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的局限性及創造性轉化

06-02

劉戟鋒/林禕

【論文分類】倫理學

【論文網路來源】http://www.csscipaper.com/B8

【期刊期數】2006年09期

【論文期刊來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3期第63～67頁

【英文標題】Limi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and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gh-Tech Age

LIU Ji-feng, LIN Wei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3, P. R. of China

【作者簡介】劉戟鋒/林禕，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3

劉戟鋒(1957—)，男，湖南邵陽人，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林禕(1981—)，女，遼寧鞍山人，國防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從事科技哲學研究。

【內容提要】人類進入高科技時代後仍然面臨一系列挑戰，應對這些挑戰是我們時代的重大課題。儒家倫理作為中國寶貴的傳統文化資源雖然存在諸多局限，但其優秀成份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對今天高科技的良好發展和解決高科技帶來的許多問題仍然起到巨大的規範、導向和推動作用。我們應克服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的局限性並促進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

In the high-tech age, people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How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Though Confucian ethics has many limitations, its fine elements still keep their vitality and may be used to; promote healthy hi-tech development and solve many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hi-tech. Therefore, we should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and push forwar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high-tech age.

【日期】2006-03-10

【關鍵詞】儒家倫理/高科技時代/局限/轉化Confucian ethics/high-tech age/limitation/transformation

中圖分類號：B 222. 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60X(2006)03-0063-05

科學技術是人類歷史發展舞台上最活躍的因素之一，它自身所具有的對傳統思想的懷疑和挑戰，使得作為理論形態的科學技術常常成為倫理道德思想解放的先導。而倫理道德在社會發展中具有穩定性的特徵。當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生變化後，舊道德還要以風俗、風尚和民族心理的形式在人們的思想中滯留相當長的時間。科學技術的活躍性和倫理道德的穩定性客觀地造成了兩者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結果使得一方面科學技術不斷地向傳統的倫理道德發起衝擊，另一方面傳統倫理道德不斷改造自己的形式和內容，以適應社會歷史發展的需求。

高科技對倫理的挑戰

倫理受現代科技發展衝擊而引發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與自然界的矛盾問題。高科技給人類征服自然提供了更先進的工具，從而形成了以人為宇宙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毋庸置疑，人類中心主義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然而，同時也帶來了人口增長過快，糧食短缺，能源和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全球問題」。「全球問題」深刻地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的矛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傳統倫理僅僅局限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來討論道德問題的做法開始受到了質疑。

第二，科技發展與傳統的愛情、婚姻、家庭倫理的矛盾問題。科技創新產生的新型生育方式打破了人類幾千年來自然繁殖的常規。新型生育方式包括人工授精和無性繁殖，尤其是無性繁殖，又稱克隆科技，將引出一系列的倫理和社會問題。它會不會導致人類基因庫的單一性，降低人的適應能力？它會不會引起家庭親子倫理關係的混亂？它與其他人的關係又如何處理？還有人提出，克隆科技的出現，是否表明人類數千年所信奉的倫理原則及其根據已失去有效性？果真如此，這是否同時意味著應該建立一套新的原則及其根據的體系？克隆科技的出現還產生了一個親子之間倫理評價的難題。隨著科學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成果與沉澱於人們內心深處的傳統倫理文化觀念的衝突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網路技術和通信技術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虛擬空間和虛擬生活的出現使人類人際關係方面的傳統倫理道德規範顯現深刻的危機。同時，隨著科技進步和人們交往、生活方式的轉變，人們越來越多地傾向於追求個人物質生活享受。大部分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向高消費社會邁進，人們把追求高消費和物質享受當作幸福，那麼，高消費是否就意味幸福？另外，消費社會對資源的無節制開採導致不可再生性資源枯竭和環境的惡化成為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上述3個問題既是高科技衝突倫理所引發的問題，也是儒家倫理應對科技挑戰應著力面對的問題。

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的局限性

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存在許多局限，一定程度上將成為科學技術發展、人類社會進步的桎梏。其局限性主要體現在：

第一，積極入世精神對純粹科學的忽視。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大特點就是注重道德原則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運用，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孟子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這種觀點是從現實的角度提出要維護社會穩定，對百姓進行道德教化，必須使他們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而物質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有賴於生產等技術的改進，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技術化的科學就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可是，純理論科學的發展便被忽視、難以發展成熟。

第二，德教中心思想對科技價值觀的排斥。張岱年先生在《孔子哲學解析》一文中對孔子有「重德教而卑農稼」的評價。孔子反對「君子」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實踐。《論語·子路》中記載，樊遲請學為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由此看來，在他眼中，「禮」、「義」、「信」才是應該學的，所以，向他請教如何種菜的樊遲只是小人。孔子的教育內容是以倫理道德為主。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這裡的學指的不是自然知識，而是「克己復禮」之類的提高自身道德品質的思想。文化知識的教育也是為了服從道德教育的需要。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忽視自然科學知識，鄙視生產勞動技術，這種以倫理為核心，排斥其他知識的教育思想是極其不利於科技知識的傳播和發展的。除天文學、農學、醫學等因與社會穩定有關而與傳統的倫理思想相容外，其他的科學技術都被貶斥為「奇技淫巧」。這樣，中國儒家以德教為核心的倫理思想便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

