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東京 | 未來預想圖

未來預想圖?城市系列(第6篇)

這是我們有史以來最長的一篇文章。

它分成三個部分,可能需要你15分鐘閱讀時間。

①一個故事:Ken坊的流浪東京,和你的想像不一樣

②一張長長長圖,告訴你日本流浪漢的生活方式——對,他們可能有賺錢

③「城市」與「流浪」,兩條平行線

不是文藝,是真的流浪。

我們找到在東京澀谷宮下公園居住的一個著名流浪漢,他正在主導一場以藝術為名的抗議。

與很多真正無家可歸的人不同,他把住在橋洞當作一種生活方式。這讓我們對東京的流浪漢們產生了好奇——他挺酷,但生活也遠遠沒有這麼簡單。

嗯,這是個預告片

如果不是這次抗議,人們在經過東京澀谷宮下公園附近的這個高架橋洞時只會加快步伐。

它談不上髒亂,卻也不夠寬敞,而且有點陰暗。橋洞下人行道里是流浪漢的固定居所,他們偶爾也會佔領橋洞外停車場旁的一個花圃,在裡面放上鋪蓋與家什,煮飯、聊天、睡覺。

2017年2月底,橋洞里多了塊告示牌。上面寫著:

為了迎接奧運會,東京都政府正在清理在路邊生活的人。所以我們以藝術創造者的身份,用這組紙箱做了個藝術裝置,它會以「藝術畫廊」的樣子,一直擺放至政府設定的清除期限為止。

不僅如此,上面還補充寫道:

那些展覽的藝術作品也可以售賣,銷售收入會用於支援流浪漢生活。

找到這個「策展人」兼藝術家並沒怎麼費功夫。我跟一個牙幾乎掉光了的流浪漢搭了話,很快,他就把我帶到一個帶帽子的男人面前。

「叫我Ken坊。」這個42歲的日德混血兒說。他討厭自己的日本名字,不願告訴我真名。「坊」帶有點昵稱的意思。

幾次見Ken坊,他都穿著軍綠色的外套,套著中筒靴。他會跑去附近玩滑板,他的朋友(喔,在視頻里可以見到那個歡樂的homeless姑娘)戴著一隻粉色的松下耳機。攝影 | 李思嫣

他經歷了1995年里氏7.3級的阪神大地震,房子垮了,公司沒了,國家也沒有救助。「那時候不像現在一樣有各種各樣完備的保險。」

他想出了在高架橋洞做藝術裝置抗議的做法,把攝影師拍攝的流浪漢的黑白照片貼在牆上。除此之外,他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間也是展覽的一部分:一個行李箱,一些食物和水,一把椅子,以及一個用瓦楞紙板搭起來的床。這些東西在陰暗的燈光下以「藝術」加持,反倒有一種微妙的平衡感。

Ken坊把自己住的地方變成了「藝術裝置」。攝影 | 趙慧

他還在這個展上出售自己的畫——有三個主題:龍,基督與龍,或者地球、基督與龍。在展覽告示牌最末,他落款「ヒィクサークリエィター」。前一個詞我懷疑是「調停人Fixer」的誤寫,但Ken坊也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老聽到人用就加上了。」他說。後一個詞意思是「Creator(創意人士)」。

Ken坊貼在牆上的黑白照片,攝影師為迫川尚子。攝影 | 周思蓓

在日本,流浪漢有個專門的稱呼——homeless,意思是無家可歸的人。這個詞多少體現出一些小心翼翼的距離感——既不蔑視,又想極力尊重這種生活狀態。在這個國家,貧窮或者真的無家可歸,可能不是選擇這個身份唯一的原因。

如果按照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截至2016年4月,在東京,有1473個homeless。他們當中,甚至有東京人口中的精英階層——曾在東京霞之關工作的政府公務員,只不過因為處不來人際關係被層層排擠、無法再度融入職場。也有人在經濟危機中公司破產丟了工作、失去家庭,再也沒能回到原來的生活。還有人只是聲稱和家人處不來,寧願在外面住著。

Ken坊也僅僅是把homeless當成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在宮下公園住了八年。「人際關係很令人討厭,不是么?還有房租也很高。住在這裡,用電可以用頂上的。」他指著橋洞頂上昏暗的燈光解釋。

「那洗澡和食物怎麼辦呢?」我問。「洗澡去區役所,大家都去那裡,食物有人送來,好心人很多。」他回答。

區役所相當於我們的區政府。針對homeless,日本各級政府制定了詳細的應對方案——為他們提供醫療保障,建立職業介紹所,各地有專人持續巡視homeless聚集地。

「很多流浪漢並不缺錢。」Ken坊告訴我們,剛剛帶我們來找他的那個老人就不差錢。「一部分人只是小氣,不願意花錢。另外就是與家人相互嫌棄,不願意回去。」

住在澀谷令他感到滿足。「不吵。」他說。深夜,等澀谷的人群散去,他和居住在附近的同伴們也會一起去澀谷的中心街道散步。他們就像是這塊喧鬧之地的深夜之王,真正屬於這塊地的居民。

