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窮人遇上富人

    R onald Inglehart，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經濟學家

    印度德里街頭的擦鞋人和他的顧客。

    非洲經濟發展拉近了貧富差距，但是全球經濟不平等性依舊嚴重。

    在20世紀80年代，有「新保守主義教父」之稱的艾文·克里斯托爾（Irvin gK ristol）曾發表一篇文章，諷刺左派經濟學家對於收入平等的執著。他寫道：「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們煞費苦心，計算『基尼指數』和收入變化趨勢，普通美國人對結果卻不感興趣。按照我的理解、基於我對過去3 0年數據的研究，美國的收入分配並沒有太大變化。」

    即使艾文·克里斯托爾所說的「沒有太大變化」不是他捏造的結果，但此時非彼時，今天的情況已經不一樣。連大師也不得不承認，如今的客觀現實跟他收集數據的時候相比，已經徹底改變了。

    過去10年，對於美國大多數家庭而言，實際收入和資產水平處於停滯不動的狀態，這卻不妨礙少部分最富有者，其財富像坐火箭一般猛漲。儘管國家之間會略有不同，但總體來說，收入差距擴大是所有發達國家的現狀。

    傳說中的「溫水煮青蛙」是誤導，事實上當青蛙感受到水溫上升不能接受的瞬間，就會從鍋里跳出來。人也如此。

    天下不公的原因、結果是什麼，應該怎麼做？我們找來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的頂級經濟學家，希望他們的分析能給以上問題帶來解答。

    學者觀點1

    不平等是經濟和政治權力在精英跟大眾間的搖擺結果，驅動搖擺過程的，是現代化進程。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經濟學家R onaldInglehart分析說，過去100年，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等曲線呈現一個巨大的U形，開始很高，後來逐漸下降到谷底，然後又再陡然上升。

    1915年，最富有的美國人（佔美國總人數1%），擁有全美18%的年收入。這個比例在1930年快速下跌，之後一直維持在10%以下直到20世紀70年代。但在2007年，同樣1%的富人，其收入佔到總體收入的24%！如果不是參照年收入而是家庭資產，那經濟不平等性拉開得更快。30年前，最富有者擁有的股票市值佔9%，現在則上升到22%.2011年，最富有者控制了美國所有財富的40%！

    有數據顯示，在1980年到2009年期間，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所有成員國中，除極個別之外，都存在收入不平等性快速拉大的情況。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 hom asP iketty）認為，收入不公擴大化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徵，他指出，20世紀的中間50年，即不平等有所緩解的期間，是特例，原因是偶發性、強大外力的作用。外力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的大蕭條，它們促使政府採取促進收入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如今這些外力的震撼餘波已經褪去，經濟生活回歸常態，這個常態就是「經濟和政治權力只集中在少數寡頭手中」。

    雖然皮凱蒂的理論有不少需要修正之處，但他的以下說法是正確的：「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經濟不平等性均在擴大。」

    經濟的不平等，貫穿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在資本主義時代，不公趨勢加劇。

    在狩獵與採集時代，人人都有參政技能，通過語言交流，談論的事情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決策往往在村落里完成，決策層包括所有男性，那種社會形態相對屬於平等主義。

    進入農耕社會之後形成了固定社區，因為有足夠食物因此可以支撐一群精英，精英是軍人或者掌握高等交流技能的人。受過教育的管理者能控制大帝國，掌握數百萬人命運，這種政治規模要求特殊技能，其中包括讀寫。能否掌握文字技能成為區分少數精英和大眾的最重要原因，其次是地理位置。那些散居、地處偏遠、不會書寫的農民很快完全失去參與政治的機會和能力。精英和大眾的距離一旦產生，經濟上的不平等性就迅速急劇加大。

    資本主義時代早期不公狀況加劇。因為工業化導致對工人無情的剝削：低工資、長工作時間、沒有《勞動法》保護、資方壓制公會等。但是，最終持續的工業革命縮小了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距離，因為地理和教育重新闡述了參與政治的技能要求。城市化進程縮小了地理距離，工人被集中在工廠里，交流方便；文字普及教育使大眾開始接觸國家政治，公會、民權的興起，還有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使得政府不得不實施大量再分配政策，對縮小20世紀的經濟不平等做出貢獻。

