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片的傳拓保護收藏與研究(冀亞平)
拓片的傳拓保護收藏與研究 冀亞平 |
拓片是記錄中華古代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國家圖書館是世界上收藏拓片最多的單位,截至2005年12月31日,藏有石刻、青銅器、甲骨等拓片約25萬件。這些拓片是如何製作的呢?它們又是如何保護收藏的呢?對我們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下面我就從這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一、 (一) 所謂傳拓,亦稱椎拓,就是用紙和墨從鑄刻的器物上捶印出其文字或圖案,它的成品叫作拓本或拓片。 從傳拓術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傳拓所需的三個條件,即鐫刻物、紙和墨。可以說,相當數量刻石的出現、紙張及墨的廣泛使用是發明傳拓技術的必備條件。 1、相當數量刻石的出現:我國正規刻石的出現當從戰國時的「石鼓文」算起,經秦到漢代結束時,鐫刻在石頭上的數量已有數百種之多。這就為傳拓術的發明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如果當時只有書寫在一定載體上的文字而沒有一定數量刻石的出現,就不會出現傳拓術。 2、紙張的發明:根據史學者的考證和考古發現,造紙術的發明當在西漢時,它為造紙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公元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技術,使紙張能為一般人所用。 3、墨的發明和使用:墨的發明和使用要更為早些,春秋戰國時已普遍使用的簡牘有些就是用毛筆蘸著墨書寫的。 (二)傳拓技術發明的時間: 傳拓術和印刷術這對姊妹為中華文明的傳承做出了不朽的貢獻,而關於傳拓技術發明的時間,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不過,從《隋書·經籍志》中我們能找到一些這方面的線索。《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二中著錄了《秦皇東巡會稽刻石》一卷;東漢碑刻《熹平石經》三十四卷;三國魏《正始石經》十七卷。其注曰:「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隋書》卷32,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月)這裡的「相承傳拓之本」顯然說的都是拓本。由此看來,傳拓技術最早在漢魏之間,最晚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目前,已知現存最早的拓本是《溫泉銘》。此銘為唐太宗李世民所撰並書寫。原石在陝西溫泉,久佚。此拓為割裱本,存48行,缺上半,原藏敦煌石室,今在法國巴黎圖書館。拓本末尾有「永徽四年(653)八月圍谷府果毅兒」十二字,據此可以斷定此本當為唐永徽四年以前所拓。 最早有關傳拓的詩歌是唐代詩人韋應物(737-786)所作的《石鼓歌》。歌中說道: (三)傳拓的程序方法與拓本的種類: 傳拓的程序是先用水將碑上的泥土污漬沖洗乾淨,然後將準備好的濕宣紙敷在碑石上,再用棕刷刷,打刷打,使紙凹進字口,接著是上墨。上墨,就是用撲子將墨均勻地撲在紙上,一般需要數遍,待干後揭下,一張拓片就製作成了。如果將拓片依一定行字裝裱成本,就叫拓本。傳拓的方法有撲拓和擦拓。所謂撲拓,就是用以絲綢或細布包裹棉花做成的饅頭形撲子上墨;擦拓則是用卷好的氈子上墨。拓本墨色的種類有墨拓和彩拓。墨拓包括又黑又亮的烏金拓(如初拓《三希堂法帖》等),又勻又淡的蟬翼拓(如《真賞齋法帖》等),濃淡墨相間拓,(如《蘭亭圖》等),彩拓:包括朱拓(如《君車畫像》等)、套色拓(如《玄奘取經路線圖》等);還有始於清乾隆嘉慶(1736-1820)年間的全形拓,主要是用以對青銅器的傳拓,能起到素描和攝影所起不到的作用。另外還有在特殊情況下所採用的臘拓、胭脂拓和隔麻拓等。傳拓技術發明於漢代,成長於唐代,極盛於宋元明清。