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知識分子必須要利用電視媒體

2015年11月26日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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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魯湘，文化學者，1956年生於湖南，1978年進湘潭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留校，1984年進北京大學研修中國美學史，獲哲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香港鳳凰衛視高級策劃。歷任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總策劃、《世紀大講堂》主持人、《文化大觀園》總策劃、主持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導。

「電視大觀園」里的知識分子

《文化大觀園》是鳳凰衛視一檔標誌性的文化專題節目，2006年開播，已持續近十年。隨意搜索這檔節目，單從標題，就足以令人嚮往——《「官窯」瓷器是它所處朝代頂級審美的凝聚》《荒野故都：鄴城六朝風雲》《紅塵內外：一代奇才李叔同出家之謎》《善變之豪傑：梁啟超誕辰140周年》《尋找張光宇：中國波普藝術的旗手》《民國老課本》《「幽默大師」林語堂》《金嗓歌王駱玉笙》……其內容之跳躍，興趣之斐然，每每總能觸動人文學者與文藝青年的神經，忍不住跟隨它去思考、探尋。

這檔節目背後的靈魂人物就是王魯湘。

11月6日，記者到北京王魯湘家中拜訪。那是二環邊上的一處小區，他的客廳也是書齋，除了沙發和電視，擺滿了書籍字畫與各種器物，品位非同一般，王魯湘身處其中，說起話來聲音響亮，中氣足，但語調十分溫和，身上帶著一股儒雅之氣。他曾說自己在生活中是「名士作派」，獨處時很散淡，像魏晉名士。他最欣賞嵇康，有真本事，平和從容，參透生死。作為大知識分子、資深電視主持人，他比想像中更謙和、更平易近人。

談到日常的生活狀態，王魯湘說自己「興趣太廣了，忙得不得了，停不下來」。在做電視節目的同時，他常抽時間到大學、社團做文化主題的演講，寫一些泛文化方面的文章，還擔任了一些社會職務，比如兼著幾個書院的名譽院長，因為對中國古玉的收藏和研究，他還有一個身份是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理事。

王魯湘出生在湖南中部一個小縣城，那是錢鍾書《圍城》里三閭大學所在的小鎮。少年時他做過知青，1977年恢復高考，他向生產隊請假，臨陣磨槍複習了十幾天，憑著天分和以前的基礎匆忙應考，高考成績名列前茅，卻「稀里糊塗」地被指派到湘潭大學讀中文系。在湘潭大學四年，除了本專業的課程，他還當起哲學系、經濟系和歷史系的旁聽生。當時學校沒有圖書館，他從朋友那兒借到一本法國哲學家丹納的《藝術哲學》，愣是用了一個星期抄寫了一遍。

本科畢業後，王魯湘考取了北京大學美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學習期間，他苦讀《道德經》《莊子》《大學》等中國古典哲學經典，也深入研究了笛卡爾、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我的專業方向是中國美學史，本來應該鑽研中國傳統文化，但我那個時候最大的興趣確實是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對現象學、存在主義、符號學、新批評都特別著迷。我帶著幾個師弟師妹花了大量時間，把西方當代美學史的東西摸了一遍，還組織編譯了一本《西方學者眼中的西方現代美學》。」

雖然近年來王魯湘的學術方向和關注點越來越中國，越來越回歸傳統，但是他仍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學者，如果對西方學術不夠了解，學術視野就會受到限制。「因為西方學者特別善於使用工具，提煉某種方法論的東西，中國學者這方面有所欠缺。」

王魯湘痴迷於讀書，但又不是「讀死書」的人。早期他曾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跋山涉水，走遍全國所有的省份。他走過陝北地區24個縣的220多個文化遺迹，編著出版了一本畫冊。他多次登上泰山，「泰山的每級台階都爬過，每道溝都翻過，每塊殘碑都扶起來過。」他學識淵博，研究過甲骨文、地緣文化、山嶽文化、河流文化、海洋文化、民俗風情、鄉土建築、民間工藝……他自嘲因不擅長於完全抽象思辨，當不成哲學家；因為不會編故事，當不了文學家；又不是足夠專業的史學家，所以，最終只好什麼都涉獵一點，成了「雜家」。

2001年，王魯湘加盟鳳凰衛視。「這個決定，把我從書齋里逼了出來。」王魯湘說，如果沒有這個逼迫，他可能還會在體制里守著，在書齋里呆著，在書本里耗著。起初他在鳳凰衛視的身份是策劃，不久因為節目需要做了嘉賓，後來成了常設嘉賓，直到從幕後走到前台，當上了節目主持人。這份工作讓他的時間變得特別緊張，甚至很難像其他文人那樣坐下來畫畫寫字，聊天喝茶，但這其中也有很多快樂讓他無悔，「我到鳳凰衛視很快就15年了，人生最重要的階段留在這裡，很舒心，《文化大觀園》做到十年，一直還在，這也是我的一種幸運。」

