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有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自1954年創刊以來，迄今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已經出版了900多期，發表了大量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文章內容涵蓋面廣、學術性強、轉載率高，並且擁有全國古代文學研究最廣泛的讀者群。《文學遺產》專刊的出版，對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與提高，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文化自信，都有積極的推動意義。為了進一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北京語言大學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開了專家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線學者及部分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專家委員會成員與會。專家們各抒己見，共同為辦好《文學遺產》專刊獻計獻策，提出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一

    2015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復刊，同時恢復了光明日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專家辦報傳統。光明日報社與北京語言大學聯合成立了「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作為《文學遺產》專刊的編輯平台，並聘請了一百多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擔任專家委員會委員，輪流擔任《文學遺產》專刊主編。2017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共出版43期，發表了126位作者的125篇文章，有23位專家委員會成員擔任了主編。此外，還組織了四次學術對話，其中的兩篇對話已經出版，還有兩篇對話正在整理過程中。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助理張旺熹教授在致辭中表示，三年來，在光明日報社的領導下，在包括各位專家和作者的熱情支持下，我們充分發揮了媒體和大學的優勢，力圖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進行系統梳理，以樹立文化自信、建立中國文學本位的文學史觀為主要目標，積極推進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促進中華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

    與會專家認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復刊以來，三年期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工作量與學者的參與度穩步上升。我們一直在內容與表現方式上做探索。專家辦報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文學遺產》專刊貼近讀者、貼近學者、貼近學術、貼近學術前沿的目標，保證了《文學遺產》專刊學術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作者與編者的統一，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凝聚了古代文學界各位專家的心血和對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的支持與期待」。

二

    與會學者對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辦刊歷史與特色進行了回顧。

    內蒙古大學高建新教授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開始收集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刊，現在搬了幾次家，很多書都淘汰了，兩沓《文學遺產》專刊剪報始終是我的案頭書，我寫文章都要翻一下。它的可讀性很強，讀起來非常親切，每次都受益匪淺。」遼寧大學許志剛教授從自身經歷出發，講述了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對他的啟發：「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還在上中學，就喜歡在報欄上看報紙，特別是看《文學遺產》的文章。《文學遺產》辦得比較活潑、新穎，作者不是板著面孔去寫文章，可以說辦出了光明日報學術專刊的特點。」

    北京師範大學尚學峰教授說：「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是我非常喜歡的刊物，上世紀八十年代研究生時期常讀。它出得快、篇幅短，又有一些學術前沿的文章，讀起來很受益，這也正是它的優勢。」他認為，《文學遺產》復刊之後發揮了這個優勢，在學術前沿、學術討論中發表了一些具有深度的文章，短小精悍，讓人讀起來很便捷。「這樣就和其他一些出版周期更長的學術刊物不一樣了，能吸引廣大讀者，還具有雅俗共賞的特點。」

    上海交通大學楊慶存教授參加了三次專家座談會，他表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等於是我們古典文學界自己『孕育』的孩子，所以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作者，都很感興趣。《文學遺產》專刊的編輯團隊是一個干實事、真幹事的團隊，不但搭建了這樣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而且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者，我們的學風也恢復到了以前樸實紮實的學風，所以我認為，這樣的平台非常好。」他認為這三年的文章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是鮮活，很活潑，有一股清新的風氣，和別的刊物是不一樣的；第二個是新，每篇文章都讓人覺得新穎；第三個是學術性，每篇文章都體現了一定深度；第四個是很實，題目的切入點很小，但是材料觀點都很實，讀了之後能給人一些啟發。

    淮陰師範學院許芳紅教授認為：「在現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承擔著弘揚我們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責任。無論是從選題還是文章，都體現了我們辦刊者的一種胸懷、眼光和視野。」

    四川師範大學趙義山教授表示，《文學遺產》專刊應當繼續堅持以下四個特點：一是專家辦刊的原則，《文學遺產》專刊將各個領域的專家會集到一起，這是應當堅持的；二是各學科各個領域兼顧的原則，小眾學科也要關注；三是老中青學者兼顧的原則，老學者的文章對年輕學者有教育作用，青年學者的文章對老學者有啟發性；四是古代文學文化研究與學術探討、後繼人才培養相結合的原則，版面可以以專家為主，兼有年輕學者的文章。這是《文學遺產》這幾年形成的特色，我們應當繼續保持，這也是保證我們專刊生命力的重要條件。

