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的悲劇

   老六月雪

    崇禎1610年出生，1614年母親去世。1620年父親病逝。1627年兄長天啟帝病逝，他即位為帝。1644年自縊，終年34歲。從普通人的角度看，命運悲慘。他是歷朝歷代唯一一位朝代末期最勤勞節儉、清正廉潔的皇帝，然而，卻無力挽救大明。他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幹練，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歷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徵，卻「無力回天」，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

1644年，李自成造反軍攻破北京，守將先後開門迎降。崇禎帝得知後，親自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但未召來一人。於是，他與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壽皇亭，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憤然寫道：「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循著崇禎悲劇的17年，我們可以悟到許多東西。

積重難返，災禍連連，崇禎無力回天

     崇禎在位17年。即位之始，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烽煙四起。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崇禎從其皇兄朱由校那裡接收一座腐敗不堪、國庫虧空的江山。其實早在萬曆時代，整個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奸臣當道，閹黨橫行，明朝已是千瘡百孔、氣息奄奄。加之災害連年，老百姓餓殍千里，怨聲載道。以至陝川出現李自成、張獻忠等輩饑民造反。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崇禎雖事必躬親、日理萬機，卻也回天乏術。尤其是內憂之餘，外患也接踵而至，公元1638年，清兵已攻入山東一帶。之後，大學士孫承宗死難，大督師楊嗣昌殉國。令崇禎焦躁不安，一籌莫展，以至自毀長城，處死袁崇煥，造就彌天冤案，加速了明王朝滅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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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明史》）

       世傳皇太極施反間計，捕捉兩名明宮太監，然後故意讓兩人以為聽見滿清將軍之間的耳語，謂袁崇煥與滿人有密約，皇太極再放其中一名太監回京。明思宗中計，以為袁崇煥謀反。

       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將袁崇煥逮捕入獄。囚禁審訊半年後，在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煥咐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及至城下，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罪名於三年八月碟刑處死於西市，棄屍於市。行刑那天，袁崇煥毫無懼色，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刑場，「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　　

      「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

    整肅吏治揮舞雙刃劍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後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軍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朱由檢殷殷求治。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平反冤獄，起複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託付其收復全遼重任。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但是，崇禎的改革，始終是一把雙刃劍。

其一：清除閹黨清明了朝政，也失去了對朝中朋黨的制約。

崇禎皇帝繼位伊始，大力清除閹黨。明天啟七年十一月，朱由檢抓準時機剷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然後一紙詔書，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縊而死後，下令磔屍於河間。此後，將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崇禎皇帝剷除了魏忠賢集團，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興的可能。但是也失去了對朝中朋黨的制約，致使崇禎的政策受士大夫集團的擺布。 

其二：監督外廷大臣復致閹黨勢力膨脹。　

因對外廷大臣不滿，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其三：反腐倡廉卻失掉官心 。

       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很難維持正常的開支。清官海瑞生活在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只能買兩斤豬肉而已。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集體貪污受賄，成了官場潛規則。崇禎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大談節儉，簡單地用儒家道德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結果毫無作用。君臣關係之緊張，歷朝歷代大致無過於崇禎年間。

    1645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農民政權，百萬大軍從西安出發，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局勢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　  

國庫沒錢，崇禎無奈，只得求文武百官捐助。崇禎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他捐10萬兩，起表率作用。老丈人一個勁地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只能捐１萬兩。他卻暗裡進宮去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后背著崇禎給了他５千兩。其他大臣們，儘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 

用人多疑致使無人可用

後人評價崇禎和他的大臣：「君非亡國之君，臣盡亡國之臣。」明朝總共有163位大學士，崇禎皇帝的祖父萬曆皇帝，做了48年皇帝，只有19位大學士，而崇禎當政的17年里，他一共任用過50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8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越是急於求成，越是事與願違。

歷史學家認為，大明雖多庸臣、惰臣、和善於內耗的「亂臣」，但還不至於無人可用。崇禎頻繁換人，多因他自己的問題。人們普遍認定他多疑，其實，他不僅嚴重不信任大臣，也極度缺乏自信，因而導致了他的六下罪己詔，多次誅殺、懲治大臣。