知識分子必須要利用電視媒體

記者：您是一位知識分子，為什麼要跑到電視上做主持人，而且一做就是十年？

王魯湘：熟悉我的人，認為我首先應該是一個知識分子。當然現在大家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已經寬泛化了，過去談到所謂知識分子，比較狹隘的定義是「書齋知識分子」，天天坐在書齋里，讀書、寫作。像我這樣走出書齋，到媒體去，尤其是到電視媒體去，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這個人有點不務正業，為什麼跑到大眾傳媒去出風頭？說句老實話，過去我們中國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有這個看法，這是一個過程，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從現代化的意義上來說對知識傳播媒介的看法還很落後。我在上世紀80年代就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要利用電視這個新媒體。

記者：那時候這樣的想法是非常特立獨行的，促成您產生這樣認識的原因是什麼？

王魯湘：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專業是中國美學史，跟電視一點邊都搭不著。當時由《文藝報》牽頭，電視界、文藝界召開了一次關於電視文化的討論會，很奇怪的是他們通知到了我的導師葉朗先生，葉朗先生認為這個問題他沒有研究，不想去，但可以讓學生去聽一聽，所以我就去了。與會專家都談完以後，我做了個發言，結果我的發言引起高度重視，錄音整理之後，全文發表在專業期刊上。我提出中國的電視應該是「全能電視」。在西方商業社會，電視是受到左翼知識分子批判的，比如法蘭克福學派，對電視文化持有很強烈的批判態度，認為這種大眾傳媒從屬於消費文化，在歐洲一個知識分子要想證明自己有品位，證明自己能夠批判社會，他家裡就不能有一台電視機。我說，中國目前的電視不是商業電視，當時電視上沒有文藝晚會和流行歌曲，沒有流行文化元素，我說這一塊必須要補充進來；另外知識界應該主動介入，利用電視，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形成電視文化的啟蒙層面。他們也很贊同我的設想。

記者：中國電視後來的發展也如您所說，一方面成了大眾娛樂狂歡的陣地，一方面知識界也開始介入到電視文化中來。

王魯湘：那時候談到媒介，想到的都是書、學術刊物，包括變成先鋒性的小說、戲劇、美術，都是傳統形式。其實這也是因為當時中國的電視機普及率很低，電視從業人員的素質，跟出版界、紙媒的差距較大。我就是因為參加了這麼一個會議，發表了一通言論，結果就被電視界的人盯上了。我就這樣被捲入到電視中，一發不可收拾。我做過最多的是政論片、紀錄片的撰稿，還做過策劃、編導，只是沒扛過攝像機，後來就到了鳳凰衛視。

電視只有通俗品格是偽命題

記者：用電視的形式展現文化，傳播文化，也是您這些年一直堅持在做的事。

王魯湘：我說過，只要給我足夠的資源，足夠的時間，我可以把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搬上電視。你們不是老說電視通俗，不能搞深刻的東西嗎，我相信黑格爾也一定會吸引觀眾。電視並不只具有通俗品格，就看你怎麼用它。包括現在的書籍、雜誌，都可以轉換成電視節目的形式。沒去做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偏見。

記者：電視現在是體現商業價值的平台，文化類節目也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王魯湘：現在我們做電視，總要考慮到廣告商的需求。電視的廣告商是什麼？最早就是賣洗衣粉的，所謂肥皂劇，就是這麼來的。廣告商定義了電視劇的品格，再由電視劇的品格定義整個電視的品格，其實是錯的。西方的電視新聞，從來就沒有通俗過，就是針對精英群體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很多女性觀眾，家庭主婦，不看新聞，這不是性別偏見，新聞主要就是給男性精英群體製作的，所以才有穩定的收視群體和市場，才可能出現CNN這樣的全新聞台，包括在綜合台出現全新聞頻道。更何況，還有很多做得非常精深的歷史專題片、政論片，包括人文地理、探索發現，以及人類學、考古學的片子，面對的都是精英群體。即使是電視劇，美劇也有一部分是專門針對精英群體的。美劇比電影深刻多了，好萊塢最好的寫手最後都去寫美劇去了。所以電視只具有通俗品格的說法是一個偽命題，是一部分大眾生活用品的廣告商強加給電視的。

