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觀要有中國元素與現實性
十多年來，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的討論日益興盛。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凝練核心價值觀的探究，更是方興未艾。光明日報近來發表了包心鑒、韓震、楊永志、王虎學、鍾哲明、宋善文、祝福恩、段世江等同志的多篇論文，思路不同，見仁見智，拜讀之後，覺得都很有見地，啟發我們進一步研究如何凝練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亦覺有所不足，特撰拙文求教並商榷。 從方法論上來說，凝練核心價值觀一定要考慮四個方面：第一是時代性（普遍性、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對話性）；第二是民族性（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至今在民間活著的）；第三是實踐性（針對現實問題、可行性）；第四是簡易性（通俗簡明，老百姓喜聞樂見）。核心價值觀應是從社會現實中總結出來、又加以提煉的，目的在於指導廣大群眾的生活，融化在人民大眾的性情心理中，有助於凝聚社會人心的一些深長久遠的價值。既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不能沒有中國元素，因此一定要把淵源有自、源遠流長、在百姓日用間影響最大的傳統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價值納入、凝鍊進核心價值觀。 我們認為，需要搞清楚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什麼」？而在理解它「是什麼」時，先要明白它「不是什麼」。我們要特別指出，核心價值觀不等於基本國策，不等於現實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不等於社會規範與法律體系的要點，不等於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文化精神，與這些東西都有一些區別，都不盡相同，當然它們之間又有著一定的聯繫。
價值觀一般指經濟價值、商品價值之外的，社會與人最貴最重的東西，人們更為根本的期待、訴求與目的，如真、善、美等。價值觀主要回答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應是什麼」、「應該怎樣」，人「如何活著」、「應當怎樣」的問題。它指向社會與人之「應然」，分辨好與壞、福與禍、利與害、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它與社會終極目標、人之目的、人生意義密切相連。人本身就有價值；價值有不同類型與層次的分別。有關人生價值的領悟，關係到人的生活意義與幸福感。核心價值觀，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社會價值觀中普遍的、主導的價值。它與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相適應，又指導人們的生活實踐，在它的啟導下，人們可以努力地把社會與人的「實然」狀況，提升為「應然」狀況。
在我國思想文化的傳統中，有關人生價值的評價，一般用「上」「貴」等詞加以表達與肯定。春秋時期魯國叔孫豹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這就是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三不朽」說，肯定君子在道德、功業、言說上的價值，而以德為最高價值。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可見孔子把「仁」「義」視為人的最高價值，不違背道與義的富與貴，是可取的，但相對而言，「富貴」的價值在儒家追求的「道」「仁」「義」之下。至於不義的、用不正當手段取得的富與貴，則是應當唾棄的。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告子上》）這就是說，道德性、良知良能是天賦予我們每個人的，是人內在固有的，只是人們往往不自覺自己有天下最珍貴最有價值的東西，沒有把它啟導出來。功名利祿，世俗認為貴重的東西叫人爵，人家可以給你，人家也可以拿走。但道德良知、仁義忠信、不疲倦地行善，是天賦予我的，人家奪不去的，除非自己放棄。每個人，匹夫匹婦都有這天下最尊貴的東西。儒家認為，人是天地間最有價值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荀子說，比之水火、草木、禽獸，「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人有道德。荀子強調後天的道德教育、訓練、實踐，化民成俗，美政美俗的重要性。 根據張岱年、趙馥傑等先生研究，歷史上各民族、各地域、各時段、各流派、各宗教文化及社會的上層與下層的價值主張與追求各不相同，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樣態，如墨家以功利為上，道家以自然為上，法家以權力為上，但從總體上來說，二千數百年來，在社會治理與人性的實現上，最能深入到社會底層，有影響力，有益於社會發展與長治久安的，還是儒家的道德價值論。 關於核心價值觀的凝鍊，據王虎學先生的文章，國內學者們目前已提出了60多種表述方式，涉及90多個範疇。但遺憾的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元素卻十分稀少。我們反覆掂量既是中國的，又是社會主義的，還是基本而又核心的價值，在這裡也提出一種表述方式，10個字，涉及5個範疇：「仁愛、誠信、平等、民主、公正」。 關於「平等、民主、公正」價值的重要性，學者們已有很多論述，這些價值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價值目標與原則，而且具有時代性、普遍性，從中反映了我們對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吸取與揚棄。在今天我國和諧社會建構的過程中，「平等、民主、公正」又代表了老百姓的心聲，有助於克治貧富懸殊，有助於團結、凝聚各民族底層民眾，團結奮進。這是我國「富強、文明、和諧」的基礎。我們認為，求強求富不是終極目的，富強是為了廣大民眾的利益與福祉。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沒有「平等、民主、公正」，就沒有真正的「富強、文明、和諧」。因此我們認為，與其強調「富強、文明、和諧」，不如更強調「平等、民主、公正」，這更實在一些。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
