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嶸均 | 網路虛擬社群對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的影響及其治理

作者楊嶸均，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江蘇南京 210097）。

當前，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信息化與網路化浪潮以及由此型構的互聯性「網路空間」的出現被尼葛洛龐帝稱為是一種「媒體再革命」，而這一範式革命的根本在於：一方面它實現了社會由物理性質的運作方式向虛擬性質運作方式的飛躍，另一方面它形成了具有更大時空尺度的人文社會組織和環境，而網路和信息的流動從根本上打破了工業社會中建立起來的「中心-邊緣」運作機制與結構特性，從而也根本改變了人類活動的基本組織方式並催生出新的社會互動模式——即「網路虛擬社群」，或稱為「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這已經成為網路時空與物理時空中社會化媒體最核心的組織方式之一，並且，它以極強的包容性和變革性把特定社會秩序結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置入自身的背景和機制中。因此，在此背景和機制中，審視和研究網路虛擬空間中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結構形態的演化以及考察社會領域分化、民族國家與其公民之間的關係秩序結構，則具有了網路媒介解構物理時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並同時建構網路時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的雙重意義。

網路虛擬社群文化的政治哲學詮釋及其內在結構衝突

網路技術和IT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普及所帶來的變化已經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網路以及信息的流動正在引發文化變革，從而使人的政治觀念、生活觀念都脫離了近代所確立起來的基本框架」。由此，社會群體——作為人類活動基本組織方式之一——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網路虛擬社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成長為人們進行互動與溝通的新型空間。

在網路虛擬社區中，網路虛擬社群依託新興媒介技術、微電子技術以及現代通信技術等而大規模地興盛起來，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尋求身份的認同和共同體的重建，成為兼具傳統社群凝聚力與現代社群自由度的共同體」，它以身份認同為基礎「構建了以興趣和情感為核心的趣緣『圈子』，並形成了『圈子化』的文化傳播機制」。因此，我們可以說，網路虛擬社群是在網路虛擬空間中形成的人際關係網路，它是一種基於特定情感的社會性存在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類學家庫恩以符號互動論的視角探究虛擬社群形成的要素，認為虛擬社群是由符號和意義持續建構的產物，或者說是由提供成員認同感之規範性的代號和價值組成的集合物，從而提供了從文化維度來確認和把握對虛擬社群的概念內涵。而安德森不僅從文化視域把握虛擬社群，而且提供了理解虛擬社群的心理機制。他提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一著名的概念，認為所有的社區都是想像的，是一種「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而這一機制的解釋恰與D.安齊厄把虛擬社群的形成是基於一種打破時空界域的無意識心理聯繫的「幻象」這一精神分析視域相似。正是這種想像的心理機制使得虛擬社群中的個體成員得以打破時空的界域，並且使得在非面對面與匿名情境下的交流與共享成為現實。基於此，有學者把這種「想像」進一步理解為「集體想像」，而正是這種集體想像使得那些並不認識乃至於從未曾謀面的人們能基於鼓勵與支持的想像建構共同體並由此產生某種歸屬感。因此，虛擬社群應是一個經由網路互動性、想像性經驗及文化建構出來的虛擬實境，也是一種意義和社會控制的系統。其特點有：經常性的交流與合作、談話及各種溝通、資源共享、鼓勵與支持；然而，這種交流與共享乃至支持是非面對面的、匿名的、虛擬的。

確認和把握這一概念，應著眼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從文化蘊涵中確認和把握這一概念。在進入虛擬世界並建構虛擬社群時，我們不僅可以創造出源於無限想像力的純粹虛擬事物，而且能夠進一步洞察我們經驗的界限，從而拓展意義世界的疆界，它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而是文化的、經驗性的，網路空間或虛擬實境——與其將之視為技術建構的，不如將之視為文化建構的……是經驗上的而非技術上的一種組合，而且，我更相信它主要是一種想像性（imaginative）的而非感官性的經驗」。二是從其社會存在性角度確認和把握這一概念。虛擬社群作為一種想像的文化建構的共同體或虛擬實境，其「虛擬性」並非是一種純粹的「虛無」。一般而言，通過數字化和網路化所創造的虛擬世界，其虛擬性在網路空間中具有兩種性質不同的表現形態：其一是虛擬想像，即利用網路信息技術製造出逼真的三維虛幻世界，並且為了某種目的，通過技術手段將這種境界呈現在群體和個體面前，通過聲音和擬像等感官輸入的組合使人徹底忘卻理性中的時空觀念，並被誘導從而相信乃至享受這種幻境或幻象圖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吉布森說，人們「能夠被『接入一個預先建造的賽博平台中』，在那裡，我們的意識脫離現實，處於一種『集體幻覺』之中」，而拉尼爾也毫不猶豫地揭示虛擬世界的幻境圖景，「即使你仍在原處，你也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到處走動」。其二則是虛擬實在，即在網路空間進行的並以之為中介的各種虛擬的客觀現實、社會關係和文化符號形態，是對客觀物理或自然存在的現實活動的虛擬對應，因而並非是「虛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虛擬實在並非比自然實在更虛幻：作為交流與溝通的境域，在這裡所呈現的是虛擬和現實之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形成一種所謂「真實虛擬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正是在這一點上，曼紐爾·卡斯特曾恰如其分地指出，互聯網「通達全球、整合所有交流媒介以及具有互動潛能的特點，正在改變我們的文化」，而且「目前以一切溝通模式之電子整合為核心的新溝通系統，其歷史特殊性並非是誘發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構了『真實虛擬』（real virtual）」，「現實本身完全陷入並浸淫於虛擬意象的情境之中，在那個假裝（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僅不限於屏幕中以便溝通經驗，表象本身便成為經驗」。由此可見，在曼紐爾·卡斯特這裡，現實總是虛擬的，因而虛擬社群中成員的交往也成了真實與想像的混合物，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真實虛擬」的交往和生存方式，由此便模糊了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從而在虛擬社群成員的心理上形成一種真實感。

