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珍品(18):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名    稱: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編    號:S.4324

尺   寸:高26.2cm   長428cm

材   質:什色紙

現   藏:英國國家圖書館

S.4324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藏經洞出土的數以萬計的寫經的一件,卻極有價值,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卷文書的價值有三:其一,再現了紙的染色以及重複利用問題;其二,再現了紙的黏連問題;其三,凸顯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地位問題。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卷文書是不同顏色的紙黏連而成,此件文書最大價值是再現了紙的重複染色,以再重複利用的問題。

一、敦煌紙的染色問題

色紙的使用在唐至宋初非常盛行,傳世文獻中屢見記載。它的實物具體是什麼樣子的呢?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各種色紙的出土,為我們揭曉了答案。這裡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原地區傳入的金銀泥寫經所用的色紙;關於敦煌色紙的研究,戴仁教授指出在敦煌寫本中,有很多是墨紙上寫金字(P.200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餘的塗有玫瑰色(S.3753《臨法帖》)、藍色(S.3796《妙法蓮華經卷第三》)或什色(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吐蕃佔領敦煌時代,抄經得到了很大發展,很可能是把已經使用過的紙張重新染色使用。如S.5286號《佛經》中記載有「此紙兌(脫)了黃時請知。」[1]敦煌的一些色紙,就是敦煌當地紙師染造的。

遠處隋唐王朝絲綢之路要塞的敦煌地區,只要有用紙的需求,就有「紙師」、「紙匠」來負責造紙。紙的染色就是由紙師和紙匠完成的。敦煌也不例外,當時國內其它地方有的,敦煌一般都有,而且發達水平甚至還在某些領域高於內地。可以說敦煌地區有各種染色紙也是大有文章的。長期從事敦煌石窟研究馬德研究員認為:「敦煌紙匠可能有行會,因為有都料匠,莫高窟晚唐196窟供養人有紙匠都料何員住的題記等。」

敦煌卷子中使用最廣泛的黃紙,黃紙即黃麻紙,指用黃檗染黃的麻紙,以防蟲蠹,史傳葛洪最早發明了黃檗染紙。黃麻紙後來在民間也開始盛行,敦煌石室寫經大部分為黃紙。金榮華在《敦煌寫捲紙質之考察》一文中談到「敦煌文書的用紙」有所論述。[2]

敦煌所有的紙幾乎都是染得,黃檗紙居多;但也有些學者認為敦煌地區可能是用當地的狼毒草染紙,方法是將紙用狼毒草根的水浸泡,主要是為防蟲蛀。狼毒草敦煌不多,但敦煌鄰近的地方不少,用狼毒草代替黃檗來染紙的,可以就地取材,且與黃檗異曲同工,所以說這種推測也是能夠成立的。有意思的是S.4324文書中有些紙面上倒像是茶漬,這是不是文獻中所記載以茶染紙的實物呢?這需要進一步化學實驗。當然有些造紙原料產的紙也自帶顏色,所以紙有顏色也不一定都是染的,也可能是造紙原料不同。

敦煌色紙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唐代至宋初金銀泥經文的用紙,因為如果要用金泥書寫,是非染不行的。金銀泥被用在寫佛教經文,通常是紺紙配金泥,指用金泥書寫經文或繪佛菩薩等像於紺紙上。其材料,或以銀泥代替金泥。紺紙為青而含赤色之紙。除紺紙外,尚有紫、黃、珠、白等色之紙,藏經洞出土的金銀泥寫經數量極少,茲引數例證之。

(1)S.5720 1.《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2)P.200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3)P.4511《佛說觀世音經》

(4)P.4512《添品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5)上博附07 妙法蓮華經帶扉頁

(6)上圖029 金粉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百六十四 

總體而言,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書,唐五代宋初的要明顯多於前代的,很可能的原因是前代的很多文書被再循環染色利用了。古紙的染色,是非常複雜的。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國外的搞得多一點。文科研究者來考查紙的染料和色彩部分是很困難,需藉助化學測試等一系列手段。鑒於此,筆者著重從文獻入手,結合出土實物,試著探尋唐至宋初有色紙的問題,目前對色紙研究僅是拋磚引玉,更深層的研究非我肉眼所能見到,只能待更為細緻的化學實驗等的微觀研究。

二、敦煌紙的黏連問題

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價值還在於展現了紙的黏連問題,《五代會要·雜處置》記載:「長興元年(930)三月,敕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身連粘,宜令吏部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具前後歷任文書,都記多少紙數,兼具年月判成,授官去處繳尾訖,給付本人。」[3]可見紙的黏連從宮廷到民間都是盛行的,大概是相當於現在的將散放的資料裝訂成冊的意思,在歷史上是一直存在的。金榮華在《敦煌寫捲紙質之考察》一文談到「紙的用量」時有所涉及。[4]

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價值問題

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存218行,是1卷本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本的後半部分大約五分之三的內容,由於抄寫的原因,與譯本相比,略有異文。敦煌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2000個左右,其中宮廷寫經有12個。S.4324這件文書應該就是唐代的。推斷的依據主要有如下幾點:其一,唐代的帝王與《金剛經》有某種特殊的關係,首先《金剛經》入皇家的內道場,其在佛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可見一斑。唐玄宗更是曾親注《金剛經》。

由於有唐一代上層統治者對《金剛經》的極致推崇,使得崇信《金剛經》之潮在全國各地的迅速蔓延。隨著民眾對《金剛經》普遍喜愛,各地寺院講《金剛經》大為盛行起來,法藏P.2133背有《金剛般若經講經文》,即是面向信眾將《金剛經》經文俗民化以更適應各個階層需求的底本。《金剛經》講經之盛況,在當時來華的日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頗詳。

除了講《金剛經》,各地抄寫《金剛經》的狂潮也同步展開。敦煌本兩千個左右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不少是有題記的,是當時民眾對《金剛經》崇信的最直接的反映。

隨著《金剛經》講經、寫經的興起,全國各地關於《金剛經》靈驗記的事迹也是此起彼伏,屢見不鮮。由這些記載可知,有唐一代,不管帝祚如何更替,《金剛經》靈驗之效從未失靈。這也就解釋了敦煌的墨書經文很多,為什麼獨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經特別地用多彩紙?為什麼別的經文沒有這個現象,只能說明當地僧人對此經之重視。筆者認為,這可能跟當時官方對《金剛經》的推崇極有關係,也可由此推斷其成文年代上下限。應該說金剛經的盛行與慧能有某種關係,關於這一點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研究員崔峰在《<金剛經>與禪宗》一文中的論述極有見地。在中國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中,於藏經洞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卷末刊語「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盛行情況。敦煌本金剛經的贊文,靈驗記也有不少,茲以法藏P.2039V0藏《金剛經贊》做結。



[1]王進玉編:《敦煌學與科技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第250頁。

[2]林聰明著:《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1991年,第90頁。

[3](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4頁。

[4]林聰明著:《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1991年,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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