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斥後保皇」與謀救光緒皇帝之評析

「康梁變法」即戊戌維新運動，在過去亦有相當肯定，而於變法失敗後康梁的保皇與救皇活動則完全加以否定。近年來，這一時期的資料陸續有所發現，有所整理。本文就梁啟超於變法失敗逃亡日本至1900年自立軍歧異失敗這兩年左右的保皇與救皇活動略作揭示與揭示。

一

戊戌維新運動是一場政治變革，是涉及政治體制的變革，帶有革命性，從前，人們把革命僅僅理解作暴力革命。這是片面的，不正確的。變法前，康有為所提要設議郎制度，實具有國會的性質。變法期間，他沒有公開提設國會的要求，是根據形勢作出的策略選擇。他在呈給光緒閱看的《日本變法考》里，仍以很明確的態度論述開國會的重要。足見他仍是以實行立憲政體為目標。所以應當肯定，戊戌維新應當是一場政治革命。因為光緒皇帝贊成維新，受維新派擁戴。而西太后周圍一大群保守的官僚，其中大部分是謹保祿位的庸臣，西太后本人，善權術但並不很懂政治，基本沒有近代意識。這樣，皇帝、維新派和後黨成了革新與保守的兩個營壘。他們之間的鬥爭既是權力之爭，也是兩種政治方向，政治體制之爭。後黨的原則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皇帝與維新派的信條是「變則存，不變則亡」。兩者的鬥爭具有比可調和性。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西太后何以必囚光緒，必殺六君子，必追捕康梁及其餘黨，直至她身死不肯放棄。

梁啟超初亦不想逃亡，經譚嗣同之勸，經日本友人之勸，始決定避禍以待後圖。他在《去國行》一詩中說：「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1]譚嗣同對他說過，「比有行者無以圖將來」。[2]所以梁啟超逃亡日本，「欲作秦庭七日之哭」，[3]力圖說服日本政要出面營救光緒皇帝。

梁氏逃日途中，簦上日本大島艦之次日（9月27日）即譚嗣同等被殺之前一日，在艦上即先寫了一封信給伊藤博文（與王照聯名），要求救助光緒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緒復權，繼續變法。梁氏用其擅長宣傳的文筆，大講「寡君之生死，救國存亡之所系，而敝國之存亡，又東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強俄眈眈，……苟敝國比克自立，雖貴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敵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給矣 。域敝國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物可冀者。」若不救皇上，聽西後滿洲黨為所欲為，「自此以往，敝國其折而入俄矣」。[4]當時日俄關係相當緊張，梁氏如此主張，企圖打動日本政要。