傳拓這種手段看似落後,但它是印刷術和其它技術不可取代的,用傳拓技法傳拓出來的拓片是以1∶1的比例反映出金石上文字和圖案的原貌,且經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都墨如點漆,故這項傳統技術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證明它的存在價值。現在,雖然印刷技術高速發展、高度發達,但是,我認為,傳拓技術不可能被什麼技術取而代之,而將繼續長久地為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服務。 (四)傳拓技術的歷史作用: 傳拓技術的歷史作用有三個。一是傳拓技術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中國古語曰:「壽如金石」,說明金石的堅固,能傳之久遠。然而這只是人們的願望而已,金石也有消亡之時。就以北京地區的石刻為例,我們曾於20世紀50年代對該地區的石刻進行了普遍的傳拓,除獲得房山石經拓片3萬餘張外,還獲得其它石刻拓片6300餘種3萬餘張,以後還陸續收集了一些新出土的墓誌。後來,這些石刻中的五分之一也就是1500餘種在「文革」中被毀壞。如果不是留下了這批拓片,這批石刻資料就再也沒有了。另外,工業的迅猛發展,使大氣中的有毒物質含量倍增,加快了北京地區石刻的剝蝕速度,其損壞程度近幾十年超過了以往的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現在,傳拓的拓片就遠不如五十年前清晰了,但是,這些拓片卻使它們的風采永駐。 二是傳拓技術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書法藝術。人們刻石立碑的初衷是紀事,如早期的刻石《石鼓文》就是一首記述秦襄公田獵活動的四言詩,並非刻意流傳名人的法書。但是,在歷代眾多的碑刻中,也有許多是當代的著名書法家所書。如東漢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書的《九成宮醴泉銘》;柳公權書的《神策軍碑》等。它們不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還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傳拓技術將它們維妙維肖地保留了下來。 法帖是專門用以傳拓的刻石。所謂法帖,就是人們將古代和前人的名人墨跡摹刻上石傳拓後供人們效法臨摹。古人們的墨跡一般都是書寫在紙上或絹帛上,這些載體一是因其易損不易長期保存,二是因其數量有限不能廣為流傳,於是,人們就採取了這種簡便易行的方法。刻帖始於南唐,有《升元帖》,是後主李煜命徐鉉所刻,可惜沒有實物流傳。現存最早的法帖是宋代的《淳化閣帖》,到了明清,刻帖特別是叢帖蔚然成風。歷代所刻叢帖達數百種,所收名人墨跡上迄晉代王羲之,下至清代的翁(方綱)、劉(墉)、成(親王)、鐵(保),有上千人之多,為我們留下了無數的書法精品。可以說:有了碑刻,才可能產生傳拓術,有了傳拓術,才會出現刻帖。
二、 伴隨著拓片的產生,拓片的保護也就隨之出現了。拓片的保護主要體現在其裝潢上。裝潢又稱裝裱、裝池、裝治、裝被、裱背、裝褫、潢治,它是我國裱褙和裝飾書畫和碑帖的特殊技藝。碑帖經裝裱後不但增加了其藝術效果,而且便於觀賞和收藏。有關論述裝裱技術的著作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其卷三有「論裱背裱軸」一篇;專著有明周嘉胄《裝潢志》,清周二學《賞延素心錄》。其中,《裝潢志》論述了裝裱書畫、碑帖的各項技術、格式等。 大凡經過裝潢的拓片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整幅的形式,一是割裱的形式。整幅的又有以折迭方式(分為未經裝潢直接折迭和托、襯後折迭成統一規格,亦有托裱後背靠背折迭並上下覆以書板的)和捲軸方式(根據拓片的形狀又有立軸和橫軸之分)存放。整幅拓片的長處在其能如實地反映碑刻的原貌,缺點是不便攜帶和收藏。整幅拓片對於臨摹的人來說是非常不方便的,於是,人們便將拓片剪割裝裱成冊。割裱本的長處是便於攜帶和收藏。裝裱時,按碑上文字的大小計劃裱本的大小,先將整幅拓片一一裁成條子,如半開為三行,行六字,再按碑文順序剪成每條六字。由於過去的潢匠多不識字,在割裱時難免會有缺漏倒置的情況發生。這樣,不僅降低了其文獻價值,原刻石的行氣也看不出來了。國家圖書館所藏拓片的裝潢就包含了各種形式。