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薩：虛構頌｜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

   　我五歲學會閱讀。那是在玻利維亞科恰班巴的薩耶學校，胡斯蒂尼亞諾修士的課堂上。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時光不再，可我還清楚記得那個魔法如何豐富了我的生活：將書中的文字轉化為形象；打破時空屏障，讓我同尼莫船長（《海底兩萬里》人物）一起遨遊海底兩萬里，同達達尼昂、阿托斯、波爾多斯以及阿來米斯（《三個火槍手》人物）並肩作戰，粉碎詭計多端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陰謀，讓我化身冉阿讓扛著馬呂斯（《悲慘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軀體在巴黎的內臟中跼蹐前行。

　　閱讀把夢想變成生活，又將生活變成夢想，讓孩童如我亦能觸及文學的廣袤天地。我母親曾經對我說，我最初的習作其實就是我所讀故事的延續，因為我總是為故事的終結而傷心，或是想要改變故事的結局。或許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儘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從成長到成熟，再到終老，我都在延續著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滿冒險和激動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親此刻也在這裡，她讀到阿瑪多·內爾沃和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時總是動情至流淚。我也希望佩德羅姥爺在這裡，他長著一個大鼻子，頭頂禿得錚亮。他總是對我的詩句讚賞有加。還有盧喬舅舅，他鼓勵我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之中，儘管彼時彼地從事文學創作甚至都無法填飽肚子。一生中，我身邊滿是像他們一樣的人，愛護我，鼓勵我，在我彷徨的時候，將他們的信念傳遞給我。正是由於他們，當然，也憑著我的執著和一點點運氣，我得以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這項集激情、嗜好和奇蹟於一身的事業中來。這事業就是寫作。寫作讓我們開啟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讓我們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寫作是化習常為神奇，又化神奇為習常；它驅散混沌，點石成金，使瞬間永存，視死亡如過眼雲煙。

　　寫故事並不容易。故事變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計劃都枯萎在紙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樣才能重新將它們激活呢？我們很幸運，大師們就在那裡，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遵從他們的榜樣。福樓拜告訴我，天賦即持之以恆和鐵的紀律。福克納告訴我，形式，即文字和結構，可以加強也可以弱化主題。馬托雷爾、塞萬提斯、狄更斯、巴爾扎克、康拉德、托馬斯·曼告訴我，在小說中，視野和雄心同文體技巧和敘述策略一樣重要。薩特告訴我，話語即行動，一部介入當下、尋求更好選擇的小說、戲劇或散文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加繆和奧威爾告訴我，缺乏道德的文學是不人道的。馬爾羅告訴我，英雄主義與史詩，適用於阿爾戈英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的時代，同樣也適用於當今時代。

　　倘使列舉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們的影子一定會將在場的所有人都籠罩在黯然之中。因為有惠於我的作家實在太多了，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他們向我揭示講故事的秘訣，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奧秘，讓我敬仰人的豐功偉績，也讓我驚恐於人的野蠻惡行。這些作家是我最誠摯的良師益友，他們激發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們的書中發現，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希望始終存在；即便只為能閱讀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馳騁，此生不枉也。

　　我有時也捫心自問，在我們那樣的國度里，寫作是不是一種唯我獨尊的奢侈。畢竟那裡讀者稀缺，窮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則是少數人的特權。但這種遲疑從未令我的熱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筆耕不輟，即便是在為溫飽而奔波幾乎佔據全部時間的那些歲月里亦是如此。我相信我做對了，因為如果文學之花只能綻放在高度文化發達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會裡，那麼它斷不會出現。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文學的存在，由於它所形成的良知，由於它帶給人們的希望和憧憬，也由於我們在進行一次美麗的幻想之旅後回到現實時的失落，正是由於這一切，比起過去的時代，比起當初那些講故事的先輩們試圖通過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時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殘忍。如果沒有我們讀過的那些佳作，我們一定會大不如現在；我們會多一些妥協，少一些躁動和倔強，甚至喪失批判精神，而後者才是進步的動力。一如寫作，閱讀也是對生活之匱乏的一種抗議。在虛構中尋找彌補闕如的人一定會說——其實何須言之，何須意識到這一點——此等生活對我們來說是不夠的，遠不足以滿足我們對終極理想——人類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該更加美好才對。我們之所以創造了虛構，正是為了在某種意義上體會到我們渴望擁有的那許多別樣的生活，因為往往我們甚至連其中之一種也無法完整擁有。