梁啟超抵日（10月16日）後十天（10月26日）又寫信給當時的日本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大隈重信（仍與王照聯名）。此信長達4200餘字。他介紹政變原因有四層：（1）帝後之爭；（2）新舊之爭；（3）滿漢之爭；（4）聯日英與聯俄之爭。而歸結起來，實即主張開新用漢人聯日英的皇帝與主張守舊用滿人聯俄國以求庇護的太后之間的鬥爭。顯然，這是從內政到外交完全相反的兩條政治路線，兩種政治勢力的鬥爭。接著，他又詳述帝後之爭的深刻淵源及其日形尖銳的發展過程，指出光緒帝既了解外情，也了解內情，所以決定變法以圖國家自立。他將中國變法與三十年前的日本變法作比較，指出有三點不同：（1）在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之間有君臣之名分，擁皇討幕名正言順。而中國則是太后與皇帝有兼有母子之名分，故處之甚難。（2）在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不在一城，不相逼處，天皇可自由接見諸藩臣，從容謀畫。而中國則帝與後同處一宮，言行皆被監視，故皇帝極難有所施為，（3）在日本，天皇雖 不掌兵權，但有幾個強藩支持。在中國，皇帝既無兵權，又沒有疆臣給予實力支持，孤立無援，故難成事。梁氏還進一步指出，中國今日所受外患遠大於當日的日本，所以大局甚為危險。梁氏再一次從外交關係上立論，強調中國的安危關係東方大局，關係日本利益甚重，如聽任息後偽政府之所為，「一意求露（俄）國之保護，甘心為其奴隸，……惟露（俄）人之言是聽，露（俄）人直欲以我政府為傀儡而暗中一切舉動將悉陰持之之，此他日必成之勢也。」[5]梁氏接著又指出，或有各國干涉，中國成列強瓜分之局，那時，「歐力既全趨於東方，亞洲大陸必狼藉糜爛，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俄）人可殺克（哥薩克）之兵隊長驅以入關，蹴踏支那東北，日本能高枕無憂乎？故今日為日本計，支那安，則日本安；支那危，則日本危；支那亡，則日本亦不可問矣。」所以他說，「支那之自立與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與否全系乎皇上位權之安危。然則我皇上位權之安危，與日本全國之相關其切近也如此，仆深願貴國政府之熟察此機軸也。」[6]儘管梁啟超充分運用其善辯之才，析理入微，又情見乎辭，但作為有經驗的日本政治家，自然只會完全從日本的立場來判斷中國的局勢，來選擇自己的對策。梁啟超實在病急亂投醫，指望一個 野心正盛的強鄰，來替中國人排難解紛，促其改革自立，實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這封長信的最後部分，梁氏力圖給日本政客顯示一個中國可以自立的前景，即上有英明仁厚之君主，「苟有可以安國家利生民者，知之無不行，行之無不力，但使皇上有復權之一日，按次第以變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間一切積弊可以盡去，一切美政可以盡行，以敝邦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豈有不能自立之理？」這是說君權可用。同時他又指出，近年來，風氣漸開，各省學會、學校、新聞雜誌紛紛並起，少年之人，志盛氣銳，愛國心切。這是說民氣可用。他強調，只因外患遠大於日本當年變法之時，故雖有國內可用之條件，然而費有外交上有力之支持不可，此「所以不能不為秦庭之哭，呼將伯之助，而深有望於同洲同文同種之大日本也。」[7]

不用說，梁氏這封長信也未產生任何明顯的效用。

二

梁啟超說動日本當局出面救助光緒皇帝使其復權，繼續變法，這是他們情急之下的一廂情願的想法，業說明他們對國際關係還十分缺乏了解。他們幾次上書求救，毫無結果，不僅如此，原來積極救助他們的大隈重信內閣不久就在國內政爭中倒台了。山縣有朋為首的新內閣謀求日清關係的改善，對保護康、梁不感興趣。從12月起，就有人接連勸告康、梁離開日本去歐美遊歷，康、梁起初十分不解，極力拒絕。最後在犬養毅等人的協調下，近請康有為速離日本，梁啟超仍可留下。

梁啟超在求救受阻的情況下，自知費外交長才，乃轉從文字宣傳入手，以求動人視聽，於是年12月23日創辦起《清議報》。該報中心基調就是「斥後保皇」，於光緒皇帝歌頌有加，而於西太后則極盡揭露批判之能事，其《戊戌政變記》可為代表作。此書內容盡人皆知，此不贅述。

但梁氏的「斥後」言論不久亦遭到干涉。《近衛篤×》日記載，《清議報》第3期出版後，日方即要梁啟超與該報斷絕關係，停止攻擊西太后政權。[8]對此，梁啟超回答說，報紙已創辦，不能停止，他本人可以不再撰文，而集中力量學習日文和英文。其實，這只是搪塞之詞，梁啟超並沒有停止撰述，更沒有停止攻擊西太后的反動政權。

當時《清議報》影響極大，在日本的知識界，留日中國學生皆甚注意。中國內地雖大力禁止，但仍無法阻止該報流入國內。梁啟超正欲藉此以博十分的同情。他努力發揮其宣傳鼓動家的才能，不斷發表擲地有聲的文字，達其「斥後保皇」的目的。

