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學知識

古代學問里有一門所謂「碑帖學」。「碑」，泛指除刻帖之外的所有石刻；「帖」則是指刻帖。「碑帖學」就是一門研究碑帖形制、內容、文字、書法、歷史源流及其拓片的真偽、時代、版本、收藏等諸多問題的學問。第一節  碑的主要類型石刻文字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根據不同的需要，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形式類型，如碣石、摩崖、墓碑、功德碑、墓誌、塔銘、墓莂、造像、石經、經幢等等，下面簡單介紹其中一些常見形式。一、碣「碣」，有時也寫作「嵑」，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形式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著名的《石鼓文》（圖4-1）就是典型代表。石鼓由十個接近鼓形的石塊組成，每塊石頭上刻一首四言詩，記述秦國國君狩獵之事，所以後人又稱之為「獵碣」。除石鼓外，目前遺存的先秦碣石還有戰國時期中山國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石形略呈扁圓，高約90厘米，上刻篆書兩行。著名的秦始皇刻石也應當屬於碣石類，現在很多人習慣稱它們為「刻石」。其實「刻石」的概念比較寬泛，不僅指碣石，也包括摩崖。馬衡先生說：「刻石之特立者謂之碣，天然者謂之摩崖。」[1]界定非常清晰：刻在獨立的石塊上的文字稱為碣，而刻在天然的山崖石壁上的文字叫摩崖。二、摩崖摩崖是指直接在山體上書刻的文字，也是最古老的石刻形式之一。陝西褒斜道石門是一處摩崖比較集中的地方，那裡有目前最古老的摩崖刻石——東漢永平六年（63）刻的《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俗稱《大開通》,還有《石門頌》、《楊淮表記》以及《石門銘》等。除褒斜道的摩崖外，全國各地的摩崖刻石還有很多，規模比較大的如陝西略陽的《郙閣頌》，甘肅成縣的《西狹頌》，山東平度的雲峰、天柱諸山刻石，鄒縣的四山刻石，泰山的《紀泰山銘》、《大唐中興頌》、經石峪《金剛經》，廣西桂林的月牙山刻石（圖4-2）等等，氣魄都很宏偉。三、碑碑有廣狹兩義。廣義的可泛指石刻，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碑，大約出現在西漢時期，最常見的是墓碑和功德碑，一般由碑首、碑身和碑座幾個部分組成。碑的最上端稱為「碑首」或「碑頭」，碑首的正中部分是碑額，書刻碑文標題，稱為「額題」。碑首之下是主體部分稱碑身，書刻正文，其正面稱「碑面」或「碑陽」，反面稱「碑陰」，兩邊稱「碑側」。碑石下方起承載作用的石基叫做「碑趺」，俗稱「碑座」，主要用來防止碑石下沉。刻碑的風氣始盛於東漢，目前僅傳世的東漢碑刻就有近二百種之多，可以想見當時刻碑之盛。魏晉以後，朝廷屢申禁碑之令，刻碑之風遂被遏制，直到唐代，此風又興，鴻碑巨制，屢見不鮮，漢、唐是古代碑刻形式最盛行的兩個時期。四、墓誌墓誌是一種埋在墓穴中的石刻文字，又叫「埋銘」、「葬志」等，是目前遺存最多的一種石刻形式。墓誌大約產生在漢魏之交。南北朝以後，墓誌制度逐漸成熟，定型後的墓誌大多由志身與志蓋兩部分組成（圖4-3），志身一般是一塊方形石版，邊長自30厘米至100厘米不等，用來銘刻志文；志蓋和志身大小相同，上部多為盝頂，用來書刻墓主人的官街、姓氏，有些還刻有華麗的紋飾，志蓋與志身上下相合，是為完整的一合墓誌，置於墓室棺槨之前。除上述常見形制外，偶爾也會出現一些造型獨特的墓誌，北魏延昌二年（513）的《元顯儁墓誌》（圖4-4），造型就非常奇異，志蓋相合為龜形，首尾四足畢具，造型十分生動，龜背形的墓誌蓋上題正書「魏故處士元君墓誌」八字，並飾以龜紋，為目前出土墓誌所僅見。近代墓誌出土比較集中的地方是河南洛陽邙山地區。