而在這一點上，波德里亞、齊澤克與曼紐爾·卡斯特有著相同的理解。依據波德里亞關於「擬像世界」的理論，擬像世界的狀況是一個模仿或虛擬的社會，它不是居伊·德波所說的景觀（景象）社會，也不是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社會。模仿是再現存在的東西，是對可能的、現實世界的圖像表達以及對現實的形象和情境模寫；而模擬則是臆造尚不存在的東西，以數字化的虛擬「製作出來的虛幻世界及其構成的網路文化作品，形成對非現實世界的現實模擬，以及對現實世界的非現實幻變，把人們的活動從以往以物質實體和能量載體為基礎的平台， 轉移到以信息網路為基礎的平台上來」。因而，模仿的本質在於對真實的再現，而模擬的本質則在於對虛擬事物進行想像性的創造或者再現；模仿是確證現實原則，因為真假之間的差異很明顯，而模擬則相反，它「威脅到真與假、真實與想像物之間的區別」，並從根本上消解了哲學本體論命題中的「存在」及其意義。對於什麼才是模擬性仿像，波德里亞認為，仿像就是沒有原本的可以無限複製的形象，它沒有模仿的特定所指，純然是一個自我的指涉的自足符號世界。「問題不再是真實的虛假再現，而是遮蔽了真實因而不再真實這一事實，所以這是一個挽救現實原則的問題。」由於人們越來越依賴於媒介，所以人們接觸世界的方式在主要依靠人為的表徵比現實本身更為重要的形象符號，然而這卻帶來更加嚴峻的問題，即，其必然會導致形象和形象所表現的真實之間的界限發生斷裂。在這一點上，齊澤克與波德里亞的觀點是一致的。齊澤克同樣認為，虛擬現實的體驗應該使人們意識到自己一直打交道的現實總是虛擬化的，「客觀現實自身、客觀現實及其表現、自我身份三個層面上各自固有的界限已日趨模糊，最終面臨外部和內部之間區分界面的缺失」，「內部的外在化導致對我們身體本身的技術殖民」，而「外部的內在化則意味著我們越來越傾向於切斷與現實的聯繫，直接沉浸在虛擬現實中，最後每個人都淪為不同程度的賽博格」。然而，「這種虛擬現實與傳統現實並非截然對立，而且就本質而言，從來就不存在直接經驗意義上的現實，現實本身已經包含了最小程度的虛擬化，賽博空間的激進性並不在於對虛擬現實的技術性實現，恰恰相反，它還不夠虛擬，而僅僅是延續了現實的邏輯」。齊澤克就此提出了他對於賽博空間的文化本體批判：僅以這種虛擬的現實來呈現或暴露現實本身的虛擬特性，正是網路虛擬文化最具創傷性所在。可見，在虛擬真實的文化系統中，虛擬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交織與滲透，虛擬取代真實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主導因素，人們「線下」的日常生活與「線上」的網路生活正在日益融合；而同時，作為一個意義和社會控制的系統性存在，其運行程序是數碼化或信息化的，並使得現實存在能被我們依據需要進行一次次的修改或重新構造。在這種狀態下，虛擬社群所蘊涵的文化生成是一種伴隨虛擬行為規則生成、虛擬實踐有序化的內生過程，而其治理模式則是表現為內部自我管理，並以集體或個體形式在不同運行層次上得以建構。這種在虛擬與真實的交織滲透在兩個方面凸顯虛擬社群的文化精神特質。

首先，也是凸顯虛擬社群文化精神特質的第一個方面，即：「真實虛擬」的生存方式形塑了新的文化形態特徵並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行為和社會關係。正如科幻小說家吉布森所指出的那樣，日益侵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虛擬現實構成了人類的未來世界，並左右著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意識形態。而另一位研究虛擬文化的先驅——法國思想家保羅·魏瑞里奧則從技術進步對時間、空間以及速度產生的後果方面提出：技術進步不僅導致了時間對空間的征服，而且也空前地提高了速度並進而導致了深刻的文化轉變。如果說，任何社群文化都既包含著共同的日常實踐也蘊含著一整套無形的文化精神及實踐準則，那麼，基於網路虛擬社群的文化形態又具有著什麼樣的精神特質呢？筆者認為，其具有以下四個精神特質：

第一，其具有突破時空間距的開放共享性與以社會分化為背景基礎的感性自由。網路主體的超現實虛擬生存突破了日常生活空間的有限性，使主體從單一性現實中解放出來，並任意地拓展其虛擬生存空間，這種「數字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們提供了開放的行動空間。同時，作為一種虛擬信息化的生存場域，虛擬文化空間的交互性或者說互聯互動性是其與生俱來的特徵，資源共享與網路空間的非獨佔性促進成員的「自由個性」生成，為人們擺脫現實束縛、自由行動創造了可能性。而在網路虛擬空間中，虛擬生存的網路虛擬社群成員的匿名性、流動性以及活動場所和活動規律等的不確定性，則降低了「他者」對主體的限制性，也減少了來自「他者」包括體制因素對主體的壓力，因而主體的言論與行為或虛擬實踐表現得更為自由。然而，「空間和時間並不是社會活動空空如也的集裝箱，而是既使人類的行為成為可能，同時又對其起著約束作用」；由於享樂取向和理性的缺失以及網路的認知格局與理性意識之間的悖謬，容易降低人們處理現實的能力，並進而形成新的心理封閉。為此，齊澤克深刻地指出，「賽博空間越是把我們聯繫到一起，使我們在『真實時間』中與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人交流，也越是孤立」。因而，在齊澤克看來，在虛擬空間中，萊布尼茨所引入的單子間「前定和諧」的概念在賽博空間中已然發生著改變，我們無法確定這些數字、符號和圖像相連接的究竟是真實的「他者」還是虛幻的仿像。這樣，在虛擬空間中，既模糊了真實生活與機械模擬、客觀呈現與主體幻覺之間的邊界，同時也失落了「他者」的「真實存在」。

第二，基於社群互動關係的文化身份認同和情感共建以尋求共同體歸屬感，是虛擬社群文化形成的本質與關鍵。一般而言，對於虛擬社群的關係本質的討論中亦存在著兩種相對的觀點：其一是主張虛擬社群中的匿名性、選擇性與流動性，有礙於維持穩定的身份認同，不利於發展出長期的、親密的人際關係或信任；其二是認為網路為冷漠、疏離的現代人際關係創造了改變的可能，參與者可以通過網路交換意見、聯絡感情、分享價值，形成彼此間的關係、認同及角色。基於此，我們因而可以進一步探尋虛擬社群人際關係的本質特徵，進而說明虛擬社群文化的形成。對於身份的認同建構和歸屬安全感以及個性表達的自由流動性的需求不僅是網路虛擬社群得以形成的關鍵，也構成其交往互動文化的本質特徵並貫穿著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張力——參與網路虛擬社群的動機由「興趣」為中心到以「關係網路」建構為中心的轉換，所體現出的正是個體性對網路虛擬社群的影響，而網路虛擬社群所拓展的人際關係網路仍然強調觀念和態度上的相似性，則反映了集體的共感共應對於持續參與虛擬社群的根本影響。這種個體性與集體性的文化關係張力，使得人們參與網路虛擬社群的根本動機獲得了現代性歷史境域中的解釋。

第三，其促進整體社會文化向多元文化格局的方向不斷演進的亞文化特徵。網路虛擬社區是一個基於想像的社會共同體，是一種真實的「線上」初級群體組織，通過想像的體驗，個體能夠在這個虛擬空間中建立認同與歸屬，從而建構起一種區位化的亞文化群體。在網路虛擬空間中，大多數網民聚合而成的文化是主流，但同時也還存在諸多由少數網民基於特定政治價值觀的政治意識、政治心理、政治態度等聚合而成的網路政治「亞文化」，使得網路政治文化如同政治文化一樣，成為一個複雜體系。因此，網路虛擬社群成為建構亞文化系統形態的一個重要途徑。雖然亞文化系統形態與傳統的主流價值觀和大眾文化形態相悖，但是它卻能夠輕易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諸多層面。政治意見的集合模式趨向於「同化與吸納」共時發生的雙向靠攏，而且在意見、態度的聚合過程中逐步達到網路政治文化的趨同化。因為，一般而言，文化都是異質的，很難實現高度普遍的同質，所以在諸多網民個體持有的網路政治文化當中，只有在存在相近或相似的政治態度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從個體千差萬別的政治態度中孕育出一般普遍的政治文化。

第四，由文化因素聚合的網路虛擬社群是強有力的社會參與力量並具有重要的民主參與意義。依據相關學者的研究，較之一般公民，網路參與者或網路社團的成員的民主精神表現得更為突出。網路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參與的門檻和成本，而且強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識，從而使得參與者可以切實體驗現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一方面，這種參與是一種很重要的虛擬的乃至真實的文化實踐，不僅可以形成基於利益聚合的合作影響力——對於這種合作的研究所涉及的則是政府的行為取向的社會根源以及其他政治行為者的某些取向的根源，而由此呈現政府在面對新信息技術對政治結構衝擊中所具有的適應性和調整能力以及公眾以集體行動和組織機製作為基本方式把握政治參與機會、調整自身參與策略的行為能力；而且能夠有效地培養合作基礎上的信任，積累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增強社會成員互相間的信任感和信任關係，從而進一步增強社會的力量，實現國家與社會權力的均衡化發展。而另一方面，通過虛擬社群這一網路組織，公民也可以鍛煉、培養參與的熱情、理性、寬容和合作技能，並提高意見表達能力與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

