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中原滅明和大順政權的失敗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李自成趁明官軍征剿張獻忠之際，打出商洛山，轉戰湖北、四川，又北上一路打到洛陽，旋又包圍開封，雖未打下開封，但有力震動了明王朝的大廈。後又經郊縣之戰、潼關之戰，明王朝的帝國大廈終於倒塌。崇禎自縊煤山，固若金湯的明王朝徹底崩潰。

一、官逼民反

    明朝末年，朝政腐敗，社會黑暗，貪官污吏橫行，地主、豪強欺壓百姓，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多被官府、豪強、地主、強佔、兼并，生活沒有出路，尤其天啟、崇禎年代，閹宦當權，魏忠賢把持朝廷，朝政昏暗。這時邊患也十分嚴重，後金（清初稱後金）常年與明軍在遼、薊地區作戰，戰爭開支龐大，朝延為應付巨大的戰爭經費，在農民十分沉重的賦稅負擔上，又加派「遼餉」，隨後又增加了「剿餉」、「練餉」，謂之「三餉」。「三餉」如同三座大山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各行業各業也都負擔沉重，難以支撐。天下人心惶惶，深感生存危機。更為嚴重的是水、旱天災不斷，尤其陝北地方數年不雨，赤地千里。天災人禍，造成遍地饑荒，原本就少地或根本無地的農民更加無法度日，瀕臨絕路。又加官府討餉橫征，虎狼般地痛叱、催逼、打、抓、坐牢、殺害，種種摧殘之下，致使無數成群的饑民流浪在異鄉，沿路乞討，餓死的人不計其數。明朝政府的社會危機異常嚴重！

    僅就明崇禎二年陝西延安府米脂縣李自成、高迎祥、張獻忠等家鄉的災荒慘景簡要介紹：據《明季北略·卷五》記載，兵科給事馬懋才四月二十六日在向崇禎皇帝上書的《備陳大飢疏》奏章中寫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糙類（秸桿五穀殼根等）糠皮，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蓬（干蒿草）盡矣，則剝樹皮以為食，冀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儲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最可憫者，如安塞城有翳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屎）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便無跡蹤，後見門外之人，析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幾許矣。……有司（官府）束於（迫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於秦中（陝、甘一帶）也。總秦地而言，慶陽，（甘肅，合水縣老城一帶）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1]從上邊馬懋才的《備陳大飢疏》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當時明朝西北數省災荒的嚴重性。最初災民們吃蓬草、吃草根、吃樹皮，凡所能長著的植物吃完了，實在無東西可吃時，只好吃石屑、吃石面。石面只能止飢於一時，但不數日而死，父子、夫妻、嬌子、愛女拋而棄之，骨肉生死不能相顧，嬰兒在餓死的母親身旁爬移呼娘，覓食不管污泥尿屎，抓住吃食，至次日爬啼的嬰兒全部餓死。前天的棄嬰死去，第二天又有新棄的嬰兒，哭叫聲響徹四野，唇裂目血，無人顧及，因為大家都命亡在須臾，朝不保夕，怎得顧及。嬰兒是這樣，童孩更可悲，他們拖著無力沉重的飢軀，一出城，便被人逮去，做人肉湯吃，煮人肉、燒人骨，強者療飢，幼稚孩童被吃，因人肉燥熱，數日後，食人者亦死。災區人相食，慘不忍睹。西北數省餓死者相枕藉，比比數千里內，災區人死無力葬埋，鳥啄、狗吃，白骨蔽野，臭氣熏天，瘟疫四起，天災，窮困、疾病，民只有一條路——死！而此時，清兵襲京師，烽火遍京畿，皇糧、遼餉、苛損雜稅催得救火一般急。地方官員額外增收翻倍，漁利自肥，貪污殉私，百姓此逃到彼、彼逃到此，無活路，難覓食，官紳欺壓，因交不起苛稅，大批大批被抓進牢獄，拷打折磨而死。此時此景，百姓命在旦夕，顧不得名節、忠義、孝悌，廉恥。當時有民諺傳頌：「王法雖重飢難忍！」這都是為生存形勢所迫使，官府嚴逼，民無活路，焉能不反！

    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延安地區人，此時他們為活命，向大戶、向官府奪糧，初起他們並無作官為帝的奢望，不過為苟活存命而已。崇禎皇帝當時也曾打算勵精圖治，但此時的大明帝國像患了重病的人一樣，病已入膏肓，雖有神醫，也難起死回生了。何況崇禎帝，剛愎自用，屢易將帥，信任宦官，寵信小人，雖然下了很多罪已、恤民言辭懇切的詔書，但口惠而實不至，不過空喊一通而已。且將、相不和，互相拆台，擁兵自重。加之吏治腐敗，不分是非曲直，枉殺無辜。我們僅從崇禎十年，皇帝的罪已詔書中便可窺見一斑：「……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外加附征）。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橫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招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官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布袋）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官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2]從上邊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明王朝自上而下，官吏、貴戚、鄉官、無賴爪牙，乘饑荒、乘邊警，趁機巧取豪奪，諫官顛倒黑白，司法混亂，坑民、擾民、殘酷剝削壓迫百姓的慘狀不忍目睹。更有甚者，明目張胆，強奪民田，霸佔民宅，無人敢於過問。明將杜文煥當時曾親身參與鎮壓農民起義，是洞悉民反內情的真正目擊人。事後，他曾對「木陳和尚言：「吾鄉（延安一帶）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林泉可愛，李御史購為別墅，張弗許，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禍，偕所知十八人竄身綠林。時歲大飢，人咸思亂，一嘯聚，遂以亡天下。嗚呼！亡明者非明賊，明諸臣也。」[3]杜文煥是當時比較清廉潔身自好的總兵，崇禎二年為鎮壓延川、米脂、清澗的農民起義而被起用。他在鎮壓農民起義中，親眼目睹當時達官顯貴，仗勢欺壓良民，巧取豪奪，無法無天的情狀，他這裡說的是公道話。文中提到的「張氏、素驍勇」，這個「張氏」很可能就是指張獻忠。再如當時兵科給事中劉懋在上疏中也說：「今年麥苗盡枯，粟銀三錢，……即慈母不能保其子……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納賦之一金，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百金之產，奈何不驅民為盜乎？」[4]這些朝庭的大小官吏們都在火上加油，推波助瀾，驅民為盜，逼民造反，民無活路，不反也是死，反或許能有些生路。

二、李自成洛陽之戰

    李自成（公元1606——1645）陝西延安府米脂縣李繼遷寨人，父親名守忠，13歲時母親去世，父子生活艱難。童年的李自成給地主放牧牛羊，飽經人間苦難。21歲時到驛站作驛卒，為人養馬。他得以有機會練習騎射，學會了衝殺打仗的本領，後來明廷下令裁減驛卒，李自成因曾反對長官剋扣軍餉，與長官有隙，被減員回鄉。他為人仗氣豪俠，在鄉里好打不平，堅持正義，威信聲望很高，時值陝、延地區，連年大旱，餓死的鄉民枕藉於道路，百姓自發請願，請求地方政府減除、罷征「遼餉」糧款。當時，李自成是百姓請願的首領，因言語頂撞當地官吏，被捉拿到官府。地方官甄大人，名不詳，祖籍許州人（今河南許昌尚集甄庄人），為官清正。他當時命人將李自成捆綁拴到大堂的木柱上，企圖擒拿首領以起到鎮服其餘的效用。李自成被綁，毫不畏懼，為民請命，聲淚俱下，懇切哭訴，說：「百姓十戶有七八戶都餓死了人，現在老人、孩子都餓殭在炕，奄奄一息，命在旦夕，大人請您睜開眼看看，飢餓的百姓鳥形、鵠面、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一個一個都將餓死，有一口飯一把米，都可救活我們的命呀！上天有好生之德，皇上若見此也會拯民於水火。您作為地方官，為民之父母，一定要為民作主呀！當此數萬百姓生死攸關之時刻，您免去糧餉派征，救民為上呀，無民誰與守國、種田；人全死光，您還作誰的官，牧那個民，皇帝坐誰的江山呀！」李自成字字血、聲聲淚地懇求，觸動了這位甄大人。他深夜難眠，輾轉反側，通宵不寐。他在想：是呀！李自成說的有道理。現在，主暗官貪，不顧百姓的死活，無百姓作誰的官，民不守國，皇帝坐不成江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千古不易之名言，萬代不更之道理呀！這世道我還作什麼官，俗話說得好，當官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殺民吧，民太冤屈，不殺吧！聖旨難違，他左思右想，罷！罷！罷！辭官歸隱，回家作百姓。我首先放了李自成！然後辭官回鄉，耕田為生吧！他為了找放李自成的理由，託言作了一個夢，對夫人和衙役說：「快放李自成，我晚上作了個夢，大堂柱子上盤了一條龍，李自成恰在上面拴，莫非他是條龍，龍是天子的象徵，他殺不得，放了他吧！再三告誡手下人，要保密，別輕言，放了他為好，咱們棄官回鄉吧！少與百姓為敵，他們都快餓死了，我們又沒解救的辦法，多積點陰德吧！於是甄大人親為自成解繩，勸其作個好百姓，而後甄大人也棄官不做，託病回到許州甄家寨，以務農為生，與農民為伴了。當然甄大人和一般農民還是不同的，他在家鄉有相當的莊田，生活還是比較富裕的。李自成逃出虎口後，不敢回家，直接投奔了造反的隊伍。時隔多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大部隊，勝利進軍河南，途中路過許州，李自成親帶人馬開往縣城東北，謁見甄大人，報答救命之恩。當李自成在甄家寨崗邊安下大營後，附近村的人們想讓李自成攻打甄家寨，說：「富足甄家寨……」李自成得知甄大人健在，吩咐手下將領，不得動鄰近村民一草一木，先把自己的坐騎在甄家寨外東寨壕內飲好了水，拴在大樹上，派人通報，李自成拜見甄老先生，甄大人萬沒想到當年垂死的餓百姓，竟干出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也很熱情，大開寨門出門迎接，並安排酒筵款待。李自成進寨門，一步一個頭向甄大人扣謝，報答當年不殺的救命之恩。二人相見十分高興，暢敘重逢之誼，至今河南許昌北一帶仍然流傳著李自成駐軍甄家寨的傳說，相傳李自成當時飲馬的寨壕處，池水深綠，名曰李自成飲馬池。