自清末至今，此地陸續出土了東漢至清代碑誌約四千多件，郭玉堂在《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中對邙山地區碑誌的出土情況作了較詳細的記錄。這些墓誌出土後，陸續流散各地，目前比較集中的收藏在河南新安鐵門千唐志齋、洛陽古代藝術館、開封博物館、西安碑林以及遼寧省博物館等地。五、造像題記造像就是用石、木或泥、金屬等雕塑、鑄造各種佛龕、佛像或佛經故事。佛教信徒以建造寺塔、雕塑造像為功德。南北朝以後佛教的風行，造像之風迅速蔓延，最常見的是釋迦、彌勒和觀世音像。造像之後，還要題刻上供養人的姓名、造像年月以及造像的願望等等，這就是造像題記。石刻造像有多種形式，最常見的有摩崖造像、碑式造像和單身造像幾種。摩崖造像是在山體上直接雕鑿，一般是依山開鑿洞窟，然後在洞窟中雕刻佛龕佛像。目前國內很多地方都遺存有摩崖造像群，如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四川大足、甘肅麥積山等，其中以洛陽龍門石窟造像最為著名。清代中後期，書家為提倡魏碑，從數以千記的龍門造像記中，精選出北魏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二十種，合編為《龍門二十品》，其中以《始平公》、《孫秋生》（圖4-5）、《魏靈藏》、《楊大眼》等四種最為精妙，號稱《龍門四品》，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碑式造像也叫造像碑，就是把造像刻在石碑上，一般上層雕刻佛像，下面刻記文字。如東魏《李道贊等五百餘人造像碑》，碑陽上部刻造像，下部刻造像記，碑陰是供養人的姓名。整塊碑刻畫精細，美妙絕倫，堪稱造像碑中的絕品，原石現在珍藏在美國紐約市立博物館。單身造像就是像圓雕一樣獨立存在的佛像，形態大小各不相同，大的比真人還大，小的不過尺余，佛陀或立或坐或卧，千姿百態，這類造像大多都是擺放在寺廟或信徒家中用來供養的。單身造像的題記往往刻在造像的基座上，也有的刻在佛像的背後，如《楊豐生造像》（圖4-6）。造像之風自南北朝至唐代中葉最為盛行，北宋以後逐漸衰落。六、石經石經是刻於石碑或摩崖上的經典著作，根據內容不同可以分為太學石經和釋道石經兩大類。太學石經又稱為「儒經」，刻的都是儒家經典著作，一般都是政府行為，主要是為了訂正經籍文字。據記載歷史上共有七次大規模的刊刻儒經行動，最早的一次是東漢熹平年間（172-178），在蔡邕、李巡等人的主持下，用了數年時間將《魯詩》、《尚書》、《周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著作刊刻上石，樹立在太學講堂的東側——這就是後人所說的《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刻立不久，便逢漢末大亂，多受損毀。曹魏正始二年(241)又重新刊刻了《尚書》、《春秋》兩部經文，這就是《正始石經》。經文同時用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種字體書寫，非常獨特，因此後人也稱之為《三體石經》。《熹平石經》與《正始石經》原碑早已不存，民國時期洛陽有零星殘石出土（圖4-7）。在歷代所刻太學石經中，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6）刻的《十三經》，共刻石189塊，約63萬字，現存北京國子監。釋道石經數量也很龐大，其中主要是佛教石經，尤其以《金剛經》、《心經》、《般若經》、《華嚴經》、《陀羅尼經》等經文最為常見，著名的如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山東鄒縣的四山刻石、北京房山的雲居寺石經（圖4-8）等。雲居寺石經的鐫刻始於隋大業年間（605-617），歷經唐、遼、金、元、明各代，前後長達一千餘年，鐫刻經版達14000多塊，共1700餘萬字，重要的佛經基本都包括在內了。其延續時代之久遠，工程之浩大，在中國乃至世界刻經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堪稱國之重寶。