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喜歡你》非常像當年我在拍《金枝玉葉》的感覺｜對話

「老人家就要講很老的事情。」3月15日，陳可辛在他監製的新片《喜歡你》發布會上，回憶起了往事，「《喜歡你》這個戲呢給我想到，其實我當年拍過一部……就是不是很搭的人的愛情故事，也是有階級的分歧，有價值觀的分歧，有年齡的分歧，那個就是《金枝玉葉》。那我覺得電影整個拍的過程非常像當年我在拍《金枝玉葉》的感覺。」

《金枝玉葉》是陳可辛1994年的作品，當年香港電影的票房冠軍，那年陳可辛才32歲。如今，他55歲了，不變的一頭長髮，一縷縷白髮夾雜其間，一開口就是荏苒光陰。

似乎的確是免不了憶舊。發布會上主持人問主演金城武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合作與12年前的《如果·愛》相比有哪些新鮮的地方？《如果·愛》是陳可辛進入內地市場的第一部片子，也是他與金城武的第一次合作。陳可辛繼續回憶：「當年1994年《金枝玉葉》暑假在香港上的時候呢，旁邊的戲院有另外一部電影，叫《重慶森林》，當時我就看到金城武。我就覺得……因為我生平很討厭小鮮肉，是什麼年代都討厭小鮮肉，當年的小鮮肉我也討厭，那是我第一個見到的小鮮肉，我就心動了，我覺得我非常想拍他。終於在十年後，2004年才跟他合作《如果愛》，那到今天已經都很久了……」

這是陳可辛到中國內地拍戲的第14年了。最近幾年的電影市場上頻繁出現他的身影，從《中國合伙人》、《親愛的》，到《七月與安生》，正是這些題材和風格各異的作品，讓他被認為是「北上」的香港導演中融入內地最為徹底也最成功的一個。

陳可辛一直對唏噓感「特別有感覺」，在接受《人物》專訪時，他更是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對過去的回憶中：他的成功與挫敗，不變與改變，失落與野心，親情與愛情。

文｜劉磊

採訪｜劉磊  張薇

編輯｜張薇

攝影｜高遠

談內地電影市場

不能永遠追潮流，

也不能一意孤行完全不管市場

「我拍不了小鎮青年的東西」

《人物》：這幾年在內地拍片有漸入佳境的感覺嗎？

陳可辛：其實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問題。中國電影商業化之後就全盤大變那10年，很多導演也都不適應。對我來講也是，因為我確實也不喜歡拍大片，但是整個潮流就是這樣。你不拍大片的話，一小片就變成文藝片，我也不是拍文藝片的，就是藝術片的，所以變成我在中間就很難生存，就必須得往一邊靠。過了那個階段之後，我那幾年拍《中國合伙人》開始，其實還走得比較前頭。那個時機剛好，就是說整個市場開始改變。但改變了之後，好像漸入佳境，但是其實也不是，因為它也有另外的問題。

《人物》：另外的問題是什麼？

陳可辛：電影年輕化，這個是全球的問題，就是超級英雄啊什麼，就是電影已經不是以前電影院的東西了。其實還是要拍大片，中國比美國還好一點就是說，因為電影是一個新的玩意，所以除了大片之外，還有一個就是現在在三四線城市很賣錢的，一些小鎮青年喜歡的戲。其實那個對我來講也是個困難，因為第一我不是本地人，我都在拍現實題材社會的問題，接地氣的東西，但是你要拍小鎮青年的東西，我也拍不了的。所以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難題，也必須要找個突破口。

其實我覺得中國市場那麼大，跟以前我常講美國一樣，美國能有像伍迪·艾倫這樣都能夠拍到那麼老，都能夠有那麼多電影，就是說它電影市場大，人口多，你只要做10%、5%的觀眾，可能都已經是能夠支撐一部電影的成本。所以你不用去追高票房，你不用去追十幾億、二十億那種，沒關係。所以那個時候拍完《中國合伙人》，我堅決要拍《親愛的》，當時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覺得沒理由的，不應該繼續拍這樣的一個類型或者成本的戲。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永遠在追著那個潮流的所謂利益最大化，因為你這樣去追的話，很快你會迷失，你也不知道怎麼樣做。但不去追也不代表我們就一意孤行地拍一些我喜歡的，然後就完全不管市場，那個也不對，我覺得是兩邊的一個妥協跟一個交流。但是問題你這個市場發展下去，整個生態會沿著那個利益最大化去變成一種生意。

