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國家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立國家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陸仁權　

    胡錦濤同志指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我國就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和文化基礎，這在世界的發展史上是罕見的」。[1](p.835)在慶祝建黨8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把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並列為建黨以來的大事。偉大的事業形成的科學理論，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政治、理論智慧的結晶。對第一代領導人領導這一歷史偉業中的豐富論述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進行匯總、整合、梳理，構建「建立國家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理論」，使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具體化，以深化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認識，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是我們的任務。

    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給新中國的經濟遺產很少很落後

    七屆二中全會報告指出，中國在抗日戰爭以前，現代性工業佔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90％左右。後者是落後的，與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2](p.1430)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從多方面分析了經濟建設面臨的困難：我們所接收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是一個破爛攤子。

    「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3](p.108)朱德在八大發言中指出：我們的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我們的國家原來被帝國主義剝削得很窮，「我們是在遺產很少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家業的。」[4](p.337)對此，毛澤東概括道：「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5](pp.43-44)又說：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著手進行。因此，「我們說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6](p.216)

    （二）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目標

    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就提出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目標。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規定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表明國家工業化被確立為行動綱領。陳雲在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黨中央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大家知道，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業經濟的基礎上。工業化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建立物質基礎」。[7](pp.590—591)黨的八大是推動工業化進程的一次重要會議。

    （三）工業化可以有不同標準，實現國家工業化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

    1953年，毛澤東就提出基本工業化和工業化兩個數量指標：什麼叫國家基本工業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至少要達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達到百分之六十吧！按照蘇聯的經驗，工業的比重要達到百分之七十才算工業化，我們現在還差百分之四十二。我國的工業化，工業比重也要達到百分之七十。」[8](p.20)毛澤東在1955年設想：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50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9](p.390)黨的八大上，他又具體分析道：到一九六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佔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佔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佔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9](p.390)

    （四）我們的總目標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需要一百多年

    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新中國未來發展的綱領性長遠目標。新中國成立後，它一直是黨和國家綱領性文獻的主題詞，實際上也是黨的基本綱領中的中心辭彙。1953年黨中央批准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的標題是「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954年在制定憲法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毛澤東先後把它定位於黨和國家發展的總目標和總任務。黨的八大黨章總綱中規定：「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富強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有三次設想。1954年說：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9](p.329)八大期間的設想是，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光」。[5](p.124)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對比了中外經濟的發展史，作出了新的判斷：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很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6](p.301)

    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具體的近期目標是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工業化的具體的近期目標是黨的八大開始明確的。作為新中國工業化的具體任務即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首先提出來的，「一五」計劃和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表明建立工業體系偉大工程的正式起動。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劉少奇把它確立為建設方針：「黨中央委員會認為，為了滿足我國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我們應當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10](p.224)八大以後黨和政府的重要會議作了具體部署和理論闡發。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這個方針，把過去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提法具體化了」，[3](p.232)1963年，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方針是工業化的「近期的目標」。[11](p.336)

    （一）建立完整工業體系是我們這樣的大國具有獨立能力的需要

    在黨的八大報告中，周恩來深刻闡明了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必要性：我國目前的情況雖然同蘇聯建國初期在經濟上處於孤立無援的情況有很大不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極有利的條件，但是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較富、需要很大的國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是因為，從國內的要求來說，我們必須迅速改變國民經濟長期的落後狀態；從國際的要求來說，我國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的共同高漲，並且可以增強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又說：「任何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總要有一點獨立的能力，更不用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太小的國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3](p.232)

    關於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本內涵，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製造機器，不僅能夠製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製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製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同時他還指出：「基本上完整並不是說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國也不可能什麼都有。美國算是一個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大國吧，但是有的東西它也沒有，橡膠就沒有。蘇聯也有它沒有的東西」。[3](p.232)對此陳雲深刻指出：所謂完整的體系，只能是「比較」完整的，不能是完整無缺。「工業經濟是一種協作經濟，所謂『萬事不求人』的想法，是辦不到的。工業要求各方面的協作，全國如此，大區也如此」。[12](p.248)

    （二）立足於全國建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劉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出：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13](p.460)針對大躍進中一度興起的以省為單位建立工業體系的作法，陳雲明確指出：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首先是在全國，其次是在各個協作區。如果每個省都要搞，結果會把材料、設備都分散了，在全國和協作區的建設進度就要放慢。有了全國的工業體系，各大區的工業建設就有了保證；建立了大區的工業體系，各省的工業建設就有了保證。[12](p.248)

