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貨 | 時代的悲歌—— 電影《黃金時代》中女性形象分析

來源：視聽 王世穎/文

電影《黃金時代》很顯然是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電影，它以女性的故事為主線，試圖通過多方面、多視角還原作家蕭紅的生平事迹。

主要講述了蕭紅為了追求文學上的精神獨立和自我價值，在一個並不平和的「黃金時代」里發生的故事。本文將通過女性的「他者」身份和被「建構」的女性兩方面來分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法國女權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述的《第二性》中論述道：「女性是後天塑造的，而非天然生成的。」也就是說，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社會生物學對於女性的歧視是一種文化產物，女性作為性別，應該具有生理和社會的雙重屬性。

許鞍華的電影善於呈現女性的社會屬性。許鞍華的電影總是瀰漫著不安，有時淡然，有時卻令人痛不欲生，其中負責承受這種不安的往往是女性。

在影片《黃金時代》中，主要講述以蕭紅為傳主而延及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眾生相，在過客般的時代人物背後潛藏著的，依舊是許鞍華作品裡不變的非典型女性形象：倔強、果敢、善解人意，愛人與愛己平等，蕭紅與丁玲或梅志，對抗命運，但又對世界充滿依戀與希望。

電影《黃金時代》很顯然是一部優秀的女性主義電影，它以女性為故事的主線，通過多方面多視角試圖還原作家蕭紅的生平事迹，主要講述了蕭紅為了追求文學上的精神獨立和自我價值，在一個並不平和的「黃金時代」里發生的故事。

一、女性的「他者」身份

在社會性別秩序中，女性都是被建構的，是男權社會的一種內化。在影片中（或現實中），蕭紅的婚姻是由家人來安排；在經濟窘迫的時候投奔未婚夫汪恩甲；是蕭軍發掘了她的才華，並將她帶進文壇；

同樣作為作家的蕭軍是不允許蕭紅的文學成就高於自己等等，都可以看出在這個「黃金時代」中，女性的命運與自由並不是完全由自己決定的，女性只能處於客體（「他者」）的地位，只能依附於主體（男性）才能生存。

（一）男權制度中的蕭紅

在蕭紅的一生中，有兩個重要的男性——蕭軍和端木。按照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所寫，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蕭紅的童年真正帶給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她「從祖父那裡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惡以外，還有愛和溫暖」，但是祖父在她很小的時候便去世了。

而她的父親暴戾冷漠（在電影里唯一的出場就是踢了蕭紅一腳），父親是作為權力的掌握者，給蕭紅的只有制約和束縛。

因此，在蕭紅的情感線索中，與蕭軍這個粗線條的、家庭強有力的保護者、有暴力傾向的、不善於情感溝通的男性形象相愛，其實是她對童年的重建——重建與同樣具備以上特點的父親的關係，但最終這種重建是以失敗告終的。

而蕭紅選擇與端木在一起，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與蕭軍是完全相反的，他懦弱卻溫柔，退避卻細膩，是重建童年宣告失敗的蕭紅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貼合了蕭紅的祖父形象——他雖然疼愛蕭紅，但因為在蕭紅記事時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並沒有話語權，所以仍舊無法依靠。

因此，蕭紅與端木的結合，是另一個維度上對童年的重建，即借愛情名義重建與祖父的關係。

唯有在蕭紅與魯迅的關係中，蕭紅作為女性是相對自由的。在蕭紅對自己精神自由的追求道路上，最能夠了解她的就是魯迅。

魯迅也是蕭紅在追求自己的道路上，唯一沒有阻攔她的男性。但正因為如此，魯迅也是孤獨的，他在寫給二蕭的信里說：「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

