吳長慶領兵前往鎮壓，李鴻章奏舉袁世凱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回天津，次年也即一八九五年十二月，由榮祿、李鴻藻奏派擴練駐紮天津小站的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小站練兵奠定了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礎，在這裡他培植了一批後來成為民國風雲人物的親信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世珍、曹輥、張勳等。

　　此時維新變法運動興起，袁世凱捐資參加強學會，被人們看作是一個新派人物。

　　一八九八年戊戍變法期間，袁世凱面對譚嗣同，當面應允：除舊黨，助行新政，卻在事泄後向慈禧太后寵信的榮祿和盤托出。光緒被慈禧囚禁，戊戍變法失敗，前後不過百日，所以後人也稱之為百日維新。次年，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兼山東巡撫，一九O一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九O二年，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至一九O五年北洋六鎮編練成軍，除第一鎮系由滿清貴族鐵良統領的旗兵外，其餘均為他小站練兵時的親信所控制。

　　在此期間，他在發展北洋工礦企業、修築鐵路、創辦巡警、整頓地方政權以及開辦新式學堂等方面，都頗有成效，通過辦理新政，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對滿清貴族集團構成潛在威脅，一九O六年，袁世凱辭去各項兼差，並將北洋一、三、五、六鎮交陸軍部管轄，次年，被調離北洋，到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一九O九年，更被攝政王載灃罷免一切職務，回河南老家養病。

　　如果不是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很可能從此退出政治舞台，終老家鄉，因為當時執政的攝政王載灃等相當一批滿清權貴都十分嫉恨他的勢力。載灃是光緒的親弟弟，宣統皇帝的生父，宣統當時還只是一個幼童。

　　一九一一年十月（宣統三年），武昌起義令清政權搖搖欲墜，袁世凱被重新起用，任欽差大臣，節制湖北前線陸海軍，接著，又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指揮北洋攻佔漢口後，回京組閣，十二月派唐紹儀南下與革命黨人談判。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堅持要滿清皇帝退位，袁世凱效忠共和，作為交換條件，擁護他出任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就任臨時大總統，躊躇已久的袁世凱審時度勢，逼迫宣統遜位，二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在南京的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繼任，但袁世凱授意屬下策劃假兵變，拒絕去南京就任，最終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政府。

　　二

　　戊戍變法期間，袁世凱向慈禧親信榮祿告密，至今一直為人所痛恨，但也有歷史學家指出，袁並非主動告密，而是榮祿當時已經獲知內情，令他十分驚慌，為保全自己，才將事情和盤托出的；宋教仁的死，是否真與袁世凱有關係，也缺乏足夠證據支持，雖然以往權威的史料，對此都異口同聲地予以肯定。

　　指出這兩點，固然有還歷史真相的本意，但也涉及到文章後面對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以及時機的選擇、消極後果，在必要的理性思考下的質疑。

　　袁世凱是洋務運動的實踐者，是清末在朝最傑出的改革派政治家，對世界大勢有過較清醒的認識；比起前輩曾國藩、李鴻章，袁更善於接受西方文明、更能夠擺脫儒教文化道統的束縛，但可能也相應地缺乏曾、李具有的傳統道義感。後來討伐他的檄文中，有既為清室之罪人，又為民國之叛逆的說法。前者順應歷史潮流，無可非議，這說明這種傳統道義感，具有局限性。後者就是後面我所要談到的，也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非僅道義二字所能承擔。

　　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期間，他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直隸的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發展在全國獨樹一幟。一九O七年，他在天津舉行了旨在推廣地方自治的市政選舉，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政治選舉。他一生痛恨科舉，致力於興辦現代教育。辛亥革命發生後，他與革命黨人合作，推翻了長達兩百餘年的滿清皇朝。共同創建了中華民國，可謂功不可沒。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的袁世凱，一天工作十多小時，卻始終精力充沛，處事果敢，能敏銳地發現問題的要害，迅速作出重要決策。對這一點，同時代的人都曾有目共睹。

