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驍驥：香港「地運」已盡 未來路在何方？

本文作者為學者、財經作家，金融界網站專欄作者 孫驍驥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0年，照例應該寫兩句香港經濟。不過，現如今的香港經濟，已和當年的興旺之貌大為不同，一幅殘山剩水，氣運將盡，也不知從何談起。思來想去，不如寫一篇「路線圖」，告訴在香港打拚的本地人以及新移民，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

一.「看上去很美」的香港經濟，其實已露敗相

在回歸紀念期間，談「負面」的問題，似乎有點犯忌諱，易被愛國人士攻擊。實際上，對於香港抱有強烈信心的人士是大有人在的。我們打開香港的任何一份主流報紙，不難看到上面靚麗的香港經濟數據，形勢一片大好。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香港今年的GDP增長為近6年來增速最高，預計全年增幅會達到3.7%。在今年初，某國際機構也將香港評為了亞洲地區「最有創新潛力」的經濟體。似乎，香港的安定繁榮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現實。

但實際上，經濟數據的細節卻顯示出香港經濟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根據香港貿發局的統計數字，香港近三年以來的經濟其實是呈現疲軟的狀態。2017年第一季度的強勢增長，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H股公司市值高漲帶來的一個結果，與香港實體經濟的增長關聯十分有限。

如果我們看香港近年的通脹率、零售消費、失業率這幾方面的數據，不難看到，通脹水平是在不斷往下掉的。不要以為通脹下降是好事，因為同時期的零售業銷售增長也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通脹是消費不振的一個結果。

這明顯是受到內地來港遊客人數下降以及遊客質量下降（有錢人不來香港消費）的直接影響。另外，失業率從3.3上升到3.4，代表香港失業的人略有上升，社會用工崗位數量下降。幾方面的數據呈現出典型的經濟增長乏力的表現：消費增幅有限，就業並無明顯提升，通脹回落。

從長時段來看，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可以說是毫無亮點。自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先後經歷了亞洲金融(4.25 -0.23%)危機、SARS危機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總量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還回落。在2004年，香港GDP總量為1690億美元，低於1997年回歸時的1770億美元。

直到2009年以後，受到內地資本投資猛增所帶來的影響，香港的經濟才有了比較明顯的增幅。在差不多八年的時間內，經濟總量從2190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3156億美元。

2008年以來增長最迅速的這八年，是香港回歸後的「黃金時代」嗎？恰恰相反，這幾年正是香港的經濟地位滑落最嚴重的時代。面對中國大陸經濟體量超高速的增長，香港的經濟，黯然失色。

我們以世界銀行的數據為準，在1992年南巡講話的時候，香港的經濟總量為約1040億美元，中國大陸為4260億美元。彈丸之地香港相當於整個中國大陸經濟的約1/4。而到今天，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112029億美元，是香港的35.49倍。

從1992年的大約4倍，到今天的35倍，中國大陸的經濟已經極大的拉開了與香港的差距。其中，2001年中國加入WTO和2008年中國政府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是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在加入世貿之後的十五年內，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上漲到入世前的八倍，這帶來巨大的外匯結餘以及投資；而在2009年四萬億投資計劃開始生效以後，依靠國家投資驅動的內地經濟與香港的經濟增速已經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香港經濟在整個中國經濟中佔比迅速降低，說明了香港在經濟領域的重要性在降低。對中國內地而言，上世紀90年代港資和台資在中國內地的投資作用至關重要。內地的實業和地產業，早期的投資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港資。

但是在過往的十幾年，隨著內地經濟的膨脹，以及香港的重要程度降低，香港資本的角色和地位都在下降。

當香港經濟的體量在大中華地區的佔比愈加降低，這就意味著在中國的經濟議程上，關於香港的議題會變得不那麼重要。未來，經濟政策的重心也不可能聚焦於香港。而眾所周知的是，在中國，支撐一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於政策偏向。

二.香港的「地運」耗盡，競爭力顯著下降

我們常講「天時、地利、人和」是成功三要素，其實這當中，每一個要素都需要藉助某種「運勢」才能把軟硬體條件轉變為實際的成功。這裡講到運勢有點玄學，換個更易理解的說法，其實就是趨勢和機遇。