    1963年8月，周恩來說：經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三年過渡和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規劃，基本建立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14](p.575)劉少奇說：對於我國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央有一個初步的設想，這個設想的主要目標是：……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系。[13](p.477)

    （三）國防工業步子放慢些，先把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起來

    抗美援朝停戰之後，毛澤東估計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因此，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說：國防不可不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與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30％。這個比重太大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要使它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不但會有很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5］（p28）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毛澤東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重點加強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彈、導彈、遙控裝置、遠程飛機搞起來，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個廠也行，現在先打底子，將來再發展數量。設想可能有一個和平時期，容許我們把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起來。［3］（p236）

    （四）國民經濟的發展要實行兩步走戰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的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1975年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對兩步走設想作了明確的時間規定：「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木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3]（p.479）

    三、要走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

    （一）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走的是片面強調重工業發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輕工業和農業。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指出，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為此，他提出並論述了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即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他又說：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但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他還指出：「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帳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5](pp.24—25)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強調：「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5](p.241)

    （二）中國工業化的方針

    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係，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農業。」[5](p.310)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提出了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針對十多年發展和工業基礎的初步奠定，1959年6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決定調整發展思路，他說：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6](p.78)196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提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工業為主導，而以農業為基礎。我國有廣大的農業，農業現在的生產水平又是很低的。在這種情況下，工業的發展不能不受農業的限制。只有當農業生產提高以後，我國工業的發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條件。[3](p.371)

    （三）國家經濟要走上計劃經濟

    1951年7月，劉少奇指出：「今後的建設是有計劃的建設。要力求使我們國家經濟走上計劃經濟。」今後應在國家統一領導與計劃之下來發展經濟。就是說，基本上是自由的發展，但不是完全自由的發展。完全沒有國家控制或控制不確實，就是放任自流，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最後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破壞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這是不妥當的，是錯誤的。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自由主義。「經濟建設以後大概要走這條路線，初步走上計劃經濟」。[13](p.203)

    中蘇兩個國家實行的經濟計劃有重要區別。早在編製「一五」計劃綱要時，陳雲就指出了中蘇經濟計劃的差別：「蘇聯的計劃分直接計劃與間接計劃。他們計劃的主要部分是直接計劃，間接計劃的比重很小。我們則不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都是間接計劃。這樣就影響到計劃的可靠程度」。[7](p.498)還指出：這個計劃（即我國的五年計劃），有比較準確的部分，即國營經濟部分。也有很不準確的部分，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只能做間接計劃（即不是國家直接向企業單位下達計劃，而是通過頒布有關的政策法令，利用經濟槓桿，使其適應國家計劃的要求），「而這些部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又占很大比重」。[15](p.235)

    制定計劃要建立在科學基礎上。毛澤東曾分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下經濟平衡的不同方式。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裡，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認我們對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6](p.118)還分析道：「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這個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於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麼程度；在於是否善於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麼程度」。[6](p.11)

    有計劃按比例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特徵。1959年，劉少奇指出，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客觀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按比例發展，它是通過價值規律自發調節的。資本家不能認識這個規律，即使有些資產階級學者懂得按比例發展規律，……但因為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不可能按客觀經濟規律來發展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才有可能自覺地掌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來發展經濟。總是有個比例，這是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總之，不管你是什麼所有制，經濟運動總得按比例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是經過比例破壞，經濟危機（從不平衡到平衡），而後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通過人們的計劃，實現按比例發展。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創造了一個條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13](pp.385-386)

    （四）建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要搞好綜合平衡

    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全國的平衡還是需要的。有一個同志講，地方要有獨立性，同時還要有全國的平衡，我看這句話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只有國家的統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還是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平衡，沒有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全國的工業化就搞不起來」。[5](pp.55—56)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總結道：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6](p.80)

    1956年冬，陳雲提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看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平衡大體上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建設也寬裕，民生也寬裕，我看比較困難。我們的耕地只有這麼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設，失業半失業照舊，社會購買力很低，商品供應當然一時可以不緊張，但不搞建設更不行。搞建設，增加就業，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會購買力就要提高，商品供應就會緊張。但是，絕不能緊張到使平衡破裂，而應是緊張的平衡。所謂緊張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夠。「這一條應該有精神準備。」[16](p.29)1957年陳雲又指出：我們是一方面抓建設，另外一方面抓民生。建設與民生這兩項東西看起來，民生很難與建設平衡。「所謂建設與民生的平衡問題，實際上是工業建設與其他建設和農業建設的平衡問題，是工業、交通與農業的平衡問題。建設與民生的關係，大概實質上就是這個問題。」[12](p.202)