　　後來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黃炎培回憶：他記性絕好，從不忘記任何人或者事。因此，當一個地方官員受他接見，談及地方事務和私事時。袁常常以廣博的學識和記憶力使來訪者大吃一驚。他的部屬因此害怕他。

　　山西軍閥閻錫山回憶他初次晉見袁世凱：他一見面就把我想要對他說的話全說了，然後問我還有什麼話，使人再無可言。

　　但相對於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而言，從舊體制過渡來的袁世凱，雖然有過銳意改革的政治經歷，也能夠審時度勢把握歷史機遇，由於其長期的舊官僚生涯，受過濃厚的傳統專制思想和醬缸文化的熏染，袁世凱只能算是一個新舊參半的人物。不過民國初期，革命黨人，清末立憲派人，袁世凱的北洋派系等各種政治力量共和，倒也曾經開創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寬容、最活躍的政治局面。至今，還有人懷念那一個時代。

　　一九一三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遠非後日可以相比；或大或小的黨派應運而生，除了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組建的國民黨以外，還有曾反對同盟會的共和黨，以及梁啟超組合清末立憲派成立的民主黨，這是當時最有勢力的三個政黨，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果：在參議院二七四席中，國民黨佔一二三席，共和黨五五席；在眾議院五九六席中，國民黨佔二六九席，共和黨僅佔一二O席，梁啟超的民主黨慘敗，在兩院席次中僅佔二四席。

　　國民黨在第一屆國會選舉中獲勝，但宋教仁在國會開幕前被暗殺，經袁世凱同意，民主黨的梁啟超在國會選舉失敗後，又加入了共和黨，再找上當時反對國民黨的統一黨，把三黨合併成進步黨，這樣，雙方在眾議院旗鼓相當，在參議院國民黨仍然佔據優勢。

　　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袁世凱在國會選舉中正式當選為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取得權力以後，他開始暴露出集權野心，引起梁啟超的不滿和警覺，轉而同國民黨合作，起草了旨在約束大總統權力的憲法草案，規定中國民國的國體為統一民主國，議會為兩院制，政府為責任內閣，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選舉會選出，憲法的修正與解釋，由國會議員組織憲法會行之，其中袁世凱最反對的是大總統任命國務員須經國會同意，大總統對國會無解散權等。他咨文國會，要求修改憲草，擴大總統權力，並且授意各省都督通電反對憲草。但國會不為所動，將憲草三讀通過，並於十一月三日提出兩院合組的憲法會議，次日，袁世凱以查獲國民黨與曾經參與二次革命的前江西都督李烈鈞往來密電幾十通為由，下令封閉國民黨總部，並令各省於三日內封閉國民黨支部，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

　　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實為取消國會。袁世凱一聲令下，北京軍警連夜出動，就將凡在二次革命發生時仍具國民黨籍的三五O余名國會議員的證書和徽章全部收繳。但國會議員總數八七O人，剩餘五二O人，仍擁有開會的法定人數，於是再次下令，雖在二次革命前脫離國民黨並加入他黨的議員，也視作國民黨，取消其議員資格，第二次取消八O餘人，兩次取消四三八人，僅剩餘議員四三二人，已不足半數，十一月十三日，兩院議長通告，宣布國會停止議事，第一屆國會遂壽終正寢。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凱下令組織政治會議，以取代國會，成員幾乎都是軍閥、官僚、滿清遺族，只有少數投靠袁的進步黨人。各省軍閥政客此時紛紛通電要求明令解散國會，遣散殘餘議員。次年一月十日，以政治會議決議為名，袁下令將殘餘議員遣散回籍，不久又下令解散各省議會，這樣，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在憲政民主制度下用以制衡袁世凱的國會就被徹底摧毀了。袁世凱開始走向集權，這個新舊思想參半的人物，代表著當時實際執掌權力的新舊軍閥、實力派的利益，與民國初期的民主力量發生了激烈衝突，由於軍隊牢牢地控制在這些人手中，由曾經聲勢浩大的民主力量主導的憲政民主實驗，最終被證明十分脆弱。