　　如果沒有虛構，我們將很難意識到能夠讓生活得以維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們也很難意識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識形態、被宗教踐踏而變成了地獄。如果有誰不相信文學除了能夠讓我們置身美麗和幸福的夢想，還能警告我們反抗一切形式的壓迫，那麼就請他問問自己，為何所有企圖從襁褓到墳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權都如此懼怕文學，為何他們都要建立審查制度去壓制文學，心存狐疑地監督獨立作家的一舉一動。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任由想像在書中自由馳騁的危險，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讀者將使虛構成為可能的自由、在虛構中實踐著的自由，與現實世界中潛在的蒙昧與懼怕作一比較，虛構就會激發人的反叛情緒。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作家在編織故事的同時也宣揚了不滿。他們告訴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遠比日常的生活更為多姿多彩。倘若這種思想紮根於民眾的意識，民眾就會變得難以操縱，難以讓他們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檢察官和獄卒中間更安全，更舒適的謊言。

　　好的文學為人與人之間搭建橋樑。它讓我們享受，讓我們痛苦，也讓我們驚詫；它跨越語言、信仰、風俗、習慣和偏見的障礙，將我們緊緊相連。當白鯨將亞哈船長葬身大海時，無論是東京、利馬還是廷巴克圖的讀者無不會為之動容；當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寧娜撲向呼嘯的火車，於連·索萊爾走上斷頭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達爾曼（博爾赫斯短篇小說《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間小酒館去坦然面對挑釁者手中的匕首，當發覺住在佩德羅·巴拉莫（胡安·魯爾福小說《佩德羅·巴拉莫》）的故鄉科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時候，每個讀者都會感到同樣的戰慄，無論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還是安拉，或是個不可知論者，無論他穿的是麻衫、西裝、長袍、和服還是燈籠褲。文學在不同的種族之間建立手足之情，消除無知、意識形態、宗教、語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間豎起的分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恐懼，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懼則來自那些狂熱分子，那些製造自殺性襲擊的恐怖主義者。他們抱著陳腐的觀點，認為殺戮可以換來天堂，無辜人的鮮血可以洗清集體的恥辱，可以匡扶正義，將真理強加到錯誤的信仰之上。每天，世界的不同角落都有無數無辜的生命被那些自認為掌握著絕對真理的人當做祭品。我們曾一度相信，隨著那些極權帝國的瓦解，共存、和平、多元、人權就會確立，世界將不會再有大屠殺、種族滅絕、侵略和毀滅性戰爭。但事與願違。新的野蠻形式被狂熱分子不斷繁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日俱增，有朝一日任何一個以救贖者自居的狂熱團體都有可能製造一場核災難。我們必須挺身而出，直面他們，擊潰他們。儘管他們的罪行每每令世界震驚，令我們驚恐以至於噩夢連連，但他們為數不多，我們決不能被他們嚇倒，正是這些人奪走了我們漫長的文明徵程中千辛萬苦得來的自由。我們要捍衛自由民主，儘管它有種種局限，但畢竟意味著政治多元、共存、寬容、人權、言論自由、法制、自由選舉和輪流執政等，正是這一切使得我們脫離野蠻生活，讓我們越來越接近——儘管我們永遠也無法到達——文學所虛構的完美生活。那種美好的生活，我們唯有通過想像、描寫和閱讀，才能過上一遭。我們必須直面那些狂熱的殺人犯，必須捍衛我們夢想的權利，捍衛將我們的夢想變為現實的權利。

　　正如許多同代作家，我年輕時曾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曾相信社會主義是消除剝削和社會不公的途徑，當時這二者在我們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愈演愈烈。我對中央集權和集體主義的失望以及轉向民主和自由的過程是漫長的，艱難的。民主和自由是我現在所努力追求的，我的轉變最終得以完成是由於一系列事件。更多虧了像雷蒙·阿隆（法國思想家，1905—1983）、讓·弗朗斯瓦·勒韋爾（法國學者，1924—）、以賽亞·柏林、卡爾·波普爾（奧地利學者，1902—1986）等思想家，是他們讓我重新評價民主文化和開放社會。