為了更好地加以保護，1999年9月9日，雲居寺舉行了萬餘人參與的「房山石經安藏法會」，將一直以來用作展覽的10082塊經版全部回歸於新修的「石經地宮」中，並運用了一些現代技術手段予以保藏。第二節  刻帖的形制及其分類將前人的法書名跡摹刻到石版或木板上，椎拓後以拓本的形式流傳，這就是「刻帖」（「刻帖」有時也稱為「法帖」，但為了與墨跡法帖相區別，本章使用「刻帖」一詞）。刻帖有效地解決了古代書法學習的範本問題，法書一經摹刻，就可以在短時間內複製大量的拓本，為書法研習者提供豐富的範本。刻帖最晚在唐代就已經出現[2]，當時流傳的主要有《十七帖》、《樂毅論》、《蘭亭序》等，大多是一些單刻帖。南唐以後，刻帖逐漸流行，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叢帖，《保大帖》和《升元帖》就是傳說中的兩部南唐叢帖，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宋代以後，隨著教育的空前普及，社會需要大量的學書範本，刻帖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成為廣大士人學習書法的主要依據。一、刻帖的形制刻帖的材質有石版和木板兩種，石版刻帖產生較早，唐代《十七帖》、《樂毅論》、《蘭亭序》以及南唐《升元帖》等官私刻帖，都是刻在石版上的。木板刻帖出現較晚，目前所知最早的木板刻帖就是北宋初年的《淳化閣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講唐代有「棗木傳刻」的《嶧山碑》流傳，或許這一技術在唐代也已出現，只是所刻的是古代碑刻而非名家法書墨跡。木板刻帖與石版刻帖各有所長。木板刻帖製作簡便快捷，在原料的加工、運輸以及鐫刻等方面，比石版刻帖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但缺點是容易損壞變形，難以長久保存。《淳化閣帖》刻成後不久，木板便出現斷裂，仁宗時已無法椎拓，北宋末年不得不重新翻刻。文徴明輯刻的《停雲館帖》和董其昌輯刻的《戲鴻堂帖》初刻也都是木板，但不久均毀於火，後來不得不重新模刻於石。有鑒於此，歷代大型刻帖中木刻本並不多見，除上文提到的幾種外，比較著名的木板刻帖還有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4）吳榮王趙顥刻的《二王府帖》、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高宗刻的《紹興國子監帖》以及鼎州郡守張斛所刻《鼎帖》等。石版刻帖雖然在製作上相對麻煩，但石質堅硬，可以長久保存，所以大型刻帖還是以石材為多。無論是石版還是木板，刻帖版材是有一定尺寸的，一般是長60—90厘米、高25—40厘米的橫向長石或長木，而每部刻帖的具體規格尺寸，要視所摹刻的書跡原作而定，盡量適應其大小。魏晉時期紙張剛剛開始普及，尺寸規格較小，高度大約是24.45厘米；唐代紙張的尺寸高度多在28厘米以上；宋代紙張高度通常都在30厘米以上。由此，刻帖的尺寸也隨之不斷調整變化，北宋早期刻帖所收書跡以魏、晉為主，故尺寸一般在25厘米左右，現藏上海博物館的《淳化閣帖》第六、七、八三卷原刻拓本，帖心高度就是25.5厘米。北宋後期的刻帖內唐人書跡所佔比重越來越大，刻帖高度也相應地多在28厘米至30厘米之間，如《建中靖國秘閣續帖》高30厘米，《蘭亭續帖》高28厘米，《閱古堂帖》高29厘米。南宋以後，本朝書家書跡大量入帖，刻帖的尺寸進一步加大，《鳳墅帖》高38厘米；聶子述《郁孤台法帖》高39.5厘米，是宋代刻帖中最高大的一部。二、刻帖的種類：刻帖的分類方法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根據收錄的法書數量分為單刻帖和叢刻帖兩大類。叢刻帖匯刻多件作品，簡稱叢帖，也稱套帖或匯帖，又可細分為歷代叢帖、斷代叢帖以及個人叢帖等。1、單刻帖單刻帖就是單刻一件作品的刻帖，唐代《蘭亭序》、《樂毅論》等是現知最早的單刻帖。