    但後工業化時代的來到又改變了一切遊戲規則，現代福利制度的成功，掩蓋了再分配政策的迫切需求。非經濟議題的出現更深地切開了社會階層之間的距離，政治身份和環保主義把富裕選民推向左翼，而文化原因又把很多工薪中產推向右邊。全球化以及去工業化的過程都削弱了公會力量，而數字革命則協助開啟「贏者拿走全部」的經濟。所有這些聯合起來侵蝕著再分配政策的政治基礎，隨著再分配政策不再受歡迎，經濟不平等性自然開始上升。

    今天發達國家依舊獲得矚目的經濟增長，但大部分流進了坐在收入分配階梯最頂端的人的口袋裡。階梯下方的人發現收入不僅停滯不動，甚至減少了。富人再次利用特權來塑造政策，這些政策通常不代表中產和低收入階層的利益，只會加速財富集中化。政治學家馬丁·季倫思（M artinG ilens）曾發表研究結論證明美國政府的首要反應總是關注前10%富人的利益，而大眾的利益幾乎不會影響政府政策。

    今天的階級衝突不在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而在極少數精英和普羅大眾之間。

    優勢會有一種積累效應。在相對富裕家庭出生的人會有更好的營養水平和健康照顧，智力開發和教育更好，未來能利用的社會資源也更多，這些都造成持續趨勢令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只是，這種趨勢會走多遠將取決於政治領袖和政治機構，經濟鴻溝拉開還是縮小，最終還是個政治問題。

    今天的階級衝突不在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而在於極少數精英和普羅公民之間。所以，發達國家當今最關鍵的政治問題，是何時能發展出對大眾利益的關注，今天的趨勢如果繼續，壓力就會不斷積累，最終選民會要求政治打破不平等，現在已經出現了種種跡象。

    環保、性別、墮胎權利、性選擇……等議題將工人階級拉向政治右邊，將中產階級拉向政治左邊。價值觀決定選舉結果。

    在20世紀，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投票支持左翼政黨，中產及以上階層投票支持右翼，幾乎70年里這是一種常態，黨派和政府也明顯傾向支持者的經濟利益。可是20世紀後期起，無論是經濟的本質、公眾的態度還是行為都改變了，工業社會讓位給後工業社會，在很高經濟和安全水平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呈現出明顯「後物質化」心態，他們更關心自主和自我表達。伴隨「後物質主義」在公民中越來越流行，政治中出現了新議題，這些議題導致階層之間的經濟衝突減弱，政治兩極化趨勢明顯。這些因素在今天可以總結為環保議題、性別平等、墮胎權利、性選擇自由以及移民政策等。

    所有這些議題都拉動工人階級靠向政治右邊，強調某些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性；又拉動很多中產階級向政治左邊移動。此外，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因為大量移民的來到改變了種族構成，這些移民往往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夾帶著不同語言、文化、宗教。少數缺乏安全感的群體認為這種文化改變正在侵蝕社會價值和傳統。所有這些，給傳統政黨帶來額外壓力。今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總是非經濟的。

    傳統的政治兩極是因為經濟態度不同，工人政黨代表的左翼、保守政黨代表右翼；但今天政治兩極有了新領域，那就是「後物質主義」政黨在一極，極端排外政黨在另外一極。經濟和收入早就不是選舉的指標，非經濟因素成為公眾的政治偏好，選舉從由階層決定變成了由價值觀決定。

    現代化的悲哀：技術革命和技術產業的興起沒能給下一代帶來充分就業機會。

    1860年，美國絕大部分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到2014年，農業勞動力僅佔2%.由於有了現代農業技術，只需很少人就能生產出足夠所有人消費的糧食，隨著農業社會朝工業社會過渡，農業相關的大部分工作機會永久性消失了，但這並未造成大量失業和貧困，因為工業部門增加僱傭了大量人。