記者：但是很多電視從業者只接受這個觀點。

王魯湘：我在電視台摸爬滾打幾十年，我最痛苦的經歷，就是跟這些專業的電視從業者進行關於電視文化的博弈。我做的都是文化類節目，做深做淺，怎麼做，哪些是我關注的重點，哪些不是，我們經常發生矛盾。比如我覺得這個事情關注東西就行了，而他們永遠要講一個裡面的所謂人的故事，我們的專業院校培養的電視從業人員，就是說老百姓故事的從業人員，他已經把觀眾定義成了通俗、淺顯。

我們能不能更多關注一下專業？但他們對專業沒有興趣，也進不去，他們只關注這個人的喜怒哀樂和情感經歷，一定要把一個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文化性的對象，弄到所謂冷暖人生、社會能見度的定義上去。其實呢，比如我們採訪一個歷史學家，我們電視台的五個欄目都可以同時做他，但這五個欄目的側重是不同的，《文化大觀園》一定要跟別的節目不一樣，為什麼一定要照著那些角度去做我們的文化片子呢？

記者：做電視節目最大的困惑是什麼？

王魯湘：我自己也很抗拒電視，儘管我一直在鼓吹知識分子進入電視，提升電視的品位，但是在和電視進行過深度接觸之後我發現，電視對知識分子是有傷害的。第一，做電視太耗時間，我寫作，幾張紙解決的問題，一天就完了，但在電視上要一個月甚至一年；第二，傳統的知識分子是個體化生存，一個人看書、思考、寫作，在某種意義上越孤獨越深刻，電視是一個集體合作的產物，最後只剩下一個最大公約數，很多個人的東西是要被平均掉的，在妥協中才可以最後完成一個電視作品。

過去我的導師跟我說過，世界上的學者就是兩種類型，一種是「穿山甲」，一種是「刺蝟」。「穿山甲」型的學者就是打一個洞，這個洞跟他身體的直徑一樣大，但是很深，甚至會把這個小山打穿；「刺蝟」呢，就是在樹林子里一路滾過去，扎掉下來的落葉，紮上一片是一片，最後扎了一後背葉子，成不了體系，但是看上去廣博、多彩。結果我現在由於這樣一個職業，就變成了一個更接近於「刺蝟」的學者。但是另一方面我時刻提醒自己，我不要真的變成「刺蝟」，自己還要有自己的學術偏向，要有一個領域。所以這麼多年我除了做電視節目外，也寫了一些專著，我還有一個體制內的身份，就是中國國家畫院的研究員，所以自己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這裡。

在「田野」中尋找文化的樂趣

記者：《文化大觀園》做了將近十年，您是每期節目都上嗎？有沒有人接替您？

王魯湘：沒有人接替我，主持人一直是我。我們沒有備播節目，因為沒有時間做出來，人員不夠，時間不夠。理論上說，王魯湘是一個特殊材料造出來的人，這個人不可以得病，也不會得病，也沒有人生中要出現的突發事故，十年一直是這樣。頂多是一周趕出兩期來。理論上我的合約一年有12天年假，實際上一天也沒有。新聞主播每天值班，天天釘在那個地方，我還不至於釘在那兒，但是是用一根線把我拴在那兒。

記者：時間很緊的前提下，您怎麼處理自己感興趣，想要深入的選題？

王魯湘：有些地方我想更深入一點，但後來發現沒有條件實現。我們鳳凰衛視的節目都是「短平快」，因為投資、人員、時間等前提條件。我們一期節目30分鐘只有兩三天的製作周期，想延長也延不了，錢沒得了。延時就是延錢嘛。想更深入一點，也沒有時間。我們做六安漢王墓的時候，同時跟我們到達的是中國科影廠的一個攝製組。我們拍了一天，回去編兩天，周末播出；他們前期做了半年，現場拍15天，回去編不知道多久。做了這麼多年，我們慢慢摸索出一種在既定條件下完成一期節目的套路。我們前期一定在一天內全部完成，不能拖，後期的時間頂多兩天，也不能拖。這樣的話，這個節目變成完全靠我耍嘴皮了，我到現場以後，我先走，先看，我會在現場找到一條邏輯線，再通過和採訪嘉賓坐下來的一個小時的訪談，把大段的信息表述出來，然後再做三個點的串場，整個結構就有了。回去後再找點資料充實一下，剪輯。

記者：能堅持這麼久，一定有特別能吸引您的地方。

王魯湘：有時候人很矛盾，自己和自己博弈。一方面說了這麼多聽上去好像發牢騷的話，另一方面不也是一直在做嗎？好像看上去還挺快樂。有快樂的一面——「田野」。雖然很費時間，為了做節目，我三分之二時間浪費在路上，而且成為一種常態，把這個時間用於在家看書，我可以獲得很多知識和信息。同樣我的一個同學，守在書齋里，毫無疑問，他讀的書比我要多得多，寫的東西比我多得多，最主要的是他會長期關注一個問題，專業性、系統性和深度都一定會超過我。但是，我和他們比多了一個「田野」，也就是董其昌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行」，在現場得到的很多經驗、信息，甚至會修正在書本上看到的東西。有很多東西只有到現場，才會發現原來是這樣。這種田野考察的快樂，包括由此得來的知識、心得，又會讓一個書齋學者非常羨慕。