很多時候，不只是大明星，包括工作人員等等，我們這幾年每一部電影，工作人員的工資都是翻倍地漲。就是這一部找這個人這個錢，下一部就是一倍，那下一部也可能是一倍，就是一倍的一倍。

《人物》：就是可能是一年之隔，價格翻倍。

陳可辛：對，因為我們一部戲也要一兩年，一年之隔，就是兩部戲，他在你的戲做出來了。因為真的尖端的，真的做得好的就那麼幾個。這幾個就把很多的價錢都帶起來，所以我講的還不只是演員，包括工作人員，包括景地，包括場租，等等的所有東西。

「不能有一個老闆在那兒，他能左右你所有的決策」

《人物》：這幾年是在內地找到自己拍片的一個節奏了？

陳可辛：我覺得第一還是要平衡兩邊，往哪個方向也不是說我就很清楚，就只能拍這個類型的電影。但是我覺得我們也一把年紀了，有什麼東西能夠使到你有興趣，拍的時候有激情，其實也不多。你不停地在你的年齡裡面去找一些，會觸動你的題材，那《中國合伙人》是，《親愛的》是，這幾年其實一直在拍。包括當時拍大片，我也在大片的市場，需要到大片裡面去找能夠觸動到我的題材，所以每部都需要這樣去找。那你現在怎麼去做，你說題材就很難說了，但是還是要平衡那個收支，那怎麼平衡收支呢，就只能一路去（摸索）。我覺得問題還是很多，但是我覺得我做那麼多年的電影，現在已經是最好了。

《人物》：跟UFO（1990年代初陳可辛與曾志偉等一同創辦的電影公司）時期相比呢？

陳可辛：差得遠了，UFO時期只是表面風光。其實UFO那個電影公司已經是非常成功的一個電影公司，但是它的成功就是把我們幾個電影做了起來，其實在利潤，根本就不應該用利潤這個詞，我們每個股東都賠了很多錢進去。就是那幾個主創分的時候，大家都是欠了一屁股的債。其實只要有一兩部不成功的，這個公司的收支就非常非常的（難平衡）。因為那個時候你看香港的電影市場，香港才幾百萬人，那我們是服務全世界流離的中國人。那麼以前有唐人街，新馬泰啊等等這些地方，台灣等等。

其實那個問題跟現在服務小鎮青年是一樣的。因為到新馬，到泰國，還是需要一些比較簡單、比較直白的東西，或者比較肢體的戲劇。驚悚喜劇是最好的，這些都是不用太過想太多的東西。其實當時UFO的電影也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也是只是香港比較好，所以我們收支平衡才那麼困難。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那麼多年來沒變過。在現在來講你怎麼樣說成本高了，但是你那個觀眾群體大了很多很多。所以你怎麼說困難，我覺得還是比以前好。

《人物》：我還挺詫異你會用「最好的時期」這樣的一個詞來形容現在。

陳可辛：對，因為我不是影評人，我不能去看整個市場現在有什麼電影，大家滿不滿意，因為那個很主觀。每個人對什麼電影是好，什麼電影是不好都不一樣。尤其是你越來越覺得很多時候大家會有很大的差異。但是要是你站在我的製作的條件的環境，其實還是挺好的。但是我是會比較先去擔憂一些未來的東西，因為我覺得你不能只看現在，你看現在的話，你下一部電影的問題就很麻煩。我也不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人，但是我覺得我怎麼樣也要看前一兩步。

《人物》：你之前說過，你覺得中國電影它是越來越往好萊塢的方向走，最終會走到好萊塢是嗎？

陳可辛：其實什麼算好萊塢呢？好萊塢不就是市場大嗎？要是你說片場，就是studio system，大製片廠作為最高決策，我覺得不一定。我覺得中國現在的發展，很難形成一個典型的好萊塢的studio system。它是一開始就沒有牢牢地把藝人跟幕後的人員控制著。因為現在資本之多，而且發展之快，來自四面八方，其實沒有幾個大公司能夠說了算，所以也造就了我們這些導演們有那麼大的話語權。我們現在在中國拍戲的話語權比斯皮爾伯格在美國大得多了。

