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與妓女

文/煮酒君

宋代時的高承曾經考證，認為「洪涯妓」是中國最早的妓女，把妓女這種職業的出現時間推到了三皇五帝時期，這種說法，可信度其實不高，但妓女的出現的確很早。

史料記載，春秋初時，婦女賣淫就已經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並有明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徵收婦女賣淫所得的銀錢充進國庫。如非白紙黑字，管仲這樣的人怎麼能和老鴇聯繫在一起？

娼者，有公娼和私娼之分，公娼就是管仲當老鴇的這一類，私娼的，青樓之類的見過吧？女子為娼者，來源就更廣，或經濟原因，或被拐賣，或直接被父母賣到青樓，還有的是犯人的家屬（指「罰良為娼」，相對於流放、砍頭之類野蠻殘暴的做法，這個倒算溫柔了很多）。女子出賣肉體，無論之後如何，就算是傅彩雲之流，第一次做這種營生的時候，也應是出於萬般無奈，但社會加速了她們性格的扭曲，老鴇之類的人物更是落井下石的典範。

古代文人塑造了非常之多的妓女形象，杜十娘是其中正面形象的代表之一。

杜十娘這個形象，是明代馮夢龍的擬話本《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一個妓女。「杜十娘」這個名字，筆者在小學的時候就已經聽過，當時還不知道她是什麼職業，後來逐漸的了解，才知道這個奇女子的一生——雖然只是個文學形象，讀來卻是催人淚下。

我們重提妓女卑下的地位，據資料顯示，宋代法例中有明文禁止官員狎妓的條款，而一旦官員狎妓，則受罰的往往就是妓女；元朝時，娼妓地位贊同於奴婢，殺死娼妓，可以免除死罪；明朝時，妓女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甚至到了限制穿著的地步。杜十娘誤落風塵，七年之間看盡人情冷暖，看透嫖客、老鴇的本質，遂「久有從良之志」，她備下百寶箱以應對從良之後的日子，又從眾嫖客里精挑細選可以託付終身的人。

從嫖客里挑選可以託付終身的人，本就是是可笑之極，但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畢竟，杜十娘能夠接觸到的人，除了老鴇之外，也就只有嫖客了。她很快相中了李甲，也成功被李甲以三百兩銀子給贖了出來，看似已經脫離了苦海。但天不從人願，李甲雖然與杜十娘也有過「海枯石爛」的情話，但終究是個懦弱的人，在萍水相逢的新安鹽商三言兩語之下便已經敗下陣來，以千兩白銀的價格，將杜十娘轉賣給了孫富。杜十娘一聲冷笑，已經絕望，打開百寶箱，在眾目睽睽之下，抱著價值千金的百寶箱沉入水底。

她希望能夠從良，所以最終走上了絕路。這能歸咎於李甲吧？其實不盡然：李甲對杜十娘的死固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中國長久以來的封建傳統，男權下對女子的踐踏卻是主因。李甲「拘於禮法，素性方嚴」，是封建禮法之下的懦夫，面對封建勢力和衛道士，他難以抵抗，放手看起來是必然——身份卑下的杜十娘自然就成了犧牲品。一日為娼，終身便要被打上「妓」的印跡，這就是野蠻的禮教。

妓女卑微地躲藏在人們的正常生活之外，但對人們的影響卻從沒有停止過。妓女對之個社會最大的影響，顯然來自於她們對文人的影響，文藝作品，可以使她們流傳千世。所以她們的文藝修養，雖然在老鴇看來，是個附屬品，沒有什麼實際的價值，對文人墨客卻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一個娼妓，就算是裝出來的，在客人面前當然也是善解人意，尤其對一時失意的顧客更是極好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安慰，這方面，極出名的有柳永一干人等。所謂「寒蟬凄切，對長亭晚」，可沒有半分猥褻的意思。

妓女中色藝雙全者，就像現代智能手機之中的高配產品，自然更受到人們的親睞，是具有極高價值的「商品」。而能夠到妓院享受這些服務的人，自然不會是什麼平頭百姓，大多是飛黃騰達，喜好風月的士大夫，都是有文化、有銀錠的人。妓院里看到商機，當然趨之若鶩，甚至督促妓女學會詩詞歌賦，更有甚者，會單獨請起老師，這樣培養下來的妓女，比普通的婦人要有頭腦得多，這一類的，有唐時的薛濤、關盼盼，宋朝的李師師，明時的董小宛、柳如是，可都是名動天下的才女。

妓女以文採給文人以滿足博得青睞，文人以詩詞歌賦為妓女增添價值，雙方都不算吃虧，竟然形成了良性循環，唐宋時能夠把飲酒攜妓作為一種名士之舉，絕非無因。文人嘛，「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成天的飲酒拂風，多愁善感，在這個時候，多半會狎妓以尋求慰藉，就算白居易這樣的人，也作出《琵琶行》「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他真的是在為「老大嫁做商人婦」的婦人傷感？不過是觸景生情罷了。

柳永更是歡場名家，為妓女作詞，惹毛了皇帝，得了個「且填詞去」的評語。柳三變這人膽大包天，鑽了「奉旨填詞」的空子，卻得妓女們高看一眼。仕途基本上是毀了，他也就終日流連於煙花之所，寄情聲色，也算是失之東榆，收之桑榆了。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文人對妓女，其實是有著其特殊的感情的，肉慾倒在其次，他們更享受的，是與這些女子在精神上的交流。一般來說，能跟文人搭上邊的娼妓，都是有著相當的文化積累的，雖然與頂尖的有著差距，但與一般的文人並地差距，這多半也是大家願意同這些女人在一起的原因：文人之間張口兄台閉口台甫的，這有失意的時候，也好著面子不太好意思講給他人聽的，而妓女不同，她們多半會溫聲相勸，對這些才子來講，也算是個安慰。

文人也是男人，所以尋求精神慰藉的有，當然為了原始慾望找來的也有。不過平時大家遮遮掩掩，進了窖子，才算是顯示出了本性。除了極少數的文人，如柳永之流，別的人大多還是看不起妓女的，他們骨子裡就有一種優越，優越之時，看事情難免偏激，對著娼妓品頭論足的，卻還是懷揣著心思去接觸，一方面說不好演出個佳話，一方面，也是社會風氣的影響。

林語堂《中國人》中有雲，「事實上,為官的而又能躲避由歌妓助興的宴席是不可能的」，除白居易、柳永之外，著名的還有溫庭筠、杜牧、秦少游、蘇軾、錢謙益及侯方域等人，都與娼妓有著不解之緣，也流傳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

可以說，沒有歌妓的存在，也就沒了以男女愛情為基調的辭章，就連中國最早的詞集《花間集》，就與妓女有關。文人與妓女的關係實在難以說清，但妓女可以說給了文人成長的土壤，這土壤雖然另類，但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