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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晚清衰落:從馬嘎爾尼到「辛丑條約」

 文章摘自《辛亥前夜》 作者:李剛  

 

馬爾嘎尼拜謁乾隆皇帝

  公元1792年,英國外交官馬嘎爾尼勛爵攜帶英王親筆信繞過大半個地球出使中國,主動展開18世紀末期東西方兩大帝國之間的「破冰之旅」。馬嘎爾尼原是一位忠實的「中國迷」,在此前的百餘年裡,尤其在歐洲上流社會,像他這樣對中國懷有崇拜感的精英分子不在少數,這種「中國熱」氛圍的形成,一部分原因在於萊布尼茨、伏爾泰等社會名流對東方模式及其背後的儒家文化的遙拜和推崇。

  當時的中國正逢盛世,皇帝年號曰「乾隆」。

  對於中國歷史來說,馬嘎爾尼是一個極富標誌性的人物。

  次年7月,英國使團所乘坐的「獅子」號抵達天津大沽口,北京方面已經先期發出上諭,傳諭各督撫安排迎接,沿途所受禮遇之豪奢大大超出這批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想像,「一路供給之物,如酒、餚、蔬、果之屬,罔不窮極奢貴,伺候之人亦殷勤逾恆。……船中偶有所需,但一發吻。華官無不俄頃辦至。有數物,余以非關共用,擬自出所值購之,而華官必不肯受錢。」另有《出使中國記》為佐證,可知這段文字所述並無半點誇張:「吾船或有所需,但有一人啟齒,不問其價值何若,華官必立時代為置備。即華官之起居食御,亦精美異常。一若凡對於吾英欽使所用所費,即豪奢萬狀,亦不必費一錢以賣之者。」

  9月,在熱河行宮,馬嘎爾尼使團兩次謁見乾隆皇帝,送上了天體運行儀、望遠鏡、地球儀、毛瑟槍、榴彈炮、裝備110門大炮的軍艦模型、鐘錶、洋布等,他們驕傲地展示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技成果,並提出以下請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為通商口岸;請中國按照從前俄國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希望中國有規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國將以最優之禮款待;請中國划出一小島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存貨物,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

  在此之前,中英兩方曾就使團成員是否必須在乾隆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禮而相互較勁。

  最終,英國人的所有要求被乾隆皇帝一概駁回,並在回復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件中留下了那句傳世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乾隆皇帝非常慷慨地批准給英國使團每天招待費用為白銀5000兩,這是一筆不小的款項,但是大多數被經手的官員所剋扣,馬嘎爾尼雖然並不知道這一情況,但還是斷言道:「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隊。」那時距離鴉片戰爭還有40多年,但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整個歷史畫卷似乎已經展現在了他的面前。

  洞察到了古老中國衰敗之勢的不只是馬嘎爾尼一個人,使團成員中有不少人用畫筆和鵝毛筆記下了盛世中國名下的衰敗之相,另據《中國旅行記》載:「余來中國,幾無日不見華官笞責小民。」但另一面,「華官……每有所事,一呼百諾。即至難之事,亦無不立辦。」他們最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它是)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

  而在此前歐洲「中國熱」的背後,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人之所以將東方君主視為開明象徵,對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其目的是把中國塑造成一個理想國來推動西方文化的進步,其不遺餘力「托華改制」,起到的是批判本國現實的作用。同一時期,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中對中華帝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國的法律規定,任何人對皇帝的不敬就要處於死刑。因為法律沒有規定什麼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來作借口去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去滅絕任何家族。」

  法國歷史學家阿蘭·佩雷菲特這樣形象地概括馬嘎爾尼這次訪華前後的心態:「馬嘎爾尼的夥伴們到達中國時堅信自己比其他歐洲人強。他們回國時又增加了一種新的信念:他們同樣也比中國人強。他們看到這個從馬可波羅以來大家都說得天花亂墜的帝國竟是如此的落後。」

  有理由相信,在1793年的這次交涉中,中英兩個帝國都是十分傲慢的,中國這一次傲慢的碰撞,一方面一舉破除了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全部幻想,另一方面卻沒有對天朝上國造成任何觸動。

  48年後,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近代史就此揭開。

  歷史的時針再往後撥60年,20世紀的第一年,公元1900年,是為中國舊曆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大清帝國的首都北京城。

  1900年8月16日,中國軍隊在京城各處與八國聯軍展開巷戰,死傷慘重,經過殊死戰鬥,聯軍漸漸地將剩餘的中國軍隊驅逐到了城市的西北兩方,戰至晚間,整座北京城陷落。

  10月22日,聯軍統帥瓦德西將軍從北京給德皇發了一份報告,內文中寫道(節選):

  聯軍佔領北京以後,其駐紮地點之分配,一如當時各軍攻入該城,最初各自佔據之處。

  在英國方面……所搶之物均須繳出,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賣,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質略如戰時掠獲金,因此之故,無一英人對於搶劫之事,視為非法行動。

  在日本方面,則對於此種掠奪之物,照例歸於國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數至為不少。據日本某將軍之報告,只天津一處搶劫所得者,即有二百萬兩之多。

  至於美國方面,對於搶劫之事,本來禁止,但美國軍隊頗具精明巧識,能破此種禁令,為其所欲。

  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頗稱粗野,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劃地打成粉碎。

  此外法國軍隊,對於各國軍隊(之搶劫行為),亦復絕對不曾落居人後。

  就宮內情形而言,又可證明該宮最大部分可以移動之貴重物件,皆被搶去。

  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並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對於此次戰事有罪之人,反受損失極小。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數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另據《庚辛紀事》記載,浩劫中「經史子集等,共四萬六十餘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未及逃亡的皇室貴族崇綺,「其眷屬盡為聯軍所拘,驅諸天壇,數十人輪姦之」。王侯將相尚且遭此慘劇,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北京城的破壞並不是這次世紀悲劇的結束,而只是剛剛開始……

  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後的第五天,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發出了兩道上諭:第一道發給軍機大臣榮祿、大學士徐桐、戶部尚書崇綺,命令他們留在北京與聯軍講和。但在城破不久,榮祿已經來到了保定,而另兩位大臣也相繼上吊身亡以死殉國了。第二道上諭發給了李鴻章,要求他火速北上,與慶親王奕劻一起主持議和。

  兩道上諭發出的第二天,在北京城西北方向一百公里處的一個小縣城,清政府又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世人發布了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詔》。可以認為這份《罪己詔》就是慈禧太后的國策「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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