其次，也是凸顯虛擬社群文化精神特質的第二個方面，即：虛擬文化內在地包孕著結構性悖論與衝突，由此呈現的正是虛擬社群中成員數字化生存時代的虛擬生存和虛擬認同及其現實化的文化困境。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體現在虛擬空間本位與社會網路化邏輯的衝突而導致的自我規範意識與他律機制的雙重弱化。在對虛擬文化發展模式研究中形成了「網路空間本位」與「網路社會本位」兩種觀點。網路空間本位是「把網路文化視為伴隨虛擬行為規則生成、虛擬實踐有序化的內在過程所創造的文化產物，而網路社會本位則將其視為在虛擬實踐秩序化的有效規制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明成果」。顯然，側重和偏向任何一方的觀點都是偏頗的，也是不全面的。如上文已經論述，網路空間是一種虛擬實在，而對其失范或越軌的判定所適用的卻是現實社會中的準則和價值判斷。這樣，虛擬空間即是一個獨立的生活場域而具有自組織特徵和一個自我發展的自律空間。然而，問題在於：虛擬實踐中往往存在著主體的缺場性和虛擬性，這使得無論是傳統交往中的社會規範還是交往主體的自我規範意識趨於弱化乃至缺失，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自律和他律的機制，這也遮蔽了其發生作用的有效路徑。

其二體現在虛擬認同及其價值實現與現實認同及其價值實現的僭越或衝突。虛擬認同是指人們對自身的虛擬生存活動及其特點所持有的態度和行為選擇。「虛擬世界的匿名性、開放性使得交往主體能夠完全擺脫現實世界各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狀況的束縛，真實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個性、觀念和認知，從而形成建立在人們共同的興趣、愛好、個性或是價值觀念基礎上的虛擬群體，並在其互動中，不斷地確立和重構價值認同。」而實際上，虛擬認同及其價值實現往往僭越現實認同及其價值實現併產生矛盾和衝突。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虛擬世界中實現的價值認同與現實生活狀況的不一致性造成了虛擬認同與現實認同的矛盾與衝突。齊澤克指出，當人們「在賽博空間中實現了極端幻想後，卻往往無法忍受這種幻想同時帶來的實在界創傷，從而通過重返現實的偽積極性（pseudo-activity）來迴避這種遭遇。因此，賽博空間並非我們直觀理解的那般自由，它把實在的僵局徹底暴露在我們面前，最終形成無法忍受的禁錮」。二是虛擬認同對現實認同的越界問題。通過在虛擬技術提供的逼真場景中的活動來實現的虛擬認同很容易使虛擬的價值觀念被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價值觀念而被固定下來，並沉溺於虛擬的境域從而模糊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限，造成虛擬認同對現實認同的僭越，並進而弱化主體現實社會交往乃至割裂與實際社會關係的聯繫，最終導致現實社會歸屬感的喪失和個體與社會的分離。

其三體現在虛擬實在非現實的主體性與網路文化自我殖民之間的悖論。事實上，網路空間的虛擬社區生活「遠非表明笛卡爾主體性的終結，它代表迄今為止在社會空間自身中實現這種笛卡爾主體的最新企圖……虛擬現實的體驗應該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一直打交道的現實總是被虛擬化的」。因而，在網路虛擬空間中，主體性具有非現實性，當虛擬技術使主體生活在上述物理環境與心理環境分裂的或在這兩個不同世界裡輪流切換的境況中時，那麼它就會對主體性及其哲學的自我意識發生巨大的解構作用。它使主體自身的物理存在不再作為一種主體性的事實確證，進而造成文化自我殖民中的主體性悖論，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上文所述主體與他者的距離；另一方面是主體自身的分裂，即多重人格問題。也就是說，「自我在虛擬的幻化世界中被拋離出主體的中心化位置，在信息環境、感覺意義等方面，主體性均為多變的非物理存在秩序或非生活的意義秩序所動搖和肢解。它改變了人們思考主體的方式」。而「電子文化促成了個體的不穩定身份、促成了個體多重身份形成的連續過程」。所以，我們說，虛擬自我缺乏人格的同一性和整體性。

總之，隨著網路世界與現實世界日益交互並融合以及由此型構的虛擬文化及其內在結構衝突提出了這樣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即：網路虛擬文化既有可能推動現實社會問題及結構性矛盾的解決，也有可能造成社會的失序和混亂，而如果如文化研究學派所認為的那樣，把文化視為一種微觀政治，那麼網路虛擬社群在何種意義上能夠影響社會政治實踐與社會政治生活，進而充分利用互聯網文化的正能量以促進社會的治理變革和有序化發展？

網路虛擬社群對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的影響

政治文化對植根於政治行為傾向的特定方式中的政治體系和政治發展有著較強的解釋力，而正在發生的信息、數字技術革命已經改變了世界政治的生態。我們完全可以說，網路虛擬世界日益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整合力量，其中的監管和自律並非是完全獨立於社會環境和國家與公共領域的利益空間。因而，「互聯網實質上是政治、經濟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完全是由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所驅動，而不是人類新建的一個更自由、更美化、更民主的另類天地」。由此，以政治文化為基點可以探究網路虛擬社群這一網路文化生態下的虛擬共同體對於政治發展的影響。而這一影響是在特定的政治生態中實現的,而且網路空間與現實空間的對應性對於社會政治生態的影響同樣是明顯而深刻的。因而，「網路政治的重要性在於，網路空間和虛擬環境（虛擬社群）不僅是對現實的模擬，而且本質上就構成其自身所處的環境。虛擬現實要求把抽象社群看作是以自身為參照物的獨立的實體」。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網路虛擬社群對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的同化異化作用兩個方面。

（一）就虛擬社群對於政治文化的同化異化作用方面而言，我們首先探討網路虛擬社群對政治文化的同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促進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參與型公民文化的形態轉變。網路空間以其開放性、流動性和虛擬性而具有對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的塑造功能。「網路民主意味著出現了用笛卡爾空間（Cartesian Space）」表達的傳統的集會或政治領域在「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得到擴展和加強的一種可能性。較之在更大的政治體系中，社群成員在社群內有著更多的積极參与的機會，而且社群的成員身份，無論這個社群是否政治性的，都跟個人政治能力的提高和政治活動的增加密切相關。即便是非政治性的，也更可能使個人具有參與政治的能力感，也更可能在實際上參與討論政治。因而，網路虛擬社群的存在及其個體性與集體性之間的自由流動，在參與過程中成員身份、邊界和社會關係的相互作用，不僅影響著政治關係和政治行動，而且使得個體可能具有多個群體的多重成員身份，這增加了一個社會實現民主的潛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如果社群的存在增加了較之傳統社會實現民主的潛在的可能性，那麼網路虛擬社群的存在則可以促進與擴大有序政治參與並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之中。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卡爾·曼海姆指出，在正常條件下，以「別的價值觀一下子取代傳統的態度和制度是極為困難的，因為正是它們才使人的行為規規矩矩。摧毀它們便在社會結構和個人的行為系統中造成缺口」，而湧入這個缺口的正是「現代大眾宣傳」。