　　從小我就迷戀璀璨的法國文學，夢想有一天能夠到巴黎去。我相信只要住在那裡，呼吸著巴爾扎克、司湯達、波德萊爾、普魯斯特曾經呼吸過的空氣，就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相反，如果不能走出秘魯，我將只是一個星期天和節假日才寫寫東西的偽劣寫手。事實上，我很感激法國及其文化，是法國和法國的文化給了我難以忘懷的哺育，使我懂得了文學不僅是一種熱忱，還是一項紀律，一個工作，一種執著。我在法國居住時，薩特和加繆還健在並筆耕不輟。那是尤奈斯庫、貝克特、巴塔耶、齊奧朗（羅馬尼亞旅法哲學家，二十世紀懷疑論和虛無主義重要思想家）的時代。那個時代，我發現了上演布萊希特作品的劇院，放映英格瑪·伯格曼（瑞典導演）作品的影院，演出讓·維拉（法國戲劇家）作品的國立大眾劇院，還有上演讓·路易·巴羅作品的音樂廳。那個時代，我聽新浪潮音樂；讀新小說；聽安德烈·馬爾羅的演講，那是最美的文學篇章；親睹了戴高樂將軍的記者招待會和他的雷霆萬鈞，那或許也是當時歐洲最具戲劇性的場面。不過，或許我最應該感謝法國的是，在那裡我發現了拉丁美洲。正是在法國，我認識到秘魯是這個廣闊美洲的組織部分。共同的歷史、地理、政治和社會問題，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別有韻味的共同言說和寫作的語言，將這個群體像兄弟姐妹一般聯繫在一起。正是在那個年代，一種全新的，強有力的文學應運而生。也正是在法國，我閱讀了博爾赫斯、奧克塔維奧·帕斯（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古巴作家）、魯爾福（墨西哥作家）、奧內蒂（烏拉圭作家）、卡彭鐵爾（古巴作家）、愛德華斯（古巴作家）、多諾索（智利作家）以及其他眾多拉美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創作為西班牙語小說帶來了新意。正是由於他們，歐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得以發現，拉丁美洲這個大陸並非只有政變、駭人聽聞的軍事獨裁、鬍子拉碴的游擊隊員、曼波舞的沙鈴和恰恰恰，而且還有各種思想、藝術形式和文學想像，它們超越了光怪陸離的現實場景，說著一種世界性的語言。

　　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拉丁美洲都在不斷進步，儘管不乏磕絆，儘管正如塞薩爾·巴列霍的詩句所說，「兄弟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除卻古巴，還有它的准接班者委內瑞拉，以及一些實行虛假的、鬧劇式的民粹主義的所謂民主國家，如玻利維亞、尼加拉瓜等，不管怎樣，拉美國家都實行了基於廣泛民意的民主政治，並且在巴西、智利、烏拉圭、秘魯、哥倫比亞、多明尼加、墨西哥以及幾乎整個中美洲，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尊重法制、言論自由、選舉和輪流執政的左派和右派。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如果能夠堅持走下去，堅持和陰險的腐敗進行戰鬥，繼續融入世界，拉丁美洲將不再只是未來的大陸，同時也屬於現在。

　　在歐洲，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說實話，在任何地方我都沒有異質感。在所有我居住過的地方，巴黎，倫敦，巴塞羅那，馬德里，柏林，華盛頓，紐約，巴西，多明尼加，我都覺得像在自己家裡。我總能找到安身之地，安靜地生活，工作，學習，幻想，交友，並且讀到好作品，找到好題材。

    雖然我並非有意為之，但我並不認為做一個世界公民就意味著削弱所謂的「根」，也即我同祖國的聯繫——其實這也無關緊要——因為倘使果真如此，我的秘魯經歷就不會始終滋養我的創作，不會總是出現在我的故事中了，儘管這些故事看上去似乎離秘魯很遙遠。恰恰相反，我相信正是因為我久居故土之外，我和祖國的聯繫反而更加堅固了。久居國外，我對這種聯繫看得更清楚，同時還多了一份鄉思。這種情感能夠讓我分清本末，並使回憶永存。愛是不能勉強的，一個人對祖國的愛亦是如此。這是一種從心田自然萌發的情感，猶如愛人、親子、摯友之情。