    中國政法大學黃震雲教授認為，《文學遺產》專刊貫徹了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專刊在內容上既有漢民族文學，也有少數民族文學，還有文學交叉，布局做得很成功；風格上多元共存，標題生動，又兼顧了普及性；同時，還培養了大量的作者，從老到少，吸引了學界同人的共同參與。《文學遺產》專刊對團結學術界、推進學術交流作用非常顯著。他指出：「整體來說，我認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這個品牌創辦得非常成功。我們廣大作者肩負學界的信任，要多寫好文章，要認真寫文章，要為新時代法治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貢獻，要為中華傳統文化復興作貢獻。」

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並且提出，要加強中華文化研究闡釋工作，著力構建有中國底蘊、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與會專家認為，「中國文學怎樣建立中國的話語體系，怎樣讓我們的古典文學「走出去」，背後一定要有學科支撐。新時代中國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就是建立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所以，未來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為此貢獻自己的力量」。

    建立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首先要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要明確中西方文學的差異。廣州大學吳相洲教授認為，現在的文學概論，與我們古代文學的本來面貌是不相關的。中國古代文學是古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深層追求。用西方的文學理論、文學概念、文學研究方法來解釋中國文學，最後都是無效的。因為西方的文藝學和美學是建立在西方研究活動基礎之上的，與中國文學的活動有很大差距。我們現在都是用西方的概念來解釋古人，我們與古人的對話也是無效的。他特別指出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的教學和研究是脫節的。美術學院的老師如果說我從來不會畫畫我就教學生，音樂學院的老師說我不會唱歌、不會樂器我就教學生，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我們古代文學的老師，竟然有大部分人是不搞創作的。所以，我們要努力把《文學遺產》的文化精神落實成有用的社會生活，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新路來。這對於社會發展、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自信都大有好處，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文明一些。」

    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就是要恢複本土話語權。上海交通大學楊慶存教授表示：「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傳入，我們老是習慣用西方的理論解釋中國文化。誰要是說這個東西中國早就有了，是要受到譏笑的。看看中國的東西，在那麼早的時期就有那麼豐富的內涵，所以話語權一定要恢復到文化本土上來，那這個事誰來做呢？《文學遺產》專刊可以做一個先行者。」對此，遼寧大學許志剛教授補充道：「我們現在討論文學問題，西方話語佔據著絕對的話語權，而古代文人寫東西用的是中國古代文論上的東西，中國古代文論對文學的解讀是絕對不同於西方文論對文學的解讀的，以後在文學的解讀方面要注重和古代文論的聯繫，以及對自己民族話語的運用。」

    建立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需要做好續接傳統的工作。山西大學郭萬金教授指出：「我們古人談到續接傳統的時候，談得最多的事情是讀書。古人談讀書多，談學術少，古人最擔心的事是天下讀書的種子絕了。如何讀書、讀什麼書，是我們社會迫切需要重視的問題。」湖南工商大學成松柳教授強調古代經學家對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潮和文學思潮的引領作用。他指出：「我們古典文學研究應該回應時代和世界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大問題：首先什麼是中華文化歷程，中國文化的內涵包括什麼。我們可以從古典文學研究的角度去回應。我覺得有必要說清楚中國文化歷程，而且從經學和文學的角度切入應該是一種不錯的方法。」黑龍江大學劉冬穎教授補充道：「中國古代文人不是以孤立的文學創作為主的，要打通古代文學與音樂、繪畫、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增加一些交叉學科的內容，這符合我們中國古代文學產生時代的本來面貌。」遼寧師範大學張慶利教授認為：「研究古代文學，一方面要認識古代文學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民族精神。我建議重視一下中國古代文學對民族精神的建構、文學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對民族精神的發展和凝聚、經典之中的民族精神的體現等問題。」