《清議報》第9期發表其《尊皇論》一文，指出中國的危機是人人都無法否認的了，但如何解此危機，謀國家的自主，卻議論不一，一種人把希望寄託於西太后政府有朝一日也會變法以救中國。他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西後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為念，……其愚迷至死不悟」。所以指望西後政府能變法自救，猶望之龜生毛，兔生角，雄雞育子，枯樹生花，是絕不可能之事。另一種人寄望於督撫重臣有通洋務者，能起而代政府變法，以救中國。梁氏說，這些所謂略同洋務之臣「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於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況其愛名之心甚於愛國，愛爵之心又甚於愛名，焉能指望他們擔當救國的責任。還有一些人寄希望於暴力革命。梁氏說，此乃「殷憂憤激者之言」。中國民智未開，民力未厚，徒倡此說，只能促亂，進而遭瓜分，「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梁氏認為，「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所未有。」應當集全國同胞之力，助皇上複位復權，繼續變法以救中國。這就是他的結論。

1900年1月24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後把持的清朝廷，經過一番策劃，公然發布上諭，要立端王之子溥×為大阿哥，準備繼皇帝位，光緒被廢似已成定局。當時梁啟超正在檀香山活動，事過一月始知，乃急撰一文《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偽上諭後》[9]，滿腔義憤地痛詆「逆後賊臣」之險惡用心。他說，當日同治帝崩，本應為同治立嗣，西後因恐同治之毅後分其權，而己位將不能保，乃狡為先帝咸豐立嗣，即光緒帝是也。今因光緒帝不聽其支配，敢行變法，百計欲廢其位。但又不能為光緒立嗣，因光緒非西後之子。倘以光緒之子繼位，則西太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不便再加控制，故又狡謀為同治立嗣，西後便仍可以太后之尊，控制政權。再從另一方面說，當年光緒既咸豐嗣子的身份繼承大統，則同治之毅後，便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無合法位置，於是處於必死之地。今日謀以同治之嗣子繼承大統，則光緒既非皇上，亦非太上皇，無合法位置，於是亦處於必死之地，所以立大阿哥即預示光緒隨時有被殺之危。正因此，此諭令一出，海外百數十封電報力爭，上海三千紳民上書力爭，個別敢言的督撫也表示不能同意。

梁氏最後指出，西後逆黨，出此狠毒之策，只是因為皇上是維新黨的領袖，是帝黨的憑藉，是天下眾望之所歸。皇上一日在，則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則逆後賊黨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即不能盡除，所以，惟今之計，只有「萬眾一心，萬口一聲，萬軀一力，以戴我聖主」，保中國維新一線生機，一待後圖。這是梁啟超「斥後保皇」的一篇極有代表性的文字。

上所介紹的議論主要是對中國人說法。此外，梁啟超還專門對外國人說法，要他們明白，只有扶持光緒皇帝複位復權，才是最有利的對華政策。

梁氏仍把注意點首先對著日本人，他發表《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一文[10]。文章說，日本對中國問題主要有兩種主張，一為與歐洲持均勢主義，一為持亞洲獨立主義。（從我們今天的立場看，前者實即列強共同瓜分中國；後者即日本為亞洲領袖，獨力控制中國。）梁氏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皆極富統一思想，分裂割據最多不過百數十年。再者，外族入佔中國必為中國所同化始能相安，而這是當時世界形勢所決不可能之事。梁氏強調，中國儘管表面氣息奄奄，危如風中之燭，但從內里觀察，中國仍有不可亡之潛勢力。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即是「英明仁勇」的光緒皇帝，他「深觀中外之故，注意立憲之政，以開民智伸民權為唯一之主義」。只要光緒健在，改革之生機就未絕。只要「得所藉手」，皇帝複位復權，重整庶政，大行改革，中國必可自立，必可復興。其他因素作則有民間實力的團結，海外華人的向心宗邦，皆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有此諸因素，瓜分以亡中國的策略絕難實現。但他指出，中國現政府「以頑固為體，以虛詐為用，若欲與之聯結以保大局，是猶被於糞壤，蒸沙而成其飯」。梁氏此文中未明言日本該如何著手，但從前面所說，即不難明白，他是希望日本幫助光緒復權，指出維新派以促中國之改革。