《人物》：但是你對導演中心制好像又是不太贊同的是嗎？你有一個矛盾的心態在這方面。

陳可辛：因為很少導演有我那麼理智啊（笑）。

《人物》：每一個電影可能都有七八個投資方，這會是你的一個策略嗎？   

陳可辛：不一定。我覺得這個也是現在的潮流。經過曾志偉、美國製片人到於冬，之後我其實就開始學會不能再靠人了。那也同時不能再跟一家公司作為主投，但是這個恰恰又跟中國的發展，這幾年的發展碰上，就是大家都是這樣，變成我做這個事情就沒那麼困難，因為別人也是這樣。就變成說你不能有一個老闆在那兒，他能左右你所有的決策。

談導演與監製

任性的人需要是一個天才，

我從來都沒覺得我是個天才

「我一向都很謹慎，這個是沒法改的」

《人物》：到內地拍戲這麼多年，對內地社會是已經有充分了解了嗎？

陳可辛：不會。內地人都不了解，我怎麼了解呢？不會。

《人物》：對於內地的文化呢？

陳可辛：也不會。我只能說為什麼我能拍，就是我沒覺得這些事情有這麼特別，因為我覺得每件事情，包括你說拐賣小孩這種事情，可能在外面沒有，但是不代表當你發生了之後，這些人的反應會有不一樣。我還是以個體來講，其實這些人性的反應是一樣的，有些時候，不是每個事情是我拍之前就知道的，甚至我拍完才了解的，但我也拍了。我是到拍完那個戲才了解到某一些很細的、有文化差異的細節，就是可能我拍的時候都不懂，確實有這種情況。

《人物》：比如說哪些細節？ 

陳可辛：包括農村裡面的一個狀態，包括農村跟城市的分別，包括農村人需要勞動力，他需要男孩等等。然後到農村裡面沒有男孩是代表了什麼。包括封建，包括一孩政策，包括很多東西，一環扣一環，這整個圓起來，很多東西裡面有一些細節，不一定是每一個細節我都懂。但是問題是，這不影響我在觀察跟拍的時候用人性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挺有趣的，每拍一個戲都使我對一些社會的現狀更好奇。那你說我懂不懂？每一部戲就懂那一小塊，拍另外一部戲可能又懂一小塊，其實也不全懂。因為你說現在本來要拍《李娜》，也是為了想更了解80後、90後，那麼當發覺了解80後之後，李娜代表80後嘛，但是其實90後跟80後又完全不一樣。包括李娜的反體制的那種反抗、那種叛逆，對90後來講，都好像覺得是有點，哎，為什麼要反？

《人物》：都已經不存在了。

陳可辛：他們沒有，他們根本沒有，不存在。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你別說我懂不懂，其實你問一個內地人都不一定懂，每天都在變。我們拍電影就是觀察。

《人物》：從普通人的角度來講，你現在已經這麼大一個導演了，其實完全有任性一把那種資本，感覺你好像還是很謹慎？

陳可辛：謹慎絕對是我的（性格），我一向都很謹慎，這個是沒法改的。

《人物》：性格裡邊的東西。

陳可辛：這個沒法改的，那怎麼來的也很難去，我都自己嘗試去分析。從童年的經歷、父親的經歷，看到他的辛苦，他每次碰到失敗的時候的情況等等等等。我覺得這個很難去深究是來自哪裡，我覺得一定是經歷加個性加基因加很多東西。我爸爸有沒有教我怎麼做人，其實是沒有的，其實他沒有說你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也沒有的。

《人物》：內心就沒有偶爾有一個時候想任性一把？

陳可辛：其實對我的團隊來講，跟我合作的人來講，《親愛的》已經是任性了。因為理論上當《中國合伙人》有那個票房，我是應該跟著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就開始現實題材，喜劇也好，什麼也好，那種電影就不停地往上的那條線嘛，2012年拍，2013年上，你跟著那條線的話，其實我現在就是十幾個億的票房的電影導演了。但是我覺得我做不了，我不是不想做，是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

《人物》：偶爾會羨慕那些就專心去搞電影藝術的導演嗎？ 

陳可辛：羨慕沒用的，因為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說任性的人需要是一個天才，我真的從來都沒覺得我是個天才，我覺得我是個很幸運（的人），我很努力，也很謹慎，是這樣這幾個東西加起來。我覺得我有一定的判斷力，但是我不是那種閉上眼睛，無中生有，就有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品的那種導演。

