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珍品（18）：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06-02

名稱：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編號：S.4324

尺寸：高26.2cm 長428cm

材質：什色紙

現藏：英國國家圖書館

S.4324什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藏經洞出土的數以萬計的寫經的一件，卻極有價值，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卷文書的價值有三：其一，再現了紙的染色以及重複利用問題；其二，再現了紙的黏連問題；其三，凸顯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地位問題。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卷文書是不同顏色的紙黏連而成，此件文書最大價值是再現了紙的重複染色，以再重複利用的問題。

一、敦煌紙的染色問題

色紙的使用在唐至宋初非常盛行，傳世文獻中屢見記載。它的實物具體是什麼樣子的呢？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各種色紙的出土，為我們揭曉了答案。這裡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原地區傳入的金銀泥寫經所用的色紙；關於敦煌色紙的研究，戴仁教授指出在敦煌寫本中，有很多是墨紙上寫金字（P.200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餘的塗有玫瑰色（S.3753《臨法帖》）、藍色（S.3796《妙法蓮華經卷第三》）或什色（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吐蕃佔領敦煌時代，抄經得到了很大發展，很可能是把已經使用過的紙張重新染色使用。如S.5286號《佛經》中記載有「此紙兌（脫）了黃時請知。」[1]敦煌的一些色紙，就是敦煌當地紙師染造的。

遠處隋唐王朝絲綢之路要塞的敦煌地區，只要有用紙的需求，就有「紙師」、「紙匠」來負責造紙。紙的染色就是由紙師和紙匠完成的。敦煌也不例外，當時國內其它地方有的，敦煌一般都有，而且發達水平甚至還在某些領域高於內地。可以說敦煌地區有各種染色紙也是大有文章的。長期從事敦煌石窟研究馬德研究員認為：「敦煌紙匠可能有行會，因為有都料匠，莫高窟晚唐196窟供養人有紙匠都料何員住的題記等。」

敦煌卷子中使用最廣泛的黃紙，黃紙即黃麻紙，指用黃檗染黃的麻紙，以防蟲蠹，史傳葛洪最早發明了黃檗染紙。黃麻紙後來在民間也開始盛行，敦煌石室寫經大部分為黃紙。金榮華在《敦煌寫捲紙質之考察》一文中談到「敦煌文書的用紙」有所論述。[2]

敦煌所有的紙幾乎都是染得，黃檗紙居多；但也有些學者認為敦煌地區可能是用當地的狼毒草染紙，方法是將紙用狼毒草根的水浸泡，主要是為防蟲蛀。狼毒草敦煌不多，但敦煌鄰近的地方不少，用狼毒草代替黃檗來染紙的，可以就地取材，且與黃檗異曲同工，所以說這種推測也是能夠成立的。有意思的是S.4324文書中有些紙面上倒像是茶漬，這是不是文獻中所記載以茶染紙的實物呢？這需要進一步化學實驗。當然有些造紙原料產的紙也自帶顏色，所以紙有顏色也不一定都是染的，也可能是造紙原料不同。

敦煌色紙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唐代至宋初金銀泥經文的用紙，因為如果要用金泥書寫，是非染不行的。金銀泥被用在寫佛教經文，通常是紺紙配金泥，指用金泥書寫經文或繪佛菩薩等像於紺紙上。其材料，或以銀泥代替金泥。紺紙為青而含赤色之紙。除紺紙外，尚有紫、黃、珠、白等色之紙，藏經洞出土的金銀泥寫經數量極少，茲引數例證之。

（1）S.5720 1.《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2）P.200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3）P.4511《佛說觀世音經》

（4）P.4512《添品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5）上博附07 妙法蓮華經帶扉頁

（6）上圖029 金粉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百六十四

總體而言，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書，唐五代宋初的要明顯多於前代的，很可能的原因是前代的很多文書被再循環染色利用了。古紙的染色，是非常複雜的。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國外的搞得多一點。文科研究者來考查紙的染料和色彩部分是很困難，需藉助化學測試等一系列手段。鑒於此，筆者著重從文獻入手，結合出土實物，試著探尋唐至宋初有色紙的問題，目前對色紙研究僅是拋磚引玉，更深層的研究非我肉眼所能見到，只能待更為細緻的化學實驗等的微觀研究。

二、敦煌紙的黏連問題

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價值還在於展現了紙的黏連問題，《五代會要·雜處置》記載：「長興元年（930）三月，敕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身連粘，宜令吏部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具前後歷任文書，都記多少紙數，兼具年月判成，授官去處繳尾訖，給付本人。」[3]可見紙的黏連從宮廷到民間都是盛行的，大概是相當於現在的將散放的資料裝訂成冊的意思，在歷史上是一直存在的。金榮華在《敦煌寫捲紙質之考察》一文談到「紙的用量」時有所涉及。[4]

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價值問題

S.432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存218行，是1卷本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本的後半部分大約五分之三的內容，由於抄寫的原因，與譯本相比，略有異文。敦煌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2000個左右，其中宮廷寫經有12個。S.4324這件文書應該就是唐代的。推斷的依據主要有如下幾點：其一，唐代的帝王與《金剛經》有某種特殊的關係，首先《金剛經》入皇家的內道場，其在佛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可見一斑。唐玄宗更是曾親注《金剛經》。

由於有唐一代上層統治者對《金剛經》的極致推崇，使得崇信《金剛經》之潮在全國各地的迅速蔓延。隨著民眾對《金剛經》普遍喜愛，各地寺院講《金剛經》大為盛行起來，法藏P.2133背有《金剛般若經講經文》，即是面向信眾將《金剛經》經文俗民化以更適應各個階層需求的底本。《金剛經》講經之盛況，在當時來華的日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頗詳。

除了講《金剛經》，各地抄寫《金剛經》的狂潮也同步展開。敦煌本兩千個左右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不少是有題記的，是當時民眾對《金剛經》崇信的最直接的反映。

隨著《金剛經》講經、寫經的興起，全國各地關於《金剛經》靈驗記的事迹也是此起彼伏，屢見不鮮。由這些記載可知，有唐一代，不管帝祚如何更替，《金剛經》靈驗之效從未失靈。這也就解釋了敦煌的墨書經文很多，為什麼獨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經特別地用多彩紙？為什麼別的經文沒有這個現象，只能說明當地僧人對此經之重視。筆者認為，這可能跟當時官方對《金剛經》的推崇極有關係，也可由此推斷其成文年代上下限。應該說金剛經的盛行與慧能有某種關係，關於這一點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研究員崔峰在《<金剛經>與禪宗》一文中的論述極有見地。在中國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中，於藏經洞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卷末刊語「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盛行情況。敦煌本金剛經的贊文，靈驗記也有不少，茲以法藏P.2039V0藏《金剛經贊》做結。

[1]王進玉編：《敦煌學與科技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第250頁。

[2]林聰明著：《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1991年，第90頁。

[3]（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4頁。

[4]林聰明著：《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1991年，第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