單刻帖中，版本最多、影響最大的恐怕要算《蘭亭序》了。宋代時《蘭亭》就已有眾多單刻版本流傳，其中以《定武蘭亭》最為著名。關於《定武蘭亭》的來歷，一直說法很多，流傳比較廣泛的一種說法認為此刻是以歐陽詢的摹本刻成，刻石置於學士院，拓賜近臣。五代梁時原石被移到汴都（今河南省開封市），後來契丹耶律德光破晉，捲走大量寶貨圖書，石亦不知去向。直到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原石被發現於定武軍（今河北定縣），於是稱為《定武蘭亭》。薛師正出守定武時，私下裡用《定武蘭亭》原拓重新翻刻了一石，後來他的兒子紹彭將原石古刻帶回了長安老家，並將其中「湍」、「流」、「帶」、「天」、「右」等五字劖損一二筆以為標記，於是就有了「五字損本」與「五字未損本」的區別。大觀年間（1107-1110）薛紹彭的子嗣將原石呈獻御府，置於宣和殿，南宋以後不知去向。《定武蘭亭》被重新發現後，名聲遠播，很多人轉相傳摹，翻刻本極多，僅宋代就有百餘種，然而評論者還是普遍推崇《定武》原石，元代趙孟頫在《定武蘭亭》後題跋說：「古今言書者以右軍為最善，評右軍之書者以《禊帖》為最善，真跡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為最善。」目前傳世的定武原石拓本僅有三本：一本是元代吳炳藏五字未損本，帖後有宋代張洎、王容等人的題跋，現在日本；一本是元代柯九思舊藏五字已損本（圖4-9），帖後有宋代王黻等人的題跋，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一本是元代獨孤長老藏五字已損本，曾經賈似道、曹世長、獨孤長老而至趙孟頫，流傳有序。可惜此本在清乾隆間（1736-1796）譚祖綬收藏時毀於火，現僅殘存三小片，六十餘字。三本中，只有吳炳藏本是五字未損本。2、歷代叢帖歷代叢帖是全面收錄各個朝代不同時期著名書家書跡的刻帖，是對古代法書名跡的綜合整理與彙編。從文獻記載看，最早的歷代叢帖應該是南唐的《保大帖》與《升元帖》，可惜這兩部帖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部大型叢帖是北宋初年的《淳化秘閣法帖》，簡稱《淳化閣帖》、《閣帖》。此帖刻於北宋淳化三年（992），由當時的翰林侍書王著主持完成。全帖彙集了自漢至唐歷代帝王名臣的400多件作品，歷來被奉為「法帖之祖」，對後代刻帖的發展影響至深。此帖原刻拓本流傳極為罕見，2003年4月，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元的價格從美籍猶太人安思遠手中購買了第四、六、七、八卷共四卷《淳化閣帖》(圖4-10)，據說是目前僅存於世的原刻拓本。《閣帖》流風普被，宋、明、清歷朝皇家續刻不輟，北宋末年有《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又稱《元祐秘閣續帖》）、南宋淳熙年間（1174-1190）有《淳熙秘閣續帖》、明代弘治（1488-1506）初年有《寶賢堂集古法帖》等，清代御府也有兩部大型叢帖，一部是《懋勤殿法帖》，一部是《三希堂法帖》，規模都很宏大，《三希堂法帖》原石現藏北京北海公園悅古樓。私人匯刻的歷代叢帖也很多，比較著名的有南宋韓侂胄的《閱古堂帖》、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7）華夏的《真賞齋帖》、文徴明的《停雲館帖》、明萬曆年間（1573-1620）邢侗[3]的《來禽館帖》、董其昌的《戲鴻堂帖》、王肯堂[4]的《郁岡齋帖》、陳瓛[5]的《玉煙堂帖》、清代馮銓[6]的《快雪堂帖》、卞永譽[7]的《式古堂帖》等。3、斷代叢帖斷代叢帖是以收錄某一個朝代的書家書跡為主的刻帖，南宋以後開始流行。據記載，陸遊曾刻《荔枝樓帖》，專收北宋名家書跡，所以又名《宋刻帖》，但沒有流傳下來。歷史上最著名的斷代叢帖首推南宋後期廬陵（今江西吉安市）曾宏父[8]刻的《鳳墅帖》，此帖刻於嘉熙、淳祐年間（1237-1252），全帖四十四卷，用了七年的時間才刻成，總計刻石359片，共12萬餘字，規模相當宏大。