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兩種目光尋求故鄉

作者：紅柯 《光明日報》（ 2015年11月27日 13版）

    最初對世界文學的概念並不是來自歌德，也不是大學教材，而是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大綱》，當時正讀大二。20世紀80年代詩歌熱，比詩歌更熱更兇猛的是歐美現代派文學，人們瘋狂地寫詩、瘋狂地吞食現代派。袁可嘉先生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出一集我搶購一集，中國社科院編的海明威、福克納、卡夫卡研究資料彙編，包括柳鳴九先生編的《薩特研究》《外國名作家傳》(上中下)，我也是大量搶購。很偶然地在圖書館看到鄭振鐸先生這本《文學大綱》，它相當於一本世界文學史，讓我在歐美文學的狂熱中冷靜下來。其中特別吸引我的是有關波斯文學的介紹，大概有二十多位古波斯詩人，我知道了菲爾多西、薩迪、哈菲茲、魯米、尼扎米。我太喜歡薩迪與哈菲茲，就把他們的代表作抄下來。這兩個詩人都出生在伊朗設拉子古城，成為我最嚮往的地方。薩迪說:「一個詩人是前三十年漫遊天下，後三十年寫詩」。2015年正是我大學畢業三十年一一西上天山十年，居寶雞十年，遷居西安十年，三十年間沿天山一祁連山一秦嶺絲綢之路奔波，跟游牧民族轉場似地「逐水草而居」。剛讀到台灣蒙古族詩人席慕容的一篇文章，她認為文化需要碰撞才會有新的火花，背井離鄉的遭遇給生命和故鄉營造了一段反省與觀察。我曾在一篇創作談《距離產生美》中也談到這種體驗，在新疆寫陝西，天山頂上望故鄉，回到陝西站在關中又回望西域瀚海。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大綱》把我的目光從歐美文學拉回到東方文學，當時另一本書也讓我眼界大開，英國人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從宇宙地球生命的發生寫起，讓我有了最初的人類意識。

    《文學大綱》與《世界史綱》互相比較很有意思。剛到新疆第一次踏上戈壁灘就有置身月球的感覺。《哈菲茲詩選》的序言中，翻譯家邢秉順先生把哈菲茲與李白相比較，兩個古代詩人都是偉大的酒徒，都喜歡寫美酒月亮鮮花與女人。李白就出生在中亞塔拉斯河畔碎葉城，我專門寫過《天才之境》，執教於伊犁州技工學校期間，帶學生沿阿拉套山、西天山賓士時，就想到山那邊李白度過金色童年的群山與草原。李白晚年詩歌中最感人的是「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是對故鄉的反覆追尋。他祖籍天水，出生於中亞草原，落腳於四川綿州，自稱飛將軍李廣的後代，李廣的後人李陵降匈奴，吉爾吉斯人奉李陵為他們的祖先，李白與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瑪托夫有血緣關係，吉爾吉斯史詩《瑪納斯》的主人公全都戰死疆場，悲壯慘烈有李陵當年絕域苦戰的影子。李白一家在中亞的短暫時光可以理解為「尋根」「認祖」。李白的父親「李客」這個名字據專家分析，就是李某某，隱姓埋名的意思很明顯。李白與杜甫相比，杜甫最拿手的是律詩，平仄對仗毫不含糊，李白的強項則是參差不齊、自由不羈的歌行體。童年對一個作家很重要，李白五歲離開中亞之前，西域的大漠草原群山已經給他幼小的生命打上底色，只有去過那裡的人才會知道，戈壁沙漠與綠洲緊密相連，沒有過渡，天堂地獄眨眼之間，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產生中原農耕地區整齊劃一的生活方式與生命節奏，李白那种放浪不羈、自由奔放的天性只能以歌行體來表達，並最終打破詩的形式創造出最早的詞，唐宋詞選的前幾首詞都以李白的「平林漠漠煙如織」開頭。杜甫幼年在姑姑家，瘟疫突起，姑姑把陽光充足的房子讓給杜甫，親生兒子住在陰面的房子，表哥染病身亡，杜甫活下來，命運註定要讓這個大難不死的倖存者長成大人後再次進入更大的災難「安史之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最有如耶穌那般替人類受難受罪意識的偉大詩人。杜甫也流浪，他是背著大地爬行的耕牛，是移動的土地，而李白則是風吹過草地沙漠戈壁，吹過長天大野。在西域聽蒙古長調、聽牧民們唱《天上的風》，我就想起李白自由洒脫的詩句。李白和杜甫，一個把宇宙天地當家園，一個把土地當家園。

    2004年底我舉家遷居西安，來到絲綢之路的起點。有一次西北大學請我講課，我雖已經是個教齡幾十年的老教師了，卻還是做了認真的準備，專門帶上傅庚生先生的著作。上中學時就買到傅先生的《杜詩散譯》，上大學時買到傅先生的《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和《杜甫詩論》，最讓人心服的是傅先生對《兵車行》的分析，他認為杜甫是個旁觀者，並沒有超過建安七子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但杜甫的反戰思想、人民性主題已經成型，不久「安史之亂」爆發，李白的時代結束了，杜甫的時代正式開場。

    我執教的陝西師範大學有許多我敬仰的學者，歷史地理專家史念海先生，上中學時就聽歷史老師反覆提及，後來到了新疆，在學校圖書館找到了先生的大作《河山集》。天山腳下讀《河山集》，光書名就讓我感慨萬千。還有羅振玉、王國維合撰的《流沙墜簡》已經不是學術專著，而是極具中國色彩和美感的藝術珍品。