《人物》：你怎麼看，比如像畢贛這些新導演，他好像就專心在搞自己的電影，不會去擔心票房那些東西？

陳可辛：我覺得有藝術片訴求的導演，他就必須這樣做。其實每個人他之所以有他的人生的一種方向，或者態度，或者理論，都是因為他是怎麼樣的一種人而會形成他的那套價值觀，他的那個取向。那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路，我覺得畢贛他就應該做那種事情，姜文就應該做姜文的事情，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做每個人的事情。每個人的世界觀，他覺得對跟不對，都來自於他的可能性，或者他的limitation，這些加起來是形成他的那套價值觀體系的。

「生意是沒有樂趣的，監製也沒有，成了才有滿足感」

《人物》：你因為又做監製，又做導演，你是同時從生意跟創作兩方面有樂趣的人嗎？

陳可辛：生意是沒有樂趣的，在經營啊，營銷啊，這些不會有樂趣。你在監製也沒有樂趣。其實你可以說，成了是很有滿足感，但是過程有樂趣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天要解決問題，我剛一直在看手機，因為今天我監製的戲又發生了一些問題，又給人家去扣了我們道具倉庫的東西，把所有東西鎖住，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東西能證明我們是拍電影的。就一些很官僚的事情。然後戲又要停下來，就很多狀況，你覺得去解決這些東西會有樂趣嗎？不可能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因為我在做導演的時候，我就要保護我的作品，要去做這些事情，要去管這些事情。管了這些事情之後，你發覺原來你能管這些事情。所以你有了這個形象或者有了這個地位或者這個位置，加上有了這個名氣，加上有了這個凝聚力，就找到一些很能幹的人來跟你一起去做，變成你能夠給一個這樣的體系，給一些年輕導演（去做）。

那做了之後，其實除了滿足感，也有收入，而且這個收入比我自己做導演的收入的壓力小，因為你在前線確實是壓力大很多。作為導演，你每年要拍一部戲，是非常非常難的，現在我可以3年拍一部戲，我公司都還在運行，所以這些變成是一個必須的東西。

《人物》：所以說監製跟導演兩個身份，其實你真正享受的還是導演那個身份？

陳可辛：當然更享受做導演的時候。

《人物》：但我看也有人說你是一個好導演，但你是更好的監製。

陳可辛：我為什麼是個好監製，就是因為我是用一個導演的心態來做監製的，就是我不是純看著生意來做監製。所以很多時候，我甚至會叫人家，你多拍，沒關係，因為我會看整個全局，就是我會看這個戲貴1000萬，其實對那個回收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因為很多監製沒有導演這個身份或者這個話語權，所以他很多時候呢，就不能夠做這樣一個判斷，就只能按照本職辦事。我可以說，其實這1000萬，要是你這個電影是10個億的電影算什麼呢？就有些時候我可以說這樣的話，這些是有些別的監製說不了的，或者他沒有這個影響力或者這個話語權。所以我覺得說我是一個好的監製，不是真的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可以有一個更大的格局去看這個電影。    

「我站後一點，我先看，你們先說，我最後去把關」

《人物》：很多人也說，其實你是一個很善於調教演員的導演。

陳可辛：主要就是要有耐性，我覺得。更重要是開放，不要有一個既定的、很強烈的一個既定的概念，就是我不會覺得我一定對，你跟著我，你就不會錯了，這個是不行的。你們跟著我走，肯定是最有效率的，因為有一個人知道全盤的計劃，你每個人聽就行了。這是個很好的總司令，你可能會發現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率，但是不一定更好，因為好不好就看你是不是天才或者在你那一刻是不是天才，因為就算你是天才，可能在那一刻，你也不一定對的。

我呢，反而站後。我站後一點，我先看，你們先說，我最後去把關。我會給演員很大的自由度。因為我知道很多演員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而且是劇組裡面看似地位最高，但是其實是最被動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演員的心態，盡量給到他對你最大的信心，給他最開放的位置，給他去表達他自己。更重要的是跟他去聊這個角色，聊得透一點。其實每個演員都會站在他的角度，當然我們很多時候就說你別站在你的角度嘛，你站在整個戲的角度，但是當他站在他的角度提出了所有的可能對你情節線的難題，慢慢去解決，要是你能解決，能解決80%，你這個電影會更合理更好看。那無論觀眾代入哪一個角色，他都不會覺得突兀，會使得你電影更飽滿。所以呢，我通常就會盡量跟他們多聊，使到每一個演員都在他的角色裡面找到他的點。