第三，宗族等級觀念對科學精神的壓制。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宗族為本位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以血緣和親情關係為藍本的各種人倫關係得到特別的關注。「人倫」一詞最早源於《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這裡所謂人倫即是人的5種反映尊卑等級關係的觀念，經過後世儒家的不斷演化，又進一步發展成「三綱五常」理論。中國古代的人倫思想滲入了等級依附的消極內容，並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禁錮著人們的思想，不利於個體獨立人格的形成，從而抑制了民主自由的科學精神的發揚。另外，在由氏族轉化而來的奴隸制社會和深受血親關係影響的封建社會，還保留了氏族社會對外的排斥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妨礙了科學技術的流傳。技術的繼承往往只靠家族的秘傳或行會師授，使得技術長期被封閉在某個家庭或行會這樣有限的領域內，除了關係到整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水利等公益事業外，大多數作為天下之公器的科學技術都是秘方，甚至失傳。這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多只能靠個人經驗的積累，這種發展顯然是極其有限的。正為英國物理學家貝爾納在探討科學研究的效率時曾提出的：「有兩個因素嚴重影響工業科研工作的效果。一個是籠罩著科研工作的普遍的保密氣氛，另一個是科研工作者個人缺乏自由。」[1]

第四，德政一體化造成了單一的「大一統」科技。中國古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基本結構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宗法等級制，反映和調節宗法等級關係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必然與治國安邦聯繫在一起，以發揮其「綱紀天下」的政治功能，由此形成了道德與政治一體化，這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儒家倫理思想中，德政一體化的特點十分明顯。以仁義之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功能就是「列君臣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維護宗法制度。「三綱五常」既是道德原則，也是政治要求。在早期的儒家思想中，倫理和政治是沒有區別的。從本質上說，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塑造了相應的政治結構，造成了相互隸屬依附的人際關係，而在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傳統社會裡，實行人治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倫理道德的約束，這樣，道德與政治在某種程度上交融在一起，以政為德、德治禮教既是道德教育的內容，也是施政方針。在這種倫理思想影響下，為適應封建大一統社會的政治需要發展起來的技術便有了「大一統」的特點。「國以民為本」和重農抑商政策使得在中國一度保持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都無一例外的是為鞏固政權服務或與倫理思想相容的，而其他與倫理思想不容或與政治需要無關的科學技術則是人們鄙視的對象。如著名的都江堰、鄭國渠、南北大運河等都是我國古代高水平的水利工程技術的代表，而這種技術是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關係的，是「以農立國」這一政策的集中體現；中國古代建築技術也有輝煌的歷史，其中一項具有代表性的偉大成就，即堪稱世界建築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的興建，則是為了抵禦外族的入侵；曆法與天文學受到歷代王朝關注，也是由儒家的農本主義和「天人相與」的倫理文化造成的。由此可見，在我國古代持續發展的科學技術都是出於一定的政治需要或某種道德要求，而與此無關的一些學科卻難以得到發展。(轉載請註明網路來源：http://www.csscipaper.com/)儒家倫理思想的積極意義

一方面，儒家倫理思想提出科學技術是一種善德。儒家認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禮記·中庸》)此處「知」，無論指智慧還是指明智，都與人的智力活動有關。「仁」還存在於知中。子夏說：「博學與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中矣。」(《論語·子張》)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知就是仁。可見，在儒家倫理思想中，知作為一種美德是不言而喻的。「知」既然是「達德」之一，那麼作為「知」的直接成果的科學技術必然也是善的。科技的善性至少應包含兩個方面：科技的目的善和科技的過程善。任何科學技術都以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為根本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特別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是科學技術服務的對象，這是科學精神中的人本思想，無此，科學技術的善性無從體現。這一思想直接來源於儒家的人本思想。「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儒家的這種「貴人賤畜」的態度，正體現了其對人的重視。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為科學技術指明了前進的目標。科技的過程善指科技發展過程中有其他善的陪護。孔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知者當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承擔者，仁又是孔子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導下，在仁的環境中，知者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者，科技才能健康發展。否則，就會出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的後果，科技的發展就會失去後勁。科學技術的目標善和過程善是靜動合一的，從總體上規定了科學技術的倫理狀態。由此，那種視科學技術如洪水猛獸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誠然，一般道德都具有相對性，一旦超出某個範圍，它就會變成惡。這個範圍表現為道德規範之間的相互約束。針對一種善德需要其他善德的約束才能趨於完備這一點，儒家提出了「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勇是一種美德，若違反了禮，則會走向它的反面而成為惡德——亂。科學技術也是一樣。科學技術本身並不是惡，但也需要一定限制，主要表現為科技主體要遵循科技倫理規則。否則，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沒有一定約束，聽任科學技術被濫用，就違背了科技的目的——造福人類。