　　但這一切，果真是難以避免的必然結局嗎？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曾經遭到黃興的堅決反對，主張通過法律解決，一開始各省擁護者寥寥，最終很快就被袁世凱挫敗，並且客觀上促使袁世凱迅速右擺，轉向集權，取締國民黨，解散國會，孫是否也過於草率了一些？對這一段歷史，袁世凱固然要負首責，但二次革命徹底斷送了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繼續合作的機會，從此打開了辛亥革命以後各派軍事力量紛爭、政局動蕩、國家內亂的潘多拉之匣，對孫中山在二次革命中的某種負面作用，今人已經有所省悟，但尚未成為主流觀點，在此提示一下，以後會繼續探討。

　　三

　　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凱公布約法會議組織條例，二月，進步黨內閣熊希齡總理辭職，三月，《中華民國約法》問津，改責任內閣為總統制，國務院為政事堂，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十二月約法會議又通過新的總統選舉法，改總統任期為十年，連任不受限制，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舉，人名寫在嘉禾金簡上，藏於金匱石室，金匱石室設在中南海居仁堂右側，選舉總統時，拿出來唱和一下就算通過。

　　袁世凱逐漸背離了憲政共和，把權力變成了私有之物，總統寶座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想交給誰就交給誰，但這還不夠，想當皇帝的念頭，隨著權力的膨脹也悄然萌生，偏偏他身邊的人，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說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為了讓父親相信輿論擁戴他稱帝，竟然特地印刷了假的《順天時報》。《順天時報》是日本人辦的漢文報紙，是袁世凱每天必讀的報紙。由於其獨立性，一九一五年，與當時被鉗制的其他報紙不同，經常刊登反對帝制復辟的文章。

　　袁克定雖然瘸了一條腿，卻很想當太子，怕父親看到這些文章動搖稱帝的信心，自掏腰包拿出三萬銀元購買印刷設備，每天按照《順天時報》的固定格式，把反對帝制的文章改成擁護帝制的，印刷以後送進父親官邸。這個秘密後來被袁的女兒袁靜雪披露。

　　擁護復辟的親信，請出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兩位國際知名的憲法學權威，尤其是古德諾認為：一個國家應採用何種政體，要與本國的歷史習慣與經濟狀況相適宜。他在《共和與君主論》中說：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統治，學校闕如，難望有良好結果；如用君主制，較共和體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楊度也竭力鼓吹帝制復辟，他寫了《君憲救國論》，並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在袁世凱授意下，成立籌劃帝制的籌安會，籌安會由著名學者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孫毓筠等參加，包括他自己，歷史成為六君子，在全國發起了復辟帝制的輿論攻勢。

　　在一片復辟的鼓雜訊中，有人沉默，如黎元洪，但也有很多人、包括袁的部屬反對。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等都表示反對或持保留態度，特別是梁啟超，在熊希齡內閣辭職後，逐漸看清袁世凱的本質。楊度成立籌安會以後，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袁世凱意欲復辟帝制的行為予以抨擊，並與蔡鍔密謀反袁。

　　誠如徐世昌後來所說的，一生城府頗深的袁世凱，在稱帝這件事上犯了個天大的錯誤，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袁為什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歷史潮流而動？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力與威望，還是給子孫留下社稷的強烈慾望沖昏了頭腦？徐世昌、段祺瑞、梁啟超等不贊成復辟帝制，但並不缺乏溜須拍馬之輩，交通系的頭兒梁士詒就是其中一個。梁出售滬粵關棧存鴉片六千箱，共得二千七百萬元，悉數供為帝制經費，收買各方，策動請願團，一時冒出商會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孔社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甚至妓女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請願帝制書。

　　梁再聯絡各請願團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再呈請願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袁同意參政院要求，籌備國民會議。參政院以最快速度制定出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選出國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一三人，全體投票贊同君主立憲制，並發出擁戴書：謹以國民公意，推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開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基，傳之萬世。