除甲骨和法帖外,在12萬餘件石刻拓本中,整幅的拓片占很大數量,達11萬餘件;捲軸裝1300餘件;冊頁裝6900餘件。在整幅拓片當中,除未經裝潢的單片和少量的捲軸裝外,基本上都是托裱折迭裝,如顧千里、章鈺專藏等;陸和九所藏採用的是襯後折迭的方法,數量在4萬件左右。在拓片的整理過程中,我發現,托裱後折迭的拓片邊角容易斷裂。國家圖書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裝裱的整幅拓片亦是托裱折迭裝,用這種方法裝裱的拓片非常漂亮,但是不久拓片的邊角就出現了斷裂。托裱折迭裝拓片的斷裂處不僅極不易修復,而且還傷及了文字,使其文獻價值下降。這種情況是因托裱法是用漿糊將托紙與拓片緊緊地粘合在一起,漿糊使紙張變硬,不耐磨損所致。 有鑒於此,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修復中心幾經改進,現在整幅拓片的保護性裝潢採用的均是鑲襯法。鑲襯法的程序是先用水將拓片噴濕使其平整,如有殘損,需先行修復,再用局條在拓片背面用少量的漿糊進行點狀連接,然後用稍大於拓片的襯紙從背面翻過壓在所鑲的局條上。由於襯紙只與局條相粘連,與拓片間未使用漿糊,所以拓片原紙和襯紙柔軟,可以任意折迭。如果外面的襯紙磨損了,勿需揭裱,僅需換一張新的外襯紙就行了,而且置換時不會傷及原拓。另外,還可杜絕托裱時因不慎造成的抻字現象。這種鑲襯折迭法的好處除了可保持拓片的原貌和文獻的完整性和不會造成拓片的損傷及便於修復外,還有裝裱所用工時最少、藏品所佔的空間最小、藏品的重量最輕等長處。對現代圖書館來說,其藏品的文獻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保證藏品文獻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還應考慮到藏品的保護、管理等其它因素。我認為,圖書館所藏尚未裝裱的金石拓片的裝潢應以整幅為宜,整幅的應以折迭裝為好,折迭裝應以鑲襯法為佳。當然,這還要視不同的館藏情況而定。
三、拓片的研究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字資料。這些文字資料在紙張出現以前,主要載於龜甲獸骨、金屬器物、竹簡木牘縑帛上。鐫刻在石頭上的更是數量巨大,估計有上百萬通之多,這些石刻形式多樣,有刻石、碑碣、墓誌、摩崖、法帖、幢等);它們所載錄的內容包羅萬象,有傳記類的墓碑、墓誌、塔銘;建築類的祠廟;文學藝術類的題名、題字、詩詞、法帖、榜書、楹聯;雕刻類的畫像、造像等等。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宗教、民俗、民族、科技、建築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從中找到有裨益的材料。眾所周知,由此派生的拓片或具有資料價值,或具有藝術價值,或兩者兼而有之,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因其年代久遠還具有文物價值。 (一)資料價值: 國家圖書館所藏拓片內容豐富,尤以墓碑、墓誌、祠廟類為多,它們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是整幅,極具資料價值。多年來,我們為《全遼文》、《全宋文》《全元文》提供了文集中所沒有的資料。為《中華大藏經》提供了校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整套「房山石經」拓片3萬餘張。在編纂校勘《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106冊)時,在收錄歷代藏經中的特有經籍的同時,又盡量收集了一切有校勘價值的藏經經版本作為參校本與底本逐句對校,勘出異同及字句錯落。其中「房山石經」便是八大參校本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初《中華大藏經》編纂開始到校勘完畢,國家圖書館為其提供了全部 拓片中有古今外國文字如梵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法文、波蘭文、拉丁文、英文、埃及古文、流球國文、俄文、朝文計11種;古今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回鶻文、西夏文、女真文、突厥文、托忒文、契丹文、維文、傣文、彝文、蒙文、藏文、滿文計12種。