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族群衝突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

一、特朗普的執政基礎進一步惡化

南都：夏洛茨維爾的族群衝突事件已經過去10多天了，現在回頭看，衝突爆發的直接原因和深層原因是什麼？

達巍：直接原因是該市政府要移除位於市中心的南北戰爭時期南方的將軍羅伯特·李的雕像，引起了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不滿，包括「3K」、「新NAZI」等群體。他們認為拆除雕像觸犯了「美國白人的文化和尊嚴」，開始在弗吉尼亞大學附近集會。這就引起了左翼的「反遊行」。12日11時左右，雙方在雕像所在地解放公園相遇，爆發了謾罵、推搡和大規模肢體衝突。一個20歲的白人男子開車沖向人群，導致一人死亡，多人受傷。而一架正在協助維持秩序的警用直升機墜毀，兩名警察殉職。

事件的一些重要細節現在還不清楚，未來不知道警方會不會有一個全面和權威的調查結論。由於美國多數媒體傾向於自由派，對美國媒體的報道也要保持一定的「警覺」。比如參加集會的右翼是不是都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是違反了警方批准的範圍，攜帶了武器。另一方面，左翼示威者的組成成分如何？我們知道左翼的反示威遊行實際上是沒有得到警方准許的。雙方都參與了攻擊，但誰先攻擊的，現在是相互指責。這些細節對理清事情的是非曲直都很重要。

衝突更深層的原因當然是美國當前日益激化的深刻的族裔矛盾。在夏洛茨維爾這次衝突中，既有「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衝突，也夾雜著美國的階層衝突、地域衝突(南方和北方)。它是當下美國社會高度分裂的一個縮影。美國社會的分裂過去當然也長期存在，但近年來呈現再次加劇的趨勢，尤其是在去年美國大選期間以及特朗普當選之後。一些過去被「政治正確」壓抑著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現在更加敢於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這反過來又導致反制的一方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過去美國的族群分裂在某種程度上是被關在一個「潘多拉盒子」中。特朗普等人的競選言論以及他的當選相當於打開了這個盒子。「魔鬼」被放了出來，就出現了我們看到的越來越多的美國族裔衝突。

南都：這一事件會有什麼影響？

達巍：影響至少是兩個層面的。一是會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激化族群間的對抗；二是會對特朗普的執政地位帶來衝擊進一步惡化他執政的基礎和氛圍。現在特朗普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處境，共和黨內部對他的質疑也大大增加。

南都：這次事件是美國社會和族群撕裂的一種表現，它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大熔爐理論」是否還奏效？

達巍：「大熔爐理論」早就失效了。「大熔爐理論」是說不同族裔的人，移民到美國後都會變成共享某種價值觀的「美國人」。這對歷史上移民到美國的白人群體可能是有效的比如來自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的移民實現了很好的融合。現在美國的白人能說出自己祖上來自哪個國家，但在價值觀、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已經非常小了。但其他族裔的後代就不同了。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學界說得更多的是「色拉盤理論」。例如非洲裔移民、西語裔移民或者來自東亞的移民，他們仍頑強保留著自己特有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這些族裔當然也與其他族裔有著很多共性的東西，但這就像是一層沙拉醬，裡面蔬菜是蔬菜，土豆是土豆，水果還是水果。

現在看，這種內部的不同引發的衝突是越來越嚴重了。原因可以說得很複雜但是要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來說，我認為主要是美國面對冷戰以來的「超級全球化」呈現出的嚴重的不適應。全球化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對全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實際上各國都面對著全球化的衝擊，既獲益，也受損。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以及中國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從全球化中受益，但也都碰到了各自不同的問題。

對美國來說，這輪全球化造成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貧富差距的拉大。歷史上，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美歐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共同富裕」。二戰結束以來這一點尤其明顯。但是現在，貧富差距不僅表現在國別之間，更表現在國家內部的社會各階層之間。美國國內的上層成為全球化的獲益者，中產階級卻成為全球化中的失敗者。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型國家、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製造業在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與自動化等因素一起，導致了部分美國藍領工人失業。經濟結構的變化在美國國內不僅引起了階層、階級矛盾，也導致了地區差異的擴大。西海岸和東北部經濟和就業形勢較好，所謂「鐵鏽帶」失業現象嚴重。全球化也表現在人口的跨境流動上。從拉美國家來的移民帶來了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一些低薪工作機會也主要集中在新移民那裡。移民當中存在的一些犯罪、恐怖主義等問題，也被「老移民」看作是應該拒斥移民的原因。總之，在「超級全球化」這個原動力下，美國社會找不到北了，自我認同發生了嚴重分化。越來越多的人在問「我是誰？」美國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在這些問題之下是很多群體的不滿情緒。原來的階層矛盾、族裔矛盾、地域矛盾等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激化。