    國民經濟的發展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做到綜合平衡。在1957年初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陳雲提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有六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16](p.52)在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會議的講話中，陳雲認為：「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要按短「線」搞綜合平衡。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平衡。結果，建設項目長期拖延，工廠半成品大量積壓，造成嚴重浪費。在這方面，這幾年的教訓已經夠多了。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16](p.211)

    （五）必須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盡量採用先進技術，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

    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多次強調要搞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他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築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築幹什麼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築、搞生產關係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係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6](p.351)他認為，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佔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6](p.120)

    四、要發展商品生產，實施並堅持統籌兼顧、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等方針

    （一）要建立適合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

    黨的八大上陳雲主張：對一部分商品採取選購和自銷，讓許多小工廠單獨生產，……把許多副業產品歸農業合作社社員個人經營，放寬小土產的市場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價格在一定範圍內暫時上漲，改變對某些部門計劃管理的方法。這樣做，是否將使我國的市場退回到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呢？陳雲認為：「絕不會這樣。採取上述措施的結果，在我國出現的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於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16](p.13)

    （二）我國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經濟的階段

    1958年11月毛澤東曾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商品生產的情況，說：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去年（1957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他明確提出：中國「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5](p.436)

    商品生產不能消滅，要運用價值法則發展商品生產。針對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的作法，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指出：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他們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5](p.437)

    商品生產的性質要由社會制度來判定。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說：「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繫，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5](p.439)他認為斯大林提出的商品生產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句話很重要。指出：「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5](p.440)

    （三）統籌全局是社會主義的方法

    統籌兼顧的方法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他說：「在城市領導鄉村時期，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17](p.6)1955年陳雲在一次座談會上指出：各行各業必須實行全國範圍的統籌安排。講統籌全局是社會主義的辦法，不是資本主義的辦法，在我們的國家裡必須採取這種辦法。採取這種辦法很好，「統籌是取得勝利的原因，是社會主義的辦法，我們必須採取這個辦法。」[7](p.664)

    （四）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1958年6月，毛澤東明確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5](p.380)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講話中，毛澤東又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幫助民族主義國家建立獨立經濟。對外貿易只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18](p.641)

    關於自力更生建設方針的含義。1959年周恩來闡發道：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來發展本國的經濟；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還說：「我們所說的自力更生，絕不是自給自足，閉關自守。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14](p.599)

    （五）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5](p.41)1960年，毛澤東回顧了工業發展的歷程：我們的大企業是蘇聯幫助設計、安裝的，這樣做已經有10年。在這10年中，我們得到一些進步，現在要自力更生。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是總照抄。在一個時期抄外國的，這是必要的，抄一個時期之後就不要再抄了。「沒有一百年到一千年都當學生的道理。我們過去當學生，現在還在當學生，如尖端科學，蘇聯、美國、英國有，我們沒有，這就要向它們學習。」[6](p.158)我們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蘇聯、美國是我們的先生。1956年4月毛澤東對北歐外賓講：「我們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願意的話，我們也願意向他們學習。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19](p.234)

    （六）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

    多快好省的方針包括在社會主義建設思路之中，早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形成。1955年12月，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的規律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20](p.485)1956年1月在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得又快、又好、又省。《論十大關係》提出調整重工業、農業、輕工業投資比例，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5](p.25)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要儘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多、快。[21](p.474)

    堅持勤儉建國的方針。朱德在黨的八大發言中講道：我們正處在創立社會主義家業的時期，我們要怎樣才能把我們的家業創立起來呢？要靠勤勞，還要靠節儉。「勤儉是我國勞動人民固有的美德。『克勤克儉、成家立業』的格言，現在應當成為我們每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必須時刻牢記和貫徹執行的原則。」[4](p.340)面對著繁重的工業化建設的任務，毛澤東指明：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大的現代化的企業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並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們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5](p.240)1957年4月，鄧小平強調：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落後的國家。要把這麼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工業國家，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這就是說，需要有勤儉建國的本領。因為你窮嘛！如果在貧窮的基礎上不懂得勤儉建國，這個國是建不好的。」[11](p.262)

    [參考文獻]

    [1]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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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德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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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陳雲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8]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J].黨的文獻，2003，(4).

    [9]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劉少奇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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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劉少奇論新中國的經濟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5]陳雲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陳雲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毛澤東修改的七屆二中全會新聞稿[J].黨的文獻，2009，（5）.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9]毛澤東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21]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1期，摘自2009年第10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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