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盛行千年的傳說：德主刑輔

「德主刑輔」聽起來總能打動人心，但在我國古代從來沒有真正付諸實施，從來不是治國的主要模式，「以法治國」卻是中國古代君王從未放棄過的治國常道。「德主刑輔」既不現實，也不可能，更沒必要，切不可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等同於「德主刑輔」。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原則後，「德主刑輔」之說又有所抬頭，被一些人誤讀、曲解和誇大，甚至被視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治國手段和治國經驗。然而，歷史和事實果真如此嗎?「德主刑輔」算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治國理念，在中國盛行千年、歷久不衰。然而翻開中國的歷史，我們卻吃驚的發現，「德主刑輔」從來都不是國家治理的主要模式，只不過是一個傳說千年的欺世謊言而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中國的古代歷史是一部典型的嚴刑酷法、重典治亂的歷史。縱觀中國歷史，從李悝編訂《法經》開始，哪個朝代沒有頒布自己的成文法?哪一部法典不是殘酷無情、鮮血淋漓?「德主刑輔」始終是一個漂亮而空洞的口號，是可望不可即的鏡花水月，是個別統治者想實現卻無法實現的美好夢想，亦或是個別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假想。首先可以明確在漢朝之前，法家的法治思想牢牢佔據主導地位，「德治」毫無市場，「德主刑輔」更無從談起。中國歷史上的「德治」和「法治」之爭其實就是儒家和法家之爭。尊德禮、行仁政是孔子「德治」的核心思想，也是早期儒家一致的信仰。儒家高唱禮治，認為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主張制定差別性的行為規範，維護現有秩序和既得利益。法家高揚法治，反對有差別，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之於法」，主張用同一性的行為規範來治國理政，不因人異法。儒家好比守舊的理性主義者，法家類似進取的務實主義者。儒法之爭的大致脈絡是：先秦時期，儒法兩家針鋒相對，勢如水火，相互爭鳴，互不相容。戰國諸侯爭霸，以富強為治國之急，法家順應了生產力要求和社會發展趨向，因其實用性而受到追捧，儒家則被各諸侯國無情摒棄。法家促成了秦國崛起，大秦一統天下法家功勞至大。法家掌握話語權後，制定秦漢之法律純本於法家之精神，但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開始滲入法律，極力鼓吹等級和身份，引經決獄大行其道，逐漸扭曲了法家本意。延至唐代，「一準乎禮」，代表著中華法系頂峰之作的《唐律疏議》，也是法律儒家化的典範。隨後各朝，儒家思想牢牢佔據統治地位，只不過儒家被後代大儒篡改不少，已面目全非，跟孔子的原本觀點相去甚遠。但儒家得勢後就真的實行「德主刑輔」了嗎?就真的能「半部論語治天下」了嗎?實際上，在儒法之爭的漫長過程中，儒家已清醒的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和法治的不可或缺性，國家需要法律已成公認的客觀事實，離開了法律的支撐和保障，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種鼓動性的學說，難以被治國者採納。儒家思想必須滲透到法律當中，藉助法律的力量，才能發揮治國功效，才能成為實用的教化工具。儒者雖仍以德治為口號，但已不再排斥抵製法治。儒法出現調和融合趨勢，儒家在解釋法律運用法律的過程中也在改變和改造自己。「德刑並用，常典也。」儒法合流、禮法合治已成儒家共識。「德主刑輔」作為儒家的治國理想，其實是在儒法合流、禮法合治之後提出的。這個口號的本質是為了佔據道德制高點，繼續維持儒家思想的既有地位，法律仍舊是維護等級制度和既有地位的最佳的常用的主要的手段。「德主刑輔」實際上也主要是針對統治者提出的道義要求，期待統治者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克己奉公，實行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可是，儒家化後的法律並沒有寬刑省法，依舊是嚴刑峻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唐宋之後，法外酷刑泛濫成災，刑罰恐怖主義運用至極，百姓稍有違逆，便可招致殺身之禍，法的威懾作用更加強化。「德主刑輔」始終是一個政治性口號，常常被提起，卻從來沒有真正成為治國的主要模式。離開了法的支撐和依託，德只能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高高在上，卻無法落到實處。不可否認，孔子「德治」思想是崇高的理想，本不應詬病，但確有掩耳盜鈴之嫌之迂之愚。「德治」聽起來總是「高大上」，實際作用實在很有限。連亞聖孟子都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實際上已認為應當儒法並用、德法並行。孔子魯國為司寇時也曾誅殺少正卯，似乎也把自己的德治教化之說忘得一乾二淨。綜上，「德主刑輔」聽起來總能打動人心，令人神往，但在我國古代從來沒有真正付諸實施，從來不是治國的主要模式，「以法治國」卻是中國古代君王從未放棄過的治國常道。所以，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才是相對科學的提法，符合法治精神和時代潮流。「德主刑輔」既不現實，也不可能，更沒必要，切不可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等同於「德主刑輔」。(作者：胡林貴，安徽省蚌埠市信訪局督辦科科長，法學碩士)責任編輯：令狐沖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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