上自皇帝的奎章御翰，下至文人士大夫的公私信札、文章詩詞、翰苑制誥，兩宋著名人物的書跡，無不具備。其中不僅有我們熟悉的宋代著名書家，如蔡襄、石延年、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書作，而且還有很多兩宋政治、文化與學術方面的著名人物，如晏殊、范仲淹、范成大、朱熹（圖4-11）、呂祖謙、王安中、岳飛、秦檜、文天祥等人的書跡。所收作品大部分都是真跡上石，加上刻工精細，所以極為後人珍視。其它比較著名的斷代從帖有明萬曆年間（1573-1620）茅一相[9]匯刻的《寶翰齋國朝書法》十六卷，收集了明人真跡100多件，真跡上石，模勒精善，基本涵蓋了明萬曆以前的名家書作，但傳世拓本非常稀少。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3）邵陽車萬育[10]輯刻的《螢照堂法書》也是一部專收明人書跡的叢帖，又名《明代法書》，全帖十卷。清道光年間（1821-1851）海鹽吳修[11]編輯匯刻了《昭代名人尺牘》二十四卷，收錄了清代書家612人的尺牘書跡。4、個人叢帖個人叢帖就是個人作品的匯刻。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3）高宗摹刻了專集黃庭堅書的《紹興黃帖》和專集米芾書的《紹興米帖》，歷來被認為是最早的個人叢帖，而其實唐代摹刻的專集王羲之草書的《十七帖》，就是個人叢帖。《紹興米帖》共十卷，除行、草書外，還收入了極為少見的篆書和隸書（圖4-12），為全面研究米芾的書法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南宋以後，個人叢帖開始大量出現，專收顏真卿的有《忠義堂帖》，專收蘇軾的有《西樓帖》、《晚香堂帖》、《景蘇園刻帖》，專收黃庭堅的有《黃文節公刻帖》、《山谷先生帖》，專收米芾的有《英光堂帖》、《松桂堂帖》、《清芬閣帖》，專收趙孟頫的有《青華齋帖》、《松雪齋帖》等，明代董其昌的個人叢帖不下數十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戲鴻堂帖》、《清暉閣帖》、《玉煙堂董帖》等。第三節、碑帖作偽及鑒定由於古代碑帖價值不菲，善本碑帖更是價值連城，促使一些人在利益的驅動下進行碑帖作偽，使得鑒定成為碑帖學、書法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一、碑帖作偽的主要方式1、翻刻這裡的翻刻，是指碑帖原石尚在，但真本難得或原石年代久遠損泐過多，碑帖商人出於牟利目的而依舊拓本再刻，是碑帖作偽最常見的手段之一。由於有利可圖，而且翻刻技術並不複雜，所以凡是比較著名的、書法價值較高的古代碑帖幾乎都有翻刻本，如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北宋初年的《淳化閣帖》，由宋至清歷代都有翻刻，版本眾多。乾隆、嘉慶以後，各類碑帖翻刻本更是充斥廠肆，上自秦漢、下至明清，大至摩崖，小至墓誌，無所不有，其中尤以墓誌為多。清末至民國初年，河南等地陸續出土了大量墓誌，由於深埋墓中未經風雨，字石完整宛如新刻，而且一般字數不多，尺寸又小，非常容易模仿，所以立刻成為碑賈翻刻的目標，尤其是北魏墓誌，幾乎出土一塊，翻刻一塊，有時翻刻本多達十幾種。如《元羽墓誌》、《元勰墓誌》、《司馬紹墓誌》、《元詮墓誌》等著名魏志均有大量翻刻。一般來說，翻刻本主要以贏利為目的，大多製作不甚精良，因此價值不大。還有一類翻刻本，如《淳化閣帖》的某些翻刻版本，質量較精良，因原板早毀，雖不及原版，也仍不失參考價值。2、偽造偽造是指在碑帖原石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完全憑空捏造，或根據前人的文獻著錄、或憑藉詩文傳說，捕風捉影，杜撰成文，臆想古人筆意而製成碑帖，欺騙世人。這樣的偽刻很多，如傳說中大禹時代的《岣嶁碑》、孔子《延陵帖》、劉邦《大風歌碑》、北魏《元虔墓誌》、蕭梁《陶弘景墓誌》、唐代《黃葉和尚墓誌》等都是憑空杜撰的偽刻。