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趕上了歷史的某些機遇以及坐收地利之便，否則絕對成就不了今日的香港。但這些所謂的優勢，在今後將會淡化或者徹底不復存在。

香港近代以來的歷史中，遇上了多次的「機遇」，但所有這些運氣帶來的發展在1949年前夕都遇到一個問題：中國的新政府是否還會保留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

與當年有些人的擔心相反，香港的經濟制度得以保持不變。恰恰是在1949年以後，香港才迎來了歷史上最空前的繁榮，這塊地方是走了最大的「時運」。而香港之所以走運，則是與內地的種種狀況直接有關。

二戰以後的香港經濟得以持續繁榮，一個原因是依靠內地數量龐大的勞工輸入。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國內地戰亂不斷，資本為求避險而來到香港，隨資本一同遷入香港的，還包括來自內地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內地的避險資本和避險勞動力，構成了在1949年以後香港企業兩大基本支柱。例如香港的紡織業、零售百貨業以及金融業，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於為了躲避戰亂而從內地遷來的資本和人力。

這些資本、設備以及人力，成為香港日後繁榮的基礎之一。

與此同時，香港自從19世紀開埠以來就定位為「自由貿易港」，在東亞地區一度是重要的生產、融資、貿易中心。中國在1949-1978年間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反而讓香港成為中國內陸與外界進行資本、貨物、訊息溝通與交換唯一的通道，這更加強了香港的經濟重要地位。

1980年代以來，與世界隔絕接近四分一個世紀的中國大陸，終於打破框框條條，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時，香港再度擔當起溝通東西方的中介角色，既幫助中國政府「摸石頭」，引領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同時又為外資企業作嚮導，協助他們進入內地開拓龐大的市場。

以上簡述了香港這塊風水寶地的「地運」。考察歷史，我們會發現，每當內地越封閉落後的時候，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的角色就越突出。反之，隨著內地的日益開放，當國際資本進出中國內地不再依賴於香港，而港資的體量與內地資本和國際資本相比愈發微不足道的時候，香港本土經濟的衰落，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香港「地運」的衰落，並非一句空話。落實到每個具體的人身上，其實就是人才競爭力的衰弱，以及個人財富增長的衰弱。

我們如果比較中國內地的人均GDP增長和(98.00 -0.51%)香港的數值，會發現，在1990年以後，香港的人均經濟成長都比中國內地要低。也就是說，中港的差距不僅在於經濟總量，而且在人均的財富增長上，香港也明顯不如中國內地。

人均財富增長差距的背後，其實是人才的競爭力和市場認可度的差距。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自從2004年以來，香港人北上到內地工作的數量逐年降低，從25萬人左右驟然跌落到十來萬人。

近年北上工作的香港人，更是呈現出工資越來越少、職位要求越來越低的趨勢，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無資本、無專長、無經驗」的三無香港人。

根據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的報道，香港的人力資源顧問認為，現在的香港青年北上就業完全是「嘥氣」（白費力氣）。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現在香港的勞動力在內地根本沒有競爭力，與內地人同工同酬，幾乎毫無優勢可言。

外國資本想要尋求進入中國內地的通道，現在也完全不必再尋求香港這個「嚮導」，內地的京滬等大城市完全具有直接和國際資本對接的能力。加之內地近十多年來颳起歐美留學風潮，這一批人早已學成歸國，因此在人才質量上，內地這些大城市甚至比香港更加優質。

北上內地沒有優勢可言，回到香港競爭也甚為激烈，房價更是高不可攀。難怪香港的很多打工族和中產階層，都產生了移民的念頭。

三.抱緊粵港澳灣區，利用最後的「制度紅利」

但話說回來，用移民的辦法逃避，本身就是治標不治本的鴕鳥政策。移出去了，又能靠什麼為生？實際上，與其瞎折騰，不如回頭看看香港還為我們剩下些什麼優勢，賺好最後一桶金。