    李自成善騎射，機智勇敢，英勇善戰，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關心將士，受護百姓，不貪女色，不愛財寶，意志堅強，加之軍紀嚴明，深得百姓的擁護。凡有所戰多能取勝，每戰克捷。他生活簡樸，不特殊，儼然保持農民艱苦樸素的作風。史書記載他：「性又淡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婢僕。無子，以李雙喜為義子。」[5]李自成當初被甄大人私自釋放後，偕張獻忠等窮兄弟投靠造反的領袖王嘉胤，後來王嘉胤被官兵殺害，李自成又帶領部分人馬投奔闖王高迎祥，高迎祥是李自成的母舅，1637年高迎祥在陝西周至縣犧牲，李自成被眾人推為闖王，從此李自成成為指揮千軍萬馬的農民起義統帥，舉起反抗明朝封建統治的旗幟。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春，兵部尚書楊嗣昌，經過精心謀劃，制訂了所謂「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圍剿農民起義軍的戰略方案，想通過戰略包圍分割、聚殲的戰法撲滅李闖王等起義軍。這年夏天，孫傳庭、洪承疇二路大軍出兵陝西聯合圍剿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李自成陷入明軍包圍圈，將士苦戰七晝夜，衝出重圍，進入秦州（今甘肅省天水），洪承疇緊追不放，李自成為擺脫洪承疇、孫傳庭的夾擊，揮戈南下，佔領敵人空虛之地——川、陝交通重地寧強縣。李自成擺脫明軍圍剿後，直指四川重鎮成都。第二年李自成引兵自川北進入荒無人煙的草地——松藩地區，又進入甘肅羌中，起義軍轉戰南北，敵人乃尾追不舍。李自成與明軍激戰27晝夜，才得以擺脫圍追。這時起義隊伍中的將領和一大部分合作友軍，經不住戰鬥的挫敗考驗，感到前景渺茫，紛紛跪下向敵人乞降，多數被朝廷招安。李自成沒有倒下，更沒有向敵人乞降，他率領數萬農民軍衝出重圍向河南進發，在潼關、南原又遇到了洪承疇、孫傳庭設下的埋伏，幾乎全軍覆沒，他失去了戰友，妻子、老小，只有18人衝出重圍，逃入商洛大山之中，起義陷入困境，進入空前的低潮。這時李自成染病在身，半年後，他帶病發動山區窮苦民眾，再次點燃起義火種，雞鳴舞劍，夜半談兵。他意志更堅，吟詩抒懷道：「收拾殘破費經營，暫駐商洛苦練兵。月夜貪看擊劍晚，星晨風送馬蹄輕。」他和同去的將領醞釀著一場更大的革命風暴，推翻明王朝。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張獻忠在谷城又重新舉起義旗，附近州縣紛紛響應，吸引了明朝大量官軍前去征剿。李自成乘機打出商洛山，南向湖北四川輾轉游擊以避開明軍圍追堵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洪承疇圍剿起義軍，調任薊遼邊防，改任熊文燦總理軍務，熊文燦在剿撫問題上，與楊嗣昌有分歧。「帝（崇禎）倚信樞輔嗣昌，言無不聽。嗣昌思立功名結交主上，知文燦素剛愎，自負膽略，新破賊有功，嗣昌欲任之滅賊，文燦既僨，嗣昌不自安，請躬率師南討，帝甚尉勞之。八月，丙戍朔，改嗣昌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督師討賊。……十月甲申朔，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6]三月，清兵渡運河，破濟南，朝廷加征練餉，更進一步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不僅如此，天大旱，二年不雨，旱情遍及北方數省，而河南的災荒尤為嚴重，在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災、旱災接連不斷的情況下，上天又降下一次更大更為嚴重的蝗旱，以至於出現「人相食，草根俱盡，土寇並起」的慘狀。[7]民以食為天，無食則反。孟子早就說過：「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8]崇禎末年，旱災蝗災接連不斷，不僅「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而且自身都難以活命，於是青壯男子無不揭竿而起，參加農民軍。

    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形勢十分危急。北半個中國災荒嚴重，加上朝廷內部將相不和，清兵得勢一直打到山東，越過京畿。而河南的形勢可以說如滿山遍野的乾柴，只須星星之火，很快就燃成燎原之勢。餓得快死的群眾，嗷嗷待哺，盼闖王如將枯的苗望甘霖呀！當是時，明朝的大部分兵力由楊嗣昌率領正在四川攻打張獻忠，被鉗制一時抽不出來。於是，李自成自湖北，帶領精悍輕騎從鄖（今湖北省鄖縣）、均（今湖北省均縣）馳入河南，所到之處，開倉濟貧，深得民眾擁護。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十二月，李自成一路打到南陽，又從南陽出發準備繼續北上，沿途招募士卒，有願從軍者即可編入，饑民前往投靠的多達數萬人，隊伍迅速壯大。當時河南斛谷萬錢，糧食比珍珠還要貴重，荒旱之年，窮苦的民眾都渴望闖王兵馬的到來，他們編出歌謠，唱著：「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迎闖王，管叫大小都歡悅！」[9]李自成在農民的擁護下，進軍順利，連連獲勝，迅速攻克河南宜陽、永寧、偃師等縣城。

    李自成帶領窮人起義，反對官府，懲富濟貧，名氣越來越大，得到了智謀之士的讚賞，也得到一些有知識人士的擁護。杞縣舉人李信，是尚書李精白的兒子，為人胸懷韜略，貫通古今，明經達史，洞悉治亂之由，是位智謀之士。且又開明好施，同情窮苦群眾，曾不吝糧、銀以家產賑濟饑民，鄉民都感激的說：「是李公子救活了我一條命」，這時有位武功絕好的奇女，名喚紅娘子，生活所迫，賣藝為生，因容貌美麗，被土豪惡棍圍攻，她含忿自衛，殺死眾惡棍，鋌而走險，聚眾造反，慕李信威名，原結為伉儷，強劫李信于軍中，後李信返家，被官府迅即拿下，說他造反，將其投入大牢，欲擬罪斬殺。紅娘子得知消息後，冒生命危險劫獄，救出李信，李信無奈與紅娘子帶領人馬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特別高興，待李信親如兄弟，敬為上賓。李自成和李信等將士們談天下形勢，論用兵策略，李信常能出語驚人，多有奇計妙策，使李自成及眾將士稱讚不已。李自成敬慕李信才學智能，只恨相見之晚，猶如劉備之得孔明。李信為李自成的真情所感動，也暗下決心誠心輔佐李自成。李信鑒於歷史經驗，民為水，君為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語重心長，建議李自成以後要更加愛護百姓，以得民心為務，切莫濫殺無辜，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包括明朝的清官廉吏，要重用讀書人，凡天下英才不問出身來路，一概重用。李自成對李信的建議都點頭讚許，一一予以採納。尤為值得重視的是，他針對當時農民最反對的重賦、三餉、官府的催科、逼款問題，李信運用自己的才學，順應民意為李自成制訂了「迎闖王，不納糧」的宣傳口號，到處傳唱，得到窮人的擁護；又為闖王提出了「均田」、「免糧」的政治綱領。這些在當時，都是非常符合民意和世事的，是十分難得而切時務的治國治軍方略。李信作為有遠見和責任心的讀書人，他知道干大事光有勇力是不夠的，必須得智能之人的幫助，明察世情，分清形勢，審慎決策，才能有望成功。因此，他特別重視人才的發現和聚攏。他明察暗訪，為李自成舉薦了牛金星、宋獻策等既深通謀略又善於布陣設防的丞相、軍師良佐明輔。牛金星、宋獻策等賢才的到來，使李自成有了軍師和丞相，逐步擺脫困境，漸趨向大事業、大氣度上發展。合章的程序，規範的治軍，謀略的運用，使李自成的起義軍在戰略、戰術運用方面發展很快，與明朝政府相抗衡的大氣候已基本形成，政權形式初具規模，行政管理也漸趨規範，一個農民政權就要誕生了。