有些偽刻甚至蒙蔽了一些有經驗的收藏家，如《朱博殘石》（圖4-13），就令著名收藏家方若走了眼。據說此石光緒元年（1875）出土于山東青州東武故城（今諸城縣），為諸城尹彭壽[12]所得，尹氏為紀念此事，還特意將自己的居室命名為「博古堂」。儘管當時很多人對此石提出質疑，但方若確信不疑，將其收入《校碑隨筆》，並說「有人疑偽，蓋未見石耳」。後來羅振玉在《石交錄》中記述說：「《朱博殘碑》乃尹祝年廣文所偽造，廣文晚年亦不諱言。余曾以書質廣文，復書謂少年戲為之，不圖當世金石家竟不辨為葉公之龍也。」原來此石就是尹彭壽自己偽造的。除了翻刻、偽造外，為了使偽本更加逼真，有時還會使用一些其它的輔助手段如嵌蠟填補、填墨塗描、染色充舊、割換題跋等。二、碑帖真偽的鑒定碑帖拓本的鑒別，首先是分辨出真、偽，即判斷是真品還是偽品，原刻還是翻刻，然後就是斷定新、舊，即判斷是新拓還是舊拓，斷定拓片的具體時代。辨偽與斷代工作前人積累了不少經驗，這裡只簡單介紹幾種最常用的鑒定方法。1．掌握必要的書法史知識首先，需要對漢字字體的發展脈絡有大體的認識，儘管歷代書家風格各異，但文字字體的發展是受時代客觀制約的，不符合這個規律的作品必然是贗品。如《淳化閣帖》中將《冠軍帖》等幾件大草書作品歸到張芝名下，張芝是東漢著名書家，雖然以草書著稱於世，但那時使用的是章草而非今草，今草在西晉以後才逐漸成熟，而大草書的出現更要晚些——大約是在唐代，所以張芝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大草書來的，那麼，說《冠軍帖》是張芝的作品顯然不可信。同時，要了解不同時期書法的時代風格以及不同書家的個性風貌，前人鑒定字畫講究「望氣」，即以作品的通篇氣韻為依據，看作品的神韻是不是和某個書家及其所處的時代的精神氣息相契合，尤其是偽造品，因無原石原本可對照校勘，這種方法就顯得尤其重要。很多有經驗的鑒定家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但需要有大量的實踐經驗。2、對拓片詳細考察首先，如有原石拓本流傳，可與原石拓片相較字形結構是否一致，贗品無論翻刻手段如何高明，鉤摹如何精細，總是會有一定距離的。其次，仔細觀察作品字口筆劃是否有神，石花是否自然，經過天然風化而剝落的石痕非常自然，而偽品則有明顯的人工椎鑿痕迹。然後再看拓本所用紙墨，紙墨是否相合，是否經過染色，有無刮填塗墨現象，最後查看首尾是否有前人題籤、題記以及收藏印鑒，題記與拓本內容是否相符等。關於碑帖辯偽可以參考方若《校碑隨筆》與馬子云《碑帖鑒定》。《校碑隨筆》一書最後附有《偽刻》一卷，列舉了歷代偽刻50多種。馬子云《碑帖鑒定》也列舉了偽刻120多種，同時還羅列了新舊翻刻碑誌將近百種。三、碑帖年代的判斷如果能夠斷定拓片是原石所拓，下一步就是判斷究竟為何時所拓。傳統碑帖鑒定中，除了拓片的紙色、墨色等可以作為斷代的依據之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考據，所謂考據就是通過校碑來區別拓本的早晚，也就是通過觀察拓片筆畫的肥瘦、字與石花的泐損情況來斷定年代的遠近。一般來說，隨著時間的流逝，石刻的殘缺程度會不斷加深，字口會由初刻時的肥厚圓潤而逐漸變得細瘦枯乾，所以早拓本完整豐實，字口清晰，晚拓筆畫纖細，字口模糊。而且隨著碑的不斷破損，有些字在早拓本中尚保存完好，而晚拓本已經損泐，於是，早拓本比晚拓本多存的字或完好的字，就被稱為考據或考據字，考據是鑒定者推斷拓片年代的重要依據。因此對於碑帖鑒定者來說，必須熟悉並掌握歷代拓本的重要特徵及其主要殘損情況等相關知識。當然，作偽者也常常在這些考據的關鍵地方做手腳，刮補或用墨筆塗描，用晚拓冒充早拓。這就需要鑒定者重點考察這些關鍵部位，是否有拼補或描填痕迹。四、碑帖鑒定舉例現以歐陽詢《九成宮碑》為例作一簡單分析。《九成宮》歷代拓本很多，目前傳世拓本中最早的是宋拓本，其中以現藏故宮博物院的明李琪駙馬舊藏宋拓本（圖4-14）為最佳，墨色沉穩，筆畫豐實，字口清晰，我們以此故宮宋拓為參照，對另外一件《九成宮》拓本（圖4-15）做一比對，兩本相較，明顯此拓本筆畫纖細，字口模糊，晚於故宮藏本無疑。