至於對西方列強諸國，梁啟超業希望它們認清中國亂局之病根即是西太后為首的中國現政府，他們不但是中國人之仇敵，也是萬國之公共仇敵。盲目自大，仇視外人，竟致利用義和團殺逐外國人，皆政府為罪魁。所以欲解決中國問題，只有除此惡政府換一好政府。好政府如何建立？恢復皇帝應有之全權即可也。因「皇上深知地球大勢，久慕太西政教，憂國入家，愛民如子，時時以維新變法為心」，[11]甚至不惜其位以興民權。一旦皇帝復權，中國必走上和平改革、與列強友好相處的軌道。各國如不採取扶助皇上的政策，而取待埃及，待波蘭之政策，則中國永無寧局，中外關係永無寧局，既非中國之福，亦非外國之福。梁啟超在義和團反帝運動中，仍念念不忘請各國幫助究皇上。這是此時期梁啟超觀察中國問題的唯一落腳點，也是他一切言論活動的中心。

三

梁啟超坐而言，起而行。他不但上書日本政要，籲求扶助光緒皇帝，不但創辦報刊，向國內外大造斥後保皇的輿論，而且參與策劃並躬行奔走武力勤王運動。

早在戊戌變法的危急時刻，康、梁、譚嗣同等雖手下無一兵一卒，也曾策劃用武力保護皇上，剪除異黨。不幸事泄反被異黨武力所制。變法慘敗，他們沒有死心。康。梁出逃，一方面力圖得外國幫助救皇上，同時仍準備必要時以武力勤王，據宗方小太郎日記載，康有為剛逃到日本，後來成為自立軍領袖的唐才常亦隨到日本，當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同×原文太郎去拜訪康有為，唐才常即在座，並明確記載唐是「欲舉義兵而來日本」。[12]我們從梁啟超《自立會序》中也可看出某些消息。該序發表於1899年5月30日出版的《清議報》第16期，序中說到「往者，×君×君提倡同輩共倡此會，思以致用之學，為愛國之基」。序中主要內容，大講英雄豪傑宜乘時而起，謀中國之自立。梁氏戊戌政變後所講「自立」，皆是指皇上複位復權，繼續改革之意。而序中隱去首倡者的姓氏，估計其中之一即唐才常。因此時唐才常等已在長江一帶招募勇士，準備勤王起義。《自立會序》發表後不到一個月，唐才常已組織成立正氣會，其所撰《正氣會序》表明 ，該會已開始舉義的準備。到該年底，西後宣布立溥＃為大阿哥，梁啟超在批駁這一荒唐上諭時，曾指出，「大江以？多數省豪傑磨拳檫掌，號呼奔走，乘機而討賊」，[13]所說亦非空言威嚇之語。總之，武力救皇上，是醞釀準備已久之事。而此事清廷亦有所察覺，所以才有該年十一月十八日（舊曆）嚴拿康、梁的上諭，並通飭海內外所有官吏，「無論紳商士民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嚴密緝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賞，務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國憲，即時實難生獲，但能設法致死，確有證據，亦必從優給賞」。[14]不及兩月，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清廷又再發上諭，明示十萬兩的賞格緝拿康、梁。[15]

梁啟超於1899年12月31日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他在檀島勾留了半年多（1899年12月31日－1900年7月18日）。這期間，他為之奔走者皆為勤王起義事。