其實，雖然地運耗盡，但香港還有一個「制度紅利」。靠這個，大概還能撐較長一段時間。

這個所謂的「制度紅利」，其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貿易港」。

香港的自由貿易，表面意思，就是說「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對於資本和商品流動不設置阻礙。這使得香港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是華人世界中為數不多的自由貿易地區之一。

不過，自由經濟並不等於經濟自由。在南美洲、東歐的很多國家，政府一旦退出市場，實行「自由」，反而會造成走私、倒賣橫行，市場交易出現混亂不堪的狀況。這就是因為這些地方只知道「自由經濟」，而不知道「自由經濟制度」。香港現在剩下的唯一優勢，就在於這個自由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就是規矩。香港的自由市場是有規矩作保證的。

今天，香港作為商品貿易中心的角色正在逐漸淡化，然而，其作為一個自由的金融、外匯交易中心的角色，依然具有顯著的價值。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經濟徹底去工業化，變成全然依靠房地產、金融以及購物消費的經濟體。根據貿發局的統計，香港經濟四大支柱產業是貿易物流（佔22.3%）、旅遊業（5%）、金融業（17.6%）、服務業（12.3%）。

基本上來說，香港的經濟和製造業和研發沒有多少關係。這就決定了香港自身「造血」的機能已經越來越弱，對於內地資本與消費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但實際上，香港的所謂金融中心地位已逐漸在被上海趕超。僅僅從銀行存貸款總餘額，以及股票交易所總交易量來看，這個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似乎香港支柱的金融業，現在也沒有了優勢。

在1990年，香港銀行存貸款總額分別為1580億美元、2300億美元，而當年的上海銀行(25.54 -0.35%,診股)業存貸款總額只有130億美元、180億美元。香港金融業幾乎相當於10個上海。然而，到了2014年，從數據上看香港和上海的金融體量已經基本相等。也即是說，上海的資金量膨脹了大約10倍，迅速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不過，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依然領先於全球排名16的上海，以及排名19的深圳。什麼原因？這是由於這份權威的排名是考慮到了法制、監督機制、資源培訓、高生活品質等等因素。

香港雖然在資金體量上失去了過去的優勢，但是在法制、監管、金融規範方面依然領先。這個內地不具有的制度優勢，就是香港經濟最後的救命稻草。

在粵港澳灣區的概念被炒得火熱的今天，香港的經濟出路顯然是發揮它最後的「制度紅利」。雖然香港沒有製造業和研發產業，但是香港背靠的珠三角卻擁有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集群。

以深圳為例，早在十年前，深圳的製造業研發投入已經超過GDP的3.67%，遠遠超過香港，超過90%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同時，深、廣等地還擁有大量高級研發技術人員。

然而，在廣、深、港這幾個地區，只有香港是唯一的允許自由兌匯、允許自由交易、允許國際資本無障礙進出的市場。並且，香港有可貴的法制和規則。這顯然構成了對廣深有力的金融支持。

假如政策設計者的計劃按部就班實現，這意味著未來的深圳就是中國的矽谷，未來的廣東就是中國新經濟的製造業中心。香港顯然就是為「矽谷」提供國際金融服務的城市。其直接涉及的基本業務包括內地的創新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國際資本對於中國上市公司的投資（H股80%以上都是內地企業），以及各類涉及到跨國貿易的相關金融服務……這些，都是香港未來的機會。

因為當年英國殖民統治定下的「自由經濟制度」一直延續，因此當香港的各種運氣都用光的時候，依然可以靠這個自由經濟的「制度紅利」繼續生存下去。但是，香港已經不可能活得像過去那樣瀟洒滋潤，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被深圳、上海逐漸趕超取代，也只是時間問題。

此外，中央不會再特別給地位越來越不重要的香港提供額外的「政策紅利」，因為香港在未來的利用價值只會變小。但中央顯然會繼續向全國性的重點建設項目之一的粵港澳灣區「派禮物」。

搭上粵港澳灣區順風車的香港，無疑將會從中受益，但它的地位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不再是地區的中心。善加利用這個最後的優勢，香港經濟至少可以再續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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