    建立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需要學術爭鳴。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指出，在新時代以追求高質量為宗旨的指導下，關注學術界和社會都高度關注的話題，使不同的學派之間、不同的學術觀點之間能夠形成爭鳴，這也是《文學遺產》的重要使命和發展方向。中國人民大學李炳海教授指出，現在古代文學學科與其他學科還是各說各的，互不相干，我們應該提倡「互文性」，以學術爭鳴的形式，引入外專業對本專業問題的討論，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黑龍江大學劉冬穎教授認為，古典文學研究是世界性的課題，要與國際文化相接軌，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要多用力、多作貢獻。她建議：「我們能不能嘗試舉辦系列性的海外中國學視域中的文學遺產研究，讓海外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學者發出聲音，增加海外中國學視域中的文學遺產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張新科教授表示：「我們要開闊視野，把海外的學者也吸納進來。」深圳大學沈金浩教授也認為在作者隊伍上還可以更廣一些，爭取「每年搞一兩次港台學者、海外漢學界的專版」。

    首都師範大學趙敏俐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的整體研究處於變化時期，「70後」成為骨幹，「80後」開始露出頭角，但他們受當代西方的影響十分明顯，這和現在提倡弘揚傳統文化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局面，為我們產生新的研究話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上海交通大學楊慶存教授表示，當前是我們傳統文化和《文學遺產》專刊大發展的最好時期。他認為，要抓住這個機遇，「用這個平台把全國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和讀者聯合起來，傳承創新任務，培養人才」。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提出要注重培養學術新人，建議設立青年學者專欄及博士論壇。

四

    與會專家強調，我們的責任和使命關鍵還是要落實到文章層面，我們責無旁貸地具有向大眾傳播的使命，要在社會精神引領方面發揮獨特作用。蘭州城市學院高原教授認為：「我們的文章要體現對社會關切的回應，通過對中國文學、文化大精神的發掘，給我們民族提供精神引領。要運用古典文學重塑當今的信仰。如何讓文學遺產發出現代之光，溝通現在的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需要我們有所作為。」她以《詩經》為例，認為「《詩經》是最早的詩歌總集，但是從禮樂文明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判斷就有問題。因為《詩經》在早期不是純粹的詩集，它是與禮樂文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禮樂文明則通過藝術化的方式建立了社會秩序和社會規則」。包頭師範學院溫斌教授認為：「光明日報的受眾主體都是人文社科愛好者，要讓讀者明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文學遺產》專刊要發揮定調、奠基、引領的作用。」

    湖北文理學院劉剛教授認為，要多討論一些老百姓關注的問題，比如那些著名的散文、詩歌、小說里的具有爭議性或容易產生誤解的問題。上海大學曹辛華教授從文化傳承角度對《文學遺產》選題提出兩點建議：第一，關注近現代以來舊體文學的復興和中國古代思想史、哲學史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他認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學遺產無疑是其中需要我們不斷努力和發揚的重點。」他舉例說，習總書記在他的講話中多次提到王陽明，而王陽明的心學對古代詩文小說創作的影響很大。第二，增加文獻考據類的文章。「一個學科的發展最終是從文獻做起，有紮實的文獻基礎，才能有深入的研究。」廊坊師範學院李世萍教授補充道：「研究內容可以更加廣泛，視角更加獨特，儘可能擴大受眾面，提升學術影響力。如學者治學、為人風範和一些追憶性的文章，我們應該及時刊發。另外，我們的節氣、節俗文化，包括我們的古代民間文化，比如說歌謠樂曲、琴棋書畫、飲食、名物研究等等文化，都可以納入研究視野。多一些詩意和韻味，不一定局限於學術領域當中。」

    寧夏大學胡玉冰教授認為，入選到《文學遺產》專刊中的文章觀點要有啟發性，言淺意深，雅俗共賞。杭州師範大學葉志衡教授指出，《文學遺產》專刊要引領學術研究的潮流，關注歷史的大事件。陝西師範大學張新科教授認為，《文學遺產》在理論高度上要再加強，體現更多的理論色彩。