記者：您想過吸引年輕的觀眾群體嗎？

王魯湘：我是沒有想法。人在什麼年紀，喜歡什麼東西，這是天性，沒有必要在20歲的時候非要去看40歲該看的東西，到他40歲的時候，他自然會去看。「裝萌」是不可取的，應該做你自己。

王魯湘說湖湘文化基因成就了我的性格

我小的時候生活在湖南的湘中地區，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湖湘文化和湖南土著文化的結合部。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個分支，明清以後發展起來，大抵屬於中原文化的大板塊；湖南本身有很多土著民族，像苗族、侗族、瑤族、土家族，等等。這些民族的文化又帶有一種原始的血性。這兩種文化之間既有對抗，又有融合，形成了所謂的湘軍文化。

我所在的婁底，是湘軍的老巢，湘軍主要的將帥都是婁底人，《清史稿》有四十多位湖南人，其中三十多個是婁底人。湘軍的綱領是「忠義血性」，「忠義」是儒家文化的特質，「血性」則來自於當地的土著文化。湘軍為什麼能打仗？就是因為有原始的野蠻性，又有儒家的文化理想，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

湘軍的精神融入當地人的血液中，當地人好勇鬥狠，崇文尚武，就像楊度所說的，「若要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譚嗣同、陳天華、黃興、宋教仁都是湖南人，抗日戰爭時期，在湖南有四次保衛戰，其中長沙保衛戰的規模超過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我小時候不知道湘軍，也不懂湖湘文化，現在回想自己小時候成長的環境，接觸到的本地人，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潛移默化，根深蒂固。

湖南人講「霸蠻」，現在都寫成霸道的「霸」，其實不是這個字，但又寫不出來。這樣寫也有合理性，湖南人身上有這種精神，從湖南人的繪畫、書法、小說中，也都能看到這種性格。

湖南人一是不怕累，吃得苦；二是真的不怕死，甚至欣賞死。我在《風雨賦瀟湘》一文中探討過湖南人對死亡、犧牲的美學嚮往。如果要湖南人死又不讓他流血，他會很恨你的。如果一群人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見血，裡面有一個湖南人，那麼一定是這個湖南人說讓我去流血，讓我去死，別人都當縮頭烏龜的時候，湖南人沖在最前面。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譚嗣同、陳天華，所有這些人都是自己去找的死。我們從小經常說一句話，「掉腦殼碗大個疤瘌」，小男孩打架的時候都說這個話。

再比如說，為什麼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化板塊，地不分東南西北，大家會公推齊白石這個湖南畫家？從繪畫的全面性看，溥心畬、張大千都不比他差；從詩文修養到用筆，張大千、吳昌碩甚至比他好；徐悲鴻、傅抱石、林風眠比他更新，更前衛。但是為什麼齊白石能超越所有人？不是說齊白石真的在藝術上比其他人高明，而是他身上那種湖南人的味道、精神，引起了所有中國人內心最深處的共鳴。

齊白石的繪畫體現的就是這種所謂的「忠義血性」。這種忠義不是指對朝廷的皇帝死忠，他所忠義的是整個文化的鄉土，是對自己生活中所有物質環境的愛，比如箢箕、鋤頭、糞桶，他的那幾間老房子，他吃過的食物、使用過的東西，這一切都構成了文化的鄉土，這種赤子之心是其他藝術家所達不到的。第二個就是他的那種筆墨線條，所謂濃墨重彩，大寫意，精細的蟲草組合，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與那種離開土地的文人畫家有本質區別，體現在他的詩、書法、繪畫、篆刻中，表現出相當深厚的文化造詣。那個時代，整個中華民族已經衰弱得不行的時候，被西方列強擠壓得斯文掃地沒有任何尊嚴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快要徹底地喪失的時候，出現了齊白石，喚起了所有中國人童年回憶中文化鄉土的赤子之心，熱愛之情，從中感受到那種來自土地的生命力。

沈從文也是一樣，他從湘西出來，沒讀過幾天書，重新識字，開始寫作，最後成為文豪，被那麼多人喜歡，無非是講了沅水上駕船工的故事。我們從小都是在這樣的故事裡頭生活的呀，但這些故事對湖南之外的人，就具有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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