我不掌控。我完全不掌控。以前年輕的時候呢，分了鏡頭，想了三五遍怎麼拍這場戲，然後鏡頭來要從這兒到這兒，然後你講話，然後到這兒。結果任何一個演員來給一個意見或者攝影師說不如這樣更好，你不能改，一改了，你全盤計劃就崩了，那個是沒有經驗的導演。而且還有預算、時間壓力的導演。到你去到我現在這樣，我又不拍千軍萬馬，所以我就說，我就拍，那麼就三個人在講話，我怎麼分，有什麼分別呢？拍這些我就很舒服。

所以我現在拍戲的狀態就是我真的可以不想就去現場，在弄劇本弄完，跟演員聊完就去現場，拍就來唄。然後你們排戲，排完之後，攝影師來，這裡一個，這裡一個，分多幾個，每一個人都抓到，其實我最後那部電影怎麼樣，回去剪片的時候才決定。因為可能我寫的時候是這個角色最出彩，這句話最好，但是演了之後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可能給的那個重點不一定是對的，所以現在我就非常放鬆地去給他們，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其實我很早就意會到了，我拍完《甜蜜蜜》就意會到，所以我去到美國拍戲的時候，我美國那批演員開心死了，他說沒見過一個導演那麼開放給我們去演。

《人物》：感覺好像你是日益生出了一種安坐於當下的這種禪定的感覺。

陳可辛：對，但是這個又有一點，跟我一向講的一個觀念有點衝突、有點矛盾。因為我常覺得缺乏安全感，這個是最好的狀態，因為使到你永遠都很緊張、緊繃。但是我終於找到現在這個階段，我是挺有安全感的，挺松的。

談成長與家庭

我爸的問題是他太覺得自己有才華，

那是一個最大的絆腳石

「我的價值觀有點奇怪，小時候審美很保守，越來越開放」

《人物》：小時候，你父親經常帶你去片場，帶你去看電影是嗎？

陳可辛：我看電影肯定有了，從小就是很多時候都看電影。記得當時有一部電影叫《大賽車》，裡面很多晚上的鏡頭，反正我很小，應該是幾歲，也沒有什麼印象。包括有些很經典的戲，很小時候就看過，但是當時是沒感覺，包括《畢業生》。當然還有一個有感覺的，很恐怖的，我記得是凱瑟琳·德納芙演的，我爸爸很喜歡凱瑟琳·德納芙，那是他的女神，法國女明星。那個牆裡面很多手出來，也是心理狀態的一種東西，很恐怖，黑白片，我記得那部電影特別恐怖。因為家裡當時也沒有阿姨，爸爸要看電影，媽媽要看電影，就只能把我都帶上，所以從這樣開始跟電影接觸。那個是波蘭斯基的一部電影，香港翻譯叫《血屋驚魂》，是他的黑白片，但還沒去拍《天師捉妖》，還沒去美國拍戲，還在歐洲拍戲的時候，一個挺經典的電影，應該是他第二部還是第三部戲。

《人物》：那小時候看電影的頻率是很高的，是吧？

陳可辛：肯定很高。我記得到我中學的時候，我因為懷念香港，暑假回到香港去。因為我爸有時候還常回香港，香港那個老家還留了一個房間，別的都分租了，留了一個小房間，他回去的時候還在試一些電影的，還沒有完全放棄電影的時候，就還常常回去。那我暑假回去，有些時候可能是回去一個多月、兩個月，我記得那時候我就14歲吧，我有個同學，很好的同學，也很喜歡電影，我們是會每天看一部到兩部電影，就一個月其實是看50部電影。當然你說一個月看四五十部電影，他能上四五十部嗎，沒有。但香港有三個場次，早場，工余場跟午夜場，就這三場戲呢，不停地重放老片；而且呢，你不知道放什麼，你要看報紙，每天的報紙一格格，就說今天5點放什麼，午夜場放什麼，什麼電影都有。