    在21世紀，自動化和產業外包導致如今美國製造業職位僅佔整體勞動力的15%，但這也未曾導致大量失業和貧困，因為服務業強勁崛起並僱傭了80%的勞動力。

    服務業中有一部分跟知識經濟有關的職位應該被分離出來，即那些集中運用知識、對技術進步和科技發展有明顯促進的活動，如今稱之為「高科技產業」，包括全體在信息、金融、保險、專業領域、科學和技術行業的就業者。這次技術革命啟動不久經濟學家預料高科技行業能帶來大量高薪職位，但事實並非如此，想像中的職位並沒有明顯增加。統計數據顯示，高科技行業的職位比例在30年內維持不變。跟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時全然不同，技術革命和技術產業的興起沒能給下一代帶來充分就業機會。

    知識產業興旺未必能保證專業人士活得滋潤，錢都去了精英那裡。

    最初只有低技能工作會被自動化取代，逐漸地高技能的職位也步後塵。律師搜索案件卷宗的工作已被計算機代替，軟體進行醫療診斷甚至比醫生更精準。教育和新聞報道行業正在被計算機替代的過程中，最終計算機程序編寫也將完成計算機化。結果是原本在收入分配階梯較上層的人都發現收入水平停滯不前，而G D P實現的增長絕大部分被在最頂端、極少數的金融家、企業家和高級管理人享受了。最終的結果是很少數收入極高的人將統治未來經濟，大多數人只能找到不穩定工作，為少數人服務，可能作為花匠、管家、保姆、髮型師或其他。這就是未來的社會結構，而今天在矽谷已經呈現。

    後工業化社會的到來導致低技能人群的生活預期變得異常狹窄，我們一度以為知識產業的興旺能保證擁有高教育背景、高級技能和專業知識的人活得不錯，但最新證據顯示恐怕連這一點都是奢求。

    1991年到2013年的數據顯示，儘管這類人的收入比低技能、低教育勞動力高得多，但其收入水平也不曾增長，也就是說，收入停滯在所有教育背景的就業人群中都一樣。問題不是經濟本身不發展，在這期間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那麼錢都去哪裡了？去了精英中的精英那裡，他們是最大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在所有高級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教授、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收入都停滯不前的十幾年中，美國大公司高管的收入卻翻了3倍。如果從更長時間段里看這規律更明顯而驚人：1965年美國前350家企業的C E O的薪水是一般工人的20倍，1989年是58倍，2012年是273倍！

    以往我們看到經濟因素塑造政治潮流，但現在則是社會和理念的力量在改變政治並影響著經濟圖景。

    現代化進程到今日已把經濟分成一小群同質的精英贏家和大面積異質輸家，工業社會時代取得的社會流動性眼見要完全消失。市場力量目前還看不出能糾正這個趨勢，或許政治力量可以。隨著不安全感和經濟貧困愈發強烈，公民的態度會改變，繼而影響政府政策。

    過去20年，全球範圍內對於收入不公的關注在明顯增強：1989年多數發達國家的民眾認為收入差距應該拉開以作為對個人努力的刺激，今天多數人認為收入差距必須縮小。在如今的後工業化社會，大部分人受過良好教育，接受充分信息並擁有了參與政治的技能，但大眾的政治代表性和有效性，有待於經濟階層和公共利益的再次覺醒。當文化議題依舊超越經濟議題主導著政治和選舉，要想以經濟議題重新主導政治還需要時間。

    現代化進程的本質是經濟的、社會的、理念的和政治的潮流相互影響。以往我們看到經濟因素塑造政治潮流，但現在則是社會和理念的力量在改變政治並影響著經濟圖景。今天被少數人統治的經濟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變革，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學者觀點2

    世界經濟一體化幫助富人更富，窮人怎能趕上？

    談到財富和收入，人們通常都跟身邊的人比較而不考慮地球另一端的情況，就像一般法國人不會關心亞洲的居民生活水平，反之亦然。若考慮到經濟不平等性則應將地球視為一個社區，應該比較富有的法國人和亞洲的窮人，以及富有的亞洲人和法國的窮人。

    通過這個透鏡，我們能看到太多明顯趨勢。

    首先，全球性的不平等遠遠超過任何國家之內的不平等。這個結論應該不出奇，經濟不平等首先體現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和最貧困國家之間的差距。