1、募款：起初，梁啟超亦與康有為等一樣，好為書生大言，意為能得二百萬，[16]這只是主觀的幻想。實際總共只8募得三十萬元左右，其中南洋僑商邱叔園一人任十萬。梁氏在檀島募款，確較難得之，他在1900年3月20日給唐才常、狄楚青的信中說檀島可得十萬，現已得三四萬。按其3月17日給巴＃府保皇會之信曾詳述捐款情形，謂捐兩千者有兩人，捐一千者有七人，捐數百者有有百餘人，按此算下來，三四萬之數應屬可信。稍後在3月28日給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說已得四萬，同日給康有為信中又說已得五萬，但並未收訖。6月17日（五。廿一）給港澳同人的信中說，他已向港澳總部匯1.4萬 ，向日本匯去1.6萬，並說又得捐款三萬餘，至此總共在檀島募得八九萬之數。[17]梁氏即將離開檀島之前（7月初），有確切記載新捐得1萬2千金。[18]如此說來，梁氏在檀香山活動半年多，共得捐款十萬上下。但這十萬左右的捐款並非都能用於勤王軍事，一則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則，為托一美國人籌辦公司事花去2萬金[19]。梁啟超和孫中山一樣，是有時過於信賴朋友的人，華僑血汗捐資往往輕易被人騙去。

與籌款有關的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與日本＃原文太郎擬議倡設東亞銀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兩次寫信給＃原催問此事辦得如何，請速寄章程，並告在檀可募股二十萬，乃至三四十萬。但此事似乎沒有辦成。

二是，想在香港辦一鐵器公司，一則可募股，二則經營輸送軍械給勤王軍之師。此事似乎也沒有辦成。

在籌款問題上，梁氏，特別是康有為，為鼓舞內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輕易宣布能得幾何，而結果能匯給前線急需之款往往與所許之數相差甚多，有時不但令內地同志失望，甚且易遭誤解。勤王之役失敗後，有人宣稱康有為吞沒捐款，恐與此大有關係。

2、擴充組織

梁啟超離日赴檀島之行，過去有的說是康有為懼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孫中山所俘虜），故使其離開日本。此說不很有說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為勤王舉義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島及美洲大陸去發展組織，募集捐款，以為起義後援。當時梁啟超在海外華僑中享有甚高的聲望。梁在家信中曾說，「金山（指美國舊金山──引者）人極仰慕我，過於先生（指康有為──引者）」。[20]此語並非梁氏自誇。他到檀島後，保皇會果然大有發展，以致以前興中會中骨幹幾乎都參加過來。過去人們出於偏見，把這說成是梁氏善欺詐。這是誅心之論，非史家態度。實則，梁氏能夠大大保皇會的原因有：（一）勤王討賊，利用皇上權威變法救國，此種宗旨易於為海外華僑所接受，特別是易於為略有產業的資產階層所接受，包括孫中山的哥哥孫眉。（二）1894年孫中山來此募款回國起義，當時並未公開其反清的宗旨，亦不過是募款做有益振興國家之事。此與 保皇會的目標並無根本分歧。有人說1894年在檀香山孫中山即已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誓詞，此說並無真憑實據。若如此，就不至於許多骨幹，包括孫眉都來支持梁啟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張。此意我在《孫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動的幾個問題》一文[21]中已論及，不再多說。正因當地人士並以為孫中山的救國事業與梁啟超的救國事業有何本質區別，又加上樑啟超攜有孫中山的介紹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為當地人士所接受。（三）梁氏個人的魅力。梁啟超比孫中山小七歲，在檀島活動時不過二十七歲，已有舉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譽海內外，如此少年人傑，又善演說，稍有知識、稍有地位的人自然以為傾倒。何蕙珍小姐相戀的故事，亦可算是一個說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島入保皇會的確切人數很難說，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給葉惠伯的信（未刊）里說，檀島正埠入會已一萬二千。我想可能有所誇張，但可以肯定大大超過從前興中會的規模。梁氏在同年3月17日給巴＃埠保皇會的信（未刊）中曾說到，當時海外保皇會員已達三百萬，估計亦有誇大之嫌。

3、關於勤王軍事之策劃

在自立軍起義策劃中，真正擔任國內指揮與策劃的是唐才常與狄楚青，海外總聯絡部是在澳門，而由康有為坐鎮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啟超的任務是擔任檀香山與美洲的籌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門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許多事情上都有相當的發言權。從梁氏這時期的書信來看，他對澳門總部的工作非常不滿意。所以他總是直接與康有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負責人聯絡，經常提出各種部署和建議，略為歸納，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 建立購買軍械和向國內輸送軍械的渠道