《人物》：當時電影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陳可辛：對我一向都是故事人物。我知道斯皮爾伯格一直覺得電影是夢，其實對我從來都不是夢。其實斯皮爾伯格的戲，我念書的時候我也不是很喜歡，我在念大學的時候，他的《奪寶奇兵》那個時候我還不去看呢，我根本就不去看，到後來才在錄影帶裡面看，所以我是對那些電影是，斯皮爾伯格那種所謂的夢的電影是沒什麼感覺的。

《人物》：你那時候喜歡的電影或者導演都是哪些？

陳可辛：其實都是有共鳴的東西，當然也是有自己慢慢成長的東西，我現在最喜歡伍迪·艾倫，我記得我曾經在中學畢業之前是不喜歡的。我的價值觀有點奇怪，我小時候審美很保守，其實是越來越開放，不是說小時候開放，越來越保守。

《人物》：小時候保守具體是指？

陳可辛：因為我看《曼哈頓謀殺疑案》，就十七八歲吧，我沒法帶入伍迪·艾倫那個角色的，我覺得他的道德觀我是很討厭的，但是後來我就理解、明白，就越來越喜歡他的東西，就是我是反過來的。

《人物》：現在喜歡的導演還有誰？

陳可辛：現在我只是在技術上欣賞他的一些能力，包括說大衛·芬奇這些。那你說現在有沒有一兩個導演我覺得他影響我很大，其實沒有。其實我覺得伍迪·艾倫影響我挺大，對男女關係等等東西的看法，包括我的成長，我開始理解男女關係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它可能會是這樣，你開始接受一些人性的缺點，甚至不道德等等。

但是當時我常覺得影響我最大的是，我一直有講過其實不是一個導演，是一個歌手，是保羅·賽門，他的詞都是講一些人生的東西，我覺得裡面的詞都很有意境，你都看得到畫面。我一輩子都是那些畫面去影響我拍戲，包括我喜歡紐約，喜歡倫敦，都是因為他的歌。我覺得可能就是從小受這些歌的影響，看到的紐約都是下雪，都是灰暗的天，都是失戀，都是什麼，都是這種，就還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吧，就是你覺得這些愁都很浪漫的那個感覺，我覺得這個回到我的電影，是有一定的關係。

「99%的人以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  」

《人物》：你會覺得你父親是一個失意者嗎？

陳可辛：其實是挺失意的，其實是挺失意的。

《人物》：這種失意也會傳遞到你這邊？

陳可辛：嗯，我覺得這種失意，他常常說有些時候他的東西是造就了我，也可以這麼說。

《人物》：他的這種失意會促使你對機會的來臨更敏銳嗎？

陳可辛：我常跟我爸說一個東西，我說我爸的問題是他太覺得自己有才華，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最大的絆腳石，對任何人。因為這世界真的有天才的人就沒幾個，這不是他教我的，這反而是我一直跟他講的。因為他是做什麼事情，他是我覺得我就這樣，那回頭來看，我現在分析他以前的失敗，是每一次都是他決定錯誤。

《人物》：就是他很相信自己。

陳可辛：對，他太相信自己，我覺得是這樣。

《人物》：你覺得才華會屏障人的判斷？ 

陳可辛：才華當然是需要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才華，不是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但是問題是你去到一種大師的感覺，你覺得你自己是天才的話，那是一個絆腳石，因為99%的人不是天才。那99%的人以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其實我就覺得，我也沒覺得我爸沒才華，但是我爸，他不是那1%，你就別想自己是那1%，我覺得不是那1%，所以問題是他做很多決定他都會覺得我就要這樣，對，我就要這樣，不去顧很多，因為其實很多事的成功是天時地利，是很多事情加起來的。

《人物》：你覺得電影導演裡邊，比如說1%有哪些？

陳可辛：很難說。因為可能我們看他很厲害，其實他也是熬了半天才熬出來。也可能他也是很多運氣，很多東西，機緣巧合，就你當然看到一些，其實你選那幾個大師肯定就是感覺上是最強的，他們也有錯的時候，也不是每一部都對啊，對不對，他們也有錯的時候。

《人物》：你是不是有意識地像你父親的反面，因為目睹了自己父親的這種狀態？

陳可辛：有沒有這樣的東西我很難去判斷，但是我覺得人都是累積嘛，都是經驗累積，事實讓你變成怎麼樣一個人，可能是這樣。但是我有沒有覺得你，我要走跟你不一樣的路，我沒想過。