    為了進一步擴大聲勢，奪取最後的勝利，李自成決定帶領起義軍攻打河南府，拿下洛陽。洛陽是明宗室福王朱常洵封地，城高、池深，易守難攻，地勢險固，北靠邙山，南帶洛河，擁有伊闕之險，更據函崤、虎牢之固，為歷代帝京難攻易守之地。《史記·封禪書》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岳各如其方。」[10]這是說河洛地近中嶽，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於斯。不僅三代之君欲都河洛，而且自西漢至北宋前正統王朝建都大多首選河洛，所以說河洛地區一直為帝王都，是幾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逸周書·度邑解》記載：周武王伐紂滅商後，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北望過於有岳，丕願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11]天室就是中嶽嵩山。為什麼要在中嶽附近營建帝都？《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12]這裡文意很清楚，營洛邑遷九鼎，主要是因為這裡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遠近皆宜。《尚書·康誥》中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孔注說：「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悅而集會。」《康誥》還說：「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孔注說：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疏》里也說：「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13]因此說河洛地區早在三代之時就是「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國之政治中心了。到了明朝，雖帝都北移，不在洛陽，但洛陽居中原咽喉，適中之地，東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北限大河，無潰溢之患。清人顧租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說：「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而不得洛陽，則雍、梁無以為重，故自號為天下之咽喉。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梁之沃饒，表裡河山，提封萬井。」[14]洛陽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仍為大明朝在中原的基地，洛陽陷，京師必動搖。因此，李自成決心攻打洛陽，認為只要攻下洛陽這一河南軍事要地，必將大大鼓舞士氣，長義軍之威風，動搖明朝之根基。為了拿下洛陽，李自成先進攻洛陽城外的周邊縣城，洛陽周邊縣城很快被一一攻破，於是切斷了洛陽周邊的援兵，使洛陽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親自率領大軍包圍了洛陽城。當是時，明朝重兵由楊嗣昌指揮，集中在南方四川兩湖一帶，加緊圍攻張獻忠，難以馳援洛陽。這時的洛陽幾乎是孤城一座。為了攻城順利，減少犧牲，李自成先以數百義軍，偽裝成叛兵向洛陽巡撫投誠，以作大軍進攻時的內應，同時在洛陽士卒和民眾中暗地活動，以作策反工作。李自成大軍包圍洛陽後，「兵備副使王胤昌、知府馮一俊、通判白尚文，知縣張正學分兵守門，總兵王紹禹及推官衛靖忠以游兵策應。」[15]由此看來，當時洛陽守備是很嚴密的。李自城的圍城大軍，先是以重炮從城四周轟擊城牆，然後，圍城部隊輪番猛烈攻城，但城牆守衛堅固，從上午一直攻到黃昏，戰鬥雖然很激烈，但城池仍然難以攻破。李自成經過調察訪問，得知洛陽城西北角，兵力薄弱，可以作為突破口。於是，決定在二十日晚上，集中兵力攻打西北角。戰鬥進行至半夜時分，事先進到城中為內應的士卒，衝到城上和李自成攻城大軍取得聯繫，持刀捆綁了城上的指揮官王胤昌，在城上與攻城大軍通話。總兵王紹禹見狀，迅速帶人向城上飛奔，邊跑邊喊，命令放開王胤昌。城上闖王內應戰士一齊說：闖王軍在城下，總鎮如我何？」[16]提前打進城作內應的數百名起義軍將士，在城上英勇拚殺，殺散守城士兵，打開西門，迎闖王大軍進了洛陽城。當時守城指揮官「通判白尚義墜城死，……時河南大飢，白尚文屍頃刻為饑民食盡！」[17]從這裡「將墜城死屍都傾刻食盡」看出，當時的饑荒慘狀是多麼的不忍目睹。百姓餓得走上了人吃人的絕境，怎麼能不聚眾謀反。另外也說明百姓對白尚文為惡的痛恨達到了極點，喝其血，食其肉尚不解心頭之恨。闖王攻克洛陽後，抄沒了福王的家產，用數萬石糧來賑濟災民。洛陽如此堅城，尚被攻破，還有何城不克？李自成下一步的攻城目標，擬定東京開封。

    開封為歷史名城，明朝時，為五大古都之一，雄踞中原，為中原重鎮，城堅、池深，易守難攻，是河南又一固國之根本的重要軍事要地。當時，開封有一百多萬居民，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城市富庶，為明朝宗族周王朱恭枵封地，大部分貴族、官吏、地主、富商多宅居於此，素有佳麗冠中原之稱。顧租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自天下而言，河南為適中之地……河南閫域中夏，道里輻輳。…開封四通五觀之郊，利於戰。」但開封北鄰黃河，河床高懸，則是其一大隱患。所以，《汴圍濕襟錄》的作者寫道：「四方有事，汴必先受其敵（攻）。」又說：「城在釜底，仰視黃流，其地最稱可患。」[18]也許李自成正是看到「開封四通五觀之郊，利於戰」和「城在釜底，仰視黃流，其地最稱可患。」的有利作戰條件，在攻下洛陽之後，迅速決定引兵攻打開封。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李自成親自率領新參戰的數十萬災民大軍，神速包圍了開封。在城四周搭起了帳篷，戰士們住在臨時的帳篷內，日夜輪流攻打開封城。他們用門板，用大車棚，人抬，頭頂的蔽箭鏃、矢石，又頂車棚，支門板以作掩體，緊靠城牆保護士卒不被射傷，晝夜向城牆打洞，準備打穿城牆攻入城內。但這時開封城內的明軍，也十分頑強，祥符知縣王燮和眾官員商議，令人自城上向下鑿洞如井，穿透義軍開挖的鑿洞，自城上下火，燒死鑿洞者，鑿洞攻城的士卒死傷慘重。鑿洞未成，在外的開封守將陳永福援兵又至，乘夜突襲，西門義軍嚴重受挫。李自成志在必破開封，命攻城大軍，七天七夜，輪番施行猛攻，但由於城池守備堅固，一時難以攻入城內。戰鬥進行異常激烈，天氣變化不定，驟然變寒，李自成又不幸被開封守將陳永福的兒子陳德射瞎左眼。這時又有探子報告說，明將左良玉、楊文岳部也將趕到，李自成迫於各方壓力，不得不暫時退兵轉移，以避其鋒芒。

    攻打開封受挫，李自成被射瞎左眼，心中甚為憤恨，於農歷十二月的隆冬季節，再次和羅汝才（綽號曹操）聯合，聚兵50萬再攻開封城。李自成總結上次攻城經驗，決定放棄鑿洞，改用火炮、火藥轟城。城的四周搭滿了起義軍的窩棚，隨時準備攻城。守城明軍也使用火炮（紅衣大將軍）防禦反擊，同時在義軍突破城牆開裂處，用火燃著柴草、蘆葦，澆上油，組成烈火帶隔離區，戰鬥十分激烈。真是歲暮年關，銃炮聲、喊殺聲，代替了迎年的爆竹。當北門月城被義軍攻破時，明軍北門守城指揮，祥符縣縣長王燮立即命令堵塞第二道城門。這時明軍士卒正在向內城撤退，尚未完全退入城內，義軍趁機也混同沖入月城。在此時刻，王燮嚴令城上擲下無數火炬，霎時月城變成火海，阻斷了起義軍攻城的前進道路，戰鬥異常慘烈。後來有人估計在這次戰鬥中被燒死的明軍、義軍人數不下數千人之多。開封城上，洞穿的火炮、銃眼、密密麻麻。為了儘快攻下開封城，李自成親臨前沿指揮，幾次險被炮彈擊中。炮聲晝夜不斷，戰鬥雙方相互還擊。這場開封攻守戰持續進行了20個日日夜夜，據當時目擊者白愚《汴圍濕襟錄》所載：「……皆晝夜守御，衣不解帶者二十晝夜，僵立風雪之中，軍士凍死者殆以千計。」[19]義軍最後改用火藥炸城，在城東北挖地道於汴城牆下，用炸藥上萬斤，炸點附近集結了數萬士卒，準備燃爆炸藥後，閃擊城牆炸開處。不幸的是隨著炸藥的燃爆，一聲天崩地裂巨響後，磚、石橫飛數里，集結待攻的數萬名士卒被炸傷，遭受到嚴重的損失。闖王大軍拚死相攻，汴京明軍以死相抗。戰鬥正在激烈進行中，李自成忽聽偵探兵急報，左良玉襲斷了起義軍的糧食供給錢。天寒地凍，軍無糧草，何以支撐。李自成考慮形勢極為不利，於是下令撤兵，迅速轉移，再作計議。李自成臨走時，望著開封城說：「不久我們會再來此地的，開封一定要攻克，開封必為義軍所有！」

    光陰荏苒，轉眼到了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布防，準備攻打開封。攻城之前他集結了善為良策的智謀之士和善於布陣攻城的武將共同商議，對攻城方略認真研究部署，針對上二次攻打開封的經驗教訓，讓大家反覆討論，最後形成決議，制定出久圍開封，務期必克的方案。這次闖王與羅汝才、袁時中合兵一處，外加新吸收的災民新卒，步騎共計一百多萬人馬。他們首先收復了開封周圍各縣城，從而切斷了救援開封的各路通道，使明援軍無法靠近救援，開封成了一座孤城，然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包圍開封城。這時開封周圍小麥即將成熟，李自成下令百萬大軍，突擊割麥，將開封四周各縣的麥子全部收光，提出一穗麥也不留給開封明軍，使開封守城將士無糧無草困守空城。之後再在開封城外築起圍牆，安置大軍，作久圍之計。李自成這次採取的作戰方針是：困而不擊，曠日持久，讓開封明軍守城自困而斃。

    這時開封明軍在連續二次打敗李自成攻城之後，人事上有所調動，如賴以為謀主智囊的祥符知縣王燮被調往朝中，督師丁啟睿遠在汝南打仗，巡撫任浚在鄉養病，監軍郭載騋遠征在外。城內指揮中樞力量有所削弱，物資儲備不足，尤其糧食、器械、守備既不堅固也不齊全。守城兵力也較前二次差，同時經兩次守城取勝，將帥和士卒都存在有城池堅固不可攻破的輕敵思想。