　　秘魯存在於我的五臟六腑，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那裡，我接受教育，度過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形成我的個性，鍛造我的使命；在那裡，我愛過，恨過，開心過，痛苦過，夢想過。比起其他地方，那裡發生的一切對我影響最深，令我感動最甚，自然也最讓我難以釋懷。這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它自然而然。一些同胞說我背叛了祖國。的確，我曾經差點兒丟了秘魯國籍。那是最後一個獨裁統治時期，我曾請求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主政府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制裁這個獨裁政權。這也是我對所有獨裁統治所持的一貫態度。如果秘魯再次發生政變，致使我們脆弱的民主遭到破壞——當然，這是歷史不能允許的，是秘魯人民不能答應的——那麼我會再一次這樣做。這不是那些慣於從自己狹隘心理判斷他人的評論家們所說的憤懣者的一時衝動，而是信念使然。我堅信，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獨裁是大惡，是暴政和腐敗的源頭，是久難癒合的重創，會毒害國家的未來，滋生惡習，而這樣的惡習將長期影響一代又一代人，延誤民主的重建。因此，必須毫不猶豫地和獨裁進行鬥爭，使用一切我們力所能及的方法，包括經濟制裁。遺憾的是，各民主政府，非但沒有樹立榜樣，支持那些敢於直面獨裁的人，反而常常取悅於迫害他們的人。那些勇士是為他們的自由而戰，同時也是為我們的自由而戰。

　　我的一位同胞何塞·瑪利亞·阿爾戈達斯稱秘魯是一個「混血」的國家。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說法了。我們就是這個樣子，所有秘魯人，我們骨子裡就是這個樣子，無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彙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傳統、種族、信仰和文化。我很自豪，自己是這樣一些文明的後人：西班牙征服前的納斯卡和帕拉加斯文化，它們會用羽毛編織衣物和披肩；莫奇卡和印加的制陶之人；奇穆文化；昌昌文化；庫埃拉普遺址；西潘王墓；埃爾布魯約遺址、太陽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還有西班牙人，他們背著褡褳，佩著長劍，騎著馬，為秘魯帶來了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基督教傳統、文藝復興、塞萬提斯、克維多、貢戈拉，還有粗糲的卡斯蒂利亞語——安第斯山的人民使它柔和了許多；隨之而來的非洲人帶來了他們旺盛的生命力，他們的音樂，還有他們富有激情的想像力，從而豐富了秘魯的多元和混雜。如果再深究一步，我們會發現，正如博爾赫斯筆下的阿萊夫，秘魯是整個世界的微縮。這個國家沒有自己的特質，因為她有的是全世界的特質，這是何等的得天獨厚！

　　誠然，美洲的征服是殘忍的、暴力的，如同所有的征服一樣，我們應該對它進行批判。但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忘記，犯下那些掠奪罪行的，大部分是我們的曾祖父、高祖父，是那些到達美洲並在那裡繁衍生息的西班牙人，而非留在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人。若要公正，這一批判應是自我批判。因為，從西班牙獨立出來後的兩百年間，在那片舊殖民地上執掌政權的統治者們非但沒有解救印第安人，為他們曾經遭受的凌辱主持正義，反而繼續像征服者那樣貪婪而兇殘地壓榨他們。有些國家甚至對他們進行屠殺和滅絕。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一些：兩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的解放一直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我們至今尚未履行。這個責任在整個拉丁美洲仍然懸而未決。這一恥辱和羞愧我們概莫能外，每個人都有份。

　　我像熱愛秘魯一樣熱愛西班牙。我對她的虧欠和對她的感激同樣巨大。如果沒有西班牙，我永遠也不可能站在這個演講台上，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知名作家，卻很可能像許許多多不幸的同行那樣，混跡在那些缺乏運氣的作家群中；他們沒有出版人，沒有獎項，沒有讀者，他們的天賦或許有一天會被後人發現，但那也只是一個凄涼的安慰。西班牙出版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得到了誇張的認可。我的朋友，如卡洛斯·巴拉爾、卡門·巴爾塞斯（略薩出版人和經紀人），還有許許多多的人，為了讓我的故事擁有讀者，他們日以繼夜地辛勤工作。就在我可能失去國籍的那個時候，西班牙授予了我第二國籍。身為秘魯人，同時擁有西班牙護照，對此我從未感到過一絲一毫的矛盾，因為我一直認為西班牙和秘魯是硬幣的正反兩面，無論是對於我這個渺小的個體，還是對於歷史、語言和文化這些本質的現實，都是如此。