    其次，2000年前後20年，全球經濟不平等性其實呈下降趨勢，這令很多人深感吃驚和疑惑。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大面積崛起，進入21世紀後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快速發展也作出貢獻。只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繼續領先發達國家，全球經濟不平等性還會持續下降。

    第三，雖然從全球範圍看貧富差距縮小了，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分配不公曲線卻集體陡然上升。具體數據仍有爭議，眾多經濟學家難以統一意見，是因為難以準確計算最富有者的收入和財富。但所有國家分配不公加劇已成為趨勢，要想扭轉局面必須靠政府再分配政策、加強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監管、制定全球協議堵住稅務漏洞，減少所謂的避稅天堂。

    難以準確計算全球「基尼指數」，一次也難以準確衡量收入公平程度。

    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衡量收入公平程度，「基尼指數」為0時代表一種理想狀況，每個人收入均等；「基尼指數」為1代表極端不公，一個人擄走了所有錢，其他人都是零收入。在歐洲大陸「基尼指數」一般在0 .25到0 .30之間，美國是0 .4附近，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南非，「基尼指數」能達到0 .6.如果將全球總人口一起考慮，那世界的「基尼指數」是0 .70———如此之高，超過任何國家。

    計算全球「基尼指數」對經濟學家是一項挑戰，因為一些統計數據難以獲得或根本不準確。好像墨西哥，政府的收入統計數據竟然忽略了將近一半的家庭，至於那些索性缺少官方統計數據的國家，經濟學家們只能估計。此外必須把每個國家的收入轉換成一個通用貨幣，還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生活水平進行調整。最終全球經濟學家的統一意見是，在2008年到2012年期間全球「基尼指數」不低於0 .70.

    每個國家都能目睹貧富差距在擴大，最大經濟體尤其要對這個局面負責。美國的「基尼指數」從1990年到2013年之間上升5%，高於全球平均，中國和印度緊隨其後也是「基尼指數」上升最高的經濟體之一。歐洲大陸的社會保障系統較為完善，但全體「基尼指數」均上升，包括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

    好消息：整體不公的程度下降；壞消息：「基尼指數」可能被低估。

    好消息是儘管全球經濟衰退，但整體不公程度下降的趨勢有望會持續一段時間。擁有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的中國和印度，經濟仍有很大發展潛力，就算在未來10年增速放緩，但只要高於發達國家仍能期待全球貧富差距繼續縮減。對於拉丁美洲和南撒哈拉非洲較小的經濟體來說，未來經濟增長預期沒有中印樂觀，這裡主要依靠原材料出口，而世界大宗商品貶值已持續一段時間，結論是未來幾十年全球「基尼指數」會緩慢下降，但速度不能跟過去30年相比。

    壞消息是每個國家的「基尼指數」很可能被低估。被低估的重要原因是經濟學家經常低估富人的收入以及資本產生的收入，而資本收入在超級富豪的收入中比重最高。稅務數據已證明就算是發達國家的統計系統也無法準確計算超級富豪的財富。經濟學家同樣警告，在發展中國家，其「基尼指數」快速上升，會抵消經濟增長帶來的正面效應，引發民眾抗議甚至帶來政治動蕩。

    全球化是導致美國等國家經濟不平等、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對於美國這樣擁有大量跨國公司的經濟體，全球化是導致經濟不平等性增加的重要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大公司將生產線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直接促成亞洲經濟繁榮，尤其是亞洲的加工出口以及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資源出口。大公司降低生產成本同時面對全球消費市場，利潤以驚人速度增加甚至短期翻倍，可是整個過程中大量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實際上減少了。

    全球化過程中經濟自由化也直接拉開了貧富差距。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改革。伴隨全球化進程，這些改革不僅拉近了印度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卻也在國內製造了一個新的精英群體，他們在市場化改革中暴富，一般大眾卻被遠遠拋在後面，貧富分化幾乎失控。