    當李自成第三次圍攻開封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崇禎皇帝急令丁啟睿、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楊文岳等大將，各帶領人馬赴開封城下救援，就當時各路趕來救援的明軍兵力，仍是遠少於義軍的，其中較有戰鬥力的是左良玉的部隊。七月，他們會集在開封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鎮。朱仙鎮是戰國朱亥故里，鎮因此而得名。朱仙鎮地處水陸要衝，交通便利，為軍事重鎮，且民富庶，經濟地位也很重要。南宋名將岳飛抗金兵，被奸相秦檜唆使宋高宗一天以十二道金字牌相促回朝，即在此處，岳飛廟至今尚存焉。明朝未年，這裡是天下四大名鎮之一，人口30萬。在李自成圍汴時，由於自然災害和連年戰爭，人口可能會少一些。在李自成第三次圍攻汴梁城時，明軍各救援部隊奔赴汴京後就集結在朱仙鎮，與李自成的圍城部隊形成對峙局面。李自成針對當時的戰爭形勢，決定先擊敗援軍，然後再轉過頭來圍困開封城，於是他抽調少量部隊，圍攻、監視開封城明軍，而集中精兵、強將組織朱仙鎮戰役。李自成與眾將軍冷靜地分析了當時明軍的態勢，認為明軍中，以左良玉兵力最強，有十幾萬人馬，如果將強者擊潰，其餘幾路人馬，可迎刃而解。另外一個奇計，是巧妙利用天時。這時正當暑天，明軍處在賈魯河下游，若將上遊河流斷絕改道，明軍無水可飲，再派輕騎部隊切斷明軍餉道，使其斷糧，敵軍可不戰而自行潰散。計謀已定，於是迅速動員朱仙鎮周邊各縣民人，在環明軍方園八十里處開挖深塹，溝深壘高，塹深寬各一丈六尺，加上溝邊高壘，切斷了明軍交通，對明援軍實行隔離包圍，完全杜絕了救援明軍與開封明軍的聯繫。這時明軍各援軍也集結一處針對李自成的圍城斷援方略謀議，督師丁啟睿、保都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京等將帥共聚大帳商量對策。左良玉為人耿直，有謀略，是眾將軍中的皎皎者。他聽了幾位將軍的議論後，從容地站起來說：「賊鋒方銳，未可擊也」。丁啟睿卻認為：「汴圍已困，豈能持久，必擊之。」[20]明軍將帥之間意見發生分歧，就當時形勢而論，在兵力眾寡懸殊的形勢下，百萬義軍聚集，糧食很難持久，如曠日持久，勢必不支。關鍵是設法解決汴京城內的糧食問題。當時有個叫劉澤清的將領曾提出在開封城北，築甬道，置重兵守之以通大河，轉運糧餉。這不能說不是解危難之急的一條切實可行的辦法，但由於糧餉轉運期間守衛不力，中途被義軍截斷。從當時兩軍營壘的決策看，義軍優於明軍。由於明軍主帥決戰心切，向義軍展開進攻。主戰的明軍大將左良玉與義軍首先開戰，但因天熱斷絕飲水，糧道又被切斷，戰鬥進行五晝夜後，左良玉不得不自行主動後撤，向許昌、襄陽方向退卻，這時李自成佯不追趕，麻痹左良玉緩於逃跑，暗中布置兵力於左良玉退兵之處設下埋伏，待左良玉軍快到洧川地界時，李自成命令截擊的埋伏大軍出擊，只見千軍萬馬四野雲集，殺聲震天動地，沖向左良玉的部隊，加上道路被一丈六尺深、寬的溝塹阻斷，難以四方潰圍，兵眾大亂，被殺死的左軍士卒，填滿溝塹。武器、車輛各種輜重擁塞於道路。左良玉只帶少數潰軍逃往襄陽。丁啟睿倉惶逃跑數百里，連朝廷委任的聖旨、印信、尚方劍全都丟失了。義軍窮追四百里，繳獲戰利品堆積如山，珍寶無數。當時在朱仙鎮決戰時，義軍派出精幹人員，偽裝明軍使者，向開封守城將領下令說：「安心守城，援軍即日克敵，勿須出城！」守城將領被蒙蔽，信以為真，解除了守城部隊南北夾擊義軍之危險局面，形勢又智高一籌。朱仙鎮明軍被擊潰，汴京城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四、郟縣之戰

    李自成三打開封后，同明兵部尚書、九省總督孫傳庭在郟縣大戰兩次。一次於崇禎十五年十月（1642年）。一次於崇禎十六年（1643）九月。郟縣之戰是李自成滅明戰爭的關鍵戰役。

    孫傳庭是明軍的一支勁旅。曾於崇禎九年擒高迎祥於陝西省周至縣黑水峪，南俘闕下。十一年又在梓潼打敗李自成，之後又同洪承疇合擊自成於潼關原，自成兵卒皆亡。崇禎十五年，崇禎起用孫傳庭為兵部侍郞，又代王喬年為陝西總督。此時，大集諸兵於關中，並縛援剿總兵賀人龍於麾下，數其不戰之罪併當眾斬殺，一時威掁陝、甘。

    李自成第三次包圍開封后，孫傳庭奉崇禎命，帶兵援救開封。孫傳庭出潼關後，得知開封已被水淹，自成軍撤離開封，準備南下襄陽。此時，自成已趨郟縣。郟縣位於禹州、寶豐、襄城之間，北倚箕山余脈，南臨汝河，為河南乃至全國南北東西交通要道，兵家必爭之地。傳庭遂用聲東擊西，出其不意之計，聲言下洛陽，至汝州直搗郟縣，而暗中兵分兩路，一路自率大軍取道黃河以北，太行山中向東挺進，由滎陽汜水渡過黃河，從滎陽、密縣、禹州抄山中小路急趨郟縣，另遣別將出陝西丹風東南之武關，然後再由南陽鴉路直至寶豐，從而對李自成形成鉗形態勢，以便前後夾擊，伺而殲之。此時，傳庭命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軍，鄭嘉棟將右軍，高傑將中軍。崇禎十五年十月，與自成軍在郟城東南數里的演武場相遇。其地就汝河北邊，戰鬥激烈，呼聲動天地。牛成虎佯裝失敗而後退，等自成兵追進埋伏圈，成虎還兵而擊。高傑、董學禮等突然殺出助戰。左勷、鄭嘉棟左、右橫擊，自成軍潰走汝河南岸，溺死者甚眾。自成雖傷亡慘重，但並不氣餒，而是因地制宜，隨機應變，採取疲敵、累敵的戰法，把婦女、騾馬、金珠、財物丟得滿路，啖之以利。明軍果然中計，紛紛下馬，搶奪金銀首飾、珠寶，揣在懷中，有的將布匹綢緞置於馬鞍之上，遠遠望去，似駝峰高聳。時羅汝才大軍屯於汝河南岸香山一帶。看到明軍亂作一團，突然揮兵還擊，始退汝河南岸的士兵此時亦回戈死戰。剎那間，明軍胸腹塞滿而不能俯仰，戰馬重載而不能馳騁，左勷、蕭慎鼎開始潰退，其他諸軍接著敗走。李自成、羅汝才見狀，驅兵向東北猛追三十里，至郟縣晁頭之柿園村時，大雨傾盆，食物不至，明軍士卒飢餓難忍，采青柿以食。大雨傾瀉不止，道路泥濘，士卒又凍又飢，戰死者數千。副將孫枝秀、參將黑尚仁被殺，材官小將之歿者張英奎、李棲風、任光峪、戴友仁以下七十零八人，史稱柿園之戰。傳庭遭此慘敗，士氣喪盡，而所遣別將出武關以趨寶豐的兵將，竟又不至，只好撤退，走鞏縣，至孟津，渡黃河，入潼關，執殺蕭慎鼎，罰左勷馬二千匹，重整軍威，以圖再舉。

    柿園大捷之後，自成士氣大掁。崇禎十六年，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據襄陽，陷承天，掠潛山、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等州縣，直逼漢陽，左良玉敗走九江。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改禹州為均平府，改寶豐為寶州，承天府為揚武州。又從牛金星諫，創官爵名號。劉宗敏、田見秀為權將軍，李岩、賀錦、劉希堯為制將軍，谷可成、張鼐、黨守素等為威武將軍，任維榮等為果毅將軍。凡五營，二十二將。同時，又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等官。自稱新順王。封官建制完畢，李自成召牛金星等將議兵之所向。金星主張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主張先取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其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無一失。」自成聽後，欣然採納。盡發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3葫蘆，佯為渡河，其實將精銳集於襄城，偽吏員集於寶豐，老營口將士家口妻子老小住在唐縣，準備在郟縣與孫付庭再次決一雄雌。

    傳庭敗歸陝西，計守潼關，扼拒京師上游。乃徵用勇士，三家抽丁一人。另外，開土屯田，積儲糧草，修繕器械，僅載火炮甲杖的火車就三萬輛。其作用很大，戰則驅之扼馬，止則環以自衛。積極備戰，夜以繼日。崇禎十六年五月，孫傳庭奉帝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不久，又擢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以及江南、江北軍務，賜尚方寶劍，傳庭亦躊躇滿志，誓以勘亂自效。烏雲在聚集，一場決定明朝命運的大戰即將來臨。

