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什麼沒有「二·二八」式悲情？

1900年的香港

民主制度的優長之處，就是可以促進各方利益的良性互動。

文丨孟衛東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灣人心頭揮之難去的悲情。國民黨也為此背上重負，不停地贖罪道歉。

但在與台灣一海之隔的香港，曾經的殖民地、二等公民歷史，卻幾乎沒有在港人心中留下什麼陰影。

並非那時的香港沒有衝突。當一些人指責香港人過去為什麼不向英國人爭權益的時候，他們或者是無知，或者是故意遺忘。

香港人從來不是只低頭做順民，他們不僅與殖民地當局多次抗爭，甚至使用暴力。

就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四個月，1946年10月26日，同樣是因為當局追查無照小販，甚至那小販還當場身亡，香港油麻地民情洶湧，釀成局部騷亂，民眾向警察和警車怒扔石塊，整個衝突導致十多人受傷。

如果說這還只是小打小鬧，那麼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大批年輕人憤然而起，抗議演變成騷亂，造成九龍一帶連續三晚的大規模動蕩，而且出現了人員死亡，儘管只有一人。騷亂結束了，但港人的不滿並沒有消散。轉過年的1967年，一場聲勢更大的暴動在香港爆發了。街頭出現了一千多個「菠蘿」（土製炸彈），暴動經歷八個月，死亡五十一人，八百多人受傷。

香港當局也並非沒有武力彈壓。1946年1月26日那次騷亂，後援警力很快抵達現場，隨後又調動英軍第三特種旅士兵二十名，還有二十個皇家空軍憲兵到場。最後軍警聯合行動，逮捕三十九人，才平息局勢。

1966年的九龍騷亂，港英政府一舉抓捕了一千四百多人，開槍五十三響，發射近一千二百枚催淚彈。

1967年的暴動，港英當局甚至通過《緊急措施條例》，迅速擴大警方權力。香港居民哪怕只是曾經出入放置爆炸物的地點，或者與攜帶爆炸物的人同行，都足夠控罪，在監獄裡關上幾年。

這一幕幕歷史的場景，都足以成為某種悲情的記憶。

然而它們卻很快在時空里淡然，漸漸消逝。

何故如此？

1967年香港暴動中，一名婦女挑釁警察

時光回到1946年10月26日的油麻地，搶救小販的救護車在13時40分抵達現場。但那小販已經死亡，周圍的民眾聚集起來，堅稱人是被警察踢死的，不許運走遺體。

雖然不停調動警力，還有軍人助陣，但港英方面明令一線人員，除非遇險，不得開火。

就這樣，頂著群眾扔過來的石塊，警方依然克制著，直到15時才運走小販遺體。

等到騷亂加劇之時，現場也只是十幾聲槍響。警方自稱朝天鳴槍六次，軍人走火一槍，騷亂人群中有人開了六槍。只有兩人受槍傷，無人死亡。

其後警方自己逮捕了涉嫌打死小販的中印混血警員林星瑟，移交司法公開審理。

風潮剛剛結束，又發生了警察與小販的衝突，一個華人警察對一個賣東西的老太太動粗。香港警方立刻命令這名警員向老人道歉。

港英政府還同意立法局華人議員的提議，成立委員會協調此事，成員中包括了小販群體的代表。

警方也迅即與小販協商。由於當時正值二戰剛剛結束，香港經濟慘淡，人口卻大量增加，以致許多人找不到工作，只得上街擺攤。香港發放的營業牌照數量有限，不少人只能無照經營。騷亂讓警方明白，硬性取締並非上策，他們開始與民間商量，設立臨時擺攤地點，准許無照人員在這裡販賣，為民解困。

小販方面也對等放出善意，主動組織人幫警方維持街頭秩序，防止販賣影響交通。

當時的廣東省政府試圖藉機挑起事端，給將來收回香港製造借口。英國方面威脅要公開廣東操縱輿論的證據，迫使廣東省放棄政治企圖。

林星瑟案最後經過法庭公開論辯，小販方面的證人證言互相不一致，雖然林星瑟確實踢過小販，但無法證明他與小販隨後猝死有關。最後這位警員被裁定無罪，但港英當局還是把他革職，同時賠償小販家屬一萬港幣，相當於那時中國法幣一千五百萬元。

時間流逝到了1966年，九龍騷亂聲勢遠超二十年前的油麻地。港英方面也很快成立調查委員會，之後出台的調查報告，雖然對騷亂領頭人諸多攻擊，但也承認，事件發生與官民隔閡、公共服務不夠、警隊腐敗有關，提出改善居住環境、增加教育機會、擴大社區參與渠道、增多青年服務等建議。

轉眼就是1967年的暴動。儘管港英當局的鎮壓手段比較嚴厲，但英國方面還是意識到，釀成危局的內因，是民生受到的關注依然太少，必須對社會大幅度改革，更多照顧民眾福利。

那時的英國政府很多時候是左翼執政，這些「白左」對社會福利相當熱心。港督麥理浩當政十年有餘，實行了穩定香港繁榮的一系列改革，多半就是在他們的支持下完成。

甚至英國工商業界也支持香港發展社會保障福利，這是因為，他們正面臨來自香港的低工資勞工製造的廉價產品衝擊，認為只有加大福利開支，才能增加港貨的成本，降低其競爭力。這與後來奧巴馬的TPP構想很有相似之處。

一群有錢有勢的富人，沒有採用野蠻打壓的手法對付競爭者，而是通過幫助對方的下層民眾，迂迴達成自己的目的。雖然他們的算計仍是出於利己，但對香港人並無壞處，反而讓他們享受到更高品質的生活。民主制度的優長之處，就是可以這樣促進各方利益的良性互動。

在這樣互動的局面下，甚至那些參與騷亂暴動的人，也沒有被過多地懲治。

因為九龍騷亂被捕的一千四百多人中，被判刑的只有三百二十三人。雖然領袖人物之一的盧祺，不斷被警方盤問攪擾，最後死在家中，讓人懷疑是「被自殺」，但多數領導者仍然可以從事正常活動。

儘管1967年暴動的入獄者，一直背負著犯罪前科的案底，無法擔任公職，不過香港社會還是寬容吸納了許多「反叛者」，不少與暴動有關的人，「脫了毛裝，換上西裝」，成功進入社會主流，如魚得水。

由於這些，在今日的香港，年輕人已經很少知道1967年的暴動，除了一些當年的左派試圖恢複名譽，多數港人對此沒有多大的興趣。

所以香港沒有多少「二·二八」式的歷史遺留，更無相關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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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公眾號孟衛東

本文經公眾號孟衛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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