2.提升網路政治動員的組織化與政治社會化程度。在一定意義上，政治文化是政治組織化和政治社會化的結果。而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與公民文化和民主政體的直接接觸。社會個體成為虛擬社群中的一員，不僅會減少心中的無力感，還會增強對團體行動的關注與參與，這將增強動員的組織化和政治社會化水平。互聯網可以把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時間序列的事件在網路空間里進行「同時同地」的組合和拼貼，這為網路政治動員提供絕好的技術環境和操縱可能，也就是說，「網路虛擬社群不僅是互聯網改變人類結社方式的一種體現，而且也包含著人類進一步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對於個人而言，網路虛擬社群在政治緊張時不僅是可以利用的資源以增加自己影響國家或政府的能力，而且也是減少對政治制度體系過度依賴的手段，從而實現對政治的責任意識和對政治的節制或超脫的平衡，而這種平衡是一個成功的民主制度和維持政治體系的穩定性所需要的；對於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威而言，網路空間的虛擬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等諸多特點，則降低了網路被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威滲透和控制的可能性，這樣，網路虛擬社群影響政治活動的自主性和主體性不僅得到了充分實現，而且也提升了網路政治動員的組織化程度。

3.促進初級社會結構、情感態度與政治體系的一致性與責任取向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生態的形成。相對於特定的政治體系而言，網路虛擬社群是一種初級社會結構，這一結構的政治參與可以促進其自身及其情感態度與政治體系的適應性關聯。一方面，它有助於培養政治責任感與情感性政治認同。一般而言，為網路虛擬社群所廣泛關注與持久討論的都是一些與社會成員聯繫密切又十分突出的社會現實問題，若現實政治體制不能從整體上或制度化協調各方面解決問題的政治訴求，則可能從反方向上推動網路政治參與與政治意識的發展壯大，以尋求體制外表達的特殊方式而訴諸虛擬空間並尋求自身權利的行政救濟，因而網路虛擬社群在聯繫群眾、化解社會矛盾、接受監督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這一參與方式卻恰恰可以引發和促進政府權力與反應性之間建立平衡機制並使問題獲得有效解決。這樣，人們不僅感受到了自身的政治影響力，而且也增強了自我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情感認同，這是因為「穩定的政治責任感的形成，可能取決於政治體系有沒有能力產生能夠滿足體系成員期望的輸出。」而「從民主政府的輸出來看，非合作性質的、完全靠個人努力去發揮的影響，其結果只會導致政治體系功能失調，導致每一個個人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或者是社會動亂的結果」。另一方面，網路虛擬社群可以促進一個發散型結構的個體和社區與政治結構之間的融合，並進而促進個人追求、需要和期待等有效地從初級團體流向政治體系。雖然這並非意味著網路虛擬社群的成員將其全部資源投入更大的社會系統，但是卻也強化了網民個體與政治體之間的聯繫，因而這體現出了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觀念以及合作的行動和能力，從而有助於政治影響力和政治秩序化的有效實現。

4.推動政治行為與政治體系結構協調一致而建構起理性平衡的政治文化。網路虛擬社群中成員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態應該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隨著參與經驗的累積，信息資源信息流轉的開放性和互動性環境可能顛覆一些傳統的價值觀念，為轉變創造了一種新的媒介，這種環境推動政治文化的理性生成。一般而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具有明顯的非理性化傾向，追求人治理想和權威主義。然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路虛擬空間中公民擁有足夠的信息資源對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並不斷修正和豐富自己原有的思想，提高網路政治參與者的學習能力、認識能力和辨別能力，使得其對政治事務的認識和理解漸趨理性，優化和提升了政治效能感。在這種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轉換過程中，一方面成員形成了新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維持積極性和消極性的平衡；另一方面政治體系的運行在權利和反應性的張力中維持權利和責任之間的平衡。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把虛擬社群納入特定政治體系的運行中，不僅可以促進政治文化與政治體系的結構協調一致，而且由於參與行為的有效而使整個體系更為穩定。

其次，我們探討網路虛擬社群政治文化的異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虛擬實踐中的「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和「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對政治文化發展的異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現存的政治體制及其規則和精神提出新的挑戰，造成價值認同信仰危機；二是形成網路多數暴政。就「群體極化」而言，依據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理解，該詞所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起初存在於社群成員中的某種偏向，經過聚合後，更傾向於某一確定方向，從而形成更加極端的觀點」，而「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使得具有相同觀點的成員聚集在一起，越來越容易地孤立他人或容易使他們聽不到那些不同的觀點。由此，他們即培育起群體極化的基礎，從而構成民主和社會穩定的潛在危險」，並認為在群體極化的過程中，有三個重要因素：「有說服力的論點和信息、社會比較以及信心、確證和極端主義。」而「沉默的螺旋」理論，則是由伊麗莎白·諾爾-諾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該理論體現了大眾傳播、人際傳播和人們對「意見環境」的認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輿論形成機制：經由信息得以公開與廣泛傳播的意見被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被認知與評價，由此帶來的壓力或安全感會引起人際接觸中的「劣勢意見的沉默」和「優勢意見的大聲疾呼」的螺旋式擴展過程，最終在網路空間或虛擬社群中形成佔壓倒性優勢的「多數意見」——這些因素或機制在虛擬社群中的運用形成網路多數暴政。當前，中國的「網路民主」（cyber-democracy）極大地拓展了民主含義及其實踐領域，然而也同樣潛蘊著一般民主實踐中「多數人暴政」的悖論困境，即「部分網民利用網路空間形成強勢的網路輿論，對他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抨擊和鞭撻，從而影響他人正常生活和侵害他人合法權益」；而當這些因素或機制被運用到對於政治體制及其規則的認知或中西政治文化比較時，可能形成對現行政治體系和主流文化價值的貶抑性判斷與評價或導致「個性政治」現象，從而造成價值認同信仰危機。而這種與現存政治體系與社會主流文化價值的疏離或者對西方文化價值和西方思潮的追逐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

2.網路虛擬社群的運作邏輯對政治認同的異化作用。其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造成傳統意義上國家或政府通過意識形態和民族意識教育來強化國家認同並樹立政府權威的做法面臨著失效的風險。在網路時代，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政治認同的公域空間的自由性、信息渠道的開放性與時空環境的多元性、易變性，使得國家等政治體無法再通過壟斷信息和有意識地利用大眾傳媒來影響民眾的認知和判斷以塑造他們對政治體系的忠誠，而由此造成了公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也日趨淡薄；而且，在網路虛擬空間中，由於不存在任何單一的標準，具有不同風格和價值的虛擬社群都能參與到網路公共領域活動，這催生了公民全球化理念和個性的張揚和批判意識的弱化——對此，齊格蒙·鮑曼表達了深切的憂慮：「既然沒有辦法確立一種更好的世界觀，那麼，唯一的策略便是對各種世界觀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承認這樣的一個粗陋事實，即世界觀是無限多的，它們之間缺乏通約性。一旦意識形態被認為無所不在，且一切均為意識形態，那麼，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將不再被認可，於是社會反思的工作便告終結。」二是由網路空間信息彌散性特徵所導致的社會治理和國家組織權力結構的扁平化以及政治權威的流失，也同樣造成了民眾在政治認同上的困境並進而對政治認同和政治生態產生異化作用，其結果是導致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並由此失卻了政治文化應承當二者平衡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說，即使網路虛擬社群可以成為政治社會化的一個渠道，也只是有效地培養了公民參與的態度，卻不足以造就社會信任和感情上對政治體系的責任意識，甚至有可能呈現出一種無序化的特徵或者是基於自身利益訴求而缺乏對整體政治利益的理性認知。