    經濟自由化改革在發達國家同樣助長不公，政府傾向減稅政策、減少社會福利，對金融監管放鬆等都幫助富人的資產快速增值，窮人原地踏步甚至更窮。過去20年的全球化進程讓公司、人力、資本、原材料、商品在全球自由流動，使得政府想要對抗貧富分化變得困難，例如公司和富人輕而易舉就能朝低稅率國家轉移資產；技術革命讓海外「避稅天堂」比任何時候都更興旺；產業更新對低技術工人是嚴苛甚至殘酷的；經濟格局對管理者則越來越有利。

    未來要靠非洲降低全球的不公。因為非洲人口即將佔全球2 5 %，其經濟發展決定了全球的貧富差距狀況。

    未來如果期待全球經濟不平等性加速下降，就要靠非洲大陸，這是在過去30年全球化中受益最小的地區，也將是未來30年貧窮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最重要的是，35年後非洲人口預期會翻倍，佔全球人口的25%，只有非洲經濟發展，大量年青人不會在沒有找到工作機會之前就陷入長期貧困，世界貧富差距縮小的趨勢才能維持。

    如果每個國家不理會貧富分化狀況，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會醞釀，直接反對經濟全球化，這個現象從歐洲明顯強硬的仇外主義已能看出。

    不管保護主義論如何反對全球化，全球化依舊是讓世界眾多貧困者快速脫貧的唯一方法。每個政府都應努力減少社會中種族、性別和社會歧視，消除歧視是平均生活水平的先決條件，政府也要勇敢地對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進行監管，稅務政策要有進步性並不斷完善，堵住富人的逃稅和避稅空間。國際社會也要集體努力，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透明度。國際組織例如G 20集團和世界經合組織應該與各國政府共享信息，如此打擊海外避稅。只有每個國家每個政府都承擔責任努力減少貧富分化，世界才能大同。

    學者觀點3

    人類是否有機會克服這一次的不公危機？

    關於經濟不均等、收入不公現象最近有了集中討論，大約的一致意見是：不公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一場危機似乎正醞釀著。但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不曾採取行動，不要說陳述現狀，而是默默忍受、被動接受各種形式的不平等以及製造不平等的機制。結果是大眾心理上廣泛不滿，行動上卻處於被動。

    可以說，這是個「波絮埃困局」。

    17世紀法國著名神學家波絮埃曾說：「上帝會嘲笑這些對結局哀嘆，卻為起因喝彩的人類。」今天人們哀嘆全球經濟不公，驚駭於統計數據和極端貧富對照，卻把生活中細微而持續的變化理解為個人合法選擇跟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

    最近在法國進行的一個民調就說明了這種矛盾心態。在回答提問「是否感到收入不平等併產生不公正的感覺」時，接近90%的受訪者認為收入差距應該縮小，全部受訪者認為一個公平的社會需滿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求：教育、食物、健康和救助。但57%的受訪者又說，在一個有活力的經濟體重下，收入不公無法避免。85%的受訪者相信，如果高收入能激勵個人努力和美德，那麼收入不公是可以接受的。

    大眾對不公心理上不滿，行動上被動，原因有三。

    這種矛盾是厭惡和無序結合的產物。厭惡是公眾對於擴大中的貧富差距產生強烈道德厭惡，無序是對現象和原因的理論研究還處於混亂中，難有一致意見，致使多數人認為人類無法改善或扭轉經濟不平等。

    但是，上個世紀早中期，西方國家政府曾做出努力明顯減少經濟不平等，儘管各國並沒有統一認識。它們這麼做是由三個原因驅動。第一：擔心如果沒有改革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動蕩；第二：兩次世界大戰的聯合影響；第三：個人對全人類命運的責任感整體下降，也就是人們不再有「造福全人類」的責任心，更強調自身經濟利益。這三個因素聯合作用促使西方政府在1930年到1970年期間推出大量再分配政策，例如社會保險計劃、最低工資制度、幼兒、婦女和老人的福利保障以及進步性的收入稅制度。所有這些構築了強大社會福利，並協助經濟向平均主義靠攏。

    最近十多年，以上三個驅動力集體消失，政府不再重視平均主義政策，結果貧富分化嚴重且積重難返。

    只有從理論上研究「是什麼曾經促進公平主義」才能思考如何回歸平均。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強大以及民權運動給所有人普選資格，這兩點給西方傳統精英層帶來無比壓力，不得不面對艱難選擇：只有在經濟上讓步，才能避免社會風險。

    世界大戰編織了新的社會紐帶，戰爭也強化了國家身份和公民意識。當時一位美國國會議員說：「人為國家付出生命，美元也應為國家付出生命」。這個政策為後來進步性收入稅制度打下基礎，到1944年，美國的最高邊際稅率居然達到94%.