    我開始書寫「天山系列」時，全都採用真實的地名與歷史地理背景。1997年4月《人民文學》推出我的小說《美麗奴羊》，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說集《美麗奴羊》出版，收入十七個短篇。美麗奴羊17世紀產於西班牙，18世紀引入法國德國，19世紀進入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人把美麗奴羊「「「iB″°打造成世界品牌，新疆的科技工作者引進美麗奴羊，與哈薩克土羊雜交出中國新疆美麗奴羊，1985年培育成功。

    今年9月我有幸參加中澳文學論壇，在西悉尼大學講演時開場白就提到澳大利亞民族文學奠基人勞森。很多人都知道懷特、庫切，還有《凱利幫真史》的作者彼得·凱里，知道勞森的人卻不多。《勞森短篇小說集》我1981年秋天購於寶雞一家舊書店，後來受勞森的影響寫出第一本小說集《美麗奴羊》。在西悉尼大學還見到了澳大利亞女作家亞歷克西斯·賴特，賴特的最新長篇《天鵝書》正在翻譯成中文。有意思的是《天鵝書》與我的最新長篇《少女薩吾爾登》都寫了天鵝，天鵝保護一個苦難的民族，保護災難不斷的男人們。據說古代印度香音國的飛天翻越喜馬拉雅山昆崙山降臨敦煌，逐漸由沉重的男身變成輕盈靈動翱翔藍天的女神，到了唐朝飛天完全中國化達到頂峰。舞從敦煌來，進入長安成就了大唐樂舞，最典型的就是霓裳羽衣舞和胡旋舞，跳得最好的就是楊貴妃和安祿山。羽衣就是飄帶，飛天最動人的就是飄帶和手指的動作。20世紀80年代甘肅歌舞團的藝術家們根據敦煌壁畫上的飛天創作了「手指舞」。17世紀從伏爾加河東歸天山的衛拉特土爾扈特蒙古人把整個民族的遭遇全凝聚在薩吾爾登歌舞中，也主要是手指舞。其中的「少女薩吾爾登」一點也不亞於飛天歌舞，相比之下飛天過於悠遊自在，飄飄欲仙，而薩吾爾登更接地氣，溝通人與動物植物，人與宇宙天地萬物血肉相連，輕盈靈動中有凝重的歷史，有大漠煙塵。

    我的長篇《生命樹》採用的是哈薩克生命樹創世紀神話和西北漢族剪紙藝術中的生命樹，以對應基督教猶太教聖經中的生命樹。我的《生命樹》發表出版於2010年，美國電影《生命樹》拍攝於2011年，2012年在中國放映，西方至今還沒有一部以生命樹為題的長篇小說。

    我的大多長篇小說都採用西域民歌來結構全篇。長篇《西去的騎手》中我寫到了維吾爾族詩人穆塔里甫，小學五年級時在《革命烈士詩抄》中讀到穆塔里甫的詩，寫成作文，平生第一次受到老師表揚，好多年以後我成為伊犁州技工學校的教師，來到穆塔里甫家鄉尼勒克草原。尼勒克是蒙古語嬰兒的意思，穆塔里甫發表詩歌時的筆名卡依那木一烏爾戈西，卡依那木就是波浪的意思。回蕩在《西去的騎手》中的主旋律就是「當古老的大海朝我們涌動迸濺時，我採擷了愛慕的露珠」。葉嘉瑩教授認為歐美語言分輕重音，而漢語則是四聲八調形成的旋律與節奏。絲綢之路、關中長安就有這種優勢，西域大樂直接影響了唐樂舞和唐詩的節奏與旋律，盛唐之音是一種國際視野的大綜合，就像先秦諸子百家。秦地無一子，但司馬遷以一部《史記》總結了先秦諸子百家，包括怪力亂神的原始神話和傳說。傳統中的中國古典文學就是詩歌和散文，詩的頂峰是唐詩，散文的頂峰是《史記》，「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及其發起的古文運動，學的就是《史記》。《燕子》這首民歌世界各地都有，草原民族更多，在我心目中，哈薩克民歌《燕子》是最好的，哈薩克歌手葉爾波利演唱的《燕子》無人能比，《燕子》理所當然地成為我的長篇《喀拉布風暴》的主旋律，沿著絲綢之路進入關中進入西安，跟秦腔跟眉戶連在一起。

    歷史上關中數次崛起就是這種游牧與農耕的融合。陝西師大孫達人教授曾提出歷史跳躍式發展論，其弟子王大華在《崛起與衰落》中有詳盡的論述。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關中。關中既是游牧民族進入中原的橋頭堡，也是中原農耕民族伸向西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更是民族融合的熔爐。我的長篇《烏爾禾》中，朝鮮戰爭歸來的戰鬥英雄陝西人劉大壯變成了蒙古神話傳說中的「海力布」，向世人展示，人可以接近神靈。人性與神性既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中心話題，也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關鍵詞。《金瓶梅》寫人的肉體，西門慶就像勤勞的農民，每一個娶進門的女人，他都要鞭打一頓，因為西門大官人明白，他付出的是血肉之軀。《紅樓夢》也寫血肉之軀，更重要的是寫人的精神、人的心靈，是一部通靈之書，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集大成者。曹雪芹跟但T一樣既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也是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

    (作者為小說家、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著有「天山系列」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大河》《烏爾禾》《生命樹》《喀拉布風暴》，中短篇小說集《美麗奴羊》《黃金草原》等。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獎等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