這是從古至今，從上層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會理想。與此相應的表達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等。就今天的社會而言，人們普遍期待的社會狀況是：失業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護持，有全社會的徵信系統，貧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權、政治經濟權與尊嚴得到尊重與保護，全民享受住宅、教育、醫療保險，生態環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預期壽命增加，生活品質提升。這就包含著人人平等、申張每個公民的民主權利、社會基本的公平正義的訴求。 可見，就人們對社會的價值評價而言，「平等、民主、公正」的社會是社會主義中國民眾最基本的價值訴求。同時，這些價值不僅僅屬於「外王事功」的範圍，它又是現代社會對現代人的「內聖修己」的要求，即每一位公民都要儘可能地自覺養成平等、民主、公正的意識，對己對人，對家庭對社會，對職業對人生，都以此為衡量、評估的重要標準，並身體力行，融化在自己的思想、行為之中。 下面說明「仁愛」「誠信」範疇，及將其納入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性。 所謂「仁愛」，即孔子提揚的內在仁德與愛心----「仁者愛人」，「泛愛眾」，也即孟子的「仁民愛物」，韓愈的「博愛之謂仁」。「仁」是「五常」（仁義禮智信）之首，義禮智信四德都是圍繞著「仁」而展開的。「仁」也是孝悌的根本。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仁」是中華文明的內核、主旨，朱熹解釋為「愛之理，心之德」。按曾參的理解，「仁」的內涵包括盡己之心的「忠」與推己之心的「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愛」價值下移到民間，諸如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蒙學讀物中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將心比心」等，千百年來成為中國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信念與行為方式。所謂「誠信」，是「誠」與「信」的結合，即誠實守信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不自欺，不欺人。在《中庸》里，「誠」是一個最高範疇，是「天之道」，又叫「至誠之道」，是天賦予人的本性與道理。「君子誠之為貴」，把「誠」奉為最寶貴的東西。至誠的人，不僅自己取得成就，而且自覺及於萬物，行於他人，成就自己、他物、他人。求誠的人，擇理明善，固執堅守，不懈追求生命的崇高境界。在《大學》里，「誠其意」指學習、實踐做大人之學，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誠實，而誠意必從慎獨開始，做到「毋自欺」。「信」是五常之一，也是誠實不欺、真實無偽、忠誠篤實、言行一致、踐諾守約、不食其言之意。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信守的內容必須符合道義與社會規範。
我們為什麼要把「仁愛」「誠信」範疇納入核心價值觀呢？ 首先，「仁愛」「誠信」是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價值，是我國的傳統美德，而且至今是活著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當下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道德模範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願者朋友，仍然繼承並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純潔世道人心。「仁愛」「誠信」當然屬於「內聖修己」的層面，但人有了這種價值理想，往住就能敬業樂群，有益於「外王事功」的開拓。 其次，「仁愛」與「誠信」是當下與今後較長的時期，我國社會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價值。應當看到，當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現象，如小悅悅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敢扶現象，毒奶粉、地溝油、商業欺詐、制假售假，假文憑與學術不端，金錢與權力拜物教盛行、錢權色的交易等，腐蝕著社會，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價值失序與道德信念的危機。首先我們要喚醒人的愛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面對社會誠信出現「斷裂帶」，我們要努力建設管乎人心的、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用系統。健康的市場經濟，健康的吏治，非常需要「仁愛」「誠信」價值理念的支撐，這有著現實針對性，有助於美政美俗，整飭秩序，是人們現實生活的需要。「仁愛」「誠信」的價值，是「明榮知恥」的基礎，對今天的社會規範、法律體系起指導與輔助的作用，有助於社會規範、法律體系的健康地建構、實施與完善。再次，「仁愛」「誠信」價值在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是多民族、多宗教共同的價值理念，是我國最重要的倫理共識。儒家的「仁愛」與佛教的「慈悲」、伊斯蘭教的「仁愛」、基督教的「博愛」，有共同性、互通性，也有若干差異，但千百年來在我國早已處在相互影響與交融之中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也都講「誠信」。今天我們提揚這兩個價值，不僅有利於國內各民族、各宗教的相互理解、團結和諧，也有助於我國文化與世界各文明、各宗教的對話與交流。
西方政治家撒切爾夫人說中國只能生產電視機，不能貢獻給世界以價值觀。這個說法是非常狹隘與罔顧歷史的。實際上，以「仁愛」「誠信」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通過傳教士傳到西方後，曾為萊布尼茨、沃爾伏、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與百科全書派所重視。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人權宣言》就引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戰後，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前身）的《人權宣言》也引用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前所述，這一恕道原則恰好從屬於「仁愛」的價值觀。中國的價值觀不僅在過去貢獻給了全人類，而且在未來也會不斷貢獻給全世界。這就是軟實力。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全體國民中提揚「仁愛」「誠信」價值，不僅具有實踐性，針對著現實問題，尤其關涉到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性情教育、德性養育要從娃娃抓起，貫穿在家庭教育、國民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之中，代代相承，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仁愛」「誠信」與「文明」「和諧」相比較，前者是體，後者是用，前者是本，後者是末，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前者具體，後者抽象。 我們對中華文明，對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對我國的精神文明與價值系統，一定要有所敬畏與尊重，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真正理解祖宗文明的博大厚重，並予以創造性的轉化。因此，我們呼籲把 「仁愛」與「誠信」納入核心價值觀，同時非常重視「平等、民主、公正」等核心價值，這關乎中華民族的現在與未來。 （作者單位：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葉慧，湖北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本文發表在光明日報2012年3月24日第7版理論版上，發表時有刪節，這是原文。）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