    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十日，距第一次郟縣大戰僅數月，孫傳庭再次自潼關出師，任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寧兵為後勁，白廣恩統火車營，傳檄左良玉由九江北上，赴汝寧夾擊。數十萬明軍浩浩蕩蕩，日夜兼程，向東進發。八月十一日駐軍於靈寶闕鄉。二十一日駐紮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南下進剿。九月初，孫傳庭全軍駐紮洛陽的伊闕-龍門。這裡地理形勢險峻，伊河從兩岸陡峭的山崖中流過，是山西、陝西、洛陽通往安徽、江蘇的咽喉，也是通往這次的主戰場郟縣、寶豐、襄城的要塞。孫傳庭一面催孟縣之糧，一面遣五千精兵攻打汝州。自成軍避其銳氣，撤軍至寶豐。九月八日，明軍進駐郟城西面與汝州交界處的長阜店。該地距郟城50里，距汝州40里，距寶豐40里，位於汝河北岸，背山面水，地勢險要。傳庭剛一到此，自成軍的都尉李養純就來投誠，將自成軍的布陣、兵力虛實，說得清清楚楚。傳庭立遣游擊折曾修率兵南下，從魯山間道直搗唐縣。孫傳庭自統大軍從長阜、韓否、薛店渡過汝河，直至寶豐，九月十日，到達寶豐城下。諭降不成，乃用猛攻。十一日自成來援，白廣恩、高傑、盧興福分後夾擊，自成軍後撤。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騎來援，復為白廣恩、高傑所敗。於十二日夜明軍佔領寶豐，擒殺自成所委州牧陳可訴、州判姜渭、郟縣令周英、主簿劉溥、軍將蔣山、李大存、孫月等人。同時，攻破唐縣，自成軍家口被殺殆盡，滿營哭聲。明軍轉戰至郟縣，又擒自成果毅將軍謝君友，旋衝進自成軍營，砍斷軍旗，尾追數十里，自成幾乎被擒。自成退守襄城，明軍直逼城下。自成見不少將領有降明之意，乃拍胸頓足喊道：「不要畏懼！殺藩王焚皇陵，罪莫大於我。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於是深溝高壘，固守不出，嚴以待懈，不動如山，暗中遣精銳到洛陽東面的交通要道伊川白沙截斷明軍糧道。時秋雨連綿不止，道路如泥潭，糧車不能進。而明軍只能露宿野地與自成軍相持。士兵飢餒不堪，再次攻進郟縣，所獲騾馬，啖之立盡。傳庭軍營中有一名降將，名叫李際遇，原為登封起義軍首領，曾攻破過郟縣，後為明軍擒獲，被迫投降。此時又與自成暗通，將明軍虛實盡告自成。自成盡發精銳，以迅雷之勢突圍而出，直逼郟縣。此時，明軍又於汝州嘩變，形勢對明軍不利。傳庭向諸將問計，高傑主張決戰，白廣恩以為不如退卻。傳庭認為廣恩怯懦膽小，故其心中抑鬱不樂，遂引兵撤至汝州。於是，傳庭留陳永福扼守郟城，自率高傑等將還軍迎糧。前軍既移，後軍騷亂，永福斬之不能止，遂暗中歸降自成。自成再克郟城後，馬不停蹄，迅即沿汝州西追五十里，至郟縣最西的一個大鎮——長阜店。自郟城至長阜至淋汝，九十里溝河縱橫，因北山南河，流向多為自北而南，秋雨之時，洪水泛濫，溝溢河滿，明軍多為所阻，行進非常困難。而自成精騎，馳騁疾突，如入無人之境。傳庭自謂無計可施，只得命令諸將調轉所向，還軍僥倖一戰。自成布陣五重，饑民處外，步卒處二、馬軍處三，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待明軍突破第三層時，第四層的驍騎突然躍起，殊死拼殺，攻勢凌厲，銳不可擋。明軍陣式稍微一亂，白廣恩原來統帥火車的軍將則大聲呼喊：「我們的軍隊已經打敗了。」隨之，扔下戰車逃走。士卒不知虛實，亦聞聲鼠竄，明軍大潰。大路上儘是翻到的戰車，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戰馬被套在轅上不能向前。自成軍見此狀況，越戰越勇，鐵騎凌空踐踏，步卒白棒狠擊，中之者，頭顱懼碎；遇之者，臂腿皆斷。頃刻間，郟臨道上，長阜周圍，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其慘烈之狀，目不忍睹。高傑登上鎮中高嶺望之曰：「不可支矣。遂麾眾退。明軍大奔，死者數萬，傳庭大敗，自成緊追不捨，從長阜至師汝，從臨汝至洛陽至孟津，傳庭潰逃四百多里，損失兵器重數十萬。傳庭單騎渡河至垣曲，高傑旋即亦至。二人自山西轉入潼關，同先期到達的白廣恩收集殘部進行扼守。十月，自成軍直逼關下，使陳永福扣關，傳庭不知永福已降，下令打開關門，自成軍洪水般湧入，廣恩力戰不敵。此時，高傑怨廣恩以長阜之敗不救己，亦擁眾坐視不救。廣恩戰敗，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歿，廣恩投降，潼關遂破。自成長驅直入，連破華陰、渭南、臨潼、直至長安。守將王根子開東門受降。自成遂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修城牆、開馳道，百姓望見黃龍旗，都伏在地上山呼萬歲。崇禎十七年正月，自成於西安稱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為太祖。同時，設置朝廷各種機構，以牛金星為天佑大學士。又封五等爵，大封功臣，重賞顧軍恩。此時，自成擁有步兵40萬，騎兵60萬，每日校場校射，耀武揚威，金鼓動地，士氣大振。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立政權後，當即決定繼續北上，攻打北京，徹底推翻明王朝。為了更進一步贏得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李自成完善了上下禮制及軍法，制定嚴明的軍紀。1、除自己的妻子兒女外，不得攜帶拐騙其它婦女。2、戰中繳獲的財物，不得私自收藏。3、軍隊不得進入百姓住宅，必須住在農民軍自備的帳幕中。4、對於宣布投誠的城市，不得濫殺焚燒。5、軍隊向百姓買東西，實行平買平賣，公平交易。我們從清人彭孫貽輯的《平寇志》中，透過字裡行間，也可窺到闖王不濫殺投降士兵的記載：「……若獲富室仁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僧、道、醫、卜有技術者皆不殺，所擄之人，願從者皆不殺，裁縫則入裁縫隊，銀匠則入銀匠隊，吹手則入吹手隊，無手業者入打糧隊，粗蠢者入打馬草隊，善戰有力者給馬匹弓刀，不善戰者任其自鹵自食，亦不輕殺。（闖王）……性又淡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婢僕。無子，以李雙喜為子。」《平寇志》系清代官書，自然替官方說話，對李自成是持仇視態度的，但也可從該書反面了解到起義軍的一些情況，它畢竟保存了部分農民起義軍的一些真實史料。當時李自成在本來已經很好的軍紀基礎上，又健全軍紀，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百姓的利益，更好的作到秋毫無犯，能順利進軍攻打北京，徹底推翻明王朝的腐朽政權，救民於水火。所以沿途大軍所到之處，深受百姓的歡迎，百姓們到處傳唱著：「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想闖王、盼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呱嗒嗒，呱嗒嗒，盼著闖王坐天下。」

    李自成稍事休整之後，於崇禎十七年二月渡河北上，一路破汾州、河曲、靜樂、太原。又北徇忻州、代州、寧武、大同、宣府等地。同時，再遣游兵致入河北，掠大名、真定，勢如破竹。三月十三日，攻佔昌平，接著包圍京師。三月十八日直逼彰義門，十九日拂曉，皇城不守，崇禎帝集百官議事而無一人至，後崇禎帝至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準備于山亭以帛自縊。時自成氈笠縹衣，入承天門，登皇極殿，據帝位。下令大索百官，文臣自范景文，勛戚自劉文炳以下，殉節者四十年餘人。李闖王的大軍包圍北京城，只三天時間，幾乎沒遇到明軍守京部隊的抵抗。崇禎皇帝於三月十九日凌晨自縊於煤山。至此，朱元璋於公元1368年創建的大明帝國，歷16主277年之後於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滅亡。李自成進北京後，曾命令軍士四下尋找崇禎皇帝的下落，後來在煤山古槐下，發現了他的屍體，當時崇禎帝年僅三十五歲，衣襟中有遺詔，上面寫道：「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此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 當時李自成令戰士將崇禎帝的屍體用棺成殮安葬。他是以戰勝者對待亡國之君的禮節對待崇禎帝的。並且在李自成的登基詔書里也客觀的對崇禎帝進行了評價：「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皇帝朱由檢是一位亡國之君，就其個人品質來說，還不算是最昏庸的皇帝。他繼統之後，刈除奸黨，昭雪錯案，不近聲色，殫心治理，慨然有中興，致國家以生平的恢宏大志。然而，大勢已傾，積習難挽，面對激烈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又舉措失當，用非其人，顧此失彼，最後，面對殘酷的內憂外患，束手無策。世事難如人願，崇禎皇帝雖非昏君，但最後出現身罹禍變，自縊煤山，身死國滅的結局，也並非完全偶然，除卻其中深刻的政治原因外，重振個人個人政治素質和性情也起著重要作用。