　　我居住在西班牙土地上的那些歲月里，七十年代初在可愛的巴塞羅那度過的五年時光可謂歷歷在目。那時，佛朗哥獨裁政權尚存，槍殺還在繼續，但已是強弩之末，尤其是對文化領域的控制已經難以為繼。書報審查制度已經無法填堵不斷出現的裂縫和空隙，西班牙社會開始吸收新的觀點、書籍、思潮、藝術價值和形式，而這些在之前都會因其顛覆性而遭到禁止的。開放之初，沒有一個城市像巴塞羅那那樣緊緊把握機會，對一切思想和創作都滿懷激情。那裡變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都，變成了一個可以率先呼吸到未來自由氣息的地方。在一定意義上，那裡也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首都。大批來自拉美各國的畫家、作家、出版人、藝術家都聚居在那裡，或者進進出出。誰要是想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詩人、小說家、畫家、作曲家，就應該待在那裡。對我來說，那些歲月是難以忘懷的，是同志之情、友情、共同謀劃事業、智識成果大豐收的時代。和以前的巴黎一樣，那時的巴塞羅那也是一座巴別塔，是世界主義的、包羅萬象的大都市。在那裡，生活和工作是激動人心的；在那裡，內戰以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結成兄弟，並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共同傳統的主人，在一個共同的事業和信念中結成聯盟，那就是：獨裁即將滅亡；在一個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將成為主角。

　　雖然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但西班牙從專制到民主的轉變卻是現代歷史中最為輝煌的篇章。它驗證了這樣一個奇蹟：理智與理性佔據上風，敵對的政治力量為了顧全大局而停歇紛爭，發生了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才會出現的奇蹟。西班牙由極權到自由，又落後到繁榮，從一個充斥著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的第三世界國家擢升為一個由中產階級主導的中等國家，並在短時間內融入了歐洲，採用了民主文化。這一切都令整個世界讚賞，加速了西班牙的現代化進程。能夠近距離的感受這一切，甚至置身其中，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激動人心並且深受其益的經歷。但願那些民族主義者不要破壞這段幸福的歷史，畢竟民族主義是現代世界，也是西班牙難以治癒的創傷。

　　我憎惡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狹隘的、短視的、排他的意識形態——或曰宗教——它縮小了心智視野，孕育著種族偏見，將偶然的出生地環境轉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道德乃至本體論的特權。民族主義和宗教一起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大屠殺，如兩次世界大戰，當前血腥的中東戰爭，等等。正是拜民族主義所賜，拉丁美洲變成了又一個巴爾幹，被愚蠢的鬥爭和傾軋弄得腥風血雨、烏煙瘴氣，將巨大的資源浪費於購買武器，而不是建造學校、圖書館和醫院。

　　不要將民族主義同愛國主義混為一談。前者目光短淺而且排他，是暴力的種子。而後者卻是一種健康的、慷慨的情感，是我們對故土的熱愛。故土有我們的祖先，有我們最初的夢想，有我們熟悉的環境和景物，有我們所愛的人，銘刻著我們賴以抵抗孤獨的回憶。祖國並不只是國旗和國歌，並不只是對那些標誌性英雄的絕對頌揚，而是一小塊土地、一小群人，他們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將我們的記憶塗上悲傷的色彩；她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告訴我們，無論我們身在何方，永遠都有那麼一個我們可以回歸的家。

