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批延安舞會：同志們正倒在血泊中

資料圖：王實味

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近代中國研究所教授

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日常生活

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據地一直是學者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抗日根據地的社會史也開始受到關注。對於根據地社會史的研究，既有理論上的探索，也有實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不足，作為構成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主要內容的社會生活，學術界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朱鴻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學、半學術的形式展現了1937年至1947年陝甘寧邊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書中過多地運用了紀實文學的寫作手法，還夠不上一本嚴格的歷史學意義上的社會史研究著作）。因此，筆者從邊區的穿衣、吃飯、娛樂活動等方面，對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進行論述。

文章目錄

一、邊區的穿衣

（一）普通民眾的穿衣

>>在抗戰前，即使這樣比較粗糙的服飾也只是比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數貧苦人家常常是無衣可穿。在經過土地革命的地方，農民生活也十分困難，冬季沒有禦寒之衣。抗戰前邊區只有極少數富有人家服飾比較好，普通民眾以土布為主，而廣大貧困階層還是衣不蔽體。

（二）黨政軍學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領導敵後抗戰的中心，八路軍制服成為延安城裡黨政軍學「統一」的服裝。「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軍與邊區政府各機關工作人員都穿青布軍裝。」中共領袖也不例外，毛澤東經常「穿著棉布上衣，棉布褲子，同所有其他中國同志穿的服裝一樣，還穿著一雙粗布鞋。」

二、邊區的吃飯

（一）老百姓的吃飯

>>抗戰時期的邊區，農村經濟十分貧困，農村的飯食十分簡單，基本特點是過節時稍微吃好一點，農忙時吃稠點，農閑

時吃稀點。如延安縣川口區趙家窯村「每天吃飯二頓或三頓，吃得早，吃三頓，遲只兩頓。有面時三五天吃一次，沒面時十幾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數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過年一定吃」。

（二）黨政機關的吃飯

>>抗戰時期，邊區的機關、部隊和學校是供給制生活，吃飯以小米為主。按照規定，供給的標準是：「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4.陝公、抗大是七分錢；5.醫院是一角。」大生產運動後，機關、部隊、學校不僅開荒種地，還建立起了各種副業，如養豬、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 月，中直、軍直機關吃大肉12.8萬斤，牛肉0.6萬斤，羊肉1.5萬斤，（《中直軍直展覽會結束》，《解放日報》1943年11月24日）。合計 17.9萬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約3斤肉（《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8編《生產自給》，第499頁）。這樣的生活是當地的普通百姓無法相比的。

>>據有關資料披露，邊區政府機關按照行政級別和資歷的不同，在吃飯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個標準。其中對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體規定，招待不同級別的客人吃飯的標準也有差別。1943年隨著邊區經濟的好轉，提高了不同行政級別人員的吃肉標準，規定「1、西北局黨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豬肉，特別保健者經常委批准每月八斤豬肉。2、政府廳長、西北局處長、科長以及各分區書記、專員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豬肉。3、縣委書記、縣長以及分區一級的科長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豬肉。 」。這些規定反映了黨的高級幹部與一般幹部在食物供應上的差別，也反映了邊區黨政軍機關與邊區農民之間生活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和平時宣傳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三、娛樂生活

（一）晚會和秧歌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邊區興起了新秧歌運動，於是扭秧歌成為邊區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內容。「在延安經常從事於秧歌工作的，有魯藝的文藝工作團，留守兵團政治部，邊區文協的戲劇委員會等，在去年（指1943年——筆者注）開展秧歌運動一時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個秧歌隊，差不多每個機關都有一個。今年春節，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會，表演了近百個劇本，其中大半是民間秧歌隊出演的。綜計現在全邊區共有六百個民間秧歌隊，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據丁玲的估計，在邊區人民中，每十二個人裡面必有一個人是扭秧歌的。」

（二）周末舞會

>>周末交際舞會最初是延安「上層」社會的主要娛樂方式。隨著交際舞會在延安的興起，部分中共黨的高級領導人和八路軍將領十分熱衷於跳交際舞，一些年輕的女同志則被邀請作為舞伴，交際舞會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活動就

變得另有所圖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了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這樣延安交際舞會的意義就不同一般，「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的軍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

>>隨著抗日戰爭艱苦環境的到來，對延安交際舞會的不滿從夫人們延伸到知識分子。性格開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節有感》中寫到：「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裡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地傳播著，然而只要她走到那裡，那裡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的眼睛都會望著她。」如果說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帶」地批評了熱中於舞會的幾個「舞星」，那麼王實味批評的不僅僅是幾個「舞星」，而針對的是整個延安的周末舞會，他的批評十分激烈：「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經歷了「王實味風波」後，舞會仍然回到了「上層」社會，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楊家嶺、棗園、王家坪成為整風運動後交際舞會的主要場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一位在延安從事機要工作的人員回憶說：「不論在楊家嶺，還是棗園，中央書記處和機關舉行周末舞會的時候，都是我們機要科的同志擔任樂隊伴奏，所以能比較多的見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

一、邊區的穿衣

（一）普通民眾的穿衣

由於受自然環境和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影響，邊區民眾的傳統衣料比較粗糙、簡單。如慶陽民眾穿衣以土布、皮毛為主，男女衣著「均不尚華美」（《慶陽縣誌》，1931年修，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頁）。不同性別、年齡、階層的人穿著不同，男人穿滿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圓頂瓜皮帽；女人穿自製土布淺色滿襟寬袖上衣；鄉紳、文人及富者著黑色綾綢或土布長袍，外套藍色綾布或綢緞褂子，戴禮帽（慶陽地區志編纂委員會：《慶陽地區志》第3卷，蘭州大學出版社，第942頁）。在陝甘寧北部一些以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陝北社會》，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35、129頁）。在抗戰前，即使這樣比較粗糙的服飾也只是比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數貧苦人家常常是無衣可穿。在經過土地革命的地方，農民生活也十分困難，冬季沒有禦寒之衣（《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輯，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頁）。抗戰前邊區只有極少數富有人家服飾比較好，普通民眾以土布為主，而廣大貧困階層還是衣不蔽體。

抗戰前期，雖然邊區農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農民穿衣仍然存在著困難，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域貨物流通，幾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運往邊區」。布匹來源少，布價飛漲，購買布匹在貧苦農民家庭的支出中佔有很高的比例，如對延安一鄉20戶新來移民難民調查，其買布開支占家庭總支出的66.8%（《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3編《工業交通》，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頁）。1941年1月對延安縣趙家窯村調查，因布匹太貴，到了夏季農民將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當單衣穿（《延安川口區四鄉趙家窯農村調查記》，《解放日報》1942年1月13日）。定邊縣城區「人們在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