    朱由檢性多疑任察，好剛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如崇禎十二年，誅殺巡撫都御史顏繼祖，總兵官倪寵、祖寬，內臣鄧希詔、孫茂霖等三十三人。一時上下震恐，人人自危。崇禎十一年，九月，大清兵入牆子嶺，十一月克高陽，十二月占巨鹿，盧象升戰死。崇禎十二年正月，大清兵直趨濟南，德王朱由樞被執，布政使張秉文喪命，京師告急。於是朱由檢置李自成等起義軍於不顧，調進剿主力洪承疇、孫傳庭分別為冀、遼、保定、山東、河北總督，入援北京。清兵北歸之後，孫傳庭同兵部尚書楊嗣昌發生分歧。楊嗣昌主張孫傳庭的軍隊繼續留守冀、遼，孫傳庭主張應該回師關中，否則，李自成等會東山再起。楊嗣昌固執己見，孫傳庭苦爭而不能得。心中鬱郁，耳朵遂聾。孫傳庭不勝煩惱，引疾乞休，楊嗣昌又彈劾其託疾抗命，崇禎遂怒，不分青紅皂白，貶傳庭為民，並下獄待決。孫傳庭在監獄一呆就是三年，而這期間楊嗣昌、熊文燦進剿李自成之事，皆以失敗告終。此時的李自成已佔領整個河南。執總督，殺三藩，與蟄伏商洛山時比，勢盛百倍。崇禎再思傳庭之言，頓悟三年前之過，於十五年正月，不得不再次啟用孫傳庭為兵部右侍郎，並親自召見，詢問平亂之策。不久，汪喬年戰死，崇禎皇帝委任孫傳庭為陝西總督，令其率兵平定李自成起義。

    孫傳庭此時雖帶著心靈的創傷，但他對明王朝仍是衷心耿耿，他一回到陝西任上，便兢兢業業，整頓軍紀，招募新兵，購置裝備，日夜操練，時刻準備報效朝廷。而崇禎帝聽說李自成第三次圍攻開封，又失之以急，並作出輕率的決定，詔命御史蘇京監延、寧、陝、固軍隊，令孫傳庭立即出兵援救開封。此時距孫傳庭出獄，任兵部右侍郎，代汪喬年為陝西總督才不過幾個月，孫傳庭縱有三頭六臂，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也難以組織訓練好一支能殺能戰，素質高、武藝強，能與李自成抗衡的軍隊來。作為善於帶兵得將軍，孫傳庭也許正是考慮因時機不成熟，所以，上奏崇禎皇帝，說明士兵多為新招募的，未經訓練，馬上決戰，是難以打勝仗的。對孫傳庭的上奏，崇禎帝根本聽不進去。於是強令孫傳庭率兵出關，結果導致郟縣柿園大敗。崇禎皇帝一錯再錯，十六年五月，再授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後，又將其提拔為兵部尚書，加督陝西、湖廣等七省軍務，並賜尚方寶劍。他不懂得針對當時明軍屢屢受挫，士卒新集，不利速戰的形勢，應該採取堅守潼關扼京師上游，與之相持，以待時變的戰略，催戰益急。孫傳庭無奈，只好奉命出兵，在出兵前他曾仰天長嘆說：「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27]可見，孫傳庭是抱著寧願戰死疆場，也不願再被抓進監獄的態度出兵的，出兵前根本沒有取勝的信心和決心。所以第二次出兵，開始打的還不錯，可是時間一久，由於糧餉不足，明軍就支撐不住，再加上將相不和，坐視不救，傳庭大敗已成定局。

    崇禎皇帝比起歷史上的夏桀、商湯、楊廣諸亡國之君強的多了，他沒有淫奢之嫌，從主觀上他很想勵精圖治，國泰民安，但最後何以落得國亡身死？究其明亡病因，其主要弊端為：1、崇禎接的是萬曆、天啟兩代的亂攤子，本來難以治理。2、吏治腐敗，朋黨交爭，社會風氣敗壞。初是閹官魏忠賢禍國，次是客氏擅政，以至於國亂民危，國不存，民不保。3、清人崛起，民族危機嚴重，內外交困。溫文柔弱的崇禎帝遇到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善於用兵的勁敵，邊患、征餉、被折騰的民窮、財困，4、水旱、蝗蟲天災嚴重。崇禎末年水旱、蝗蟲連年發生，天災頻繁，百姓無食，土地兼并嚴重，大多農民沒有土地，人民飢餓、死亡，為活下去，被逼造反。5、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崇禎面對李自成、張獻忠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已是無力回天。6、崇禎本人不善於用人，屢更相、帥，又剛愎自用，也是其失國喪身的重要原因。崇禎寵信太監閹人，不能納賢重士，到最後連防守北京的大將軍都是由太監擔任，太監高踞城上，發號施令，擅作威福，失卻賢人，國焉能不亡，兵又焉能不敗。崇禎的失國最重要的還是失去了天下民心。

五、進京腐化，身死九宮

    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只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來了。李自成的軍事進攻，真如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使延續二百七十多年固若金湯的大明王朝一朝摧毀。這種輕易取得的巨大勝利，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都陶醉沉浸在勝利之中，忘乎所以。進了北京城以後，李自成便住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飄飄然，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無事。對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囤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那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的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搶掠民財者也。」[28]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也綁了來，為了得到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拷掠酷甚。為了一個女人，不惜苦心搜索，雖然得到了陳圓圓，然而終於把吳三桂逼反了。這位劉將軍，當年曾帶領義軍出生入死，奮勇殺敵，如今卻沉溺聲色，一意孤行，絲毫不顧及大局。從以上可以看出李自成和他的將卒們進北京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享樂、輕敵，不注意統戰政策，更不注意嚴明軍紀，尤其忽視了手握重兵的山海關明帥吳三桂，以及清人武裝集團的出擊。攻克北京後百姓的疾苦，戰士的撫恤，都不管不問。結果是百姓離心，士卒厭戰，自行解體。在此剛剛入京，立腳不穩，舊的實力隨時都可能復燃的關鍵時刻，也有頭腦較清醒的制將軍李岩，曾向大順皇帝進諫：「……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闖賊毫不介意。」[29]看起來，當時在李自成進北京後，後期軍紀是不太好的。如上邊引文中曾提到：「……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搶掠民財者也。」這說明當時少數的不遵守軍紀士卒，搶掠民財和干出其它不善良的事是真實存在的。就是連李自成的重要將領：「顧君恩科頭吏部堂，舉足案上，或醉攜孌童，高唱邊關太平調。企郊規之曰：『衙門有體，不比營中可自放』。君恩咻（笑貌）之曰：『老宋猶作舊日太山，岩岩氣象！』」「數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婦人弄之，……」[30]當時上自劉宗敏、牛金星、顧君恩，下至士卒都忘乎所以，人人失去理智，忘民眾疾苦於腦後，忽視吳三桂、多爾滾以及當時亡明的殘餘武裝勢力。就當時的局勢而言，李自成初進北京後，當務之急應是安定民心，嚴格軍紀，注意策略，吸收改造明朝清廉官吏，遵守職責，嚴厲打擊懲治首惡、貪官，使各級政權機構緊張而有序的的運轉，力爭儘快走上穩定局面，警惕嚴防敵人的搗亂和復辟，尤其應特別關注吳三桂和清兵的動向，以阻止他們入關。對吳三桂應盡量團結，並重在羈縻，先鞏固內部。假如能像唐太宗初登基時，屈事突厥那樣，與清武裝集團媾和，以俟初創建的政權得到鞏固、發展。可是李自成見不及此。當然李自成手下不乏智謀之士，如李岩、宋獻策都認為當時闖王部下在北京城內的腐敗享樂之風，如不立即制止，懸崖勒馬，後果將不堪設想。當時義軍將士：「……聞關東兵至，咸涕泣思歸，無有鬥志。」[31]將士是如此，而當時北京城的百姓反映是如何呢？「賊初入城，懸令秋毫無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藥，次責供餐。資財既罄，猶索飲食如故，稍不給，刀背，馬騋箠撾之，往往立斃，禁民不許罷市，入市者十不償一。挾仇者妄訐，外解至京，猶有會券，錢糧未納，酷刑追索，大失民望。」[32]當然上面引文系官方史家所記，不乏對農民義軍有貶斥污衊之處，但不守軍紀，侵害群眾利益的也是確有其事的。不然的話，劉將軍也決不會「殺人無虛日」。將士腐化，士氣低下，在百姓中的形象，遠非昔比。所以「大失民望」這些毒瘤、癌菌如果不及時摘除、殺死，必將導致起義大業夭折，甚至會再次使千百萬義軍人頭落地。當時宋獻策針對無區別的以嚴刑對明官員追贓的事，曾托以天象示警，向李自成諫議馬上停止。「甲申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獻策奏事。……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接著在初九日又諫：「是時闖就宗敏署議事，見偽署中三院，每院夾百餘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號者，慘不勝狀。因問宗敏，凡追銀若干？宗敏以數對。闖曰：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獄。此輩夾久，宜酌量放之。敏諾。次日諸將系者不論輸錢多寡，盡釋之。」[33]這說明當時在對待明百官政策上，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的。在當時內部不穩，外有強敵的形勢下，如此作為是極不妥當的。在處理崇禎帝以及太子問題上也有不妥當處，激發了一部分官僚士人的忠君之心。在當時的力量對比上應注意策略，團結、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站在義軍一方，以便使初建的大順政權得到鞏固，以立於不敗之地。當時李岩（信）也曾諫自成：「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乃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二、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嗥嗥，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三，吳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基，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矣！」並不行！[34]