另一方面，儒家倫理思想提出科技主體應恪守的規則。首先，在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遠流長，在其經典《易傳》中就有「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的說法；孔子也講「天生德於予」(《論語·述而》)；董仲舒則進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宋明理學又把人間之理上升到「天理」的本體論高度，特彆強調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是一致的，都是由存在於天地間的唯一「天性」(理)決定的，整個宇宙只有一個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和萬物各自的理只是這個最高的理的體現，即「分殊」。剔除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唯心主義成分，將其唯物主義的一面提升出來就可以發現，自然和人、自然規律和人的道德規範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人類利用自然規律，改造自然界，造福人類自身，是一種善德；反過來，人類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造福子孫後代，促進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種善德。也就是說，科技主體用科學技術造福人類與用科學技術保護環境是一致的，共同統一於「善德」之中。如果科技主體不顧人類的生態環境，濫用科學技術，必然破壞生態平衡，也就破壞了「天人合一」的「天理」。最終會毀了人類自身。其次，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儒家主張「仁」道、「恕」道。孔子關於「仁」的言論很多，歸納起來，張岱年先生認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是仁的基本定義。也就是說，在孔子那裡，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方法是「推己及人」，把他人與自己同樣看待。自己想要的，別人一定也想要，於是，就應該承認並肯定他人也有這方面的願望。如果說「仁」道從肯定的方面說明了對他人的關係，那麼「恕」道則從否定方面說明了對他人的關係。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忠偏向於對他人的態度，恕偏於對自己，歸根到底都是「仁」的體現。都是對「仁」的不同側面的反映。何謂「恕」？孔子說：「其恕乎！己不所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也就是說，自己所不嚮往的不要施加於他人。可見，「恕」道同樣是「推己及人」的表現，是從否定方面對「仁」道的展示，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在科技領域，科技主體都想發揮自身的潛能，實現自我價值，而根據儒家的「仁」道原則，就應該承認他人具有同樣傾向。既然如此，科技主體就不應該嫉妒他人、誹謗他人。另一方面，在科技領域，科技主體無不痛恨剽竊他人智力成果、偷竊他人信息資源、破壞他人知識產品、污染人類生存環境、濫用科學技術、干擾人們社會生活等惡行。科技主體「所不欲」的這些行為，也不能「施於」他人，不能讓他人恣意於這些行為。總之，在「推己及人」的方法論指導下，科技主體應自覺地遵循「仁」道、「恕」道，以凈化科技領域的道德環境。最後，在人與社會(包括集體、國家)的關係上，儒家堅持以「義」為上的原則。孟子繼承發揚了孔子「殺身成仁」的思想，得出了處理個人與社會關係的重要原則：「捨生取義」。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取義也。」(《孟子·告子上》)科技的生產者和使用者應始終把社會的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個人或者局部的私利而損害人類福利。科技主體作為社會的人，既有追求自身利益、實現自身價值的合理要求，又應承擔對集體、對國家、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責任；應從大局出發，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行為，使之永遠處於「義」的範圍之內。

促進儒家倫理思想的創造性轉化

儒家倫理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集體為背景發展起來的，因而，自然質樸、綿延澤世。但是，儒家倫理在科技創新的不斷推動下，其本身也必須創新，在創新中再生，實現在高科技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存在著合理因素，這就為其創造性轉化提供了可能。同時，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所暴露出的缺陷，表明儒家倫理轉化之必要。在可能和必要條件都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儒家倫理向現代科技倫理的創造性轉化便成為當務之急。為此，我們應該做到：

第一，發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建立現代科技倫理學，加強對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發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把人類的道德關心從人與人的關係擴展到人與其他物種的關係。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2]

第二，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應適應全球化的要求。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等都需要人類走出民族化的道德規範和道德觀念，而用適用全人類的新的倫理道德和道德觀念來處理和評價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儒家倫理在高科技時代和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創造性轉型，從而使民族的智慧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第三，科技主體應力求實現「求真、求善與求美的統一」。隨著現代科技對倫理道德影響的加強，科技越來越具有道德的性質和倫理意義，作為科技活動的主體的科技工作者，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從事科學研究活動時，不能再簡單地單純「為科技而科技」，應充分考慮活動後果，樹立起真、善、美的普遍信念，從純粹的求真轉向求真與求善、求美的統一，把科技創新與人類整體的長遠利益緊密結合起來。

我們認為通過創造性轉化，儒家倫理思想對當今高科技的良好發展和解決高科技帶來的許多問題必能起到巨大的規範、導向和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貝爾納. 科學的社會功能[M]. 陳體芳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7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8. ^ (轉載請註明網路來源：http://www.csscipap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