但從殘損程度上看，此本卻又相當完好，甚至有一些在宋拓本中已殘缺的字，如「秘」、「年」、「皇」等，在此本中卻非常完整，從這個角度說，此本又似乎比故宮藏本還要早。這時我們就須仔細觀察那些重點考據處了。查方若《校碑隨筆》以及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得知此碑「宋末拓本，首行『魏徵』之『魏』字未損」[13]；「明初拓本，碑前行『魏徵奉敕撰』之『魏』字已泐作空白一方。」[14]；「清初拓，首行『魏徵』之『魏』字未挖，稍晚拓本已挖而字劃歪斜不堪入目。」[15]原來此碑在明代的時候「魏」字就已殘為一片空白，清初之後又在空白的地方重新挖刻了此字。考此帖中的「魏」字雖完整，但和宋拓中尚殘存的「魏」字相比，字形、結構差異極大，明顯不是原字拓出。由此可以斷定，此拓本中較為完整的「魏」字已不是原來的面貌，而是清代挖刻之後的「魏」字了。其他「秘」、「年」、「皇」等字，都是經過挖刻的。由此就不難斷定，此拓本必為清代初期挖刻之後的拓本。關於碑帖考據的相關內容，可以參考方若《校碑隨筆》、王壯弘的《增補校碑隨筆》，以及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等書，都是進行拓本考據的重要工具書。碑帖鑒定是一門複雜的學問，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做支撐，鑒定者除了要具有相當的碑帖學知識外，還要對書學、文字學、金石學、歷史學、印學、紙、墨、裝璜等多學科的知識有一定的了解。[1]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中華書局1977年[2]見拙作《唐代法帖鉤沉》載《書法世界》2003第八期，安徽美術出版社[3] 邢侗（1551-1636），字子願，山東臨邑人。萬曆二年進士，年三十六，即移疾乞休。善畫能詩文，其書法規模二王，為人所珍，與董其昌齊名，時稱「北邢南董」。家資鉅萬，築來禽館於古犁丘，減產奉客，遂至中落。著有《來禽館集》二十九卷。[4]王肯堂（１５４９～１６１３）字宇泰，號損庵，金壇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精通律法、醫學，著有《律例箋解》、《六科證治準繩》、《古今醫統正脈全書》等。善書法，喜收藏，精鑒賞，愛好廣泛，有《郁岡齋筆麈》存世。[5] 陳瓛，字息園，與郊子。初名祖夔，字季常，號元瑞，浙江海寧人，工書。[6] 馮銓（1595-1672），字伯衡，涿州（今河北涿縣）人。萬曆進士，官武英殿大學士。入清，官中和殿大學士。[7] 卞永譽（1645-1712）字令之，號仙容。好書畫，精鑒賞。著有《式古堂朱墨書畫記》八十卷。[8] 曾宏父，字幼卿，號鳳墅逸客，吉州廬陵（今屬江西吉安）人。[9] 茅一相，字康伯,吳興(今屬浙江)人。嘉靖、萬曆間在世，生平不詳。著有《詩訣》、《繪妙》等。[10] 車萬育，字與三，號鶴田，湖南邵陽人。康熙三年（1664）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善書法，所藏明人墨跡頗豐。[11] 吳修，字子修，號思亭，浙江海鹽人。貢生，議敘布政使經歷。精詩古文，與錢大昕、翁方綱為金石友，著作甚豐，精於鑒別。[12] 尹彭壽，字竹年，一說祝年，號慈經，清諸城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官教諭。善篆隸，好金石，撰有《周秦石存目》一卷、《魏晉石存目》一卷、《山左北朝石刻存目》、《石鼓文匯》、《漢隸變體》等。[13]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14] 方若《校碑隨筆》。[15]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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