    闖王在北京期間，內部政見不一，高層很快分裂為三派：李自成為首的一派；牛金星等人一派；李岩、宋獻策一派。劉宗敏則遊離於闖王、李岩之間。李自成攻克北京後，宋獻策、李岩二人閑步在崇禎靈柩前，看到有二位和尚在給崇禎念經超度，二人觸景生情，有一段對話。我們從李岩和宋獻策的對話中，可看出二人是親密的一派，屬政見一致的莫逆之交。傳言宋獻策身高不滿三尺，臉長如鬼，一足又跛，靠拐杖行走，面貌醜陋極了，可是這位人不人，鬼不鬼的漢子，見地卻不尋常，其宏解高論，至今猶可供人們深思。如他在論及僧人與明官吏的一段話，可謂入木三分：「……岩謂宋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宋曰：『彼等紗帽原是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岩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會試而廷試，然後親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多見也』。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頂。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而舊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更有權勢之家，循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父？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革其政，則朝無幸位，而野無遺賢矣。』岩曰：『適見僧人禮敬舊主，足見其良心未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歟？』宋曰：『釋氏本夷狄之裔，異族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於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為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風，莫此為甚；若說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退敵？若雲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廷（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游惰而惜天下之財費，而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岩大以為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35]二人不僅觀點一致，且在政見、戒殺上均相似。

    當吳三桂舉起反旗，反對李自成，打著赴君難的幌子引清兵時，李自成曾讓劉宗敏挂帥東征，但劉宗敏貪於與陳圓圓為歡不應。李自成無奈，只好自率數十萬大軍親征。很明顯，他指揮已經失靈了。「己巳，自成再集群賊議東征，劉宗敏等逡巡未應，自成決策親行。」[36]這時，起義軍內部開始分裂，士卒厭戰又失民望，所以李自成東征失敗。他只好將數萬金餅先運送西安，作退守關中計，退出剛剛佔領了四十天的北京城，又在真定吃了敗仗。誤用牛金星計殺死李岩、李牟兄弟，這時宋獻策想假劉宗敏手殺牛金星。宋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37]李自成進北京後，由於得勝迅速，來不及思考如何治理，又起自壟畝，缺乏治國經驗，隨同將士沉溺於享樂之中，失去民心，得不到百姓如起義時的真心擁護。更為嚴重的是，李自成沒有建立鞏固的關中根據地，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在清兵佔領北京後，倉促安置六十萬兵力守衛潼關一線，命將領馬世耀帶領，前去抗擊阻擋清兵。

    1645年清派大將多鐸、豪格攻打潼關。李自成親自指揮，步騎兵迎戰，亦多被擊敗，在精銳幾乎喪失殆盡後，撤退到西安。這年二月，西安被清兵攻破，李自成帶領五十萬人馬南撤，因無根據地為依託，更無糧食供給，他又開始了流動作戰，「一路上均遭到清軍追襲，連續八次被擊敗。李自成在武昌駐屯了五十多天，尚有五十餘萬人，後來經延寧、蒲圻、通城，進入湖北九宮山。九月某日 「何騰蛟伏兵邀之，賊大敗，殺傷幾盡。自成與眾相失，以數十騎突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見零騎入，合圍共擊之。自成馳射，揮左右格鬥。時積雨，騎陷淖（泥中）不得馳，村民鋤梃奮擊，人馬俱斃。」[38]至此，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血戰近二十年，徹底失敗了。追思當初，李自成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馳騁十數省，眾至一百萬，一舉推翻了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一統王朝，建立了大順帝國。在明反動勢力與清武裝集團的聯合進攻中，曇花一現，很快就又被鎮壓下去了，可謂驟興暴滅。究其原因：當代偉大領袖毛澤東曾總結說：「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新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39]就當時軍事上來說，李自成的兵力進攻北京時號稱百萬，其實真正的兵力約數十萬，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四月東征吳三桂的兵力僅二十萬。從戰鬥力來說，清兵多系精銳騎兵，無論在主帥指揮上、士卒素質和戰鬥力上，遠優於李自成。這時的吳三桂約三十萬精兵，戰鬥力稍弱於清兵，但優於李自成，清、吳聯軍這時顯然占絕對優勢，加上李自成的兵力還被明其它武力牽制，又內部不團結，士氣低落，在失去人望（民心）的情勢下，又不守險，失敗是無疑的！在軍事上是這樣，在政略上，李自成對明官吏多實行「拶夾追贓」多殺戮，不是採取利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收攬明降臣，為新政權服務，而是將明官吏推向了對立面。在強敵在肘腋的形勢下，這樣做無疑是失策的。尤其是激怒吳三桂，這無疑也是最大的失誤。士卒入居民宅，大失民望，喪失了在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不注意及時宣布廢除明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以聚攏民心。對崇禎帝安葬不及時，有失權宜，對瓦解明官吏不利。對張獻忠沒搞聯合、冊封。在安定局面上，措施不甚得力，使人們多處在恐慌不安之中。而以多爾袞為首的清軍卻相反，入關軍紀較好，進京軍不準入民宅，凡明官吏不抵抗的官職仍舊不動，禮葬崇禎帝、後；除正額賦稅外廢止一切苛捐雜稅，赦免罪犯，注重知識分子政策，招攬人才，清軍這些策略無疑起到了安定局面的良好作用。在經濟方面，李自成軍資供應多取於前方，沒有鞏固的後方根據地作保障。當時北京城內謠傳頗多，有說八月屠城的，有說將縱兵擄掠的，多爾袞對眾將士說民為國之本，既然大家誠心歸附了，有什麼罪，要將他們殺戮呢？並說已從盛京運來幣銀百餘萬兩，以供應京城內外兵民使用。在經濟上，李自成與清、吳軍比較是做的很差的。在內部團結方面，將帥關係協調方面，清、吳也優於義軍。所以，李自成進京後，從勝利走向了反面，不得不失敗了。

六、李自成用兵淺易議

    戰爭是人類社會形成以後出現的特有現象。它是用暴力解決人群之間對抗性矛盾衝突的一種方式。戰爭同其他事物一樣，也有著它自身的規律和法則。李自成洛陽之戰，重用賢才，先後得李信、牛金星、宋獻策等智謀之士輔佐，能針對洛陽城高、池深、地險，易守難攻的具體情況，採取先攻洛陽周邊縣城，切斷洛陽周圍的救援，使洛陽成為一座古城，然後命部分將士偽裝成向洛陽巡撫投誠的部隊，混進城內以便於李自成大軍攻城時作內應。之後，李自成選取薄弱環節，決定從城西北角攻城。就在李自成指揮大軍集猛烈之勢攻城時，提前混進城內的義軍迅速響應，他們衝上城牆，持刀捆綁明軍指揮官王胤昌，經勇猛拼殺，終於打開西門，李自成帶大軍蜂擁攻進城內，奪取了洛陽之戰的輝煌勝利。

    洛陽之戰勝利後，李自成緊接著又圍攻開封。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集結數十萬大軍包圍開封，在城牆四周搭起帳篷，命士卒日夜輪番攻城，開封守軍堅守城池，箭如飛蝗，義軍皆頭頂車篷或木板攻城。為避士卒被箭傷，李自成又命士卒挖洞攻城，戰鬥進行的異常激烈。由於天氣驟變，寒冷異常，士卒衣單缺食，難以支撐，且陳永福援軍降至，自成又為明守軍射中左眼，只好暫作撤退。幾個月後自成稍作休整，又和羅汝才聯合再攻開封。李自成改用火炮轟擊炸城，明守軍也用火箭射擊，城如火海。戰鬥持續二十多個晝夜，雙方死亡慘重。由於左良玉切斷義軍糧草，迫使自成不得不再次撤軍。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四月，李自成率領起義軍第三次包圍開封，開封被圍數月，城內缺糧大飢，食牛皮、水草、膠泥、糞蛆，甚至人相食，婦食夫，兄食弟，城頭守卒寥寥。崇禎派孫傳庭督師救援開封。時天連降大雨，晝夜不停，河水暴漲，明守軍巡撫高名衡命掘宋家寨以水淹義軍營地，自成亦令人掘馬家口淹城。開封城頓成一片汪洋。明守軍倉皇逃走，李自成亦率大軍撤離開封。李自成三圍開封之戰，雖皆因各種原因，無功而返，未能攻下開封，但經過幾場激烈戰鬥，充分顯示了農民起義軍的軍威和聲勢以及滅明的決心和頑強作戰的毅力，嚴重動搖了明王朝在中原的統治根基。

    在郟城會戰中，李自成更是嫻熟地使用了運動戰的戰略，辟其銳氣，擊其墮歸，以李牧大破匈奴的戰術，利而誘之，在柿園把明軍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正如不少史書中記載的那樣，當孫傳庭突然從禺州三峰山下衝到郟縣東南汝河北岸時，士氣高昂，兵陣嚴整，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中軍，配合默契，勢不可擋。自成採取強而避之的戰法，針對貪婪成性的明軍，洋裝敗北，撤退時把金銀財貨，珠寶首飾丟棄滿地，結果正如李自成預料的那樣，明軍為搶奪財物亂了陣腳，自成與羅汝才然後合兵還擊，從而造成其疾如風，其烈如火，如千仞之山下轉圓石之勢，從而達到亂而取之的目的。