《人物》：但是他那種失意，應該還會給你造成這種危機感吧？就是你覺得成功沒有那麼容易。

陳可辛：應該有關係吧。

《人物》：現在對你來說，重心就是兩塊，一塊是家庭女兒，一塊就是電影是吧？而且家庭是排在電影之上？

陳可辛：肯定是的，肯定是的。我覺得人真的是各方面要飽滿，工作要有滿足感，當然這個不容易啊。這樣講的話就好像自己很好，但是也不是每個人能做得到，就是工作要有滿足感，家庭要兼顧得好，我覺得真的是兩樣都要兼顧得好。因為我覺得家庭是很重要的，我看很多人很成功，沒有家庭，其實也很容易迷失，尤其是男人，成功的男人，當你沒有家庭這個概念，沒有這個根，就很容易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人物》：女兒對你的影響是怎樣的？

陳可辛：我覺得有了女兒，也不是她出生的時候，她也10歲了，從她三四歲開始，開始有交流之後，其實是挺不一樣的。你看著她成長，你看著一切的東西，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會放棄很多你的一些原則。就比如說昨天我們去一個節目說玩遊戲放水，就是玩電動遊戲，你會不會為你的老闆放水。我沒有老闆，但是我女兒就是我老闆，你會不會為你在意的人放水？我覺得這些是會的。這些可能是你原則上不會做的事情，但是當你有了女兒，你真的知道怎麼是完完全全，100%義無反顧，不用講任何道理地去愛一個人，而且去讓她、去希望她快樂。這個是妻子都沒有的，就愛情裡面是沒有的。這個是很奇怪的東西。真的是這幾年才感覺到。要是所有人都先做父親才去談戀愛，那就更好了（笑）。

《人物》：你這樣表達過你和吳君如的關係，說，陳可辛心中住著一個吳君如，吳君如心中住著一個陳可辛。

陳可辛：講得白一點啊，恰恰回到我們這個《喜歡你》的主題，就是所謂CP，什麼叫門當戶對，什麼叫匹不匹配，什麼叫對不對兩個人，其實不知道的。你去找到了一個人，怎麼會跟你那麼不像呢，那一定有一點點我的逆反，我的任性。我記得《甜蜜蜜》之後，我有些朋友說你為什麼不去找一個獎盃的女朋友，就是模特啊，各種了。我說那多土啊。就是你就會覺得，有些女生很漂亮，你不能跟她出來吃飯，那事情很土的，約會都不行。當時我覺得吳君如就剛剛好，大大咧咧的，那也漂亮，但是也不是典型標準的漂亮，完全不漂亮我也不行，所以我覺得剛剛好。在一起之後其實也很多東西不對的，大家都價值觀什麼的都不太一樣，然後也有吵架，也有分開過，分開過之後又覺得有些東西挺好的，又回來在一起。

終於在一起之後，你慢慢會了解，原來很多你覺得不對的東西，原來是你來的。就是你照著鏡子。人都虛偽，都覺得我是很酷的，我是不喜歡關注的，其實你找一個這樣的人，其實你就不是，你就是想做她，不過你表面想裝酷，其實你裡面就是你想有人關注。其實你就是有那樣一個東西，你自己藏在裡面，你借這個人來藏住你自己，我覺得可能是這樣，這也是最近才想出來的（笑）。

陳可辛全家合影

談天真的失落和野心

做東西我是希望成功，

但是希望做成功有什麼問題呢

《人物》：你經常會講到一個童真的失落，你覺得你現在失落了哪些曾經的童真？

陳可辛：很難具體地說失落什麼童真，但是不如這麼說，我覺得我今天講了那麼多話其實我還是很天真，我還沒有失落，最核心的天真還沒有失落。因為真的失落天真其實就不會講，可能連拍戲的動力都沒有，就都不會把人生的東西拿來在電影上去講。

《人物》：你覺得你自己最大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是什麼？

陳可辛：太謹慎吧。太謹慎又是優點又是缺點。都是同一個東西，對，肯定是太謹慎了。

《人物》：你的電影裡邊，包括你之前講過你對欷歔感，那種物是人非其實是情有獨鐘的。我看你講過，說你很小的時候，腦子裡面就有一個畫面，大概意思就是說一個富人家繁華過後，就剩殘花敗柳。