    屋漏逢連雨天，多重災難紛至沓來，使崇禎對自己和大臣的不信任接近偏執。「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里，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復。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崇禎帝》）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1人、尚書4人、總督、督師7人、巡撫11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1644年，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軍將北京圍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訴崇禎，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這對心性甚高的崇禎來說，簡直是侮辱。為此，他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罪己。同時宣布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許諾如有人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封萬戶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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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臣錦衣衛王世德在《崇禎遺錄》中云：「烈皇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年卒以亡。天乎其人邪！凡禍之所以來，非無故矣。治國必需經濟之才，而以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故內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亂致治之才，滿朝無一人。皆貪污奸佞，詐偽成習，惟知營私競進，下民共咨而不恤，綱紀日壞而不問，百政廢弛，舉天下事委之吏胥。而在位者率朝夕飲酒賦詩，戕民取錢以自樂，循資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誅逆璫，斥抑宦官，虛心委任大臣。而所謂大臣者類如此，天下事尚可為乎？以致邊疆日蹙，秦、晉、中原，盜賊蜂起。環顧中外，無一足恃者。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圖匡濟。而廷臣方持門戶。如其黨，即力護持之，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必多方以陷之，務置之死而後已。而國事皆不顧，朋比為奸，互相傾害。使天子徇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展轉相循，賊勢日熾。天子孑然孤立，彷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然則國家淪亡，誰之罪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煌煌，詢問安危大計，而廷臣非慚汗不能言，即囁喔舉老生之常談以塞責。間有忠鯁敢言之士，而所言又皆疏闊迂腐，不知時務，不可用。實堪遺恨千古！」  

放棄南遷，失去延續國祚的最後機會。

在當時的情況下，「南遷」似乎是擺脫困境唯一可供選擇的方案。問題在於，「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崇禎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共識。但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出「南遷」。

不久，李明睿公開上疏，建議「南遷」。崇禎把他的奏疏交給內閣議論。內閣首輔陳演反對「南遷」，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的「邪說」，聲色俱厲地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李明睿極力身申辯，援引宋室「南遷」後，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覆論證，只有「南遷」才有中興希望。崇禎對光時亨的意見很是反感，當面訓斥他是出於「朋黨」的意氣用事，下旨：「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態度雖然十分堅決，但大臣們都緘口不言。陳演鼓動言官猛烈抨擊「南遷」的主張，崇禎感受到「南遷」的壓力，立場發生微妙的變化。他再次召見內閣輔臣時，作出和本意大相徑庭的決定：死守北京。前後判若兩人，實在是身不由己，對輔政大臣的消極輔政，顯得無可奈何。

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提起這段往事，無不唏噓感嘆。計六奇《明季北略》談到「南遷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認為反對南遷的光時亨等躬身投降李自成，說明反對「南遷」的人鼓吹「守國」，其實是另有所圖。主張「南遷」的李邦華卻以身殉國，證明了「南遷」之議，出發點是為了挽救危機，而不是為了躲避死亡。計六奇的評論極是。

    圖為明代崇禎時期生產的五彩文王招賢圖罐，現為英國巴特勒家族藏。

    讓後人同情和爭議的亡國之君

崇禎皇帝兢兢業業，勤勉勤儉。寧可煤山自盡，也沒把寧遠鐵騎調進中原打李自成，客觀上實現了自朱棣起歷代明皇們對臣民的承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崇禎的是非功過充滿爭議，「無力回天」概括了崇禎的帝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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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亂攤子，只好哭天抹淚地去了呦。」

　  1660年,明朝滅亡後的16年，清朝第一任皇帝順治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前往明十三陵祭掃，十七日致祭思陵，失聲而泣，連呼：「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順治將祭崇禎帝的祭文刻於碑亭後東門左，寫道：「惟帝英姿蒞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厲精靡懈。詎意寇亂國亡，身殉社稷。向使時際承平，足稱令主。只以襲敝政之餘，逢陽九之運。雖才具有為，而命移莫挽。朕恆思及，憫惜良深。今巡幸畿輔，道經昌平，陵寢在焉，顧瞻增感……」　　

　　崇禎的大臣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描述：「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弘治帝），英果類世廟（嘉靖帝），白皙豐下，瞻矚非常，音吐如鍾，處分機速，讀書如盈寸，手筆如歐陽率更。有文武才，善騎，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講射觀德殿，挽三石弓，發輒命中。暇則用黃繩穿墜石而用手擎之，曰：吾以習勞也。既蒞事，視容端，手容庄。」

　　明朝遺民在《甲申傳信錄》中寫道：「上英斷天挺，承神廟（他祖父）、熹廟（他哥哥）之後，黜邪黨，勵精圖治，勤勤然有中興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飢謹薦至，寇攘橫出，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嗚呼，英睿獻猷，宵衣旰食，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憾何極耶。」

李自成《登極詔》雲「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清人撰寫的《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給他的評價是：「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

大明的遺民們，更是將他認定為一代聖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 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 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殄；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卻又心細多疑，優柔寡斷；既刻薄寡恩、翻臉無情，又多情柔腸；他自製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他經常徵求大臣意見，但剛愎自用，不能虛懷納諫；他知人善任，任用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於殺戮，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他憫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詔，但搜刮民膏，加派無度，置百姓於水火；他勵精圖治，經常平台招對，咨政得失，與臣下論興亡之道，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終成孤家寡人，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

    綜觀崇禎17年當政，作為普通人，他少有可愛之處；作為帝王，多有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