3.網路虛擬社群從感性層面消解人們的政治信念、政治熱情和政治穩定並進而異化了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由於普遍的理性化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淡無味，意味著不斷地壓抑衝動。」然而，網路文化的消費性、娛樂性以及虛擬性特徵，卻為社會公眾創造了宣洩衝動的可能性，從而導致網路虛擬社群成員的言論與虛擬實踐行為有著鮮明的非理性特徵。這種未經控制或沒有被整合進社會結構的非理性衝動，如果強行闖入政治生活則是危險的，「因為大眾民主的選擇裝置在那些理性指導必不可少的地方為非理性打開了大門。因此，民主本身產生了它自己的對立面，甚至為其敵人提供了武器。在此，我們再次碰到了在別處被我們更精確地描繪為『消極民主化』的過程」，或者成為政治動員可資利用的消極因素，「如果社會的政治安排中的薄弱之處——暴力可以在此立足——不總是吸收那些存在於人類精神之中的非理性衝動，那麼，這些衝動便會不是為了發泄就是為了創造文化價值而轉入其他領域，因此，它們有可能被動員起來達到暴力的目的」。這樣，不堅定的政治信念、非理性的或者說情緒化的政治熱情極易造成政治失序和社會失范，這不僅影響著政治的持續穩定發展，也對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產生異化作用。

（二）就虛擬社群對於政治生態的同化異化作用方面而言，我們首先探討虛擬社群對政治生態的同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網路虛擬社群對文化同一性與文化共享空間的同化作用。齊澤克指出，「在由一系列傳統價值統治的封閉社會中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政治衝突意指有結構的社會機體同『沒有部分的部分』（part of no part）的張力」。據上述，我們可以認為，在特定的意義上，處於與特定社會結構形成的張力之中的文化是集體意識意義上的社會價值秩序運行及其價值目標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僅源於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政治目標或者說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或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也源於一個組織的共同信仰或目標」以及基於此上的文化共享空間或共同體。「在這裡，必定存在著一個大家所感受到的價值核心，正是它作為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而起作用。」由此，同樣值得提及的是，在這種文化心理機制現實化的過程中蘊涵著傳統精神文化價值觀的繼承性、創新性和發展性的關係以及意識形態宏觀操控性與微觀文化力量變革。而這恰恰有利於文化同一性與文化共享空間同化作用的順暢發揮，而這對於網路空間虛擬社群對文化同一性與文化共享空間同化作用也同樣適合。

2.網路政治參與的開放性和去中心性打破了體系層級和空間地域的限制而實現區域邊界、政治控制、政治交互行為、媒介和意義紐帶的同化與整合。網路虛擬世界可被設想為一個由區域劃分的一系列小型網路空間組成，與現實物理空間也不具備確定的對應關係。然而，局部區域中的網路虛擬社群可以越過地理邊界的局限於其他局部區域內的人或社群建構起虛擬的聯繫，從而加強了網民、社會群體、民間組織和政府組織之間的適應性聯繫，並形成縱橫交錯的多重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網路社團組織起來非常方便，地域幾乎不受限制，成員也大多沒有身份限制，從而大大擴展了交往的空間，網路社團的非空間組織形態，使其成員可以散佈於各個地方，一個人也可以超越空間障礙生活在好幾個網路社團里」。網路政治動員啟動時，依賴於網路「強鏈接」構建其一種「政治圈子」。這樣，就可以從四個層面來說明虛擬社群對於政治生態的這種影響：其一是打破了先在的空間區域限制，消解了從公共領域出發以實現對私人領域和日常生活的控制和調整這一政治運作環境的「中心-邊緣」結構；其二是建構起公共領域的公共與問題表達機制，重新思考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關係並培育文化批判精神；其三是促進了社會力量或非政治性社會組織的興起，改變了以「強國家-弱社會」為特徵的國家與社會間的傳統結構體系層級，形塑諾齊克意義上「最弱意義上的國家」以確定國家行動的合理界域，積累起基於信任的社會資本；其四是民族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限趨於模糊，形成政治文化的國際比較、辨別與鬥爭。由上可見，基於虛擬想像或認同的共同體的形成所體現的正是邊界、控制、政治交互行為、媒介和意義紐帶的全面結合。

3.建構基於信任的政治秩序化的社會環境。網路虛擬社群要求的虛擬認同與身份建構可以成為信任的社會基礎，因為「人們更願意信任具有群體類似特徵和相同群體成員資格的人，從而建立基於身份的信任」。社會信任，一方面，其可以促進社會成員對於政治責任意識與政治的超脫之間的平衡而形成更為一般的社會價值觀，而正是這些一般的社會價值觀在政治體系中發揮著調節政治爭端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可以在一般的社會態度與政治態度之間建立轉換的關係機制，即在社會態度基礎上發展出政治態度，並由此建構社會基本初級團體結構與政治結構的緊密融合，而正是這種緊密的融合導致了政治體系的一致性。一般而言，「所有政治體系的絕大多數成員都生活在社區的親密團體（intimate groups）之中，並在其中發展、發現和表達他們的情感和願望」。這樣，原本處於政治體之外的一些初級群體中的普通成員的追求、需要、不滿和願望就得以輸入政治體。但是，「那些由於不同原因的政治體系而未能密切地跟社區結構相結合的國家，人們的要求和情感不能順利地流入政治體系，因而政治體就可能不了解其成員的實際情緒和需要。人們可能在情感上迴避政治體系，或者，他們與政治體系的關係只是被動地接受極端主義的胡作非為」。

其次，我們探討網路虛擬社群對政治生態的異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存在於網路虛擬社群中的群體同質化趨勢或群體極化現象造成對社會的離心作用，從而異化文化價值認同與文化凝聚。在網路空間中，個體網民往往假以群體存在來規避個體意見可能招致的風險，因而多數對少數的同化是普遍存在的一種意見聚合模式。然而，過於同質化的圈內輿論可能危及政治生態的穩定性。「通過社會影響和說服的機制，成員向圈內討論時可能預見的結果靠攏，小群體意見趨同和走向極端化，從而增加社會分裂的風險，過於極端化的小團體很容易把他們的主張推向不受理智約束的邊緣，從而使社會失去對他們的控制」，從而使得「真實世界」中的一些社會規則在網路空間無所適從。網路信息的圈內傳播和信息獲得的非均衡性所造成的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社會政治價值的離心作用，從而影響文化價值認同與文化凝聚，並從虛擬走向現實，引發群體性事件，衝擊政治體制和政治秩序；意識形態權力採用符號形式滲透入社會文化結構，不僅在深層導致個體形成虛假的價值認同，而且在表層瓦解集體意識的統一性。「價值的缺失在個體心理的層次上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使得『個體對社會的歸屬感和依從感徹底地崩潰了』。」政治問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與網路虛擬社群中文化成員普遍持有的政治價值的偏離程度，直接影響著網路政治輿論的規模。現實空間的改造必須通過現實空間來實施，將網路空間里匯聚的巨大力量導入現實空間，可以形成足夠的政治壓力，由此敞開政治對話窗口，所以網路政治動員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空間。