「在那裡自由地走著,感覺非常地開心。這一帶的流浪漢大家都認識。」也正因如此,Ken坊說,大家互相照看行李,不會被人搶走。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在東京,沿河生存的流浪漢比例最高,其次才輪到公園。距離宮下公園最近的兩個公園——代代木公園和美濃公園都居住著流浪漢。而另一個大型公園——以櫻花和美術館出名的上野公園,對流浪漢似乎不太友好。有人扔垃圾,有人會搶奪流浪漢的東西。

「據我所知,有一些流浪漢正在搬過來。」Ken坊說。

宮下公園。這是個夾在電車環狀線「山手線」原宿與澀谷站鐵軌與明治大道之間的狹長公園,自1930年代就存在於東京的城市地圖上,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時候重新做了一輪規劃,公園被堆高到高架之上,下面整修成了一個停車場。這裡也因而被稱為「東京第一個空中公園」。

上個世紀末,流浪漢們看上了這處繁華街的陰暗角落。他們使用公園裡的水、電,搭建自己的房子(實際是草棚),還會按垃圾分類整理好垃圾。

然而,2009年,耐克公司的一個舉動打破了這裡的寧靜。它承擔公園的改造成本,把公園改造為以滑板場與攀岩場等設施為主的收費場地,增設了電梯與門禁,並支付每年大約1700萬日元的維護費用,以換取宮下公園十年命名權。

這一舉動引得民間爭議紛起,直接促使了「反對宮下公園耐克化」組織的成立。人們質疑澀谷區公開信息說明不夠充分,讓這個本應屬於公共空間的區域被耐克買走管理。

2011年,宮下公園經歷了第一次改造,這次改造,讓它成為了擁有運動場、攀岩場等場地的娛樂休閑場所。攝影 | アトリエ?ワン ?Atelier Bow-Wow

在反對者的眼裡,公園屬於擁有日本國籍的任意國民。商業資本不應介入這塊土地。然而,澀谷區政府表示,流浪漢聚集,讓市民公園喪失了原有功能,另外,不斷收到投訴有人在街上玩滑板,影響道路通行,因此仍然開始清理居住在宮下公園的流浪漢,並開始整修計劃。

反對者獲得反全球化聯盟支持,公開抗議多次。在那時,他們就已經把破傘、損壞的自行車等物體堆在公園,號稱那是「藝術裝置」。

在交涉中,改建被迫延期。澀谷區政府撤去了藝術裝置。第二年,耐克公開宣布,願意繼續承擔維修費用,但放棄命名權。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反對者認為澀谷區政府撤去流浪漢生活空間與藝術裝置的做法違反法律,損害了流浪漢權益,而且與耐克簽訂命名權合約一事違反地方自治法,經法律程序提起訴訟,終於在2015年,取得了國家賠償的勝利。

法律程序的勝利並沒有阻止宮下公園再開發的腳步。隨著東京奧運臨近,澀谷附近遊客可能增多,東京賓館告急,這次,澀谷區政府倒是做了個詳細的城市改造公募計劃。三井不動產公司的方案通過獲得了公募改建計劃甄選,成為整修事業主體。在三井的計劃里,宮下公園會改造為一個結合公園、商業設施與一座17層高旅館的綜合區域。

目前宮下公園計劃變成一個炫酷的樣子,靠近原宿部分會連著一家酒店。圖片來源 | spot.town

宮下公園再開發的腳步在不斷加快。4月初,澀谷區計劃強制清退這附近的流浪漢。但Ken坊認為,這種做法不過是將東京完美的一面展示給人看。

「我很理解,可流浪漢也屬於東京,這是東京的另一面。他們想清退流浪漢,展示完美的東京,可我覺得也有必要把這一點展示出來。」

儘管希望留在現在的地方,Ken坊仍同意到期就撤。他一邊指著紙板、照片、食物,一邊對我說:「清理時把它們都扔掉。反正我不留戀。」

反對者組織仍在為宮下公園homeless的權益不斷與政府交涉,一舉一動和交涉結果都公開在網上。在最近一期更新中,抗議組織要求與區長面談,但最終「今天去區政府交涉,長谷部區長以日程難以調整為由,表示很難滿足我們的提議。」

「我是這塊地的股東。」最後,Ken坊拋出這句極具殺傷力的話。但經我們查證,宮下公園地皮與建築所有者均為澀谷區政府。再返回問他,Ken坊聲稱,自己持有包括耐克、住友商社等16家公司的股票,價值幾百萬日元,「耐克、住友正在爭奪這塊地皮,這都是暗地裡的事,不會公布的。」他說,「而我持有耐克和住友的股票,所以我也是股東。」