　　參政院十二月向袁世凱恭上總擁戴書，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摺：請我聖上上登一步，萬世不易也。誰料想袁世凱當日就把擁戴書發還，說：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地。

　　袁世凱同意復辟帝制，但卻又說：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可無自解者也……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

　　袁世凱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屬下怎麼會不懂得他的心理。參政院當即再寫擁戴書，全面回顧了袁世凱的豐功偉績，並且指出，既然袁已贊成設立君主政體，那麼民國就自即日起消亡，既然民國已經不存在了，袁當初就任民國總統時效忠共和的誓言也就自然失效了，請袁世凱只管當皇帝好了，一切責任由國民代表大會承擔。

　　這下袁世凱無法推託了，於是，登基大典定於一九一六年元旦舉行。即將當上皇帝的袁世凱決定對有功之臣封王晉爵，大加犒賞。副總統黎元洪有武昌首義之功，為人低調，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不敢公開反對，但也不肯接受封給他的王位。

　　遜帝溥儀被封為所謂懿德親王，位在諸侯之上。龍濟光、張勳、馮國璋等等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閻錫山等為一等侯，曹錕等為一等伯，余為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其餘師旅長、鎮守使授輕車都尉。另外發布舊侶、故人、耆碩免予稱臣的命令，黎元洪、載灃、徐世昌等免予稱臣。

　　此時，蔡鍔已經悄悄地逃出北京，前往雲南尋找自己的舊部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雲南護國軍起義了。

　　四

　　袁世凱為了稱帝，秘密與日本交涉，接受了二十一條，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並加以擴大；要求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東部的特殊權利；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二十一條引起國內抵制日貨的活動，現在網路上看到抵制日貨，其實在歷史上，中國的愛國者就曾經這麼干過。1915年上半年，日本對華輸出商品價值較去年同期下降1790萬美元。國內抗議如潮，二十一條無法付諸實施，同時也打擊了袁世凱的聲望。袁世凱本意是想以此換取日本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結果落了一場空。

　　蔡鍔在雲南發動唐繼堯等舊部，會同李烈鈞發動護國起義，袁世凱派曹輥、張敬堯等統率4個師3萬餘人，三路進攻雲南，當時護國軍總兵力兩萬餘人，由蔡鍔所率入川部隊僅七千餘人。1916年1月，蔡鍔兵分三路，進攻瀘州、敘府等蜀南各郡，二三月，袁派援川大軍約10萬餘人，與蔡鍔護國軍在川南激戰。護國起義的力量不足以打敗袁世凱，卻促使貴州、廣西、陝西、浙江等省先後獨立。

　　孫中山鑒於以往國民黨失敗的教訓，1915年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也就是日後的中國國民黨的前身。但黨規要求入黨必須按手印，並且宣誓效忠他本人，為黃興等所拒絕。廣東這時在中華革命黨的壓力下也宣告獨立。中華革命黨還以居正為總司令，在山東連克10餘縣城。

　　日本此刻也改變態度，指責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袁世凱是以接受二十一條換取日本人對他復辟支持的，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這是袁最為人詬病的地方。

　　袁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前者在袁籌劃復辟之際辭去總長職務，託病歸隱西山；後者此時任江蘇將軍，坐鎮南京，擁兵觀望。國務卿徐世昌原是袁的好友，一直勸說袁不要稱帝，辭職而去。馮國璋和江西、浙江、山東和湖南等省將軍共同敦促袁取消帝制，並密電其他將軍徵求同意。

　　袁世凱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廢除洪憲年號。4月，下令恢復責任內閣，由段祺瑞組織責任內閣，自己仍然拒絕下台。

　　5月8日，各獨立省份領導人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任撫軍副長，梁啟超任政務委員長。次日孫中山發布《討袁宣言》，號召「除惡務盡，」「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

　　袁世凱5月29日發布「宣布帝制案始末」，以推卸責任，同時策劃川、湘向西南反攻，但四川將軍陳宦、湖南將軍湯薌銘，這兩個袁世凱最信任的心腹卻反戈一擊，也於5月22日和29日相繼宣告獨立。