2.網路虛擬社群所蘊涵的放大效應與過分的政治動員以較強的解構性衝擊著國家或政府對於信息的控制，可能改變著政治文化的背景形勢，導致民主政治的不穩定。一方面，世界格局中的一些事實差異通過虛擬社群得以放大或擴散，從而使得一部分人在國際社會制度文明和民主觀念的矛盾與鬥爭中的政治態度與情感被納入西方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邏輯，民族國家的政治安全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和衝擊，或者是導致社群中的一部分人不注重政治文化的學習和修養，政治忠誠感和歸屬感淡化，從而危及政治合法性、政府威信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但網路社會可能是一個輿論更為分散的社會，而輿論的過分分散將不利於社會整合，其導致的結果是正面的積極的政治動員以及對大多數的動員變得更為困難；或者是這樣的傾向，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形成一種事件的高關聯度與非理性的耦合，導致利益相關驅動下的非理性「問題化」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應對也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發展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悖論，即：在一個被認為是高度權威統治的政治體系中，將非政治性經驗擴展到政治中去可能受到阻礙，相反，如果政治社會化的媒介存在於一個缺乏權威或分裂的政治體系中，所產生出來的感情就可能是疏離的感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不可能轉化為政治上的信任。因而，過分的政治動員或政治參與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危及政治體系乃至社會秩序的穩定。因為強烈的政治投入會增加政治的風險，滋生帶有所謂救世精神的民眾運動，而這種運動將導致民主政治的不穩定。

3.虛擬和現實之間轉換使得政治文化建設的社會環境更趨複雜。網路空間是一種既真實又另類的異位空間，即蘊涵著衝突和矛盾的終結性空間。這一空間既對真實的物理空間進行模擬，也對真實的物理空間產生質疑。異位空間並非是單純想像的虛幻空間，而是真實存在的境域，因而可能也是「作為『反場所』來發揮其社會作用，並使我們本來矛盾百出、麻煩不斷的社會存在的某些方面，產生出具有推論性意義的空間」，它在兩個方面使得政治文化建設的社會環境更趨複雜。其一是消解了政治信任的社會基礎氛圍。網路虛擬社群所蘊涵的虛擬與現實之間轉換的流動性、差異性和虛擬性，加劇了人們的信任危機，而社會價值觀的缺失又構成了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化的社會環境阻滯因素。其二是由於網路虛擬空間可能是現實社會的政治訴求壓抑後的一個替代途徑，且具有匿名性的特徵，因此，由於遭遇社會挫折感或在政治參與和社會縱向流動中受阻，或者由於政府權威的擴張以及政治系統輸出功能的擴大滋生的權力異化，都可能導致網路虛擬空間中的相關政治感情和政治行為的表達容易情緒化乃至極端化的政治輿論，包括直接或間接針對國家政治系統的極端政治言論以及對於精英政治和精英文化的貶斥，網路暴力和網路輿論的異化傾向日益嚴重。因此，網路虛擬社群作為存在於網路虛擬空間中或者本身即是一個相對縮小了的虛擬空間，也「不只是用自身的規範、文化和實踐創建了一個新型的分隔空間，它本身還可能是一種幫助創造產出性混亂環境的交流媒介，而這個所謂創造產出性混亂的環境，就是向我們的社會互動和社會存在方式提出新挑戰、提出新的可能性的交替排序的網路空間」。因而，有效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並不是最大限度的實用主義或激情，而是一種對於政治制度的「體系感情」式的政治責任。

對於網路虛擬社群異化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的治理

在文化的視閾中理解網路虛擬社群的特徵，可以把與網路虛擬社群相關聯的成員虛擬生存與虛擬認同等置入更為廣闊的文化審視境域，而其對於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的同化異化的雙重作用，本質上內在於以虛擬技術為物質基礎的文化精神活動和文化生活過程以及基於這種活動與生活過程的價值觀念重構。這一文化審視視閾的意義在於：不應該把與網路虛擬社群密切相關的文化存在看作是與現實社會生活相併列的一種生存方式，相反，恰恰應有其深刻的物質的和社會的歷史根源，並由此顯示出其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的影響與價值。這樣，一方面，無論是卡羅爾·佩特曼還是傑茲·威爾特對於阿爾蒙德的公民型政治文化理論的批判或質疑自身即存在著方法論問題：前者質疑「公民文化」與政治系統的關係，並認為政治文化更可能是政治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而後者作為一個物質主義者更認為文化只不過是依附於內在事實的一種外在符號；另一方面，互聯網雖有自組織功能，但網路文化建設並不是由網民個體「自動」完成的，虛擬實踐雖以「群」為基本形式，但網路文化建設也不是在群內自行解決的。同樣地，儘管網路文化建設最終還是要經由網民實踐並在網路群體內得以實現，但虛擬社會仍然需現實規範與治理。因而，特定的政治系統是由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相互作用的結構，網路虛擬社群的發展所導致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的異化即是對政治系統的異化，而網路虛擬社群的文化特質及其對政治系統的異化可能意味著國家、政府、社會治理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基於此，需要首先予以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網路虛擬空間的文化建設是應該基於網路空間本位抑或是作為一種現實性社會結構形式的網路社會本位？進而說明虛擬社群所致政治體系異化的有效治理何以應該是一種多主體協同治理？這一治理範式的原則機理是什麼？

互聯網技術和虛擬實踐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與生存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延伸並影響著現實世界。第一，網路虛擬社群基於個體和集體、虛擬和現實的自由流動性和矛盾張力構成網路虛擬社群文化悖論特徵，即虛擬空間本位與社會網路化邏輯的衝突而導致自我規範意識與他律機制的雙重弱化、虛擬認同及其價值實現與現實認同的僭越或衝突、虛擬實在非現實的主體性與網路文化自我殖民之間的悖論的根源，並進而導致網路虛擬社會的群體分化日益明顯，不僅出現了自我管理的要求和傾向，催生出網路虛擬社會管理所需要的公民意識，而且削弱了網路虛擬社會傳統管理方式的權威性與有效性。第二，虛擬社群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組織形態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特點，「人們在網路平台上進行的是信息即時的獲取、靈活的結盟與隨時的轉換，任何固定的結構都無法勝任這一根本看不到任何確定性希望的使命。在這樣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網路社會中，政策問題建構權的分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政策問題建構權不再由某個中心掌握，而是呈現出散點分布的狀況」。由此，信息處理或信息主導方式不再是處於社會治理中心的精英或傳統成員，逐漸喪失了對於信息的壟斷性控制，並進一步改變了傳統的時空結構，物理空間或場域不再是政策問題建構權的障礙，政策問題建構權的分配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並從網路虛擬世界延續並影響著現實生活世界，持續地受到虛擬世界人們的意見或意願的影響，「可以相信，這種散點分布不會長期地限於網路所構成的虛擬世界中，它會影響到現實世界，促進現實世界的政策問題建構權的『去中心化』」。這樣，以下兩點可以獲得確證：一是網路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之間存在著對應聯繫，儘管這種聯繫並非是線性的。網路虛擬社會所有虛擬實踐活動的虛擬性，很大程度上是現實社會中各種實踐活動在網路空間里的延伸或者映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深刻地指出，虛擬實在與傳統現實之間並非存在著截然對立，虛擬現實的技術性實現只是延伸了現實的邏輯，而虛擬空間中的社群或成員角色是現實個體投射的主體化產物。虛擬社群管理應以現實社會矛盾和風險為切入點而與現實社會管理融為一體，而其有效性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現實社會管理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的消解程度。因而，就網路虛擬空間以及處於其中的網路虛擬社群的管理與文化悖論而言，無論是單純的「自我管理模式」還是「政府管制模式」都具有片面性。二是傳統工業社會中的那種只基於「主-客二分模式」的垂直線性管理方式被離散的、水平延拓模式所取代，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且合作互動的政策問題建構場所。「中心-邊緣」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國家與社會治理模式也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的社會治理中心也將失去控制國家乃至世界的能力。「去中心化」治理，形成全社會多成員廣泛參與的多主體或多中心治理，從而對現實社會中的國家和政府管理或政策建構發生深刻影響。