二、特朗普的表態為何前後不一

南都：一種觀點認為主要還是經濟和民生問題，尤其是近20年來美國底層(無論是少數族裔還是白人)收入的停滯，生活沒有得到改善，惡化了族群矛盾，解決方法還是要回到經濟增長上來。

達巍：經濟當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民眾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是由收入分配決定的，而收入分配不單純是經濟增長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和社會問題。美國經濟並不是沒有增長，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在發達國家中恢復得算是比較好的。問題是在經濟增長中，貧富分化反而加劇了。

2008年奧巴馬之所以能上台，與去年特朗普上台的原因是一樣的。當時美國選民也是在「求變」，也不願意選當時的建制派代表希拉里和麥凱恩。奧巴馬就是以「變革」為主題打選戰上台的。但奧巴馬當政8年，美國的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一部分選民才選出了更沒有經驗的特朗普上台。但到目前為止，特朗普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在激化問題。若去年希拉里當選，她能解決這些問題嗎？我也不認為她能解決。我們前面說的那些問題是這輪全球化導致的全球經濟和社會結構大調整、大重組。美國要重新找它的位置，要經過一個痛苦的、長期的適應和磨合過程。這不是哪個美國政客或政治家短期就能解決的。

南都：特朗普在事件後的表態前後不一，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達巍：特朗普事件後做了三次表態。第一次是「以最強烈的言辭譴責來自任何一方的仇恨、偏見、暴力」，結果引發了巨大爭議，壓力之下，他又迅速做了第二次表態，聲稱「種族主義是邪惡的。那些以種族主義名義來使用暴力的人是罪犯和匪徒，包括『3K』、『新NAZI』、『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其他以仇恨為基礎的團體」。但到本月15日，他又做了第三次表態，基本上又回到第一次表態的立場上，「極左翼那些對極右翼大打出手的人呢？他們是否也有責任？事實是他們手裡揮著棒子衝過去打，不是么？」

第一次和第三次的表態才是他心裡想說的話，是他對這一事件的真實看法。從特朗普競選時和當選後的言辭來看，雖然不能說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但對反移民、反多元價值、反自由派的「另類右翼」的主張，他是支持的，或最起碼是同情的。在右翼當中，「3K黨」和「新納粹」太極端，在「另類右翼」當中，他們也算邊緣群體。但「另類右翼」無疑是特朗普的選民基礎，也是特朗普提出的諸多理念和政策的支持者。當前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仍然是不能接受「另類右翼」的觀點，更別說「3K黨」和「新納粹」了。儘管特朗普已經對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對「政治正確」發起了挑戰，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內部，都不能容忍這種種族主義的聲音。特朗普第一時間沒有譴責種族主義，的確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才引發了如此大的爭議。可能他看到了引發的問題，所以第二次表態似乎回到了主流觀點。而回到主流則意味著特朗普要得罪自己的選民基礎，所以他是左右為難。

南都：有觀點認為，特朗普表態引發巨大爭議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他決定與班農分道揚鑣。你怎麼看班農及其迄今為止在特朗普的戰略和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達巍：現有的資訊還不能確定這直接導致了特朗普和班農的決裂，因為媒體有報道稱，在本月7日，班農已經向特朗普遞交了辭呈。但班農的確是美國「另類右翼」的代表或核心人物，他不僅反對民主黨提出的種種政策和價值觀，也反對共和黨傳統的移民觀和自由貿易觀，有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和反移民傾向。在這一點上，和共和黨的主流價值觀也格格不入。