魯迅在精神上對蕭紅的認同，也就是在男權當道的社會中，對女性主體的認可，所以他為自己無力改變社會，改變現狀而感到孤獨。

（二）追求自我的蕭紅

雖然在情感上，蕭紅具有十分強烈的依賴性，但在文學選擇上她實現了更高的獨立性。

她所依賴的蕭軍決定去延安，她沒有跟隨她，這是一種文學的選擇；她在文學理念上與左聯相隔膜，她實踐了魯迅的精神，不接受那種迫近的功利性文學表達。從這一點蕭紅可以看作是對女權主義最好的詮釋，她重視自我意識，努力去實現自我的價值。

正如蕭紅為了自己的文學愛好，可以違背父輩的婚約，逃婚離家出走，鬧得家族名譽掃地，從此不再與父母親人相見；她還可以為了自己能夠有個安靜的環境寫作，放棄與深愛著的、和自己共患難的蕭軍奔波生活，選擇了性格軟弱的端木蕻良；她甚至為了自己拋棄自己的兩個孩子。

蕭紅所做的這一切事情都是一種對自我的追求，對女性在男權制度壓制下的反抗。

在父權制和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大背景下，男性作為主體，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對父權秩序的叛變，最終的結局是會遭受到懲罰的。

蕭紅雖然在文學上的成就頗高，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獨立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是，蕭紅的命運並不可觀。

蕭軍和蕭紅在一起期間，還繼續和別的女人來往，在蕭軍的愛情觀里「愛便愛，不愛便丟開」就可以看出，男性對於女性的一種佔有、一種霸佔。在男性世界裡，女性是不應該有自主權力，只能是男性本能的附庸品而已。

許鞍華在影片中借著許廣平的口對蕭紅的這段生活進行了提煉：「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生活中多少還賦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過理性。」

蕭紅在反抗男權束縛（離開蕭軍）的同時，又進入另一種（端木）束縛中。其實，在這種社會制度中，男權是無處不在、無處可藏的。蕭紅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致使自己最終走向毀滅，這也是在男權社會中，有自主意識的女性的最終結局。

二、被「建構」的女性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們認為：父權制社會的文化意識形態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喪失了「自我主體」身份的「他者」。

在男性社會象徵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構起來，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會秩序所歸位的女性。在影片中，除了蕭紅之外，還有兩位女性值得注意——丁玲和白朗。

在丁玲和白朗的身上，同樣也有著蕭紅般的女性氣質，丁玲第一次見到蕭紅的感覺「當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春初，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狂的我，驟睹著她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的少於世故」。

但是丁玲不同於蕭紅的是除了這種女性氣質之外，丁玲身上還有一種男性的革命情懷，從身份上來說，丁玲是軍人，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下的產物，是男性社會的認同者。同樣，白朗也是同男權社會站在一起的，在他們排練話劇中，她扮演的是男性角色，而她的丈夫卻扮演的是女性角色。

這就是丁玲與白朗和蕭紅之間不同的地方，丁玲和白朗是在男權秩序下進行寫作，是一種主流話語，是在父權制社會中被「建構」起來的女性。

作為傳統女性的代表——許廣平和梅志，完全是男權秩序下的產物，在家裡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她們的慾望都是被限制和禁止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動精神，習俗令她們雪上加霜。」而對許廣平和梅志來說，她們是被動的、軟弱的，她們只能聽命於他人。

三、「黃金時代」最核心的本質：對心靈自由的追求

總之，對心靈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黃金時代」最核心的本質。正如影片結尾引用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話所說：「黃瓜願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這種自然而然的生活，就是蕭紅一生對自由和獨立的嚮往。

影片《黃金時代》既是寫蕭紅的，也是寫「蕭紅們」的生活。許鞍華用嚴肅的創作態度、精良的製作水準、精美的影像質感，打造自己心目中的那個黃金時代，忠實地將哪怕是微末的細節都還原為影像，讓觀眾自己通過影像客觀地還原自己心中的蕭紅和那個「黃金時代」。

許鞍華用獨特的手法表現自己眼中的女性，這本身就是一種不隨波逐流，不妥協現實的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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