基於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網路虛擬社群所致政治系統異化的治理應該是這樣一種多主體協同模式：網路虛擬社會的自我管理、國家或政府對於網路虛擬社會的治理以及現實社會治理的統一及其相互作用，以促進虛擬和現實之間的良性互動。

第一，網路虛擬社會的自我管理需要堅持以自律為導向的文化自覺。互聯網時代的虛擬空間，其秩序機制不同於現實世界，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有其自創生或自組織功能，並以它自身的方式生長著自身的規則與機制，共識和自律是其有序運行的基礎，自治構成網路的靈魂。因而，網路政治文化和網路政治文明的形成或建設被視為一種伴隨著網路虛擬行為規則而生成或網路虛擬實踐有序化的內生過程，即一種「網路空間本位」發展觀，強調網路文化和網路文明自我發展的有效性，而質疑現實法律規則在管理電子空間和網路文化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因而，網路對一切願意參與網路社會交往的成員提供平等交往的機會，同時應該遵守網路共同體的所有規範並履行一個網路行為主體所應履行的義務。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即提出所謂「互聯網Code」，即一種自律性規範，它們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沒有強制力，而只是通過網路使用者自我約束的方式來維持效力。這種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在於：網路文化是一種秩序化的虛擬實踐成果，其治理模式本質上是在網路空間內生成虛擬行為規則並以此來保持一種有序的網路虛擬實踐狀態。這一理論範式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網路文化的管理，被稱為「網路無政府主義」（cyberspace anarchism）。也在此意義上，約瑟夫·比格爾（Joseph Beagle）認為：「互聯網作為一種制度機制的真正力量，在於其政策形成的特點旨在呼喚個人的自由感。」然而，這種「網路空間本位」的網路文化發展觀已遭致了諸多質疑，認為互聯網自身無法實現秩序，需要國家或社會的管控；否則，網路虛擬空間與網路文化將會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或處於不可控的狀態，由此形成了與網路空間本位觀相對的網路社會本位觀。一般而言，這一觀念基於如下原因：一是網路空間或稱虛擬實在，在其本質上仍然是對現實世界的虛擬；二是網路社會實際上是信息社會發展到網路化階段的一種現實性社會結構形式，網路文化不過是社會文化的一個亞結構；三是作為一種秩序化的網路虛擬實踐成果的網路文化所衍生出來的無序現象不僅可以妨礙網路虛擬社會實踐的正常進行，而且對整個社會生活造成了直接影響，網路空間中的行為及其越軌性的判定仍需適用現實社會中的準則或價值判斷。

第二，國家或社會對於網路虛擬社群的管理應該著力於建立政府主導的基本信任或認同的權力與反應性之間的平衡。網路虛擬世界的匿名性、自由性和身體缺場模糊了真實生活與機械模擬、客觀呈現與主體幻覺之間、飄忽的情志與自我的硬核之間的邊界，最後還有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邊界，從而也最終祛除了他者的「真實存在」，「我們在賽博空間中就再也無法遭遇到真實的他者，再也無法觸摸他者的血肉之軀」。一方面，可能造成意識形態價值工具主義的同一性暴力。德里達就此表達了他對那種沒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義」的現象學與本體論哲學的擔憂：將會變成一系列暴力哲學，從而也可能使整個哲學傳統在境界的幽深處與同一者的壓迫以及極權主義沆瀣一氣；另一方面，產生超越現實束縛的安全感與心靈自由而毫無負擔和壓力地參與政治討論，形成支持或抨擊的輿論力量，產生政治效能感。齊澤克深刻揭示了虛擬與現實的二元生死較量中形成的所謂「賽博空間理性」，「這一與肉體命運糾結最深的悖論以及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表達了虛擬影像對肉體的折磨以及賽博空間所開啟的對於未來的無限選擇的憂慮」。因此，對網路空間的管理是困難的、極具挑戰的，並且不一定是有效的。這樣，就要求國家（政府）與網路虛擬群體之間建構起適當關係，許多發生在網路外部的協同努力通常需要受到政府更嚴格的控制，將非政府組織更緊密地與公共機構聯繫在一起。

就網路虛擬社群的治理而言，協同即意味著改變「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治理模式，建立國家（政府）主導下的層級模式與扁平化、分散的網路化治理模式的生態結合。網路需要掌管，而管理者的角色由公共部門來承擔是最合適的，因為公共部門既擁有國家的廣泛資源，又被賦予民主的合法性，促進效率與價值的統一。就治理結構而言，「治理意味著國家與社會、市場等主體以新的方式建立起互動關係機制，強調公民參與，主張多層次、去中心化和多中心的治理結構，認同並倡導等級、網路和市場的組合及相互滲透和多種層次治理與多種工具使用的並存，而層級制保證了制度性產物的有效供給。關於這一治理結構的理論表現出兩個並存的取向：以各種形式進行分權，以實現行政過程中的民主決策和參與執行，以期價值得到維護；以各種治理方式及其組合應對治理對象的複雜、動態和多樣性質，以期效率的實現」。「每當溝通的媒介降低了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成本，可能就會有更多人將資源聚集起來、與他人分享。而文明的歷史，用一句話簡單地歸結就是：更多人以新的方式聚集、分享資源。」然而，現代治理範式所強調的是多主體協同性和公共服務提供的多元性，卻並非排斥國家的功能和政府的權威性，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傳統公共行政範式所難以應對的「效率-價值」悖論與單一層級的價值缺失。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和政府應該被重新帶回到關於協同治理的討論中，因而也並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空洞化」。我們可以理解，現代治理理論在其具體的理論主張，何以也會出現由極富後現代意義的「沒有政府的治理」演變為「向國家的回歸」，國家（政府）重新被置於「元治理者」的位置。現代治理理論的一些基本主張並非是與經典公共行政學範式的徹底決裂。就此，斯托克等批評了那種「多水平、非等級化、協商和無關政治的，包含了公私網路和准自治執行機構的治理」理論，並指出，若將政策制定的動力學理解為無關政治的，或將政治理解成無關權力的，那麼，治理的觀點中將失去了一種可持續的東西；而如果將社會選擇的動力理解成與政治的或管理主義無關，那麼治理的觀點也將可能是錯誤的。治理理論家提出的網路治理、多層次、多主體治理概念在「取代」國家的「秩序功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其在取代「公正功能」方面的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指出，治理理論所主張的分權或「去中心化」，同時也意味著揭示了分權化傾向的可能缺陷：那種所謂最徹底的集權或分權一般地都可能是發生在治理狀況最糟糕的領域。因而，即便是公民參與所發揮的正面作用也並非是無條件的，而是需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導致決策的效率和效果。因而，需要強調的是，治理的民主功能應該是促進政府進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提升，協同治理作為一種區別於等級制和市場化的一種治理模式，多元化的參與者及其相互之間平等的橫向聯合，協商與參與的廣泛性以及公私權力的分享、網路虛擬空間的自我管理，將對政府協同各個參與主體間關係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擴大虛擬社群成員參與機會時，需要建構政府主導的網路動員機制，促進自發性網路政治動員與政府網路政治動員二者之間的對稱性發展，促進虛擬和現實、虛擬政治和現實政治之間的良性互動。