為我們研究外國文字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二)藝術價值:拓片中除少數畫像外,其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書法上。中國書法是關於漢字書寫的一種藝術,是美化漢字的藝術,因此也是漢字書法藝術。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字。兩漢時期是漢字書法藝術繁榮發展的階段,不僅大篆小篆時有所見,隸書成為這一時期字體的代表,章草、今草成了當時通行手書,而且還出現了行書、楷書的萌芽,「真、草、隸、篆、行」漢字書法藝術的五大書體已備具。此時還出現了闡發書法藝術的著作,如東漢趙壹的《非草書》、蔡邕的《筆論》、《九勢》。之後,歷代出現的書法大家更是成百上千,數不勝數。秦代的李斯,所書有《泰山刻石》等;漢代的蔡邕,所書有《熹平石經》;唐代的歐(陽詢),所書有《九成宮醴泉銘》等;褚(遂良),所書有《三藏聖教序》等;顏(真卿),所書有《多寶塔碑》等;柳(公權),所書有《神策軍碑》等;宋代的蘇(軾),所書有《表忠觀》等;黃(庭堅),所書有《伯夷叔齊墓碑》等;米(芾),所書有《蕪湖縣學碑》等;蔡襄,所書有《晝錦堂記》等;元代的趙孟頫,所書有《東嶽行宮碑》等,明代的傅山,所書有《潤公塔銘》等;王鐸,所書有《東井碑記》等;清代的翁方綱,所書有《愛蓮說》等;劉墉,所書有《溫常綬墓誌》等;鐵保,所書有《喜雨山房記》等,都能在碑刻中找到他們的書法大作,從而找到中國書法藝術最原始的脈搏和軌跡。 (三)文物價值: 國家圖書館所藏拓片中相當數量具有文物價值。如宋元拓本就有十餘種,如《神策軍碑》、《絳帖》、《蜀石經》、《九成宮醴泉銘》、《三藏聖教序》、《李思訓碑》、《麓山寺碑》、《大智禪師碑》、《干祿字書》、《佛遺教經》、趙孟頫書《道德經》。其中《神策軍碑》為海內外孤本,明拓《天一池記》《樂善堂帖》在全國也是僅見之本。 專藏是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金石拓本組藏品中頗具特色和佔有重要地位的藏品之一,其數量達6733種11201件。如以版本見長的顧千里專藏1115種1972張,以藏經幢見長而自名為「五百經幢齋」的葉昌熾專藏314種1180件,曾任我館館長的梁啟超專藏599種688件以及繆繼珊專藏1102種3051張,「四當齋」章鈺專藏1876種2223張,另外,還有各地類中的陸和九藏品1067種1137張,裱本類中的王錫棨、叢蘭溪藏品654種708張。他們都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數十年來,金石組對所藏拓片進行了著錄並製作了卡片目錄。目錄包括:題名目錄;責任者目錄:包括撰繪者、書寫者、鐫刻者;地區目錄;年代目錄;文種目錄;專題目錄。 出版製作了書目、拓本彙編、書目數據、影像數據等。 書目有《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收4600餘種;《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收6300餘種。拓本彙編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收15600餘種;《北京圖書館藏畫像拓本彙編》,收2100餘種;《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收700餘種;《北京圖書館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拓本全編》收2000餘種。 書目數據27541條。 影像資料庫19943種。 以上目錄、書目、彙編、書目數據、影像數據為讀者在不同地域從不同的角度查找和利用這些拓片資料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
原文發布:http://www.nlc.gov.cn/newhxjy/wjsy/yj/gjgz/px/201104/t20110428_421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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