1900年4月12日他寫信給＃原文太郎，要求他與犬養毅謀劃為自立軍購槍械彈藥。[22]5月25日的信中再次談到購買日本舊槍械事，並告已匯款到日本。[23]同時，在給康有為及澳門總部人員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屢及言及宜早設法部署向國內輸入軍械渠道，要有妥當人員專負其責，或賄洋關，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後安放之地，皆宜速籌。[24]

（二） 招募菲律賓散勇，參加勤王軍事

梁氏認為，依靠長江一帶會黨群眾，以與清政府的正規軍，特別是榮祿統轄的武衛軍戰，決難取勝，所以極需募集外國有訓練的軍人和士兵。美國在菲律賓的部隊退役人員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給南洋著名華裔邱叔園的信，3月20日給康有為的信皆談及此建議，[25]又在前面提到的那封給＃原文太郎的信中也談到此事，並設想，百人入內地作戰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一萬或五千則更有利。[26]

（三） 結納豪傑，聯絡清軍內部及電報局內部人員以為我用

1900年3月20日給唐才常、狄楚青信中提到要結識大刀王五，此人更與譚嗣同、唐才常皆為好友，人極具俠義，必羅致為勤王事效力。[27]是年3月28日致某某書中還提到要在北洋海軍中，電報局中設法勾稽為我所用之人才。還囑其設法調查大沽炮台詳情，以為將來萬一借得外兵從此登陸作準備。[28]

（四） 對起義發動後的一些設想

先取粵以為根據地。梁氏認為，起義軍所用之人多屬粵人，鍀粵作為根據地，將士心安，倍增勇氣。不僅如此，將士之家屬等於認知，必不安心作戰，且往昔起義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國即為前車。所以起義必先圖粵，得粵之後必作為根據地善為經營。[29]

起義得地後即時開府與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舉動，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後兼注意撫綏內政。這也是太平軍的一個教訓。[30]

請康有為親臨前敵。「自古未有主將不在軍中而師能用命者，……若初時不與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後，彼糾糾者拱手而聽節制，抑亦難矣！」[31]梁氏並指出，康入軍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名節之詔，則足以感豪傑之心，而寒奸賊之膽。」[32]梁氏並認為，康有為若不能入軍統率之，示人以嘗試之心，無必勝之志，作為對起義絕無好處。梁氏此建議自然是對的。但康有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儘管梁氏設想頭頭是道，但實行起來大為不易，其絕大多數都未能實現。起義時機一拖再拖，最後以事泄而失敗。

在勤王軍事尚未發動之時，北方局勢急劇變化，清政府利用義和團攻打使館，引起各國干涉，組織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梁氏自始反對義和團，尤反對西太后利用義和團向外國開戰。當他得知各國聯軍欲進取北京懲罰西太后政府時，他竟異想天開地想隨聯軍圖京救皇上。大約在5月底6月初，梁啟超自檀香山寫信給＃原文太郎，因他與＃原文太郎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換帖結盟互稱兄弟，其女梁思順人＃原為義父。所以梁氏認為#原是可以萬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說：「據說現在各國皆以西後政府為萬國之公敵，欲協力 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謂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著又說，皇上之問題即支那全國之問題 ，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遊以來，一無展布。屆此時機，「已到不得不奮飛而入北京」，犧牲此身以圖救皇上。要求＃原說之於日本當道，允許他隨聯軍入京，「以企成為列國與皇帝間之樞紐」。若此事能成，他即放棄赴美計劃，急轉回東。[33]這確實是一種「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國都不會考慮這個意見。此事一可見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擇。二可見，梁氏當時對國際事務，對中外關係，實不甚了了。不僅如此，他也忘記了中國人傳統的民族心態，若此事果行，梁啟超於歷史上的罵名實難洗滌。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是，還能自知「他邦干預內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計窮力竭，呼籲無由」的情況下，「不得不倒行逆施」。[34]此刻確這一點清醒也沒有了。但我覺得這一未成事實的錯誤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終究不惡。況西後利用義和團攻打使館，給中國人帶來災難的亂政，亦著實可恨。