　　秘魯對我來說，就是我出生但從未居住過的阿雷基帕。那是一座我通過母親、外祖父、外祖母、姨媽、舅舅的回憶和思念逐漸認識的城市，因為就像所有阿雷基帕人一樣，我的家族也曾居無定所，卻時刻將這座白色的城市帶在身邊。秘魯對我來說，就是沙漠中的皮烏拉城。那裡長滿了角豆樹，隨處可見受苦受累的驢子。我年輕的時候，皮烏拉人都管這些驢子叫「代足」，這是個多麼美麗而又傷感的別稱啊！正是在那裡，我初諳世事，發現小孩子原來不是白鸛送來的，而是男女苟且偶合的罪孽造出來的。秘魯對我來說，就是聖·米格爾學校和巴列達德斯劇院。在那裡，我第一次目睹自己的一個小作品被搬上舞台。秘魯對我來說，就是利馬的觀花埠（當時我們管那兒叫「快樂街區」）的迭戈——費雷和哥倫布兩條街道的拐角。在那裡，我脫下短褲，換上長褲，抽了我人生的第一支煙；在那裡，我學會了跳舞，學會談戀愛，學會向姑娘表白。秘魯對我來說，就是《紀事報》那布滿灰塵、搖搖欲墜的編輯部。十六歲時，我在編輯部為自己作為記者的第一次試手而徹底未眠。記者職業則同文學一起，幾乎佔據了我的一生。這份職業，如同書本一樣，讓我得以接觸更多東西，得以更好地認識世界，得以結識三教九流——他們之中有人傑，有好人，也有壞人和惡棍。秘魯對我來說，就是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在那裡，我認識到秘魯並不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堡壘，並不只是那個我一直受限卻又安全生活的地方，而是一個很大的、古老的、血性的、不平等的國家，任何形式的社會風暴都會使她震顫。秘魯對我來說，就是卡魏德（秘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幾間狹小的地下室。在那裡，我同幾個聖馬科斯大學的學生一起籌劃世界革命。秘魯對我來說，就是「自由運動」（秘魯政黨，1987年由略薩創建，1990年略薩代表該党參加總統競選並輸給了藤森）的同志。我和他們一起，為捍衛民主和自由文化，在炮火、停電和恐怖暗殺中度過了三年時光。

　　秘魯對我來說，就是帕特麗西婭，我的那個長著翹鼻子的倔強表妹。很幸運，我在四十五年前娶到了她。她至今還忍受著我的瘋狂、神經質和暴躁脾氣，而這些都是有助於我寫作的要素。如果沒有她，我的生活早就成了混亂的漩渦，阿爾瓦羅、岡薩羅、莫爾迦娜也不會出生，更不會有我們的六個孫兒孫女，正是他們延續了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生命充滿喜悅。是我的妻子為我操持一切，而且操持得很好。她有條不紊地解決問題，管理經濟，讓混亂的局面恢復秩序，將記者和一些不速之客搞定，以確保我的時間；她安排會面的行程，打點行李，裝箱騰箱。她慷慨大方，即使她以為是在責備我，實際上是對我作了最高的褒獎：「馬里奧，你唯一的用處就是寫作。」

　　我們再回到文學上來。童年的天堂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文學神話，而是我親身經歷的現實，即我享用的快樂時光。在科恰班巴，在我家那所擁有三個院落的大宅子里，我和我的表姐妹，還有我的同學，一起演繹著泰山和薩格里的冒險故事；在皮烏拉檢察院的閣樓上，蝙蝠築巢建窩，它們那靜悄悄的影子讓那片炎熱的土地上夜晚的星空充滿神秘。在那些歲月里，寫作就好像玩一個全家都會為我喝彩的遊戲，我的天賦讓我贏得大家的掌聲。在家中，我是外孫，是外甥，是兒子，一個沒有父親的兒子，因為我的父親死了，去了天堂。父親魁梧、英俊，穿著海軍制服，他的照片裝點著我的床頭櫃，我對著照片祈禱，每晚睡覺前都要親吻它。皮烏拉的一個早晨——我想，至今我還未能從它的傷痛中擺脫出來——母親告訴我，那位魁梧、英俊的紳士其實還活著。她說，我們當天就要去利馬找他，和他一起生活。那年，我十一歲。就在那一刻，一切都變了。我失去了天真，突然意識到孤獨、權威、成人生活和恐懼。閱讀拯救了我，閱讀好書佳作，逃到書中世界去。在那裡，生活令人激動，節奏緊湊，冒險一個接著一個；在那裡，我自由自在，又找到了幸福的感覺。同時拯救我的還有寫作。我獨自悄悄地寫作，就像一個人被一種不可告人的嗜好、一種明令禁止的熱情所征服。於是，文學不再只是一個遊戲了。它變成了一種抵禦不幸的方式，一種抗議的方式，一種反叛的方式，一種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負的方式；它變成了我活著的理由。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每當我覺得消沉或者壓抑，每當我徘徊在絕望的邊緣，我便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來。它猶如一盞明燈，指引人走出地道；又像是一塊救生板，將落海的人帶回岸邊。