政府治理自發性網路政治動員以及參與者互動的基礎在於信任與雙贏。國家和政府應保證向虛擬社群等社會團體分權並擴展其民主政治參與的角色或路徑。然而，由於網路參與者並不一定認同網路的共同目標，其間的權力分布並不一定總是平等的，而且害怕失去權威和影響力，來自公共部門和大型企業的參與者通常不願意處理權力不平衡問題，且政府可能與生俱來地不擅長交換信息及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任機制很難建立起來，而信任是影響網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起這種信任的機制？進而在此基礎上促進虛擬和現實之間的良性互動？

拓展政治參與需要考慮權力與反應性之間的平衡，培育「理性-積極性」公民參與。阿爾蒙德在探討「公民文化與穩定的民主制」這一問題時，指出「理性-積極性」模式所受到的政治行為研究理論的質疑，進而提出「維持政府權力和政府的反應性之間的平衡」以及維持由之衍生的「共識與分歧之間的平衡，感情傾向和感情中立之間的平衡」何以有助於理解那種與公民文化聯繫的較為複雜的政治態度模式更為適合民主的政治制度。儘管阿爾蒙德的這一研究同樣遭致了眾多批評：阿爾蒙德把以公民文化研究政治文化具有「明顯的道德價值判斷的傾向」從而存在著「當時西方政治學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和可能存在的理論問題」，「公民文化」將「政治文化研究的領域和範圍引導上了闡述民主政治如何穩定運行的特定目的，而且這種民主政治的類型也是特別指定的。這就給我們理解政治文化的性質，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客觀作用,發生演變的條件和原因,以及與制度的關係等，帶來相當程度的片面性」。而其對於政治文化與制度結構之間的關聯性這一研究目標的理論闡述同樣是不成功的，不僅「在客觀上把政治文化看作了相對穩定的自變數，而忽視了文化的可塑性和變化」，而且忽略了「政治結構對政治文化的反影響力，或者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卡羅爾·佩特曼就質疑「公民文化」與政治系統的關係，認為政治文化更可能是政治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物質主義者傑茲·威爾特更認為文化只不過是依附於內在事實的外在符號。然而，其關於「理性-積極性」公民參與模式以及「權力和反應性」之間的適當平衡對於我們如何拓展與把握網路虛擬社群的政治參與行為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其一是如何恰當地發揮政治參與的制度有效性和理性參與的有效互動機制。筆者認為，建構一套完備或比較完備的程序化機制保證公民在利益受損時有清晰可循的路徑來表達訴求，同時也要建構「程序之規範價值」與「程序之有效價值」、目的理性與程序理性之間相統一的政治生態。其二是與虛擬社群治理相適應的參與型公民：既有著積極的政治態度與對於政策建構的影響力，也有對於政治制度體系結構何主流價值的認同與信任。通常而言，無論是現實社會還是網路虛擬空間，通過特定社群所表達出來的矛盾或事件最終都可能被有意無意地指向政府，因而，虛擬空間中，事件關聯方的溝通在相當程度上即被化約為事件關聯主體與政府的溝通。這種溝通既體現公民參與的影響力，也需要政治信仰和對主流政治價值的情感認同。基於此，才能確切把握阿爾蒙德所強調的應該保持著「權力與反應性」間的恰當平衡，特定的社群在獲得參與政治決策過程或機會時，並非意味著完全摧毀政治上的「臣民」取向和情感。阿爾蒙德強調，現代參與型公民文化的特點應該是村民、臣民參與者角色之間的平衡，而在一種接近於公民文化的政治文化中，政治態度的模式在某些方面不同於「理性-積極性」模式。具有融合性的公民文化，其「跟較鬆散的傳統權威模式想聯繫的取向，並沒有被更確切的新政治取向完全取代」，而「較積極的參與者角色並沒有取代消極的村民和臣民角色」，「在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而擴大普通人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機會時，就不能完全摧毀政治上的臣民取向」。為此，具體而言，一方面，政府或國家應該正確辨析並區分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培育公共領域，提升駕馭虛擬空間政治事件或應對網路公共危機的能力；及時總結網路政治參與的成功範式與經驗並予以規範化和制度化，把通過虛擬社群推動的基於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的宣傳、評判、論政、監督、互動等政治參與方式與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體系有機連接；強化各級政府對虛擬社會的服務、管控、引導意識和自身的責任意識，拓展信息公開途徑和方式並關注網路動態，保障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促進網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網路虛擬社群成員身份的不穩定性形成的網路虛擬流動特性和虛幻想像性，可能被一些不法勢力和不法分子利用來進行網路欺騙、政治控制以及意識形態控制，從而造成一些政治安全問題，因而國家（政府）需要不斷進行網路虛擬社會管理創新，遵循網路論政、監督和互動的行動邏輯，即從虛擬空間走向現實空間、從話語行為走向實際行動，從而不僅促進二者的良性互動，而且使得通過公眾的理性批判和公開辯論而獲得合法性的公共權力系統以及通過公開討論和辯論實現對公共權力系統的監督與批判的公眾之間實現良性互動。

第三，現實社會本身的治理應該著力於那些虛擬社群敏感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從政治文化生成與變遷的根源性意義上看，虛擬社群的存在及其對於政治系統的異化不僅僅在於虛擬空間自身的自律管理和技術層面的問題，而且有其更為深刻的現實社會歷史根源。中國社會結構及其生態的變遷，不僅造成利益結構和利益群體的結構分化，同時也促發了公民要求擁有平等政治參與權利和自身價值的實現意識，從而推動了邊緣群體通過政治參與以爭取利益表達機會的願望與行動。然而，制度運行中仍然存在著的治理工具化傾嚮往往可以輕易地扭曲制度的設計初衷，致使表面上類型多樣的政治參與在實踐中往往「形式化」，難以實現利益受損公民的政治參與願望和利益表達。在政治領域，「政治權力的流動在改革過程中始終被限制在體制的邊界之內，並沒有與社會或者市場發生實質性關係，一方面避免了核心權力在改革過程中的過分溶解而導致的改革失控，引致國家離散、社會動蕩，但另一方面，可控改革的推進使位於體制內核的權力精英逐步成為主導改革的『政治內部人』（political insider），事實上剝奪了政治邊緣群體對改革的發言權和參與權」，從而導致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博弈。在民主制度的運行過程中，即便「公民具有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參與權，仍可能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而遭到政治傷害」，而「在政策問題建構中的被忽視、受冷落等參與上的不平等，是最有可能造成大面積政治傷害的原因所在」。在弗雷澤看來，造成這種參與不平等的原因，則不僅包括經濟上的不平等分配，而且在多元文化並存的背景中，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分配正轉移到文化上的錯誤承認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代表權，而如果說實現這種「承認政治」的可能途徑在於消除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界線的「二階正義」，那麼網路空間中虛擬社群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現實政治生態下的利益表達路徑的缺失或阻塞以及較低的虛擬參與成本兩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使得網路公共參與成為一種更為可行的選擇。公民網路參與行為理性化程度的基本指標不僅僅是其內在道德自律，而且還涉及一個理性的公民在網路公共參與行為中基於那種取決於事件的社會距離（與事件的關聯度）的立場之上的價值判斷。基於此，網路虛擬社群的有效治理不僅應該認真分析網路公共參與群體以及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劃分，及時作出適宜的政策回應和政策建構，而且也應該著力於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的政策建構。這使我們想起齊澤克對於賽博空間的政治批判，這一批判所要求的正是「一種朝向平等主義正義的政治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