    在第二次的郟縣會戰中，自成先是採取誘敵深入等敵疲之後在與之決戰的方法，以奪取勝利。當孫傳庭氣勢洶洶，坐陣龍門，向汝州，長阜進兵的時候，自成軍隊節節敗退，棄寶半、郟縣、唐縣，待明軍轉戰千里，士卒皆體疲力盡之後，集中精銳與明軍在襄城對峙，伺其虛懈，發起猛攻。因為三軍之眾，可以勢戰，不可以力取。必須耐心待其勢成，然後才可以趨戰。這裡所說的勢即吾之攻勢，敵之敗勢。當李自成於襄城與明軍對峙之時，戰爭形勢朝著有利於自成的局面轉化。明軍由佚變勞，由銳變墮。。又因缺糧，飢餒不堪，再加上大雨露宿，體力、心力漸不可支。又遇汝州留守士兵嘩變，傳庭不得已向西撤退。命陳永福駐郟縣據守，陳永福所率明軍見孫傳庭、白廣恩、高傑率主力倉皇西去，心生畏懼，紛紛違抗軍令，四處逃散。陳永福為了自保，遂暗中投降李自成，至此，明軍銳氣喪盡，敗勢以成。從而擊墮歸的條件已經成熟。所以，郟縣長阜街出現的自成緊追，明軍還戰，結果大敗，一日夜逃奔四百多里，死傷四萬多人的壯烈而又悲慘的場面決不是偶然的。這是雙方智慧與武力相互較量的必然結果。因為孫傳庭違背了「餌兵勿食，銳卒勿攻」的軍事禁忌，以至於陷入絕境，兵敗身亡。

    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領西安地區的大順軍主力經陝西藍田、商洛撤入河南。由於撤退時攜帶家屬和輜重，行軍速度相當緩慢。《商州志》記：「次年乙酉即順治二年也，潼關之戰，自成不支，率眾東竄。遂盡由商，自正月十五日行至月終。」①河南《內鄉縣誌》載：「國朝順治二年春，英王統兵追逆闖入潼關。逆闖敗奔內鄉縣，正月二十九日歇馬，三月十八日始拔營去。」②《鄧州志》記：「順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鄧州。清兵入潼關，自成敗奔鄧州，瀰漫千里，老弱盡殺之，壯者驅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關至襄、漢間，千里無煙。」③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16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中旬，李自成親自統率的大順軍集中在河南省西南部地區。

    清英親王阿濟格原奉命西征大順政權，由於他迂道至蒙古鄂爾多斯部落索取馬匹，耽誤了時間，被豫親王多鐸部奪得了攻取潼關、佔領西安的頭功，因而受到清廷的訓斥，責成他「將流寇餘孽務期剿除，以贖從前逗遛之咎」①。阿濟格不敢怠慢，把料理西北事務交給陝西總督孟喬芳，隨即統兵猛追李自成部大順軍。據阿濟格報告，這年三月到四月，他帶領的滿漢軍隊先後在河南鄧州、湖北承天（今湖北省鍾祥）、德安（今安陸）、武昌、富池口（湖北省陽新縣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戰八次，大順軍都被擊敗。②這裡所說的八次戰役，並不都是雙方主力交戰，卻反映了從西安撤退的大順軍行軍路線和清阿濟格軍的追擊情況。

    大約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主力到達湖北襄陽一帶。當時，他麾下的士卒有從西安、河南帶來的十三萬，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陽、承天、德安、荊州四府的兵員七萬調集隨營，合計二十萬眾，「聲言欲取南京，水陸並進」④。由白旺統率的這支駐屯襄陽、荊州一帶的重兵是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1643）帶領主力北上殲滅孫傳庭部秦軍時留下守衛「襄京」的一支精銳部隊，目的是扼制明左良玉軍趁虛尾追。李自成決策把襄、荊四府駐防主力調集跟隨主力東下，是因為想搶在清軍之前奪取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需要這支比較完整的生力軍。但是，這次集中兵力是失策的。因為：一、自古以來奪取或保衛江南必據守襄、荊；二、大順軍放棄黃河流域以後，惟一的後方基地只剩下襄陽、荊州、承天、德安四府，這一地區一旦放棄就變成無後方作戰。鎮守大將白旺曾經提出過異議，以為這一地區經過一年多的經營，已經比較鞏固，駐防軍也不弱，應當固守。但是，李自成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所以當阿濟格部清軍尾追而來時，大順軍後方空虛，缺乏兵力阻滯清軍前進。白旺部主力隨李自成東下後，襄陽等四府輕易地被清軍佔領。如《襄陽府志》記載：「清順治二年三月，英王帥師至襄，偽將偽官傾城去」，阿濟格委任降清的明朝鄖陽撫治徐起元移鎮襄陽。德安府志記載：「白旺夜遁，……偽掌旅諸逆遍搜遺民擄下江南。國朝兵至，……委偽官陳吾鼎（大順政權德安府同知）為巡道，胡鈊（大順政權安陸縣令）為知府，從難民請也。」留守荊州重鎮的大順軍裨將鄭四維面對強敵不敢抵抗，竟然把大順政權荊州防禦使孟長庚殺害，向清方投降。這樣，儘管李自成的主觀意圖是奪取江南為基業，實際結果卻是他從崇禎十五年（1642）冬開始建立的各級地方政權全部瓦解，大順軍又回到了原先流動作戰的狀態。

    當李自成統率大順軍由襄陽、承天向漢川、沔陽推進時，南明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連章告急。明江西總督袁繼咸以為大順軍可能沿長江北岸向南京進發，帶了一支軍隊趕往湖北蘄春，同左良玉部相呼應。大順軍卻從沔陽州的沙湖一帶渡過長江，在荊河口擊敗左良玉部將馬進忠、王允成部，一時「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戰，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禎帝「太子」密諭，扯起「清君側」的旗幟全軍乘船東下，放火焚毀武昌。李自成帶領大順軍進駐劫後燼餘的武昌後不久，阿濟格部清軍就追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②。劉宗敏、田見秀領兵五千出戰，被清軍擊敗。李自成決定放棄武昌繼續東下。③這時，大順軍的處境已經相當艱難，既無地方提供後勤供應，又要保護著隨軍家屬，十萬以上的大軍隨地籌糧，勢必出現組織混亂，指揮不靈。南明的江西總督袁繼咸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報告：「闖賊下走蘄、黃，上犯荊、岳」④，似乎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作戰方向。四月，清軍追到陽新富池口，趁大順軍不備沖入營壘，李自成軍又一次失利。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大順軍久歷戰陣、位居文官武將之首的汝侯劉宗敏被俘，軍師宋獻策、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隨軍將領的家屬也被清軍俘獲。劉宗敏和自成的兩位叔父當時就被殺害，宋獻策卻憑藉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卜騙術投靠滿洲貴族。在這前後，丞相牛金星認為大勢已去，同兒子牛佺（大順政權襄陽府尹）私自脫離大順軍，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為清朝黃州知府，後來升任湖廣糧儲道；牛金星因為在大順政權中地位極高，在明朝官紳中名聲又極壞，清廷不便安排其職務，老死於牛佺官署中。

    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在連續遭到清軍重創後，實力損失很大，士氣低落，為東下南京而準備的幾萬條船隻也被清軍繳獲，兼之多鐸部清軍已從河南歸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趨南京，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經無法實現。他不得不改變進軍方向，準備穿過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南。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縣境九宮山下，突然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當時跟隨在他身邊的只有義子張鼐和二十餘名士卒，當地團練不知道這就是名震遐邇的大順軍，更不知道大順皇帝就在這二十餘人之中，就一擁而上。混戰當中，李自成和隨從侍衛被擊殺，張鼐和一名姓劉的伴當逃出，向後續部隊報告了這一惡耗。③大順軍將士聞訊，悲怒交集，立即對當地團練予以報復性打擊。康熙四年《通山縣誌》記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

    李自成的犧牲於通山純屬偶然。在通常情況下，全軍統帥在行軍時往往處於隊伍的適中位置，李自成當時手下的軍隊還有幾萬人，屢敗之後進入通山縣境，在這偏僻山區為了決定大軍的行進方向，親自帶領少數衛士去察看地形道路，也在情理當中。以程九伯為頭子的九宮山區團練武裝是在對大順軍主力入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才敢於動武。但是，李自成帶少數隨從前行觀察，必定距離大軍不遠；自成犧牲後大順軍掃蕩九宮山區應當是同一天的事，所以李自成犧牲的日期可以推斷為康熙《通山縣誌》記載大順軍入境的順治二年（1645）五月初四日。李自成遇難後，他率領的這支大順軍還有數萬之眾，其中包括自成的妻子皇后高氏、大將中封侯爵的就有田見秀、劉芳亮、袁宗第、張鼐等，他們為了替領袖復仇，把九宮山區的鄉團殺得雞飛狗走，要說他們會無情無義地丟下自成（大順皇帝）的遺體，任其暴屍荒野，很難令人置信。聯繫到後來大順軍余部聯明抗清後仍然稱李自成為先帝，高氏為太后，備受敬仰；而清方和南明隆武政權都未能找到李自成的「首級」獻功，①惟一的解釋是李自成的遺體由隨行的大順軍秘密安葬，其地點很可能就在九宮山區。由於大順軍當時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管轄區，正值天氣炎熱，不可能一直抬著大順皇帝的遺體流動作戰，又不可能為李自成修建公開的陵墓，以免為尾追而來的清軍所發掘。據康熙《寧州志》（寧州即今修水縣）記載，大順軍佔領該地在五月十三日①，考慮到通山縣與寧州接境，大順軍之所以在五月初四日後過了差不多十天才進入寧州，原因就是在此期間需要料理李自成的安葬等善後事宜。

    李自成的犧牲標誌著大順政權的最終覆滅，大順軍余部從此在聯明抗清鬥爭中揭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