　　儘管寫作讓我頗費力氣，它讓我流下豆大的汗珠，並且像所有作家一樣，我也時常感到江郎才盡、想像力枯竭的威脅。但是，一生中沒有任何一件事比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去構建一個故事更令我感到享受，因為這個過程意味著從一個模糊的想法，一個記憶中收存的某次親歷的景象，發展成為一種忐忑，一種熱情，一種遐想，而後又形成一個計劃，最後變成一個決心，決心嘗試將這層薄霧一般浮動的幻影變成一個故事。「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福樓拜如是說。的確，他說得非常準確。寫作是一種充滿幻想和愉悅的生活方式；是頭腦中火花四射的一團火焰；是同不聽話的語言作戰並最終將它馴服，這就像獵人為追蹤令人饞涎的獵物而不斷探索廣闊的世界，目的是把最初的想像餵飽，使每個故事的巨大胃口得到滿足，而這胃口越來越大，常常試圖一口吞下所有的故事。在醞釀的過程中，我們甚至會感到頭暈目眩，但小說一旦著床，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人物會自己活動、行事、思考、感覺、要求得到尊重和重視，再也不接受任何強加的言行，不允許被剝奪自由意志，否則就等於將他們殺死，讓故事失去說服力。從第一次開始，這種感覺就一直像魔法一樣跟隨著我，它是那麼美妙，那麼飄然，彷彿和自己深愛的女人日復一日、周復一周、月復一月地交歡，沒完沒了。

　　至於虛構，我前面說得最多的是小說，卻很少提及戲劇。這當然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戲劇是虛構的另一種極致形態。它是我的初戀。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愛上了它。那時，在利馬的塞古拉劇院，我觀看了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深受感動，立即下決心撰寫一個有關印加人的劇本。倘使上世紀五十年代利馬出現了戲劇運動，那麼我一定已經成了劇作家，而非小說家。但事實是當時沒有出現那樣的情況，所以我被逐漸引向了敘事。但我對戲劇的愛從未停止，它只不過蜷縮在小說的影子里半夢半醒地睡著了，就像一種誘惑，一種思鄉之情，特別是每當我看到一部令人折服的劇作時，它就會蘇醒過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百歲姨姥姥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逃離周圍的現實，遁入回憶和假想，正是她的這種持久的回憶讓我萌生了一個故事。當時我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這個故事更適合戲劇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煥發出成功小說所擁有的活力與光彩。我懷著初學者的興趣與忐忑將它寫了出來。當我看到它被搬上舞台，並且由諾瑪·阿拉昂德羅飾演女主角時，我高興極了。於是，從那時起，在小說和雜文的創作間隙，我又嘗試了幾次戲劇寫作。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七十歲時竟然登上了舞台（應該說，我是跌跌撞撞地闖上去的）。那次魯莽的冒險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體驗到了奇蹟：我這個一生都在寫虛構小說的人，竟然能夠在幾個小時里扮演一個虛幻的人物，將虛構的故事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我無限感激我親愛的朋友，感激約翰·奧勒導演和女演員埃塔娜·桑切斯-吉永，是他們的鼓勵，才使我得以分享這神奇的經歷（儘管伴隨它的還有驚恐）。

　　文學是對生活的一種虛假的再現，卻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在這座我們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宮之中引領我們。當我們在真實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時，文學是我們的撫慰。正因為有了文學，我們才得以破解，至少是部分地破解存在之謎。這個謎團困擾著很大一部分人，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疑問多於確信的人。正因為有了文學，我們才得以在面臨這樣一些主題時坦白我們的困惑：超驗，個人和集體的歸宿，靈魂，歷史的意義或荒謬，理性的此岸與彼岸。

　　我常常會陶醉於想像我們的祖先曾經生活的那個不穩定的環境。那個時候，人類和動物還沒有多大分別，語言剛剛產生，人們初步可以相互交流。恰恰就在那時，當人們還身處山洞，圍坐在篝火旁，周邊充滿了炎熱夜晚里閃電、雷鳴和野獸的威脅，他們開始編織故事，開始互相講述。那是我們人類命運的關鍵轉折點，因為就在原始人圍圈夜坐被講故事人的聲音和幻想深深吸引的那個時刻，文明產生了。在之後漫長的進程中，文明會逐漸讓我們更富有人性；會帶領我發現獨立個體的存在，讓個體慢慢脫離部落；文明會將我們引向科學，藝術，法律，自由；文明會帶領我們探索自然的奧秘，人體的奧秘，太空的奧秘，讓我們在星空中旅行。那一個故事、寓言、神話、傳奇像一首首嶄新的樂曲回蕩在聽眾的耳際，而這些聽眾正處在一個充滿未知、危機四伏的神秘世界。對於驚慌失措的他們來說，那一個個故事就彷彿一次次清涼的沐浴，讓他們那時刻擔心誰存誰亡的靈魂在那樣一個僅僅意味著吃飯、藏身、殺戮、通姦的生存環境中得以小憩片刻。他們受到講故事人的感召，學會了集體夢想，並一起分享夢想。自此，他們不再被束縛於水車般周而復始的求生法則，擺脫了粗笨勞作的漩渦，他們的生活變成了夢想，變成了愉悅和幻想，變成了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計劃：打破桎梏，改變，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為平息幻想生活給內心帶來的期望和野心而奮鬥，為平息那顆渴望弄明白周遭神秘的一切的好奇之心而奮鬥。