　　6月6日，袁世凱病死前說了一句：「他害了我，」就昏迷不醒，一命嗚呼了。袁本來有機會成為彪炳青史的歷史偉人，但他一意孤行，逐漸背棄憲政共和原則，權欲惡性膨脹，逆天而行復辟之路，終於眾叛親離，以「竊國大盜」的惡名貽笑後人。

　　究竟是誰害了他？人們推測袁世凱是指他的長子，印刷假《順天時報》的袁克定，但或許也另有其人。隨著袁生命的終結，答案已經永不可知了。

　　結束語

　　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竊國大盜」的惡名葬送了他一世英名——本來作為民國首任大總統（孫中山只當了三個月臨時大總統），他很有可能作為中國的華盛頓名垂青史。

　　清末的政壇，袁世凱以改革派的形象贏得了良好聲譽，與南方媾和，迫使溥儀退位，與孫中山攜手共創中華民國，把他的聲望推到了顛峰。但袁世凱終究是一個新舊參半的人物，在清末，曾擔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的他，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但當時就沒有脫離官僚政治的窠臼。

　　與辛亥革命合作，對於他而言固然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但更多的是順勢而為，含有很大的被動性。他不具備黃興、宋教仁等人對於憲政共和理想主義的精神，也不具備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對於憲政共和真誠信仰的理念。他從來沒有打算放棄過自己的既得利益，整個以北洋集團為首的官僚、軍閥階層的利益。

　　當憲政民主實踐觸犯到其利益時，一種理性的寬容的溝通，也許能夠為民國初期頗為浪漫的憲政民主實踐找到更好的出路，然而，孫中山的急躁與冒進只會把局面弄得更糟糕。我這樣說並非沒有理由，因為從二十世紀全部的歷史來看，袁世凱的北洋集團，雖然脫胎於晚清洋務派，思想屬於新舊參半的過渡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並不適宜簡單地把他們看作壞人。他們習慣於生活在晚清官場的潛規則之中，曾國藩、李鴻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各人的素質與境界不同，卻也並不缺乏具有傳統道義感的人，如果革命黨人能夠以更大的耐性與更寬容的心態與之相處，或許結果會更好一些。

　　從袁世凱到北洋政府、蔣介石的集權，百年中國政治走不出一個怪圈，那就是梁啟超評價袁世凱所說的：「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何嘗有所謂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盤旋熏灼於人心目中而已。」一個是白刃也就是槍杆子里出政權，另一個就是用既得利益收買、拉攏一幫人物，形成一個特權階層，相互維護，視天下百姓為芻狗。

　　對於二十世紀民國初期這段開局，袁世凱固然要負首要責任，難辭其咎，這段開局倘若處理好，或許整個二十世紀的政局會煥然一新，也未可知。歷史，又過了百年，人們悲哀地發現，早期由北洋集團與南方革命黨人共和開創的民國初期，竟然是中國有史以來，公民擁有選舉、新聞、言論、出版、結社、組黨、遊行、示威、罷工等這些基本權利最多，社會政治空間最自由、思想學術最開放的一個時代。即使是在南方革命黨人退出北京政府以後。甚至袁世凱稱帝以後，袁世凱和他的北洋軍閥政府，依然並不是二十世紀中國曾經有過的最黑暗的政權。

　　寫到這裡，筆者也有些傷感。舉個例子吧，段祺瑞，袁世凱手下的一員大將，曾經反對過袁世凱稱帝，袁世凱去世以後北京政權一度實際由他執掌。但據說他為官比較清廉，學生示威被軍警槍殺了若干名，段深感內疚，竟長跪不起，責任固然靠跪不能洗脫，但也說明這些從北洋官僚到民國官僚的政客，雖然一直未能成功地把中國從官僚政治向市民政治轉變，未能擺脫集權政治的怪圈，不過論其做人的道德底線，卻也超出後代一些無所忌憚的流氓政客軍棍許多。嗚呼哀哉，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