「另類右翼」在美國屬於少數，這次大選之前，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會「登堂入室」，或這麼快就「登堂入室」，入駐白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主流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建制派」是不接地氣的，相當多的中下階層白人選民的利益訴求被忽視了。特朗普的當選有很多偶然成分的作用，但當選後，以班農為代表的「另類右翼」就迅速崛起，很多支持者得以進入白宮。

特朗普本人沒有系統的戰略思維，而班農是有的。特朗普的優勢或優點是比較敏感，他看到了很大一部分中下階層白人的利益訴求被忽視的現實，而班農又有一套系統的理論，兩人一拍即合。在特朗普去年競選的後期，他是接受班農的這套理論和思想的。上台後，這套理論也跟著影響了白宮的政策，比如說退出T PP，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推出「禁穆令」，要修建美墨邊境牆，對中國發動「301貿易調查」等。

三、美國內政外交皆陷困境的原因

南都：現在媒體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班農的離開，是否意味著白宮的這股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會退去或減弱。

達巍：伴隨核心人物的離開，這股思潮在白宮的影響力顯然會下降。但白宮仍有一些「另類右翼」的支持者，特朗普具體會怎樣調整或做出多大幅度的調整，還需要觀察。

南都：特朗普上台至今，內政外交上的諸多政策皆推進不力，團隊也深陷內鬥和「通俄門」的陰影，原因是什麼？

達巍：在內政上，特朗普關注的三大議題是廢除奧巴馬醫改、減稅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迄今已經上台200多天了，但在這些問題上一項也沒有突破，目前卡在了廢除奧巴馬醫改議題上。現在不僅民主黨反對，共和黨內部像麥凱恩這些大佬也反對。而比較容易得民心的稅改現在也沒有進展。既涉及內政又涉及外交的「禁穆令」，現在也懸在半空。在外交上，他原本想和俄羅斯緩和關係，可以說已經失敗了。他想遏制朝鮮核導能力的發展，國際社會也對朝鮮施加了很大壓力，但也沒有什麼效果，朝鮮不斷地以導彈發射來挑釁美國。推進不力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特朗普本身是是「反建制派」，而美國傳統當權的「建制派」影響仍舊很大，他們不僅人數佔優，民意基礎佔優，媒體資源佔優，而且可以利用美國本身的制度結構，尤其是三權分立體制給其的政策出台和執行設置很多障礙。同時，特朗普組建的團隊表現也很差，這與他的缺乏經驗、剛愎自用、狂妄自大有關。這兩個原因合在一起，就造成了特朗普目前的困境。

南都：特朗普最近公布了阿富汗的新政策，聲稱不會重複伊拉克的錯誤，不撤兵甚至有可能增兵，並要求印度等盟友協助這與他之前競選時的表態相反。如何看待他的這一轉變？他的南亞和中東政策的思路成型了嗎？

達巍：特朗普這一轉變的確被很多媒體認為是「另類右翼」思潮衰退的表現。但是能否說美國的內外政策要回到共和黨主流上來呢？我個人覺得僅僅從這一個案例出發是不夠的。對阿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的各項政策中，外交政策本就受傳統派的影響較大，尤其在軍事問題上，他比較傾向於交給「將軍們」去處理和解決。

到目前為止，在外交上還沒有看到特朗普任何成型的戰略。在中東他有一些具體的做法，比如試圖拉攏阿拉伯國家，遏制伊朗的影響力；在敘利亞問題上也與奧巴馬時期有所區別，但沒有看到他成體系的戰略。在亞太地區也是零敲碎打的。前面已經說了，他本人缺乏戰略思維，外交基本上以問題導向為主。比如說最近阿富汗問題惡化，他就針對阿富汗出台這麼一個具體做法。在東北亞的朝核問題上也是如此。

南都：一種擔心是在國內議程推進不順的背景下，特朗普會轉向外部「建功立業」，進行冒險，比如在委內瑞拉和伊朗問題上。

達巍：這是一種猜測。只能說在國內議題推進不順的情況下，外部冒險的「誘惑」上升了。但他是否會這麼干，不大好預測。比如說，在敘利亞問題上轟炸政府軍的機場，這類事件就很難事前判斷。在外部進行冒險，與他之前在競選前的承諾或主張是相反的。他是主張「美國優先」，是信奉帶有「孤立主義」色彩的對外政策的。若進行外部冒險，首先需要他轉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