五

    注重兼顧通俗化與學術化，注重各民族文學共通互鑒，也是與會學者熱議的一個話題。

    首都師範大學趙敏俐教授表示：「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面向大眾的基本定位下，《文學遺產》的文章應當短小精悍，可讀性強，吸引大眾的興趣，但是學術性也不能弱化。」中國人民大學徐正英教授贊成這種說法，他說：「我們應該盡量做到通俗表達和深度學術性的結合，同時，注重前沿性和系統性。」針對文章如何做到簡短性、學術性、可讀性三者的統一，深圳大學沈金浩教授認為：「簡短性是報紙版面的要求，剛剛很多人提到報紙要兼顧可讀性，但如果太有可讀性了，可能就缺少學術性了，所以這三者的平衡是一個難題。可以考慮刊發一些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刊發在方法、視角、維度等方面都有新鮮性和開拓性的內容。」吉林大學沈文凡教授認為，《文學遺產》一方面要堅持故事化與詩意化的結合，文字需要精練，耐咀嚼，有韻味，另一方面則要堅持典雅化與民俗化的結合。他認為：「文學是文化之學，古代文章之學不是文體之學，現在只將它作為文體之學，會使研究越來越窄。民俗化是有韻味，各個地區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各種各樣的韻味都通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方式展現出來。當然，故事化、詩意化、典雅化、民俗化、地域化的結合，是為了讓文章呈現更高水平。」

    中國傳媒大學姚小鷗教授指出：「《文學遺產》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重要，是樹立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因此文章需要有過硬的內容和質量。」他認為，作者要想把文章寫好，首先內容一定要好，同時，語言一定要流暢，通俗易懂。北京語言大學方銘教授認為，「光明日報的《文史哲周刊》代表了光明日報的文化高度和理論深度，因此，追求高境界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我們關注社會上關注度高、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又用讀者喜聞樂見的簡潔明了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樣就可以實現學術性和通俗性的結合。所以，通俗性與學術性並不矛盾，有時候正好是統一的。越是重要的問題，越是被人反覆思考的問題，我們就越要反覆再思考。反過來說，如果在歷史上很少受到大家關注，除非特別的例子，一般來說，可能就是不重要的問題。選擇大家關注度高的問題，它就是通俗的問題，不是複雜的問題。我們希望我們發表的文章不是研究假問題的、嘩眾取寵的，希望文字是最簡練、最樸實的，同時內容又是創新的。」大連民族大學李洲良教授建議：「古代文學要立足古代，繼而構建對未來有領導力的東西。古典雖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我們的研究理念要是現代的。我們的文風應該是用通俗優美的語言闡述很深刻的大道理，做到既通俗又深刻。」他認為，應該把最複雜的道理用最淺顯的語言說出來，而不是把最簡單的道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後一種文風是不值得提倡的。

    北京師範大學尚學峰教授和復旦大學吳兆路教授認為，既要進一步發揮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特長，又要重視它的普及性，使它的受眾更加廣泛，文化傳播與傳承的功用不斷擴大。與會專家還建議，要充分利用新媒體，建立微信公眾號，「我們要讓住在國外的讀者也能看到」；要整理結集出版優秀文章，恢復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文學遺產叢刊》的優良做法，方便讀者閱讀。贛南師範學院王利民教授補充說：「可以每年精選一些文章，列出目錄，整理成集，放在各高校的圖書館裡，讓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可以讀到，對學術也能有比較長期的影響。」內蒙古大學高建新教授說：「我們要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文學遺產》來培養讀者高尚的、美好的審美觀，讓初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都能獲得正確的價值觀。」聊城大學苗菁教授說道：「中小學是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揚的重要陣地，中小學老師和學生都有接受傳統文化熏陶的需求，所以，我們的《文學遺產》應當繼續向中小學、向基層教育延伸，增加對他們的影響。」

    西北民族大學多洛肯教授認為，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經歷了六七十年的發展，仍處於一種很尷尬的「自說自話」的狀態，沒有得到以漢族古代文學研究為主流的學術圈的認同和關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分科治學的固有觀念影響，另一方面也與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局限有關。後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我們對少數民族文學界限的執著與謹慎，這種界限其實就是對兩條標準的把握，一個是作家的少數民族身份，另一個是作家作品的少數民族特徵。他認為：「我們需要注意作家是否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要重視漢族學者對少數民族作家的評價，重視少數民族作者非民族化作品的創作，在文稿的選用方面突出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的跨學科特徵，將少數民族文學納入古代文學的主流。」中央民族大學黃鳳顯教授表示：「少數民族文學在審美意識、文學理念、文學功能、創作方法、表現形式甚至是文學意象等方面，帶有很多原創性的東西，可以和漢民族文學共通、互動，交叉借鑒，這方面《文學遺產》應當有所加強。」

    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方銘教授和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梁樞先生主持了這次座談會。

    （錄音整理：伊雯君、趙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