梁氏從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繼續改革事業為職志。救皇上固有感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國。他認定光緒皇帝不是貪戀帝王富貴之人，其救國之心與維新派同，其贊成民權之意亦與維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為重振改革事業，只要改革事業成功，將來實行君主制、民主制都無關緊要。而梁氏個人，在此時期實傾向於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曾嚴肅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萬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諱，則如何善後？他沒有明確提出實行民主共和，但他說，有鑒於此，不應對民主制「深惡痛絕」。[35]也正因為他的老師對民主制深惡痛絕，所以他從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堅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正面反覆與康辯論自由主義的原則。在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為的信里，直言自由之義「於天地之公理與中國之時勢，皆非發明此義不為功」。只有發揮自由之義，去努力根性，中國才能立與萬國之間。他批評康氏「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說此話正與張之洞頗相類。「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36]這裡滲透出梁氏傾向民主的意思。在給其他朋友的信中，他作為更明白表示這種意向。1900年3月4日些給桂綬的信中，竟直言不諱地說，「滿洲、蒙古人三百年來虐待我中國人。今日氣機當轉，光緒願意依花旗開國華盛頓之例，改為民主。我輩忠義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國政，以中國人之多，地之大，財富之饒，若維新以後經十年作為為五大洲第一雄國矣！」[37]因是向華僑勸募捐款，不免有些宣傳的衛道。但他傾心民主之製作為是比可否認大統年4月28日寫給孫中山的信上也說到，「夫到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作為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38]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既主民主制，又何必舉皇帝為總統？實則，民主不民主，不在於由誰來當總統，甚至於也不在於有沒有皇帝，關鍵在於成立國會，實行憲政。這是梁啟超眾生堅持的一個基本見解。而這一見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歷史實際的。

--------------------------------------------------------------------------------

[1] 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下稱《年譜長編》）第158頁。

[2] 《戊戌政變記》第五篇《殉難六烈士傳·譚嗣同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109頁。

[3] 《年譜長編》第159頁。

[4] 見《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八）第414頁。

[5] 《日本外交文書》31冊第689頁。

[6] 同上。

[7] 同上。

[8] 見《近衛文×日記》明治32年1月19日。

[9] 見《清議報》第39冊。

[10] 見《清議報》第26期。

[11] 見《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

[12] 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宗方小太郎傳》所載宗方小太郎明治31年10月31日日記。

[13] 見《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偽上諭後》，《清議報》第39期。

[14] 見《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454頁。

[15] 同上，總第4470－4471頁。

[16] 1900年致桂綬的信，未刊。

[17] 見《年譜長編》第240頁。

[18] 致孫眉信，未刊。

[19] 見《年譜長編》第203、211、213頁。

[20]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廿四日（1899年5月3日）致李蕙仙的信，見《年譜長編》第177頁。

[21] 見《歷史研究》1989年第5期。

[22] 未刊信稿。

[23]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錄·＃原文太郎君》第656－657頁。

[24] 見《年譜長編》第204－205，208，224頁。

[25] 見《年譜長編》第202，204頁。

[26] 未刊信稿。

[27] 見《年譜長編》第203頁。

[28] 未刊信稿。

[29] 見1900年4月12日給康有為的信，《年譜長編》第216頁。

[30] 見前引書，第217頁，

[31] 同上，第218頁。

[32] 同上，第219頁。

[33] 見《續對支回顧錄·＃原文太郎君》第658頁。

[34] 見《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八）第414頁。

[35] 見《年譜長編》第221頁。

[36] 以上引文均見《年譜長編》第2＃＃頁。

[37] 未刊信稿。

[38] 見《年譜長編》第258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