雖生活在橋洞里,但他聲明自己仍有收入。日本確實有不少homeless有自己的收入來源——或者通過工作,或者通過家人援助、養老金或其他手段。

但Ken坊的故事更神奇一些。他說自己在神戶市持有一家洗車公司,在橫濱、神戶都有房產,在宮下公園附近租了個30萬日元月租的公寓,但他不肯告訴我公寓在哪,只是說自己有時候會回去洗個澡或者看看電視。

「我爸昨天還打了電話給我。」他提到這一點讓我有些意外,「所以他知道你在東京怎麼生活?」

「他知道,而且理解我,認為這是我選的生活方式。」Ken坊說。未來,他也會繼續這種生活。

「我大概知道你說的是誰。」經過一周的預約與等待,我們終於見到了東京都澀谷區福祉事務所生活福祉課相談系系長新村紀子。「但你知道嗎,大部分年齡稍長的』長期路上生活者』都不願接受政府救助重返社會。他們有人生閱歷,也失敗過,覺得如今生活很安定,重新生活有風險,他們不想再次失敗。」

但Ken坊說,homeless們不想去政府提供的住處是因為「太麻煩」,他們忍受不了集體生活。

採訪中途,原本坐在被窩裡的Ken坊忽然穿鞋要出來。「請等我一下。「他一邊說一邊快速跑開了。一分鐘之後,他又小跑回來,遞給我們兩瓶自動販賣機里賣的奶茶。「請你們喝的,如果下次再來,可以交換住址嗎?這樣可以互相寄明信片。」他說著,又快速補充。「我還沒有中國的朋友,很想認識中國的朋友。」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來自homeless的饋贈。

日本泡沫經濟後,流浪漢人數大幅上升。因經濟環境惡化,失去工作或無力支付各項生活開支的人開始流落街頭。1990年代,東京新宿西口地下廣場形成了一個「瓦楞板村」,最盛時期,有超過200名流浪漢居住在此。這個村存在長達兩年,之後消失。

在1990年代末期擔任東京都知事(相當於我們的直轄市市長)的青島幸男,在任期內開始頒發行政命令,清退各地居住的流浪漢。這一政策在民間激起了反對的聲浪,從此,支援流浪漢生活、提供食物、定期問詢健康狀況等的民間團體陸續成立。

居住在公園的流浪漢確實違反了都市公園法和各行政區頒布的條例。尤其近年來,政府為合理配置公園的各項資源而實施了許多措施,其中包括清退居住在公園的流浪漢。

①法律層面:到2017年8月為止,適用日本於2002年通過的《homeless自立支援特別措施法》。

②設施層面:2000年開始,東京都設立自立支援中心,將東京都23區劃分為5個部分,依次在每個區域設立1個運營5年的自立支援中心,評估流浪漢身心健康,提供住所與必要生活用品,經過6個月的支援與訓練,鼓勵流浪漢重新工作、回歸社會。

③政策層面:提供生活保護支援,設立諮詢窗口,解決生活援助、醫療保健等問題。根據年齡與生活狀況、居住地,政府會為符合申請條件的人發放住宅補助(澀谷區單身申請者基準約為每月5.3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318元)與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942元)左右的最低生活補助。

④澀谷區則實行了Housing first策略。這是來自歐美國家的經驗――即首先幫助流浪漢解決住的問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最終目的是幫助他們回歸正常社會生活軌道。主要內容包括:與生活在該區的流浪漢交流,勸告並提出建議;提供可供他們居住的場所;以幫助他們生活為導向做出具體措施的布置、調整與配合;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房子並幫助他們簽合同、在區政府登記;在他們入住公寓後定期回訪,為避免他們再度過上流浪漢的生活而提供相應幫助。

⑤但是,各種救助框架都設置了較為苛刻的申請條件,包括年齡上限、健康狀況、就職意願、工作能力等。進入救助框架後,也需要接受共同管理與隨訪。

並不是所有流浪漢都願意接受政府的援助,很多人認為自己無法回到社會,自願繼續流浪生活。

①在日本厚生勞動省2012年實施的流浪漢生活實況調查中,有近3成的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錯。

②有超過6成受訪流浪漢知道「自立支援中心」制度,但只有1成的人使用。

③在5成「明知卻不用」的人當中,有8成人以後也不願使用。

④不到3成受訪者接受過政府提供的「生活保護制度」。那些沒接受過這類制度幫助的受訪者當中,有接近5成根本不願意利用這個制度。

流浪漢們不願意接受政府各類救助的原因包括:

一些救助/支援制度需要有回歸社會就職意願,而且身體要健康,還需要集體生活,另外,還有各項隨訪與保證條款――很多流浪漢存在年紀大了無法繼續工作、身體不好、有社交障礙、希望自由不受管束等問題和想法,不符合申請條件。

採訪:周思蓓,彭琳,李思嫣

文:周思蓓

視覺設計:王方宏

視頻製作:李思嫣

編輯: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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