    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知識和道德革命協助完成了再分配。社會價值觀不再強調個人才能，而強調每個人對社會的責任，這其實就是平均主義的理論基礎。

    在這種環境下，20世紀的相當長時間裡政府和慈善組織的主要工作就是區分「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

    20世紀中後期，隨著戰爭和蕭條的影響逐漸消逝，個人行為不再被認為是造成社會後果的原因，反之，個人處境被認為是社會作用的結果。在這種思潮下，廣泛社會保障網路建立了。

    同時改變的還有經濟運作方式，20世紀中期開始人們不再歡慶創新和企業精神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轉而強調管理和組織。這在通用汽車和IBM在上個世紀中後期的發展中顯而易見。當時的管理學理論家都表示，管理層收入跟一般僱員的收入比例不應該超過20：1.可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高達200：1甚至更高。

    以上潮流都導致即便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共識，工業社會仍在上個世紀的50年時間裡有效縮小貧富分化，只不過從過去十年看來，潮流全部逆轉。

    如果我們希望回歸相對平均的社會，就要求整個社會對平均、公平有充分一致的定義和理解。

    公平並不是把某些人劃在圈子裡，營造同質效果並把其他人排斥在外。所以在歐洲明顯抬頭的排外主義、仇外主義就違背了公平。遺憾的是在如今中產階級收入普遍停滯、發達國家多數面臨經濟衰退的時代，仇外已在大西洋兩岸形成穩定政治力量，所有外來者、外國人、移民、難民都被描述成「敵人」。

    公平也不完全是機會均等，因為社會、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是一代代人遺留下來的，但公平是一個機制能進行有效再分配，再分配現金、貨物、特權、社會資本和其他資源。公平是大眾跟精英能在儘可能一樣的平台上競爭，有效的制度負責把兩者之間的距離拉近，把不同條件儘可能同質化。

    公平也不完全是數字化的，統計數字雖然能把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經濟狀況跟其他人作客觀比較，但是除了經濟，公平也有社會和政治屬性，這是很難被量化的。

    公平只能產生在同質、互惠、共性的社會結構里。

    同質並不要求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樣，同質是儘可能消除特權，但依舊尊重自主和個性。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特性，同質是一個平均卻多元的局面，而尊重多元化本身就是公平的標準。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創造自己的路，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他們又是同質、可以彼此比較的。

    互惠要求社會裡的每個人都相互承認彼此的權益，尊重並不去傷害別人的權益，這也是民主的標準之一。

    共性要求社會的規則是一致的。研究顯示，當不同的規則對應不同人群時，人們尤其感覺到不公平，人們憎恨雙重標準，憎恨那些試圖操縱遊戲規則滿足個人利益的人。這些憎恨會快速蔓延導致公眾喪失對社會的信任，進而削弱福利社會的合法性。

    共性也要求每個公民視國家和社會為一個整體。民權和人權運動發展到今天已完全重新塑造了個人的定義，但公民也是一個社會概念，公民不僅僅是個人被賦予種種權利，公民的定義也包括跟其他人相互聯繫，每個公民相互影響。公民的關係不是朋友、親戚或者盟友，而是共同組成社會的人。公民應該意識到個人行為會影響他人進而影響社會，這種影響可能是積極或者消極的。

    如果沒有戰爭、經濟大蕭條此類外力來支持重返平均主義，那麼實現經濟平等的唯一手段就是建立一個同質、互惠、共性的社會結構。社會中的每個人對於公平都能有強烈的領悟，這樣才能給公共政策創造民意基礎，這樣才能鼓勵政治家去扭轉潮流。

    如果每個公民充分理解並尊重同質、互惠、共性的含義，人類社會不僅能實現經濟平等，還能實現社會和平和政治合作。

    專題編譯：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