陳可辛：那真的是，以前小時候在家裡看TVB的電視劇，《朱門怨》那種東西，你知道吧，其實就有那個感覺。唯一一個不是西方體系的東西就是那種連續劇看到的東西。因為你回來的時候，本來是一大堆小孩跑來跑去，八家人一起住，突然間就已經是破落戶了，那種感覺。

《人物》：你為什麼從小就有這種感覺？

陳可辛：不知道，真不知道，從小就是這樣。我覺得以前對這種欷歔感是特別有感覺，所以早期的電影，愛情啊什麼，都是跟這些有關，都物是人非。但是後來呢，等於現在就講人的善惡跟野心等等，我覺得《投名狀》還挺重要的，因為《投名狀》的李連杰呢，其實是我非常能代入的。

李連杰幼稚嗎？當然幼稚。他可能以為他比劉德華、金城武聰明很多，野心家，但是野心家就是幼稚。我們每天都見到不同的李連杰，不同的龐青雲，起起落落。包括我說我要怎麼樣，我不要老闆，我那些其實都是幼稚，到最後這些都不用講，可能我再做訪問，再把這些東西再講出來，都還是幼稚的。到一天可能我根本就不做訪問了，那才是覺得，其實你根本就不用講了，你自己都不需要了解，其實你已經全了解了。

《人物》：就成了掃地僧了。像《中國合伙人》，口碑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爭議的聲音，最大的一個聲音就是關於價值觀方面，但是你其實反覆說，《中國合伙人》是很代表你。

陳可辛：非常代表我。

《人物》：你對那些質疑的聲音是怎麼看的？比如說你講的是成功學。

陳可辛：當然是講成功學啊，《中國合伙人》是講發財的，你不講成功學講什麼呢？

《人物》：對。他們覺得這種價值觀是有問題的，那你覺得，其實這也是你的價值觀？

陳可辛：不，那個只能證明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我覺得是更代表我的，我不是知識分子就不是知識分子，沒所謂啊，我確實不是知識分子。

《人物》：你說過，其實鄧超那個角色是……

陳可辛：那個是最像我的。但是不代表他的經歷也是我的經歷，但是那個是最像我的，就是很急迫要成功的，你回頭來看，我是有目的性的嘛，做東西我是希望成功。但是我希望做成功有什麼問題呢？但是我做的過程裡面，我認真地去做，我也沒有拍了一個違背我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是出很多份力去把它做成。包括除了作品本身，我會盡量去配合營銷，配合發行去做很多事情使到這個事情成功。

其實我唯一跟很多導演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說出來。誰都這樣做，誰不這樣做呢？今天中國電影市場允許你不這樣做嗎？你能拍一部電影不是為成功嗎？那不虛偽嗎？那不就是虛偽嗎（笑）？我唯一分別的就是我坦白而已。

《人物》:你特意強調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其實一般電影導演在內心其實還是把自己會更視為知識分子一些。

陳可辛：那看你怎麼定義知識分子，其實你當然不能說你完全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你不是那種高級知識分子，就是我不能夠永遠冷眼地用很批判的角度去看人生，我還是在人生裡面，我還是會被所有的七情六慾打動的。所以我的電影其實也不是那種三大電影節的電影。我確實就不是那樣，我也認，我覺得我也沒辦法。因為我也沒辦法，其實一樣，我不能拍給小鎮青年，我也不能拍給戛納，那我只能拍到一個東西，我自己能感動的。

《人物》: 你說更早期，20到30歲這個階段你是一個兔子的階段。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是一個烏龜的階段。做龜的時候其實是可以讓你更清晰地看到方向和目標？做兔子的時候會覺得有一種更躁動的那種東西，但是龜的狀態是穩的？

陳可辛：我覺得每個人走到最後其實都是烏龜，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曾經是兔，曾經是烏龜。有些人可能結果就是烏龜，完全沒做過兔，也有，但是我覺得我又做過兔，又做過烏龜，還挺好的。

龜其實是一定走到目標的，只是時間而已，兔是會摔死的。但是我不是不同意能做兔的人去做兔，因為做兔也是一種享受，就等於我說到過《金枝玉葉》之後那感覺，也是一個享受，但是記住，你不會一輩子是兔的，就沒有人是一輩子是兔。

2012年9月中旬，鄧超、陳可辛轉景美國拍攝《中國合伙人》