　　文字的產生，使這個從未間斷的奮鬥過程變得更加多姿多彩。故事可以聽，還可以讀，文學賦予了故事永恆的生命。正因如此，我們應當不斷地向後代重複這一點，直到說服他們為止，那便是：虛構絕不只是一種消遣，也不只是一種讓感覺變得敏銳、喚醒批判精神的心智操練。虛構是讓文明得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長久地留存於我們內心的必要條件；虛構也是讓我們不至退回到無法溝通的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是讓生活不至簡化到專業人士的實用主義的必要條件，那些專業人士能夠深刻地看清事物，卻看不到其周邊環境及其前因後果；虛構還是讓我們不至淪為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機器的傭人和奴隸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是一個沒有願望、沒有理想、沒有膽量挑戰權威的世界，將是一個機器人的世界，因為人被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走出自我的能力，用夢想的黏土將自己塑造為另一個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

　　從岩洞到摩天大樓，從棍棒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原始部落每日周而復始的生活到全球化時代，文學的虛構使人類的經驗變得豐富多彩，使我們不至於沉迷、昏睡於封閉和無奈的世界。由於有了文學，我們得以將虛構生活融入現實生活，我們得以成為真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各種偉大冒險和偉大激情的主角。沒有什麼比這種虛構的生活更能播撒躁動的種子，沒有什麼比這種虛構的生活更能激發想像和憧憬。通過我們，通過我們這些被憧憬所感染、所改變的讀者，通過對平庸的現實永遠保持質疑的虛構作品，文學的「謊言」變成現實。這就像一個幻術，我們幻想擁有自己闕如的東西，我們幻想成為我們所不是的他者，我們幻想到達那個不可能的存在，在那裡，就像異教的神祇一樣，我們感覺自己既是肉身凡胎，又是永生不滅的。文學將不屈和叛逆注入我們的靈魂，它們成就了那些旨在減少人間暴力的豐功偉績。減少暴力，並不是消除暴力，因為我們的故事註定沒有終結，這也是我們的幸運。因此，我們要繼續夢想、閱讀和寫作，這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撫慰短暫人生、擊潰時間侵蝕、變不可能為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

　　（楊玲 譯 原載《世界文學》總第335期）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及詩人。創作小說、劇本、散文隨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舞台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及從政。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台灣多譯為尤薩或羅薩。現任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院士。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

　　1、1959年，他的小說《首領們》獲西班牙萊奧波爾多·阿拉斯文學獎，這是他首次獲文學獎。

　　2、1962年，他的小說《騙子們》獲西班牙布雷維圖書館獎。

　　3、1963年，他的《城市與狗》在西班牙獲批評獎。

　　4、1967年是略薩文學創作大豐收的一年，他共獲三項大獎：西班牙評論獎、秘魯國家小說獎和委內瑞拉羅慕洛·加列戈斯小說獎。

　　5、1980年，義大利拉美研究院授給他的小說《胡莉婭姨媽與作家》文學獎。

　　6、1985年，他的小說《世界末日之戰》獲海明威文學獎，第二年又獲西班牙阿里圖裡亞斯王子文學獎。

　　7、1988年他又獲美洲金質獎章。

　　8、2000年，略薩獲得了第13屆梅嫩德斯·佩拉約國際獎，獎金為800萬比索（約合5萬美元）。該獎專門授予那些進行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卓有成就的知名人物。

　　9、2010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秘魯詩人、作家略薩，以表彰他「對權力結構的製圖般的描繪和對個人反抗的精緻描寫」。他成為歷史上第107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家。其代表作有《綠房子》、《中國套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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